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历史记录-《学汇中外》

《中外新报》关于宁波的历史记录

谢振声

承甬籍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冯昭奎研究员相助，有幸见到在日本翻印的7期《官版中外新报》（复印件），出版日期分别为1858年12月19日（第一号）、1859年1月18日（第二号）、1859年4月3日（第二卷第一号）、1859年6月30日（第四号）、1859年8月28日（第五号）、1859年10月26日（第六号）和1859年11月24日（第七号）。除第五号为24页，第六、七号为16页外，其余均为18页。这份近代宁波最早的中文杂志，在国内已经失存。日本出的翻刻本，虽经删节，但多少保存了一些原貌，亦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中日间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笔者已将这7期《官版中外新报》抄录，共计3万余字，其中有关宁波的记载占三分之一以上。现介绍一下这7期刊物对当时宁波的历史记录，期望能有助于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150多年前的宁波。

《中外新报》简介

当代日本被称为情报化的国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十分发达。如追溯一下日本近代报刊的发源，则其发轫时间是在幕府末期，而最早的一些报刊是从荷兰和中国传入的。日本第一份报纸称《官版巴达维亚新闻》，于1862年1月出版发行，该报所载消息，是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荷兰政府机关报上译过来的。日本最早的一批期刊，大多是在我国香港、宁波和上海发行的中文杂志的翻刻本。其中就有创办于1854年5月的宁波《中外新报》。

宁波地临东海，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划定的五口通商的沿海口岸之一。1845年9月，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华花圣经书房（自1860年底迁到上海后改称为美华书馆）在甬城江北岸开设，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最早一批印刷企业之一。华花圣经书房自1845年9月至1860年12月，共印刷近5200万页，出书130多万册，使宁波成为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一个中心。《中外新报》就由该书房印刷出版发行。这份宁波最早出版的近代报刊，也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我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之一。

《中外新报》（英文名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是一份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期刊，系不定期刊。先后主持这份刊物的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1843年来甬） 和美国传教士应思理（E.B.Inslee，1822-1871，1857年来甬） 。玛高温是来宁波的第一位传教医生，华美医院的创始人。在甬期间，译有物理学书籍《博物通书》，还编撰了《日食图说》和《航海金针》。玛高温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积极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宁波新闻出版和医疗卫生事业做过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也是美国浸礼会在中国开辟传教事业的第一人。1856年12月，应思理在美国长老会的指派下到达上海，次年1月来到宁波。1861年4月，离开宁波回国。应思理自称“应先生”，《中外新报》第二号（1859年1月18日）封面即标明该报为“浙宁大府前应先生撰”。并注明：“咸丰戊午年或每月或间月编，售定于宁波大府前礼拜堂内发卖，每本计钱十文；凡外府县书庄来兑，可至本堂另议。”在宁波期间，应思理出版过两本著作，一本是1858年的《圣山赞歌》，另一本是1860年的《圣教鉴略》，均由华花圣经书房印行。

《中外新报》在宁波江北岸印刷发行后，面向全国，在当时颇有影响。该刊所载内容包括新闻、宗教、科学和文学，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国内新闻以新闻发生的地点如宁波、余姚、厦门、香港、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为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报道太平军和捻军动态的。该刊登载过一则英法联军攻打京津遭到强烈抵抗的消息，有事实有分析有评论，夹叙夹议，很有说服力。《中外新报》曾以日本、新加坡、欧罗巴、亚美利加、亚非利加等为题或笼统冠以“国外新闻”，报道过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该刊还登载过一些称之为“新学”或“西学”的文字，如介绍科技知识的《造纸法》《硝皮说》《金刚石》等。还发表过《民数》《夫妇说》《亚美利加土人》等文章。

在日本负责将荷兰文和中文报刊译成日文，并印刷发行的机构是1856年由幕府设立的“蕃书调所”，后改称“洋书调所”，是一个进行西学教育，翻译外文著作，检查进口书籍的机构。该所成立后，曾抄写或翻刻过一些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香港）、《中外新报》（宁波）、《六合丛谈》（上海） 等。由于当时中日间海上交通便利，交往甚多，当年从宁波到日本长崎的航行，费时不及4日。据日本东海大学文学部山本文雄教授考证，这份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于1858年就传入日本。该刊被译成日文后，改称《官版中外新报》，在日本约发行四年时间，共翻刻13册。现今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有11册，出版时间分别为1858年12月，1859年的1月、4月、6月、8月、10月、11月，1860年的9月、12月和1861年1月。其中1858年12月19日印行的一册，是应思理主持该刊后出的第一号。翻印本用黄色棉纸作封面，线装，一册为一期，长宽为20×14厘米，每册均注明出版年月，中西历并刊。在每行汉字的右侧，都加有日文的训读符号和假名，以便利日本读者阅读。每册封底里页还印有发阅目录，为舶来蕃书类、官版原书类和同翻译书类。并注有“东都竖川三之桥，老皂馆，万屋兵四郎”等字样 （万屋兵四郎是一个专为洋书调所发行洋书的商人，“东都竖川三之桥，老皂馆”则是他的“发卖所”）。

《中外新报》的创办，开宁波乃至浙江近代中文报刊的先河，延伸了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器官。《中外新报》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批刊物，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宁波近代报刊发展史册上，它占有重要的一页。

《中外新报》的创办年份

关于宁波《中外新报》的创刊日期与早期面貌，长期以来由于原件之不易觅得，报史学界对其说法不一。其中关于《中外新报》的创办年份，曾有2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为清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58年12月19日）。根据为该杂志第一号的影印照片（见旧版《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从报头标明的具体刊行日期而知。2003年12月19日《宁波晚报》曾以“宁波最早的中文报纸”为题加以报道：“今天是宁波最早的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创刊145周年纪念日，1858年12月19日，第一号《中外新报》在宁波创刊发行。它不仅是宁波最早的中文报纸，也是中国早期主要的中文报纸之一”；另一说为1854年（咸丰四年）创刊。其理由见戈宝权先生（戈公振之侄）写的《英京读书记补遗》一文，文中提到1927年底戈公振先生在大英博物院曾看到过1855年出版的第二卷《中外新报》及稍后出版的第三、四卷的部分原件。据此推算出《中外新报》创办于1854年。

