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日渐纳入国人的视野,虽然许多学者都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但是其主张要么是对策性的,要么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和模仿,原创性成果不多,更别提具有一定系统性、理论性和逻辑性的著作问世。另外,他们所选取的视角,要么是剖析其中的原因,要么是单纯地提出应对之策,就是有一些能够兼而有之,也没有太多、太全和太新的理论支撑。本书在回顾和评述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依托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在确定政府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从区域角度探讨了不同区域之间整合机制问题,从而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搭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也为政府干预区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并进而引出了现代计划经济理论研究。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问世,尽管从理论上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根据,可是因他所受到的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决定着他和后来的追随者都不可能在结构方面特别是区域结构方面有所突破,而伴随经济的发展,政府四大宏观目标的相继确定又为政府核心目标的正确确立,设置了一道障碍,即使在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和法学等领域中已有所提及,也没有在现代宏观调控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由于政府核心目标的缺失和区域之间经济非均质性的存在,所以其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结果必然会引起区域经济的严重失衡。唯有明确政府之核心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才能确定各个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值,才能使政府真正关心其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区域上的不同反应,才能为后续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设计提供重要准备,更何况它还是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和各个级别政府都能接受和都已经确立的目标呢?
考虑到不同区域之间的综合影响力有所不同,在顾及中央政府各种制约的条件下,最终博弈的结果自然也就有所不同,有相同情况下的类型,也有完全不同的情形,还有兼而有之的情形,若是再考虑到无限次博弈的情况,最终各区域实际经济增长率相等也许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区域之间经济非均质性的存在,如果中央政府和区域政府都不顾及后者,那么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除了仍然可能引起相应的各种区域不对称效应外,即区间不对称效应和区内不对称效应,伴随时间的延长,还将会使区域经济发生人为的失衡,否则,这种失衡将不会出现,当然需要进行反向操作,即使两者能够进行很好的分工,也只是使区内不对称效应和区间不对称效应大小相等而已,对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则无能为力,毕竟这是由其内在原因决定的,也就是它们都与区域之间非均质性的程度有关,不过前者还与其相应政策乘数和变动幅度有关,后者还与当时本区域经济的整体偏离程度有关。(www.xing528.com)
若是再联系到前面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确定,笔者发现,这需要构造一个相对合理的经济区划框架及其相应的区域整合机制。
综观已有的各种经济区划方案,它们要么依据的是苏联的经济区划理论,要么依据的是西方的经济区划理论,应用于本书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将会造成两种理论两张“皮”,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它们还存在着两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即国土不能全覆盖和经济区域之间存在重叠,看来从宏观调控角度去进行经济区划将是一个急需采用的方法。细想一下,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国家,若中央政府不去设立经济区以间接调控各行政单元而是直接予以调控,那么它所付出的调控成本将是非常巨大的,而区域之间差异很大的客观现实又不允许它为各个行政单元制定适宜的经济政策,结果就必然造成各区域经济的苦乐不均,比较起来,设立中间环节——经济区也许将会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这又涉及三者如何分配行政单元的问题,如果能看到行政单元和经济区之间与经济区和中央政府之间调控成本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则经济区的个数及所属的行政单元个数也就得以确定下来,但对于哪些行政单元应归入一个经济区可能还需另谋对策。相对于一国而言,假如笔者可以将单个行政单元的经济看作是均质的,不同的行政单元的经济看作是非均质的,那么就能将单个行政单元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系统,只要再从中能捕捉出几个主要的基本特征并求出不同行政单元之间的经济相关系数,经济区及其所属的行政单元也就可以得出。而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恰恰为这些基本特征的获得提供了依据,虽然将其应用于一国可能还有点勉强,不过将其应用于单个行政区就没有太大疑问了。按照此种思路,鉴于任何现有经济函数都会包含未来经济函数的因子,出口函数因其实证原因而可以不考虑,笔者依托修正后的其中四个数学模型:消费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进口函数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经过实证分析之后,从中遴选出了四组数据,即单个行政区的四个特征值。接着,为便于不同行政区之间经济相关系数的求解,笔者又顾及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伴随经济的持续发展,任何一个经济系统其波动将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其方差最小,进而便将四组数据化为了一组数据。与此同时,在按照经济区核心调控省市要单一、分布要体现区域均衡和要体现经济影响力及未来技术变革趋势三项标准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笔者又确定出了六大经济区核心调控省市:辽宁、北京、陕西、上海、湖北和云南。然后,结合这两方面结果,经过演化出一张核心调控省市与非核心调控省市之间相关系数表并借助经济相关系数位置等同原则之后,最终笔者得到了凯恩斯宏观调控基础上的经济区划图,并且与现实基本吻合,这就不仅解决了国土不能全覆盖和经济区域之间存在重叠两大问题,而且它还与现实基本吻合,只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笔者还不能对该种原则的原因给予说明,只能以后再论。
在区域整合机制方面,在吸收和借鉴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其来源、类型和结构等还未被触及的问题,笔者进行了探讨。首先,根据先前已确定的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值,借助已设定的区域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通过逆推法从中导出了四种区域整合机制,即区域利率整合机制、区域货币整合机制、区域税率整合机制和区域政府支出整合机制,顾及其他三种皆不变的特点,笔者重点分析了前者,不但主要考虑了两种情况:区域货币政策之间的博弈分析和区域财政政策和区域货币政策之间的博弈分析,而且还分别将其划分出了两种情形:对称性情形和非对称性情形,结果显示,彼此的结果是有所不同的,除了均受到影响力大小影响以外,在区域货币政策之间的博弈分析情况方面,区域利率大小还受到博弈次数的影响,并影响着后种情况下的利率及其波动。其次,按照经济内在联系,笔者又相继导出了区域价格整合机制、区域工资整合机制、区域劳动力整合机制和区域资本整合机制,并剖析了彼此的联系和区别,包括前面的四种区域整合机制。念及价格和区域国民收入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前者,笔者仅仅提出了初步设想,即将其看作是个人福利、企业福利和社会福利三者的函数,而没有深入探讨,妥当与否,可能还需商榷;而对于后者,特别是其初始值如何求,笔者采取了藏而不论留待以后研究的方式。最后,在参考“托宾税”设立的基础上,笔者不仅提出了与之有关的各种“托宾税”式的税收制度,而且还给出了区域整合机制框架及其在我国的设想,甚至经济空间民主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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