三、家班演出
《一家言》卷二有《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一文，述李渔家班的组成经过较为详备。
康熙五年（1666）夏末，李渔应陕西巡抚贾汉复、甘肃巡抚刘斗、提督张勇之邀，从北京远游陕西。在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有几位朋友为他洗尘，并请他在席间观看《凰求凤》的演出。这使他大为惊异，脱稿方几月，竟传到离京三千里之外的地方。这时，平阳知府程质夫购买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送给李渔，是为乔姬，初呼“晋姐”。当地伶工奏问世不久之《凰求凤》，这位从未迈出过山西一步的姑娘，仅仅听了一遍竟然能一字不落地哼出其中的唱段。李渔大喜，立即聘请当地旧肃王府一苏州老曲工教她习曲，进步神速，有如天授。这个新纳的乔姬（1655—1673），生前无名，死后李渔冀其“复生”，故名乔复生。她是李渔家班的台柱，工正旦，偶尔也串生脚。聪慧过人，学戏神速，略经指点，即心领神会。李渔说她，不论新戏旧剧，“微授以意，不数言而辄了。朝脱稿，暮登场，其舞态歌容，能使当时神情，活现氍毹之上”。乔姬擅演《琵琶记·剪发、寻夫》、《明珠记·煎茶》等。
康熙六年丁未（1667），李渔到了兰州，甘肃巡抚刘斗为首的各级官员，也仿效平阳知府程质夫的做法，集资购买了几位漂亮的女孩，让李渔挑选。内有一王姓者，年十三（比乔姬小一岁），善歌，遂随乔姬学戏。王姬（1656—1674）生前亦无名，归李渔后，因其是甘肃兰州人，李渔以“兰姐”呼之。王姬的到来，使得李渔心目中的家班雏形初具：乔姬温柔俊俏，适宜扮演旦脚；王姬俊美刚烈，适于扮演小生。二人配合默契，技艺相匹。惜早逝，俱享年十九岁。死后，李渔冀其“再生”，乃以“再来”名之，并为之著《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我们从《合传》中可以看出：“在兰州纳姬不止‘再来’一人，而‘再来’其翘楚。”
甘肃甘泉是李渔此行的终点，从甘肃回到西安以后，由潼关向南，经汉中从河南郑州、开封于年底到达徐州。沿途不断停下来休息，以加强对乔姬和王姬演唱昆曲的训练。在河防同知纪子湘的极力挽留下，李渔一行在徐州度过了康熙七年（1668）的新年。也正是在徐州，乔姬和王姬第一次登场进行了公开的表演。那是在庆祝当地一位官员李申玉夫人的生日宴会上，她俩俊美的扮相、美妙的歌喉，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自纳乔、王二姬，不满一年，已能登台，“真尤物也”。
后来乔姬倡议，成立家庭戏班，一有新作，便可排演琢磨，并自告奋勇担任旦角，“其余脚色，则有诸姐妹在”。王生乔旦，配以其他诸姬，家班女戏得以建立。除去后场，单以演员而言，至少也得十二人。
李渔建家班以后，先是“秘之门内”，“岁时伏腊，月夕花晨”，以及李渔夫妇和儿女辈生日，方演出一番。后来，“宾之嘉者，友之韵者，亲戚乡邻之不甚迂者，亦未尝秘不使观”。于是，声名远播。当时受到李渔特别接待的，在南京方面有方亨咸（邵村，官陕西道御史）、何采（省斋，官侍读）、周亮工（栎园，曾官左副都御史、清初两淮盐运使），在杭州有顾豹文（且庵，官御史）、沈乔瞻等，这些人“皆熟谙宫商，殚心词学，所称当代周郎也”。李渔家班除自演新戏之外，还由李渔自任编导，对旧剧“润泽枯槁，变易陈腐”，重加编排，使之“变旧成新”。
李渔家班的活动，大抵有两种方式，一是高级堂会，庆寿贺喜之类，一是酬应宴集。前者如康熙七年（1668）在徐州庆祝李申玉夫人生日宴会上的演出。申玉有声乐之好，妻子生于元旦。《一家言》卷四《李申玉阃君寿联》，序曰：“是日称觞，即令家姬演新剧。”此为李渔家班女戏演出之最早记载。所演新剧，可能是李渔刚刚脱稿的《巧团圆》。后者如《一家言》卷七《端阳前五日，尤展成（尤侗）、余淡心（余怀）、宋淡仙诸子集姑苏寓中，观小鬟演剧，淡心首唱八绝，依韵和之》。其六注云：“是夕演《明珠·煎茶》一折，未及终曲而晓。”又有《端阳后七日，诸君子重集寓斋，备观新剧，淡心又叠前韵，即席和之》。新剧即端阳前未及终曲的《明珠·煎茶》一折。尤侗《悔庵年谱》：“金陵李笠翁渔至苏，携女乐一部，声色双丽。招予寓斋顾曲相乐也。予与余淡心怀赋诗赠之，以当缠头。”[8]考尤侗《悔庵年谱》，时间在康熙十年辛亥（1671），李渔寓苏州百花巷，以戏会友。