通过阅读手头的7本《官版中外新报》（复印件），在1858年12月19日出版的第一号上有如下记载：“东乡湖人滋事一案，自七月初七日，臬司段宪到宁后，调集余勇广勇等防堵府城，每日在小教场演武，以张声势，一面暗使人妥处。讵料使者迭性，其事卒归，无济。史致芬因有入城卖买，屡被官军捉拿，遂劫大嵩汛兵军局（已详前号）。”由此可知在第一号（1858年12月19日出版） 之前已有《中外新报》印行。另在1859年8月28日出版的第五号提及：“近有谣言，谓外国人强勒华人，至有套袋之事，传闻遍邑，究无实据……予于前报告中已详言其故。数年前玛高温先生亦载于新报中，使远近居民知所趋避。”可见在1859年的数年前，玛高温先生曾在这份刊物发表过文章。因此宁波《中外新报》创办于1858年12月19日的说法与史实不符。

新加坡旅日报史学者卓南生教授曾对《中外新报》进行过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卓南生教授是国际问题评论家和新闻史研究专家，著有《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和《从东南亚看日本》《国际问题纵横谈》《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汉城风云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日本告别战后》《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 《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等，现为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他根据长期以来搜集的《中外新报》原件（玛高温主持时期的29期，应思理主持时期的4期）、日本《官版中外新报》11期和同年代日本知识界流传的多种《中外新报》抄本等，对《中外新报》创刊、闭刊日期，版式及其内容的特征进行了考究与梳理。所撰《宁波最早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原件之发掘与考究》，刊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该论文共分四部分：1.学界知之不多与产生混乱缘由；2.玛高温编辑的《中外新报》（1854-1858）考；3.应思理编辑的《中外新报》（1858-1861）考；4.玛高温与应思理主持的《中外新报》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结论为： 宁波最早的中文报刊 《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5月11日，首任编辑为美国传教士玛高温。该刊最初为半月刊，从1856年2月开始改为月刊。1858年12月19日，另一美国传教士应思理接替玛高温的编务工作，并另改序号出版，一直持续到1861年2月10日。

由于1858年底应思理接办《中外新报》后，另起炉灶，重新从第一卷第一号开始，加上很难见到《中外新报》原件，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对该刊的创始年月有所误解，并一度造成混乱。现今新闻史学界已公认：《中外新报》创办于1854年5月，1861年2月停刊。

关于东钱湖史致芬起义

笔者现有的7期《中外新报》均由应思理主持，出版日期为1858年12月19日至1859年11月24日。《中外新报》作为一份宁波的地方报纸，对宁波的事情记载得比较详细。其中有关东钱湖史致芬起义的内容占较多篇幅，从一个侧面再现了150年前在世外桃源似的东钱湖里，燃烧过反抗官府压迫、奸商剥削的熊熊怒火，亦可与段光清（1798-1878，曾任宁波知府、宁绍台道、浙江按察使） 的《镜湖自撰年谱》互相比照。

咸丰八年（1858）7月9日，鄞县陶公山渔民在史致芬的带领下入城请愿，要求废除“贴水”。关于“贴水”，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有如下记载：“宁波码头向有钱贴之名……我尝言宁波虽大，而宁波码头实空，只有账簿，不见现金。譬如年久老树，外面枝叶虽茂，其中本质已空，遇大风暴，立见摧折。省中同寅皆掩口笑。后因码头日空，庄上存钱日少，以票取钱，必出贴水。其始每千不过贴水五十文，渐至百文，以后竟至四五百文。”当时商号收购渔民捕获的鱼，只记账不付现金，但若要将过账钱兑换现钱，必须付10%-50%的“贴水”，这使渔民深受其害，再三要求加以废除。而时任知府张玉藻偏袒商号，严词拒绝渔民的请求。渔民对此十分不满，一怒之下出手殴打了知府人员。知府急忙招集壮勇，置备器械，准备对渔民实施攻击。恰因雷雨大作，故各自散归。史致芬回东钱湖后与众人商议，决定在觉济寺树旗结寨，在奕山上竖了一面“官逼民反”的大旗。7月30日史致芬率数千渔民进城，焚毁了大校场演武厅，但因遭团勇狙击，有渔民10余人被打死。不久，已升按察使的段光清来鄞县招降，遭到史致芬等人的拒绝。而与此同时，鄞县团练练总李厚建却率团勇袭击觉济寺，双方激战在陶公山下。在沿湖数万民众的呐喊助威声中，渔民奋起反击，越战越勇，团勇节节败退，共打死包括李厚建在内的团勇130余人。9月史致芬又率众攻破东钱湖东面的大嵩所。11月段光清率兵镇压陶公山渔民，焚毁觉济寺及附近民房千栋。12月7日，史致芬在宁波大教场壮烈牺牲。在此期间，已有不少商号闻讯后悄悄地取消了过账钱。

