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宏观调控理论的基本框架》-谢士强的最新研究成果

金　碚

《区域宏观调控理论的基本框架》的作者谢士强希望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这部专著写一个序。读其文稿，可以看出，作者花了很大的精力，书的内容也很有新意。不过，因为这本书是以数理模型为特点，而数理经济学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很难从专著内容本身进行评价和讨论。不过，区域经济调控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而且涉及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的问题，所以，我很乐意就此写一些意见作为对该书的回应。我在这篇书序中所表达的意见大多曾在已发表的论文中讨论过，而读者在阅读这本专门研究区域经济研究方法的著作之前关注一下我所提出的问题，也许更有助于理解本书内容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常级不平衡”和“超级不平衡”

工业化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近200～300年的工业化所创造的财富大大超过工业化之前的全部历史。世界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留下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人类至今还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世界上，工业化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极为顽固的客观事实。不平衡不是一种合意状态，不符合人类平等的普遍价值观，而且常常成为产生矛盾、冲突甚至动荡的根源。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缓解不平衡，实现平衡发展从来都是人类的一个理想的目标，尽管非常难以实现。

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化从来不是一个全面的现象，而总是只在少数国家（地区）中发生，工业化崛起地区的空间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在200～300年的工业化时期内，先后有60多个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20%。每一个工业化经济体的人口规模为几千万人。例如，英国工业化初期约1500万人，到工业化基本完成时（19世纪下半叶）为2700多万人；法国工业化初期约3500万人，到工业化基本完成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3900万人；德国工业化初期3500多万人，到工业化基本完成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近5700万人；美国工业化初期3200多万人，到工业化基本完成时（20世纪初）为7700多万人。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人类工业化过程就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世界的一些局部地区，带动着一个个千万人口级的经济体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同时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极大不平衡：世界进入工业化时期之前，世界最富裕的30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最贫穷的30个国家的2～3倍，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差距扩大到20倍以上，而且今天还在继续扩大。

可见，工业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工业特别是局部地区的制造业高速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地区间经济不平衡，而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千万人口级的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这些千万人口级的经济体通常以“国家”为名。所以，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迄今为止世界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突出和尖锐的问题，由此导致了许多困扰全人类的矛盾，例如，贫困化、战争、恐怖主义等。在各个千万人口级经济体即“国家”内，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样的不平衡现象也会产生一系列突出的矛盾，但是，同千万人口级的经济体（国家）之间的巨大不平衡矛盾相比，前者毕竟是一个相对可解的难题。所以，我们可以把千万人口级经济体内的不平衡称为“常级不平衡”，而把千万人口级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称为“超级不平衡”。

二、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超级区域经济关系”

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工业化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迄今为止，全世界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的总人口尚不足世界人口的20%，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就超过世界总人口的21%（18世纪中叶，整个西欧进入工业化初期时的人口不足1亿，而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级的巨大经济体，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已达12亿）。所以，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不平衡问题，同其他国家不可同日而语。这突出地表现为：各地区（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人口规模超过了世界上一般“大国”的人口（通常，一个5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就可以称为“大国”了），所以，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超级区域经济关系”，即千万人口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在人类二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千万人口级的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表现为国家间的不平等（南北差距），这种不平衡性至今没有收敛的迹象，而且，人类至今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而在千万人口级的经济体内部的经济不平衡，则表现为国内地区经济间的不平衡，国家（中央政府）负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职责。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为“超级经济体”（人口规模上亿甚至超过10亿），后者可称为“常级经济体”（人口规模数千万），而常级经济体之内的（通常为百万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则称为“次级经济体”。那么，迄今为止，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在“常级经济体”中发生的，而中国工业化则是在“超级经济体”中发生的。

因此，对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国内区域经济不平衡是“次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内区域经济不平衡表现为“常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存在“次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省级行政单位之间以及“三大地带”之间的不平衡，后者表现为省级行政单位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

从世界工业化的进程看，迄今为止，“常级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总体上没有收敛趋势，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继续释放着扩大不平衡的能量，不平衡问题仍然在恶化。对此，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来进行理性的调节。而“次级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在许多国家确实具有了收敛趋势，产生收敛趋势的原因不仅有市场经济本身的作用，也有中央政府调控的作用。可以说，在人类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在解决“常级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即超级不平衡）问题上基本没有成效，而在解决“次级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即常级不平衡）问题上则有了一定的成效。(www.xing528.com)

既然对于其他国家，国内不平衡是常级不平衡问题，而对于中国则是超级不平衡问题。那么，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地区不平衡是否具有收敛的条件？中国是否有能力采用其他国家调节“次级经济体”之间不平衡的方式来解决超级不平衡问题呢？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尽管有很大的决心，但并没有做出肯定回答的充分理由，因为，既缺乏具有逻辑力量的理论，也缺乏国际经验的佐证。