后者不同于前者的是，对外不公开，观众只有余怀、尤侗、宋淡仙、李渔几个同好。他们都是行家里手，是同好之间的相互观摩，不是商业演出。经过协商，五月初一演出的时间被安排在夜间进行。因为更残漏尽之后，万籁俱寂，可以更好地发挥演出效果。演出当天，主人和客人，以及所有的演职员，都安排午睡，直到黄昏时分才起床。尤侗家的厨师为这顿丰盛的晚宴已经忙活了好几天。最先登场的是余怀的家班（幼童三人），夜宵之后，方是李渔家班的《凰求凤》登场。余怀、尤侗、宋淡仙等人，对李渔家班的演技赞不绝口，而乔姬、王姬的年轻貌美，更使得他们对李渔的艳福极为钦羡。尤侗后来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回忆说：“（笠翁）薄游吴市，集名优数辈，度其梨园法曲。红衫翠袖，烛影曾差，望之疑为神仙中人。”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新春，李渔在芥子园大会亲朋，家班连演新剧。乔王二姬之精彩表演，使周亮工、何省斋等名流倾倒，赞为“旷代奇观”。据余怀《玉琴斋词》，余氏也参加的，并写了两首《满江红》词，其题曰：“同邵村、省斋集笠鸿浮白轩听曲。”“浮白轩”是笠翁南京寓所芥子园里的一个室名。吴伟业写了一首《赠武林李笠翁》诗，非常切合李渔的身份：
家近西陵住薜萝，十郎才调岁蹉跎。
江湖笑傲夸齐赘，云雨荒唐忆楚娥。(www.xing528.com)
海外九州书志怪，座中三叠舞回波。
前身合是元真子，一笠沧浪自放歌。
李渔“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游西秦而抵绝塞，游岭南而至天表”，入缙绅豪门园邸，足迹几遍中国，也曾多次携家班歌演于扬州的厅堂氍毹之上。康熙十年（1671）秋，李渔还应蒲松龄之邀，带家班到宝应县知县府中演出。
李渔畜家姬，教歌舞，组戏班，游四方，做清客，打抽丰，以此来换取“日食五侯之鲭，夜宴三公之府”的生活，颇受时人诟评，被看作“食客”和“俳优”（唱戏的），瞧你不起。如李渔到扬州拜访徐石麒，“又陵默坐终日”，傲不与语；袁于令对其评价也不高，说其“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及小说，极淫亵，常携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高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予曾一遇，后遂避之。”[9]董含《三冈识略》更补充说：“夫古人绮语犹以为戒，今观笠翁一家言，大约皆坏人伦、伤风败俗之语，当堕拔舌地狱无疑也。”刘廷玑《在园杂记》也说他“所至携红牙一部，尽选秦女吴娃，未免放诞风流。”毫无疑问，这些明显的偏见和迂腐的观念，代表了当时“士林”的普遍看法。
窃以为，李渔初期只是为各地官员润色文稿，编辑文集，如同今天的出版社要收费一样（第一次公开打秋风，是康熙二年的春天，到扬州找盐商和两淮盐务的胡文学、推官戴玉循、江都知县刘玉瓒等人）；后期则包括起草文件、提供咨询、设计花园、堆砌假山、演戏，甚至讲故事、寻开心、设计家具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一切都是劳动，得到一定的报酬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至于李渔的家班，也与众不同。别人都是买歌童或女奴教习，而他却是姬妾自告奋勇充当优伶，是标准的家庭戏班。只不过又和职业戏班单纯的养家活口有所不同，李渔以文名世，以性命为戏，是以戏会友，晚年仍盼再组家班[10]。有些文人被他邀到家中，在酒醉饭饱、戏终散场之后，也仅仅是“秀才人情纸半张”：“赋诗赠之，以当缠头”。就是这样白贴成本（有人比较自觉，自带酒菜），李渔亦欣然为之。至于那，游四方，缙绅间，做清客，打抽丰，有所获，且不菲，李渔是，不讳言，有诗云：
缠头已受千丝赠，锦句何殊百宝钿。
谁料贫家司爨女，姓名高列五云笺。[11]
赠罢新篇客始归，缠头锦字压罗衣。
品题洵可成佳士，不是轻仙也解飞。[12]
再就他的著作《笠翁一家言》而言，诚如鲁迅所说：“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词呢？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而且这种以打抽丰的“帮闲文人”为职业，是明中后期“山人”风气的延续，是明末清初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趣味和好尚，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何况李渔是一个奇才，他的所作所为推动了我国戏曲艺术向前发展，并总结出戏曲创作与戏曲演出的经验，造就了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高峰，为我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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