东钱湖史致芬起义是浙江沿海人民反封建斗争规模较大的一次。《中外新报》在第一号（1858.12.19） 用了近5页（1400余字）加以报道：

（鄞县）东乡湖人滋事一案，自七月初七日，臬司段宪到宁后，调集余勇广勇等防堵府城，每日在小校场演武，以张声势，一面暗使人妥处。讵料使者迭性，其事卒归，无济。史致芬因有入城卖买，屡被官军捉拿，遂劫大嵩汛兵军局（已详前号）。并于各处设局，以御官兵。九月十四日，段宪拨勇打鹭鸾桥一局，夺其旗帜。十九日，又亲带兵勇，欲攻四港一局，未至而回（时因乡人势盛，故不便率尔动手）。廿二日夜，史致芬率众，管港劫杜氏藏钱，以充各局。廿四夜，匪徒乘机复抢杜氏，被杜氏雇勇杀毙二人，伤者百余人（杜氏乃东乡富户，家藏现钱数万贯。录之以为藏钱者戒）。十月初，段宪闻东乡渔船出关，捕冬，恐有变诈。于初六日夜，着委员巡查街道，并派员坐守各城门，兼拨兵勇大教场、七塔寺等处，以为掎角之势。时有下乡收租者，屡被乡局所劫（自是城内富户不敢下乡收租）。十一日，段宪报勇驱散羊庙一局，得谷千余袋，又炮二，斩首级四颗。生擒四人，于十三日正法。十一日夜，湖人将大校场炮四门偷去。十四日寅刻，乡人聚众至大教场营盘（先是段宪着余勇在大教场坚筑泥城，以为屯兵之处），开炮轰击，约有半时，幸兵勇力抵，而乡人退，生擒乡人六名，内有假扮段勇号衣者。十八日，段宪拨勇打四港局，杀伤数十人（是日乃四港市日，闻有良民被广勇冤杀。又市中鹅鸡肉等物及附近居民被广勇掳掠一空），生擒四人。内一人仅十四岁（父名陈太大，党于史致芬。是日其子在高台上擂战鼓，猝不能逃，故被兵勇所获）。又误拿过路鞋厮一名，当予保释。陈太大之子供出税关前测字者为史致芬探子。是夜即捉拿是人（旋闻保释）。二十日，湖人忻德载、忻弹子入城勾引广勇（德载身系监生，弹子家颇富足，二人党于史致芬。弹子有四子，俱在史局舆事。因前有广勇三名，为湖人所获，致芬欲杀之，德载为之保释。广人许谢银三百元。后德载见四港打局，广人大为出力，乃入城勾引广人，名索谢费，实欲使广人为附己之谋耳）。是夕，在闽人标官寓内夜膳，被段勇所获（盖广人报知段宪也）。忻德载当即正法。忻弹子供称，愿发书令其四子拿史致芬到案赎罪，故暂寄慈溪县监。廿四日，兵勇又打四港，焚烧民屋数十间。是日四港有新婚者，妆奁尽被广人抢去。下午杀湖人炮船老大一名。廿六日，段宪亲率兵勇至四港、五港，在羊树庵宿夜。次日至木枝堰，焚国戚寺（国戚寺，史致芬所立以为局者）以及各处乡。晨时有僧人一名，图御官兵，当被拿获。兵勇进湖，湖人早已逃匿。遂焚陶公山屋五千余间，有未去被焚死者数人。廿八日，顾鸿卿送所获余勇十三名（此勇乃官所撤回，不知如何转在东乡），并报史致芬逃匿下水（地名）。着委员协拿未得。后段宪将所获僧人捆绑，徇示各寺院，遂行正法。又忻德斌，水人命，罪犯禁在狱中，被所获僧人供其私通史致芬。本月初一日，段宪饬县提禁，立桶三日，遂死。初三日，章定邦主令刘万典妻兄忻自加军等拿史致芬到案。段案当赏洋银二千元。给章定邦五品顶带蓝翎。初八日将史致芬凌迟（照西国例，罪犯置死，又复破其心腹，割其手足，未免太酷）。从犯忻弹子及十四岁陈太大之子等，同时正法者共有六人，将首级枭示于太教场（枭示之典，原欲使人有所畏，然习见为常，反不生畏而启忍心。盖善事可与民常见，恶事不可与民常见也）。是日李笙南用史致芬心肺在西门外祭其子厚建，万目共见，其惨毒更甚于史致芬。后初九初十等日，精兵广勇顾鸿卿等，以为东乡已平，罪人已戮，俱演戏置酒于庙中，以邀段宪，同相为乐，而段宪燕服俯就，征逐其间，亦殊失体统。

同一期上还刊有千余字的《东乡案始末》一文介绍相关背景，全文如下：

史致芬，东钱湖陶公山史家湾人，史族户不及百。而陶公山忻姓者约计五千余户，大都海洋为业。致芬早失父母，佣工成家，有心计，能交结，性执不可挽回，人嘱以事无不尽力，刻苦自持，不贪一钱，乡里信之。国家旧例，滨海诸省，当鱼汛时，各提镇率水师巡哨洋面，缉匪护渔，忠海船错杂，良莠莫辨。凡海船出海，必于该县领给牌照，以便稽查，无甚重费。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水师提镇概不出洋，渔帮自雇西洋船或广东船护卫，其费甚巨。又渔户无牌照，不得出关。鄞县兵科，每给牌照一纸，须费钱四千文，至海关验照，又须费钱二千文。东南乡海船不下五千艘，无不怨声叫苦。商之致芬，致芬密交道府兵书久之，知此项费钱非关国课，皆县兵书自充私橐，不过出其赢余为上司衙门使用而已。遂与众渔户控县控府控道，屡与县兵书对质。当时鄞县兵一科最有收利，其书办额缺，愿顶入者肯出钱千余贯。视渔照费，若其世业坚不肯减，每逢鱼讯，渔户强者或连帮冲关，而出弱者或至迁延失期，而致芬等与县兵书讼终不休。道光廿九年（1849），宁波府刘嘱鄞县毕，将史致芬传押，被押之夕，即有渔户三百余人至县堂声言，若将史致芬押往，我等数十家只得尽将渔具扛送公堂，求太爷另赐别业而已。县主谕，因欲详问事由，所以暂留此人，三日后定当释放。次日，县署前渔人聚众尤多，县主恐其滋事，上府请示。又次日，夜半人静，府差持火签提史致芬，托言问供，遂出西门解省，由省发遣充军广西，当时致芬所交之道书胡某，府书孙某，以漏泄吏务，见恨于刘，并坐充发。众渔户既失致芬，蛇无头而不行，由是冤抑愈重。鄞民皆以官府左袒，书吏贪酷无信，未几有盐案粮案相继闹事，刘府宪因此落职。咸丰初，广西乱，致芬逸出安拣地方，东西乞食，七年（1857）某月至家。各渔户如得至宝，仍以牌照相商，致芬许以必如所愿。遂于甬江之东租屋立局，凡渔船欲得牌照者，每一纸出钱七百文，由局转办，四百文归县兵科，为纸笔费。一百文为海关验照费。其一百文为局中支用。八年（1858）二月，致芬为县差拿护送官，县主张面叱致芬，无论你把持一切，即以逃军二字便可置尔于法，遂下狱。越一二日，渔户集大教场，千余人声言不得致芬，不止。道宪段公，盐粮二案所有平者也，以时方多事，不可更生事端，谕县主姑予释放。且饬县兵科，速给牌照，不得阻碍，费如其数，各渔户释然而散。未及半月，段公升浙江臬司，宁波府张兼署道篆。鄞俗交易大数不用现钱，多用钱票换现钱，数常相埒，便于取携，颇不为碍。自粤匪滋扰，邻省骚动，殷富家将现钱存藏。卖买小数概用钱票，以致市上现钱日贵，钱票日贱。至本年，现钱一千须钱票一千八九百方足相抵，谓之贴水。又其数时有涨落，不能划一。渔户鱼汛无多，每以渔时所得，供一年之用，因此常受其亏（容后再详）。