如果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强化常级经济体之间水平比较，鼓励它们之间的增长竞赛，实际上就是强化它们之间的竞争，地区之间的竞争和竞赛必然会凭借比较成本优势来实施各自的战略意图。那么，什么是比较成本呢？比较成本理论的假设前提是：要素（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不流动，产品可流动。而在现实经济中，有些要素不可流动而也有一些要素是可流动的，所以，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比较成本归根结底取决于不可流动要素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而现实中可流动要素和不可流动要素的实际状况是：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产品可流动，资本可流动（或流动性强），劳动不可流动（或流动性弱）。所以，对外，中国必须以大量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方式，实现经济资源的国际配置。而在国内，各地区间的产品、资本、劳动都是可流动的，特别是劳动的可流动性使得资本的梯度流动减弱（沿海较发达地区的劳动价格增长缓慢）。所以，比较成本因素中的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作用趋于相对的弱化，而税收、土地等不可流动要素的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如果进行地区间的产业竞争和经济竞赛，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各地区除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突出表现为各种“开发区”建设）之外就是更多地加大以税收和土地为手段的竞争。因为，在比较成本的驱动下，地区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不可流动要素的竞争，更准确地说就是，以不可流动要素（的低成本）来争夺可流动要素。由于基础设施（开发区建设）、税收和土地这些不可流动要素都是由政府控制的，没有政府的作用就发挥不了比较成本优势的作用。所以，如果鼓励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竞争和经济竞赛，必然后果是：普遍地存在着地方政府参与的区域间竞争现象，而且表现为各地在减免税费、供应廉价土地和低价格基础设施（开发区）等方面的激烈竞争，甚至不惜更多支付环境代价。这实质上就是以大幅度让利于可流动要素的方式来吸引资本的流入。而所付出的不可流动要素代价往往是巨大的和不可持续的。

三、区域调控政策须有更清晰的战略思路

人们常常把“超级不平衡”现象归因于政府对经济发展平衡性的“不够重视”。其实，工业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仅仅靠“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对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的，国家为此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所以，最根本的因素不是重视与否，而是客观规律的强大力量。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缩小千万人口规模的常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是一个长期目标。缩小常级经济体内即次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则是更现实可行的目标。中国现阶段区域经济政策的重点应是加大缩小常级经济体（省级地区）内差距的政策力度，通过缩小常级经济体内地区间差距的途径，逐步实现缩小常级工业化经济体之间（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差距的长期目标。

现阶段，无论是出于对公平目标的社会期望还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要求，后一个目标（缩小常级经济体内的地区差距）的实现都更具迫切性。因为，公平的近距比较比远距比较更重要，即人总是对近距不平衡更为敏感，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更可能是近距的不平衡而不是远距的不平衡。比尔·盖茨再富有，也不会让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穷人心态不平；而穷人身边的富人则常常引起极大的心理不平衡。

必须认识到，实现平等目标也是必须耗费资源的，超过资源能力的人为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客观地看，中国现阶段并不具有迅速解决超级不平衡矛盾即大幅度缩小常级经济体之间差距的充分资源和能力，而解决常级不平衡矛盾即显著缩小常级经济体内的地区间差距则具备了比较充足的资源条件，至少对于相当数量的常级经济体是这样。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和现实看，解决千万人口级经济体内（常级经济体内）的不平衡，和解决10亿人口的超级经济体的平衡问题，不可能采取相同的战略和政策。千万人口级的经济体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省级行政管辖的“地区”。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是常级经济体，而中国则是一个超级经济体。实现超级经济体内的全面平衡，是一个需要耗费巨大资源的过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对此，我们必须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在现阶段，不能不适当地有意或无意地刺激省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对比、产业竞争和经济竞赛。因为，那样的对比、竞争和竞赛必然导致由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的非市场手段的激烈竞争，因而产生各种不合理现象，例如，竞相减免税收、开发区投资、基础设施过度投资、低价批地、环境破坏等。实际效果则可能是尽管投入了巨大资源，但在缩小省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上成效不大，反而扩大了省级经济体内部的经济不平衡，导致另一些矛盾的突现。实际上，我国大多数省区内的经济不平衡，包括一些发达省份内的经济不平衡都十分严重。如果能够有效地缩小各省区内的经济不平衡矛盾，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不平衡性就可以有显著地改观。

所以，我国现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应作适当地调整：在继续实行一定的政策措施以缓解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的同时，将区域平衡政策的重点和着力点适当调整到更多地放在缩小各省区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现象上，通过省区内经济差距的更快缩小，实现全国范围长期平衡的经济发展。为此，要加大对各省区内的平衡性政策目标的评价权重，使各省区肩负实现内部平衡的更大责任；同时，适当弱化各省区之间的经济比较、产业竞争和经济竞赛，减轻对各省区之间包括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平衡性目标的评价权重，使中国现阶段的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更具现实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2008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