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由于政治较之道德、文艺等上层建筑更直接、更集中地反映经济，所以，它在上层建筑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政治既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1.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内涵

关于经济的内涵，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此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一再强调，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从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如列宁所评论的，马克思得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过程这一基本思想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由此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含义，即物质生活及其生产方式。

关于政治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根据《辞源》，政治的含义有二：一是政事得以治理。古人云：“道洽政治，泽润生民”^[1]。二是治理国家所实行的一切措施。《周礼》曰：“掌其政治禁令。”^[2]根据《辞海》，“政”的主要含义是政治、政事、政策、政令；“政治”的含义包括经济的集中表现和国事得以治理。对于什么是政治，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历史上一切政治观。它认为，政治的内涵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系统地下过定义，而是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场合作过深刻的论述。综合有关的论述我们便会发现，政治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3]“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4]“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5]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关系是基于经济关系上的阶级关系，政治现象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政治和阶级范畴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也就是国际上通用的政治学专业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概括地说，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它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中国百科大辞典·政治学》中对政治的定义是：“政治是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为实现其根本经济利益，围绕夺取、建立、巩固国家政权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例如，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对而言的“政治文明”中的“政治”就是狭义上的政治。而广义上的政治，是与狭义上的政治相对而言的，其基本含义是社会的政治主体由其历史惯例或法律规范涉及社会根本利益和全局关系的活动过程。它包括上层建筑领域（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和经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分配）领域的一切重大活动，关系到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切重大活动或事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列宁、毛泽东等，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仅仅归结为阶级政治和国家。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观非常明确地肯定，人类政治生活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分割，并与人类同生共存、共同发展。例如，恩格斯曾经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书所提供的有关原始社会的大量史料，详尽地论述了史前社会人类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政治组织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征；列宁所说的名言，“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6]毛泽东在1958年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谈到人类未来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变化时，也明确地肯定了阶级社会的政治及其特征；邓小平说的抓好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这些就是广义的政治。当然，狭义和广义的政治又是相互联系的。围绕国家政权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必然对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而在社会各领域的涉及党、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活动或事件，也必然影响着国家政权的运作和稳定。列宁说，我们的政治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另一方面的任务就是建设的任务。这里就把“建设任务”包括在“政治”之中。邓小平认为，政治就是中国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不是搞空头政治，而是要使政治同经济、同各项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经济工作、各项工作搞得好不好，也是政治问题。这些，都把许多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列入政治范围。“政治”虽有两层含义，但必须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政治与经济关系时还是以狭义为核心。

要全面理解什么是政治。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是武装夺取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开辟道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和巩固后，政治的主要任务则是经济建设了。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巩固政权、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力量源泉，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然而，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会自发地解决政治方向问题，因此，“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7]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2.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坚持政治与经济辩证互动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合力”论思想表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单一的经济决定论，而是众多因素的辩证互动论。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相互监督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即，整个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明确地把社会看成由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和“原理、观念和范畴”组成，物质生产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层次，社会关系和各种观念最终都能够从物质生产中得到合理解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既受生产力制约，又制约上层建筑，使复杂的社会现象有了最坚实的根基。但马克思这一看法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只承认经济的必然性作用的经济决定论者。因为马克思提出上述看法的根本宗旨在于，通过把物质的、经济的因素视为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既能够给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以致命打击，牢牢确立唯物主义一元论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又不否认政治因素的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决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关系，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关系与过程。(www.xing528.com)

具体地说，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把政治同一定的生产活动方式联系起来。此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一再强调，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从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是基础，是政治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具体来说：第一，政治是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社会政治关系。阶级社会中，经济领域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反映为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第二，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政治的性质，政治的性质是由经济的性质说明的。第三，政治的变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又相对独立于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恩格斯表述为：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实际的社会进程中，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其反作用的结果可能有三种情况：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论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严格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二是就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而言，就不能用“主要原理”来代替各种“相互作用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强调，他和马克思从来没有说经济是决定社会政治现象的唯一因素，社会政治现象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这众多制约因素中，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国际社会里同样，政治与经济既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又相对独立，具有各自的内在规律。总的来说，世界经济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国际政治是世界经济的集中表现，两者不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且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体而言：一方面世界经济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和根源，国际政治是随着经济的世界化过程出现的，国际政治是世界经济的集中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完全同步，或直接或间接，或快或慢，一般表现为终极原因。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反作用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以世界经济为基础，但它一经形成即具有相对独立性。

因此，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观应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的、终极的动因而言，从宏观的历史抽象来看，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反作用于经济；其二，从特定的历史时段来看，二者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不仅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政治能够对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而且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

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全面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摆正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体现了现阶段处理好我国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意义重大。另外，还有助于廓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模糊理解，帮助我们更积极地响应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只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终极决定作用和特定时期政治的决定性影响才能理解为什么说发展经济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才能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讲“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等等。在国际社会里，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重要手段，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对外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日益政治化，如西方以经济手段对前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美国前些年对我经常使用的“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政策及WTO的准入等问题，均为国际经济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内容，国际政治突破了传统的范围，生态、能源等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目前，很多问题已很难界定是属于世界经济领域还是国际政治领域，它们既是世界经济问题又是国际政治问题，边界模糊且趋为一体，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同时使用经济与政治双重手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目前已经表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了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新的历程。特别是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变革中，非阶级性的人民内部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是大量的和主要的。社会中政治利益和政治关系尽管也常常发生阶级性与非阶级性的交叉，但政治的基本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于革命年代的政治。因此，我们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研究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新的政治现象，揭示其规律性，指导人们正确处理这种大量的非阶级性的政治问题，不能不说是我国政治学科中需要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性课题。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加强政权建设，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我们所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建设。它的得失成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离开这一点，就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必将偏离社会主义轨道而误入歧途。那种超越阶级的“纯经济学”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国际上，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空前的作用和影响。国际政治的重心从政治和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倾斜，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空间强化，国际政治日益以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实力成为形成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主导因素。科技在当代的进步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而积极的效应，它已成为综合国力较量中头等重要的因素，以经济竞争为主将取代传统的以战争手段为主的旧模式。经济因此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重要手段。这也迫使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