1859年1月18日出版的《中外新报》（第二号）连载了《东乡案始末（续前）》，全文为：

兼之秋收未届，斗米千钱，饥民载道抢夺。时闻五月间，陶公山有私议，平贴水米价者，相聚数百人，欲推致芬为首，致芬未之许也。廿九日，共至大教场，声言入城告状，时县主有病，署道张恐人多滋事，亲往抚谕，令静候五日，当为办理。并嘱史致芬为之分解，将次散矣。观者如堵，不能行动，一时拥挤，致道宪倾跌，失翎顶佩玉。回署后邀集绅富商家酌议，道府县汇衔出示，贴水每千毋过六百六十，米价每石毋过八千，然皆有名无实，不济于事。城中纷纷言，湖上人连结不散，必将复来。鄞县主张病故，镇海县何兼理鄞县事，闻县书叶贞全、王安国、杭人雷葆与史致芬交好，使之往说，令其散众安分，有罪尚可求免。并觅道宪翎顶佩玉。致芬答以贴水未平，米价未减，势难解散，其翎顶佩玉杳还无缺。陶公山人咸以此事非史致芬为首不可。适有二无赖子，知管江殷户杜氏前年曾以山木数千枝过海，被盗拉劫，致芬为之夺回，不受酬谢，谅必感惠。乃往冒称致芬欲平贴水，苦无资用，欲借钱二百千，谷二十袋，杜氏许如数，欲面交致芬。越数日杜氏送钱谷至，而致芬尚不知也。致芬自思，此事远近既皆目我为首，与其为人冒称，何如出身任事，因与众约，尔等欲我为首，必听我言方可，众皆允诺。乃鸣锣为号以试之，应声集者三千余人。致芬欲杀冒名借钱者，二人即杀之，而致芬遂骑虎不得下矣。时粤匪窜入浙境扰金衢严三府，宁波戒严，郡庙设有筹防局，乡勇五百名，绅富所募也。天灵寺有协防局，乡勇三百名，北商所助也。万寿寺广勇二百余名，官所招也。有李维镛者，向曾捐任粮厅，回里久矣。素性好事，不能安静，为筹防局董事，欲坐致芬叛逆，拿获杭人雷葆送道，谓其私通致芬。道宪以雷葆抗词不屈，且送由局董，并拿叶贞全、王安国发县寄监，县主何公以官令往说，并非私通，不肯。道宪乃将三人分寄山阴、上虞、余姚县监。何公欲辞鄞篆，不得。六月二十日，闻湖上人复来，李维镛子厚建，文榜举人，素习拳棒，身率局勇，至白骨桥迎击，湖上人先至者不过数十人，意在申诉，手无器械，被局勇杀死五人，生擒四人，溺水死者一十八人。逾时，湖人数百麇至，局勇退入城中，六门紧闭。宝顺火轮船，宁波北商所置，以巡洋缉盗者也。船内诸司多英国人，由三江口驶入浮桥，横截江面。湖人乃退至大校场，将演武厅焚毁而去。当日英国领事闻之，尽提英人在宝顺船者，严加训饬，以为内地官民不睦，非比外洋寇盗，我外国人只可处和，不得有所偏护也。自是城中防守加严。官出告示，有能得史致芬头者，赏洋银五百元。湖上人亦贴知单，言有能得李维镛父子首级者，谢洋银一千元。又言将于某日入城，专烧李维镛住屋，或言湖人再来，必与钱行米行作对，以致居民纷纷搬运，行栈店铺货物一空，城门启闭不时，道宪张计无所出，乃以地方不安有碍通商，言于英国领事。英国领事许以代为劝处，发告示八纸，往贴东乡（容后再详）。

因未见1859年2-3月印行的《中外新报》，故后续内容无法知悉。在第二号（1859.1.18）有一段评论表明了主持编务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应思理对此事的看法：

鄞县东乡案实由李维镛父子激成。李厚建之被杀，直如蛾投火，自惹其灾耳。官长绅富，不知费几许心力方得平静。迨史致芬正法后，李乃摘取其心，致祭于子。我西方人闻之者，莫不以为大奇事，盖杀牲取血，古人所以祀神，非以祀鬼，而况敢用人乎，而况于其子乎。近日又见六门，讣音直书，“摘心致祭”四字是欲显其荣，适彰其恶，不智孰甚焉。又讣音内有殉难请恤等词，其果可谓殉难，可以请恤与否，当道自有公论，非予所知。特此摘心致祭一事，有坏天良，不得不言，阅者试平心思之，以为何如。

有关西方殖民者掳掠华工的记载

在近代西方殖民者侵华的历史上，不仅记录着最可耻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记录着血腥的掠卖中国人口的“苦力贸易”。外国侵略者掠卖人口的事，鸦片战争前已有发生，林则徐在奏折中曾提及：“广东夷船出口，间有私带华民……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重活计。”战后情况更趋严重，到1852年左右，已发展到现有船只赶不上装运的程度。历史学家严中平教授的《“浮动地狱”里的滔天罪行》（载1951年9月21日《进步日报》）一文就提及：“1854年英船‘茵格伍德号’，在宁波装了44名女孩子，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侵略者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款明文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之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中国政府都必须“毫无禁阻”。从而使西方殖民者获得了掳掠华工的合法权利。当时掳掠的地方主要是福州、厦门、广州、汕头、上海、宁波等地，香港、澳门是两大转运站。在19世纪70年代，仅从香港一地出口的华工，就已达50万以上。

《中外新报》第五号（1859.8.28）有3处谈及此事：

（1）近有谣言，谓外国人强勒华人，至有套袋之事，传闻遍邑，究无实据。予思外国船即有贩运华人至外为佣，亦必串合就地中人，以甘言诱之，必不以袋套之。然此事在麦高、厦门等处间或有之。予于前报告中已详言其故。数年前玛高温先生亦载于新报中，使远近居民知所趋避。今宁地谣言套袋，缘由因幅隘不能备载。俟下报再详。

