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公车上书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前来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拍案而起”，上书请愿，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纷纷响应，这就是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出生于仕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在爷爷康赞修长年累月的影响下，从小就以儒学相标榜，说起话来满口的“圣人”之言，所以又被乡亲们戏称为“康圣人”，可是去了一趟香港后，“圣人”从骨子里变成了“洋人”。
香港的街上，到处是高楼大厦，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街市也是热热闹闹的。大开眼界的他不得不承认英国人有管理社会的一整套方康有为法，而且比起国内来说，是进步的，有效的，这使他萌生了由中学转向西学研究的想法。离开香港后，康有为又来到了上海。在这里，他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日俄通过改革走上强盛的例子，使他深信,只要变法，中国就一定能由弱变强。
1888年，康有为前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值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不久，边疆形势日益恶化，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康有为目睹这一切，忧心忡忡，痛感时危，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并产生了付诸行动的冲动。于是他不顾自己人微言轻，写了一封5000字的上皇帝书，用它去叩紫禁城的大门。
康有为在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正愈演愈烈，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到处出现骚乱，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很有可能再度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赶紧变法，方可挽救时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康有为建议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对变法的成效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如能变法，那么10年之内，就能富强，20年之内，就可以报仇雪恨。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可是却引起顽固守旧官僚们的极大反感。在他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是不成体统。所以他们不仅拒绝将书转呈给皇帝，而且还以康有为“狂妄”为理由，将本已考取举人的康有为革除功名，不予录取，以示惩戒。
上书虽然失败了，但康有为本人却由此声名鹊起，在政治上崭露头角。(www.xing528.com)
转眼七年过去了，1895年春天，清政府定期举行选拔进士的国家考试——会试期间，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于前一年高中举人的康有为，也取得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正当这些文人在京城小胡同中那油灯昏暗的客栈里抱着书本临阵彻夜“磨枪”的时候，《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悲痛莫名的康有为遂联合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康有为接受各地举人的重谭嗣同托，连夜起草了一封长达1.4万多字的上皇帝书。
书中不仅痛陈今日朝廷之腐败，提出了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还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
康有为把写好的请愿书给举人们看，大家都非常赞成，纷纷在上面签名。并决定在5月2日一起到都察院去呈递请愿书。
5月2日这一天，天气异常炎热，风沙漫天，康、梁二人带领着十八省千余名举人浩浩荡荡聚集于“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请愿书，在中日换约之前，将他们的意见上达给皇帝，以避免《马关和约》的确认。
都察院的顽固官僚们对这些读书人的“闹事”颇感恼怒，而得到消息的主和派大臣也大为惊慌，坚持议和的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孙毓汶公开叫嚷：
“如果不赶快议和，让日本人打来北京，我的老婆孩子家财怎么得了啊!”马上派密探前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恐吓，以阻挠举人们联名上书。不仅如此，孙毓汶还与李莲英勾结，给慈禧太后耳朵边不断吹风，借慈禧之手给光绪皇帝施压，促其尽快批准和约。慈禧一发令，光绪皇帝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忠从，中日如期换约。都察院也终于找到了借口，推说《马关条约》已经盖上了皇帝的御玺，无法挽回了，不肯代为请愿。
这次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连光绪帝那里都没有送到，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但它毕竟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举动，像一块大石头投入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激起了一阵波浪。作为近代爱国知识分子首次群众性的政治请愿活动，它冲破了清政府“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上书的内容被辗转传抄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推动了变法维新的改革浪潮，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光绪帝断成两截的汪春源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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