（2）又华人有欲往外国为业者，若无船费，切勿乘外国船，盖船之往返费用浩繁。人无船费，至外国时，船主将以其人为奴，以抵乘船之价。

（3） 天下最可恶之事，莫如谣言。往往无中生有，误国害民，无所不至。唯在地方官严行禁止，按律惩办，庶前此之谣言可息，后此之谣言不兴。查宁郡本年六月间，有英人用袋套捉华人之谣，或言某夜在开明桥有之，或言某夜在张斌桥有之，或言某夜江东套去祝念人二名，或言某夜三官堂套去割稻客二名，几至宁城内外，人人畏惧，无敢夜行。而各处访查俱是耳闻，并无目见。有识者曰： 是不可信也。果有套人之事，应有被套者之家属或被套者之同伴出来告状。于是谣言渐息。至本月十一日，忽有慈北之倪遵海赴县喊冤。称系观海卫人，于初九日有同伴李邦发、王大发、林阿三自鄞东割稻回来，路经浮桥，过桃花渡至砖桥庙前，时已二更，月色无光，暂息凉亭之下。忽见有外国人四名，闽人十余名，各执器械，将李邦发等三人套去，缚至小船，不知去向。伊急奔得脱等情。邑侯随带同赴道府衙门禀告，又送至陆教师馆中暂住。十二日，倪遵海赴大美领事衙门禀告，大美领事府随带至道衙门问供。十三日上午，陆教师又将倪遵海送至大英领事衙门，领事府详细询问，倪遵海频频改供，似真似假。领事府因诰以案闽人命，初九夜同伴三人已俱被套去，何以不连夜入城喊控。且初十日自早至晚，何处耽搁，何处探听，竟至一夜一日毫无举动，至十一日始行喊告等语。倪遵海但含糊答应，讯至十二点钟，领事府即带倪遵海到前江沿外国船上及水手寓所各处搜寻，并无踪迹。因带同进城，时已下午。谕令仍往陆教师馆中耽搁。不知倪遵海听何人主唆，又赴鄞县具禀，内称十二日已同通事往镇海停泊之外国船查寻李邦发等三人，乃船主不许上船，因在船旁喊叫，闻舱中有李邦发等声音，且似有人在舱中号啕哭泣，通事遂将船主拉过小船，押同来宁，至白沙地方，不料船主跳落江中，凫水上岸，追之不及等情。惟何以在大英衙门上午问供之时并无一言提及，岂非谎禀事实。八点钟，又据姚委员及陆教师带同倪遵海及倪遵海呈县之禀到大英衙门，质证是言，倪遵海无言可答。是倪遵海先后二禀俱系虚捏，已可概见。领事府即派拨火轮，并由姚委员饬差，押同倪遵海到火轮船。次早开往镇海关内关外及外洋票港金塘，凡有外国船停泊之处，著令倪遵海上船查认并仔细探听，毫无影响。一面由陆教师雇工人到慈溪观海卫及后山北探听李邦发等三人住址，并有无上郡割稻及有无回归。及据工人回禀，该处并无此三人，无可追查等因。及倪遵海回至大英领事衙门，重加盘诘。倪遵海自知败露，立即认罪，称系误听他人立唆。领事府因将倪遵海羁押一夜。十五日即送交本官究讯，并请出示。大英大美领事府均有照会到道台衙门，请地方官按律究办。夫倪遵海一农人耳，何敢造言生事，在衙门喊控再三，其中必有主唆。是则倪遵海妄作妄为，固属罪大恶极，而主唆之人幸灾乐害，亦属罪魁祸首。至匿名冒怙，则轻听无稽之言，胸中毫无识见，但煽惑人心快。一人等乱之谈，贻合邑无究之祸，纵免显诛难逃阴谴。

查此案，本同谣言而起，挫造怙节，喊控到官，即群疑纠集。匪徒拆毁房屋，杀害人命，若非天网恢恢，立即破案，一经匪徒骤发，祸难胜言。现在地方官自能严办而窃愿。诸君子幸勿轻听人言，万事总凭理断，更所晓谕，同人钳其口而夺其气，未知非禁止谣言之一助也。

虽然编者应思理竭力辩解，再三为外国人强勒华人的套袋之事辟谣，但同时也提及华人若无船费至外国时，船主将以其人为奴，以抵乘船之价。在《中外新报》第六号（1859.10.26）又有相关记载：“外国船向有运载华人至外为工。愿往者必自立书画押，问或有就地匪徒强勒射利。以致套袋之说纷播遐迩。予于前号已详记之。然或又云，外国人所以贩运华人者，盖欲取华人之血以为鸦片夫。鸦片非血所为。中华台州亦产鸦片，怀是疑者，盍向台人而问之乎。总之外国船运载华人，易致谣言纷起。今外国官已立定例禁之，以后若有外国人私行是事，拟行缢罪。又后有华人欲往外国，须自出船费，庶不妨事？”应思理在此也承认：外国船向有运载华人至外为工。愿往者必自立书画押，间或有就地匪徒强勒射利。

西方殖民者以贩毒、掠卖人口等活动掠夺中国资源，在中国的国土上明目张胆地干这种人世间最残酷的罪恶勾当，这与西方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采用过的手段确实如出一辙。

有关宁波的其他社会新闻

《中外新报》以“宁波”“余姚”“鄞县公案”为题，报道过宁波当地的新闻，既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当时宁波社会的一个侧面，且可弥补史料的不足。在《中外新报》第一号（1858.12.19）卷首，编者应思理就希望读者提供新闻线索并纠错，内中写道：“窃思《中外新报》所以‘广见闻’‘寓劝诫’，故叙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使阅者有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然个人之耳目有限，报内如有记载失实者，愿翻阅之诸君子，明以教我，又或里巷中有事欲载报内，可至敞寓商酌补入。无非人求多闻，事求实迹之意，览者愿之。”

《中外新报》的新闻报道总体而言比较及时。为体现时效性，还临时插入重要新闻，如第一号（1858.12.19）在第一页付印前加上： “十六日，段公（段光清）起程赴省，宁民以东乡之平全赖其力，道路间尽设帐，各铺户悬灯结彩，演戏鼓乐、烧烛焚香，以相庆送。”

《中外新报》曾对宁波科场作弊案、多乞丐的情况等进行过专题报道，并加简评。经读者提供新闻线索，应思理在第二号（1859.1.18）上报道了宁波科场舞弊案：

多有士人以科场新闻告予，盖实事亦奇事也。故节其词，没其名，附刻于报。其略云，国家明经取士务，选真才，律法綦严，门斗识认，杜顶替也。分号列舍，绝代倩也。围墙布棘，防传递也。不谓行法无人，玩法日甚。近科浙围弊难枚举，顶替代倩传递无一不作。鄞县有潘某者，身食廪饩，素号谨慎，乃心为利疚，前科为费某代倩中式得钱数千贯。今科居丧，已不得考，乃为吴姓顶替入场。又镇海举人谢某惯作传递。甲辰科为张某中，辛亥科为胞弟中，今年为陈某中，文则佳矣，王法何在。更有异者，监生陈某雇工，出身税吏起家，几乎目不识丁，副贡生李某为之筹划赴试，作文抄卷一切假手于人，居然中式。夫乡会试者，朝廷进贤之路，科第者士人登用之阶，而坏法乱纪，一至于此，无怪手上无可任之臣，下无可倚之吏。帑乏民贫，皆充私囊云云。又闻今科直隶乡试，竟有优人滥登贤书，皇上已将王试革职，坐台十六同考官降级，监试提调皆被处分。杀新举子四名，停试者五十名。予谓，若果如是，彼舞弊者能不危哉。

同期还记载了宁波多乞丐的情况及原因，并提出了治理乞丐的方法及理由：

宁地良莠不一，而懒惰性成者，莫如乞丐，不事工作，乞食民间，甚有欢呼悲号时闻道左，因利乘便穴隙相窥，固斯人之咎，而亦官长之过也。盖下多游民，必上无良吏，官长诚能督率之。宁地之大，岂无工作，如道路之崎岖，城垣之倾圮，河渠之淤塞，沟渎之污秽，皆可使此辈操作，每日给以辛工。倘有顽梗不化，心在偷安而好为乞丐者，执而置诸法。至于费用不足，而民家铺户每日所布施者，可以交官，以供其费。即或不足，亦可劝捐以羡其用。将见城垣道路焕然一新，沟渎河渠清而不浊，往来行人举步尽乐康庄，暑时不受秽气，其为利益何如也。况无业者使之有业，则日作暮息，僻志潜消。而抢夺偷窃之事，不严自除。所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风，安在不可见于今日耶。

《中外新报》还刊发过不少宁波本地的社会新闻。从刊登的一些社会新闻来看，新闻的触角，已深入市井闾巷。

第一号（1858.12.19） 以“宁波”为题载：

英国驻扎宁波副领事官沈，前二年回国休养，今于本月十五日至宁复任。”以“余姚”为题报道：“余姚第泗门谢氏家豪富田有数万亩，恃势欺人，久为人怨。前月间，因收晚谷起衅，率家众与乡人殴打，乡人死者不少。后四乡群起而相攻，欲图剿灭谢氏。谢氏着人来宁郡雇余勇廿名。行至半途，被余邑乡人杀死十六名。然近闻其事已平。

第二号 （1859.1.18） 以“宁波”为题报道有4则：

（1）前月间，北门外王姓者，傍晚路过双池头，衣服与票钱九千被广人劫去。（2）前月廿九日，黄昏有人至府学侧，衣服剥去。（3）本月初三日黄昏，有人至县学前过砚池小径，衣服剥去。（4）初四夜四更，有卖麦结者在县前大街生理，被匪徒二名诱至后市地方，一人灭其灯，扪其目，一人即持锅而去。又北门外城下，有人背大钱四千路过，被匪人劫去。又十五、十六两日，亦有衣服钱物劫去。

同期以“鄞县公案”为题有如下报道：(www.xing528.com)

（1）十月间，有夏楚峰、乐安澜二人，并捏湾头富户赵方二姓之名，赴县具呈。以铁沙汇贴近湾头地方，屡有匪徒抢劫过往船只，请出示晓谕令，就地殷绅雇勇巡查。批准之下，夏乐二人遂雇慈余乡勇，配齐枪炮刀械，到铁沙汇设立一局，局名安澜，在梅墟设一小局。如有钓船百官船过往，索费大钱四百交局，掘头山都小船索大钱二百，局即给予三角小旗一枝。先过梅墟者，着其将旗交铁沙汇。由铁沙汇出费者，着其至梅墟交旗。假如有自铁沙汇左近或梅墟前后，不论两头到岸与否，均须照数出费。以致各船户纷纷具控。至十八日，船户聚集县署前，几致滋事。县主汪好言慰抚云： 汝等各自归业，本县当去收回晓示，一面密发火签，着差往捕。而夏楚峰等正与局内乡勇饮酒为欢，差以婉言诱至署前，即行拿住。并拿余党戎济阳、应阿林、陈全根到案讽供。县主大怒，以指官撞骗之罪，俱交营押，惟夏乐二人，当钉镣铐。现戎应陈三人已经保释。赵方二富户，虽具呈表明被捏等情，恐亦不能无累也。

（2）前月廿一夕，据报长毛陷宁国，实授浙江提督滕被害。

（3）前月晦夕，石碶张姓被抢，赃约二三百千； 本月初三夕，西门外新河桥周姓米店被抢，赃约百余千； 本月十一夜，航船埠头天顺钱店被抢，赃约数十千。现俱赴县呈控。

（4）本月初六夜，匪徒十余人，持火药器械，抢贯桥萧王庙东首大成银庄，掳去现钱洋银衣服等。十三日，差役于江北岸娼家见衣服一件，认系大成赃物，询其来历，娼妇告以，故遂得拿获抢犯三名。一系定海人，其二犯系慈北人。

（5）西成桥黄景鳌家务农，颇温饱。咸丰二年（1852），与邻人袁姓之妻私通。月余，事觉。袁姓即远迁。不数年复迁，至妻母家，仍与景鳌家相近。其妻为家贫，故乞借景鳌斗米。景鳌恨其远迁，不遂奸计，非惟不允，且播妇之丑名。后袁与冯友于萃记肉铺内扭获景鳌，有肉铺与分之包祥林，恨在店中捉奸，遂控冯纠抢。前月廿八日，凭中断令景鳌出钱廿千给袁姓，具呈息案。

（6）本月初八日，观音寺跟丝线匠与邻妇私通，被伊夫拿获送县。未问供时，奸妇在皂班房，有童生候榜者集观之。差役吓阻，众童生谓其殴辱，扭差至宅门喊叫，县主将差杖四十枷号。

（7）有张姓者持伪票，至万亿米行，买米二十石。本月初九日，该行将其人送县，十五日张挽丁姓付钱求息。

（8）前月初三日，信局俞正元呈报，王姓自苏托带银票五百余千被失。

第二卷第一号 （1859.4.3） 以“宁波”为题载：

（1）闻鄞县南乡有顾宏庆者，以奉邑南山龙山石，假作缸沙缸铁，载至苏州出卖，每斤得钱三四十文，以致富积十万余金。并家养积贼，广窃远近殷户，勒钱取赎，黑夜肆抢，带有枪炮，村人不敢追赶，号称南王，旧号江西碎碗，言利害也。伊弟顾宏康，以武生出身，与现任张知府小爷结为兄弟，连结府县幕友，出入府县内署，宏庆宏康兄弟均戴水晶顶带，地方恨之如仇，畏之似虎。近来与十六图殷户，并前任四川峨眉县知县陈价藩等于姜山立从义局，广招远近积贼并台匪广匪，近地匪徒内藏巨炮百余位，鸟枪不计其数，名为团练，实系抢劫大王。离局数十里之间，均被鱼肉。凡殷户有钱之家，稍不遂意，即擒缚吊打勒诈，自百十千至数千贯之多。一经触怒，性命莫保。局中有脚镣手铐牢监，并有挂壁铐，将人铐在壁上，日夜呼号，其擒勒之事，愈出愈奇，指不胜屈。地方不敢告官，官亦莫之知也。

（2）中华船只多有腐朽江边，予见而疑之，以为其板虽朽，尚可拆卖，以为民间器用，奚为任其腐朽至此。询之人，人曰此战舰也，非民间所得卖，板虽朽，尚有修费可领，以充衙役私囊。倘有无知小民窃取其板者必执而置之法。予闻言之下，不胜惊骇。窃思一物之微，欺上如此而又陷民于罪，不啻渔网之设，则他事之误国殃民可胜言哉！

（3）杭府麟贤声颇著，今新任宁绍台道，我等俱望其廉以持己，公以治人，无负朝廷，无负人望，为幸多矣。

同期以“余姚”为题有2则报道：

（1）余邑第泗门谢姓，家豪富，年前例应大捐官，欲捐伊数千千。谢姓仅许数百千，官亦无如之何。适逢岁歉，遂示谕贫民向谢姓乞赈。谢姓未许，贫民因而抢夺，谢姓屡次呈控，县官置之罔闻。遂出钱雇勇，私设刑具。前年八月间，谢姓有小主，年甫廿六，跨马游行，适逢乡民秋报迎赛有龙盘滚，小主恐惊其马，叱令停盘，不知持龙盘滚者不下二十余人，骤不能止，以致马惊人坠。小主因怀恨而归。移时，会至伊家，遂率令家众以图报复，乡人被凶殴，伤者甚多。时盘龙赛会者，共十七庙，群起图报，蜂拥而前，而谢姓住屋在于悬汀，四面环河，有桥两条，见人众拥来，拔去一桥，使仅容一桥而进。第泗门本系市镇，店铺皆闭，内伏谢姓乡勇，迨人众过街，铺内伏勇齐出，搠死百数人。乡人自是日与谢姓攻打。原其起事之由，实因谢姓私设官刑，而走马殴会之仇，尤其小也。人谓余邑闹租之事，起于谢姓，其实闹租案内伤人不多。

（2） 余邑上等之田，每亩收谷三百斤，早六晚四。山荡涂田，各照等差议收谷斤。前年早禾歉收，城中有富户李敦书，约有田六七百亩，素行凶恶，未肯因岁歉缺租。又有大富史姓者，兄弟三人，约共有田万亩，亦素刻薄，不肯让租。以致农民滋闹，强行立碑。县堂以歉收之年，准七折解付业主。至晚稻时收割甚丰，业主不肯允收七折，互控争斗，以致贫民聚党把持。县差捉拿佃人凶首王春生，是人本系童生，因见农人吃亏，故为农人主谋。众人见被拿去，遂聚众入城，以为王春生必在监中，勒令禁卒大开监门，放出囚犯，及犯人逸出大半，并不见有王春生。时县令情急投水二次，俱被众民救出。现闻其事，尚未结案。二月十八十九等日，闻有乡勇与乡民在梁弄攻打。余邑滋事为首者，王春生而外，又有倪省三、姜麟培及不识姓名多人。正月初十外，余鄞邑渡母桥地方差，获姜麟培禀送鄞县寄押，续又在鄞城内拿获二名，俱寄押鄞县。

第二卷第一号《鄞县公案》有11则报道：

（1）夏永福者，居住长锡，家称富有，十二月二十日，被匪徒掳抢，将其父擒去勒赎，于廿六日呈求提释。

（2）旧十二月廿九日，横街头陈溶报抢。

（3）旧十二月十五日，郑师融控伊店伙庄培椿虚收虚付，庄诿其弊出于司账李英祥，于是县主谕将李英祥管押，追缴其钱，于二十日，有郑煊为之理明，呈息保释。

（4）十二月十三日，走马塘陈子杨呈请出示，谕禁花会，准给示。

（5）正月内，道署失窃三次，初失椅披三块，继失紫羔马褂一件。又隔数日，失银水烟袋一支。

（6）二月十三夕，会敦寺跟王焕家被抢，报失赃约万数，旋十六日，获得抢犯三名，二系闽人，一系台人。

（7）正月初七日，西门南伙店主王采南，路过西门外大街，忽遇潮州人手持瓦罐而来，偶然相撞，以致罐坠于地而碎。罐内不知盛有何物，约如胶漆之类，潮人谎称为鸦片烟膏，扭住采南，诈其赔钱十余千。采南伪许之，着其跟至店中以取赔钱。后至熟识地方，喊集众人将潮人拿住扭送，县主汪公将潮人办立桶之罪。潮人力大，至次日将立桶挤脱。县主遂将二名潮人押入翼房，不与再立。或云县主格外施仁，或云刑具被其挤坏，罪无再办之意。二说未知孰是。

（8） 应陈氏之子应锡如，少年荡子也。在章桥阿四（娼妇名）家调戏伊妓小莲，并在其家输钱八九百千。母探知之，身至章桥阿四家，而阿四及娼小莲与其子锡如均避匿不见。仅获得阿四家十四岁使女金凤而归。冀章桥阿四来说，得少吐其子锡如花费之钱。讵料章桥阿四竟控应陈氏率党抢其使女，并报失赃百余千。应陈氏只得将所获来使女金凤送县。汪主讯问，据金凤供称，章桥阿四实系属娼家，应锡如与小莲宿娼及赌输等情，俱系属实。汪主并问金凤尔系谁家之女，金凤供称系小墙巷李姓之女，父母双亡，为伊伯母领养。伯母将伊卖与民家为婢，辗转递卖竟被卖至娼家。汪主立即提章桥阿四，追出金凤卖身文契，当堂涂销。饬差查传金凤叔父，当堂交与领回，保其身洁。章桥阿四哀求断还金凤卖身原价。汪主怒言，尔如欲得金凤身价，本县立将尔钱树小莲当堂发卖，并将尔亦招官媒认卖，将汝二人身价并罚入官。阿四因此大惧，哀求免卖，情愿不要金凤身价。汪主判有亲笔堂谕，其词颇佳，大有敦化之风。

（9）郭允恭者，西乡白象桥之富户也。垂髫时尝与石匠何贤中等掷骰，郭输钱数万，然非认真赌博，不过空作嬉戏而已。后郭父辈俱故，允恭弱冠当家。讵料年前贤中因在另处打押花会输钱，被人讨逼。忽忆十数年前曾与郭允恭赌博，赢钱甚巨。遂雇广勇多名，同至郭姓索讨赌钱。允恭惧其备势，挽中愿还一二百千以了其事。而贤中心肺顿涨，加之广勇煽惑，群艳其财，勒索允恭，欲其还钱万余。允恭无奈，只得控其勒诈，差提到案，县主将何贤中杖责管押。

（10）朱汝金者，湖田乡朱袁人也。合开阜南钱庄，好结纳乡绅，出入公门。旧岁三、四月间，长毛将近宁波，谣言纷起之时，朱欲团练图名。遂自出其意，呈明段宪，雇勇数百名，日给工食若干，其资费议在湖田内每亩捐资一百五十文，以作保卫。后需费已及千贯，遂向各户而捐。有置湖田较多之业主不允。朱遂赴杨府控告，一面向各业主凶索。旧十二月廿四日，业主遣抱呈在新道麟处揽舆呈告（因宁绍台道上任之时），道宪尝即押发宁府，断令业主照数捐出。但此举朱之因公渔利，当亦甚薄，亦何乐而为此耶。

（11）旧十月间，大嵩营移送汰革兵丁卢尚诚，因其与湖匪（史致芬之案）为伍也。据李汪前后二县主讯鞫，俱无实据。但卢系镇邑籍贯，十二月廿五日，汪县主讯令递解原籍。卢恐解至镇邑，又须取保转折。遂挽人向承差说明情愿出钱若干，私令在鄞取保。内有一差因分利未占高头，竟入内告知门上，门上禀知县主，遂着人赶传卢尚诚重行到案交差递解，卢无奈，只得出钱，复行取保噫，衙役之贪利甚矣。

内中第7则可称为是甬城有关“碰瓷”的最早报道，可见“碰瓷”这一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的行为早已有之并见诸报端，店主王采南机智应对，终使敲诈勒索者被绳之以法的做法令人称道。

第四号 （1859.6.30） 以“宁波”为题载：

（1）前数年宁郡骚动，招集广人为防御之计，赏给头目布兴有以守备衔。无知伊等顽梗不法，甚于他人。在宁地揉罗被，任意往来道署。前一带开设烟馆，聚赌宿娼，喜则歌舞，怒则斗殴。包讨钱票则连群结队，索诈财物则勒路凶擒，甚有私持刀械，以行抢劫。布兴有暗地分赃，名为职官，实为盗薮。民人痛如疾首，官长视同隔膜。即有一二贤令思除其害，而桀骜难制，终亦无如之何。予见是事因思，利害之间，切宜审慎，若因小利而忘大害，诚非善策。若广人者始为防御之计，终贻民人之祸。所利不敌所害，亦由执事者不能慎终惟始故耳。

（2）宁地护洋之业，向系广人为之。后有西洋人至，遂夺其利，继有佛（法）兰西水手亦心利之。前二年，曾助广人诛西洋人。而是业遂为佛（法）人所有。既而英国水手亦分利其业。本年四月间，有水手八名，在舟山护渔船索费过重，渔人苦之，控于英领事，领事拿获讯问，一罚洋银百五十元，监禁两月，一罚洋银百数元，监禁一月。其余六人，因无确据，故释放之。并饬宁地英人，嗣后毋为是业。后佛（法）国领事，在上海者亦是有喻。

（3）近见道署前有广人枷号，我外国人心窃疑之。以为宁地久惟广人为大，何官长忽加其罪意者，是人其无朋党乎？

（4）南乡姜茅山等处，花会大作。有心世道者宜禁绝之。（又闻石断塘等处亦有花会）

同期卷末以“附宁波”为题报道：“有慈北匪徒，号称京城大炮，素行不轨。前年凶擒王小山，以致殒命。后曾充当李笙南乡勇。前月十九日，纠集惫党在西乡林村地方滋事，村人聚众缚而擒之，将其人焚死。旋恐惫党未散，以图报复。遂报县主，县主会合营兵至该地查验，村人具呈诉其罪状，此已有五六人。”

第五号 （1859.8.28） 载：“六月廿四日，东乡人复图滋事，将大堰头一带民房尽行烧毁。次日遭难者（约有二三百人）入城控告，侨寓于万寿寺，官给以食。后闻头首六七名业经拿获。”

第七号 （1859.11.24）以“宁波”为题报道了如下2则新闻：“（1）宁地早晚禾稼丰登，米价颇贱，钱贴亦不甚贵，人心较去岁为安，惟商家贸易则均多亏折。（2）北门外张姓者，昔在石浦间设酒行。有儿13岁，在行学业。时有戚元开，素与伊家来往，其子阿三有事往石浦，寓于张姓行内，不料阿三诱赌，13岁小儿勒写欠票4万贯。迄今10余年，小儿虽属长成，然已忘却前事。伊之父兄更属不知其情。前月间，戚阿三欲借典索欠，恐难得志，将欠票交与广人代索，张氏因数巨，不能抵债，只得呈控县主。”

自《中外新报》创刊，“新报”一词首先出现。该刊比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56）仅晚九个月，比起上海最早的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7-1858）还早了两年又七个月。论其出版时间，则远比这两家著名月刊长。《中外新报》曾开风气之先，为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宁波人民打开了一扇窗户。除了明显的“文字布道”外，它也刊载一些称之为“西学”和“新学”的东西，客观上有助于甬人开阔眼界，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自强的决心。

自1854年5月11日创刊至1861年2月10日终刊，《中外新报》历时近7年。根据卓南生教授的考证，该刊初为半月刊，自1856年2月起改月刊，由此推算发行总期数应在百期以上。卓南生教授费时多年，跑遍日本各大图书馆和一些旧书店，且横跨东西两洋，访遍了世界各地的几个主要的图书馆，到目前已搜集到《中外新报》原件33期。笔者手头只有7期在日本的翻刻本，据此介绍150年前的宁波，虽属初次尝试，故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期望各方共同努力，使宁波最早的这份中文期刊能更多地展现给世人。

【主要参考书目】

日本翻印《官版中外新报》共7本（出版日期为1858.12.19、1859.01.18、1859.04.03、1859.06.30、1859.08.28、1859.10.26和1859.11.24） 。

方汉奇：《东瀛访报记》，第63-65页，《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46辑。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8-59页，第308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日）山本文雄等编，刘明华等译：《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第2-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206、302、5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卓南生：《宁波最早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原件之发掘与考究》，第64-69页，《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

龚缨晏，杨靖：《关于宁波〈中外新报〉的几个问题》，第315-317页，《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第122-137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