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禅宗巨擘-曹洞宗与天童禅寺法脉因缘

天童禅风播东瀛——日本佛教曹洞宗与天童禅寺法脉因缘

陈定萼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由印度初传中国后，经历了漫长的风雨历程，不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社会及中国民众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而且又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家。在中国佛教东传日本的史迹中，处于水陆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和蕴涵丰富佛教历史的宁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宁波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著名的港口，市中心的“三江口”为东流的余姚江、南来的奉化江和出海的甬江汇合处，是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门户。自唐朝中叶起，县治、州治、府治相继迁治于此，使这里江阔水深的航运优势得以充分地发挥，“万里之舶，五方之贾，来此贸易。”南宋时与广州、泉州并称为三大贸易港口。在“三江口”附近，设有专门处理海外各国商贡事务、税务的“市舶司”，建有接待外宾和检验商船的“来远亭”。同日本、高丽（朝鲜）、真里富（柬埔寨）、婆（印度尼西亚）、占城（今属越南）、大食（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有海上贸易往来。特别是与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海上交通往来相当频繁，就在这频繁的对外交往中，中国佛教的禅宗从宁波开始传向日本。

据有关史料记载，从中国的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就向中国派出了大量的留学僧，使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禅宗，虽在唐朝时由遣唐日僧道昭和东渡弘法的唐僧安义等传入日本，然而未曾独立成为宗派。中国佛教的禅宗在日本正式弘传，始于南宋时期入明州参学后归国而首创日本佛教临济宗的日僧荣西，和入明州参学后归国而首创日本佛教曹洞宗的日僧道元。他俩分别开创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并行发展成为日本禅宗的两大宗派，在日本禅宗史、日本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位僧人都是日本禅宗的创始人，而溯其历史源头是在中国浙江省宁波，追其宗脉因缘是在宁波鄞县天童禅寺。

中国佛教的禅宗到了宋代日臻昌盛。特别是在南宋，宋宁宗赵扩册定“禅院五山十刹”，天童禅寺被列为禅院五山中之第三山，其在禅宗中的地位由此可见。而从南宋中叶以后，宋地与日本国之间的商船往来相当频繁。开庆《四明续志》卷八中记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足见当时许多日本商船使往来宋朝明州的盛况。于是大量日本僧人搭乘商船从明州登岸入宋，他们中大部分是为了学禅而来。天时和地利，使禅宗名刹天童寺理所当然地成为入宋参禅日僧最先熟悉和最早到过的禅院。

天童禅寺位于浙江省鄞县东乡太白山麓，距宁波市区二十五公里，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入宋日僧中最先到天童禅寺的是荣西。明庵荣西（1141-1215），俗姓贺阳，号叶上房，通称千光国师，备中（今冈山县）吉备津人。他先学天台宗，并学密宗，后传临济。日本仁安三年，时为宋乾道四年（1168），荣西第一次入宋到天台山求法，带回一些佛教新章疏。淳熙十四年（1187）再次入宋后上天台山参谒万年寺的虚庵怀敞。淳熙十六年（1189）虚庵怀敞主持天童禅寺，荣西也随从前往以侍，终于嗣承了怀敞的临济宗法脉。绍熙二年（1191）返回日本，创立了日本佛教临济宗，努力把日本当时密教万能的风潮转向禅宗，这是荣西的功绩。荣西为报答“摄受之恩”，在绍熙四年（1193）从日本选“百围巨木”运抵明州，资助虚庵怀敞禅师建造天童千佛阁。而日本禅宗的另一位著名祖师道元，他在学禅传禅的生涯中，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他创立了日本佛教曹洞宗，为禅宗在日本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其功绩不可磨灭。

道元（1200-1253），号希玄，俗姓源，京都人，日本村上天皇第九代后裔、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3岁丧父，8岁失母，14岁出家为僧，后受菩萨戒，初修台宗教义。15岁到建仁寺拜谒荣西，初闻临济宗风。在日本贞应二年，时为中国的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四月，年仅24岁的道元随法兄明全搭乘商船入宋抵明州参禅。他俩入明州后即登天童禅寺，参访住持无际了派学习临济禅法。翌年冬，无际禅师圆寂，道元离开天童禅寺，历游诸方，遍访名师，而明全病死在天童山。

宝庆元年（1225），曹洞宗第十三世长翁如净奉敕主持天童禅寺。如净禅师（1163-1228），号长翁，俗姓余，浙江明州（今宁波）人，是南宋振兴曹洞宗的著名禅师，禅风峻严，模范清亮，誉为“人天导师、一代宗匠”，他的机缘语句有《如净和尚语录》2卷、《天童山景德寺如净禅师续语录》1卷。道元闻讯后于是年五月再上天童山，他在见到如净禅师的瞬间，就觉得眼前这位禅师正是自己倾心崇拜、久久寻找的导师，于是取消了曾有过的回国念头，决定留下师事如净禅师坐禅修持。(www.xing528.com)

道元拜如净禅师为师以后，日夜勤参苦究，终于将积在心中多年的疑团化解，省悟得道。师资证契即通，如净禅师向道元传授曹洞正宗法脉，道元得如净印可成为曹洞宗第十四世法嗣。得法后，道元决定回日本弘扬曹洞禅风。行前，如净禅师再次谆谆教诲，并将曹洞宗第三世芙蓉道楷留下的法衣，以及曹洞宗开山祖师之一的洞山良价所著的《宝镜三昧》、《五位显诀》和自赞顶相相赠。宝庆三年（1227）八月，道元返回日本，先后住京都建仁寺、山城深草安养院、兴圣寺，大力弘扬曹洞宗风。在安养院隐居时写下了“唯留一事醒犹记，深草闲居夜雨声”的诗句。当时隐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天童禅寺住持如净禅师的圆寂，作为弟子的他，进一步加强了护持、弘扬先师禅法的使命感，这也是他在夜雨声中唯一醒犹记的事。在这里他撰写了如实反映自己禅风的《辨道话》，上半部阐述了自身的学禅概略，下半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正传的佛法进行疑问、反论并给予一一回答。其中共有十九个问答，其前提是宗门的正传本身，实际就是如净禅师的宗风。文中他誉赞“天童净和尚，门风高古，当世无双，超凡越圣，十方坐断。或是孤峰顶上白浪滔天，或是干戈丛里神通游戏”。1244年，道元在越前（今日本福井县）建吉祥山大佛寺，作为全力弘扬曹洞宗风的根本道场，接化学人，行禅说法，其禅林规则皆取法于天童禅寺。后因《永平广录》中有“天上天下当处永平”之语，又因中国佛教长期流传永平求法之说，遂改大佛寺为永平寺。道元圆寂后，孝明天皇赐“佛法传东国师”谥号。1880年明治天皇又加谥“承阳大师”号，日本禅宗中受“大师”称号即由此开始。道元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寺知事清规》《普劝坐禅仪》等重要著作及《天童山景德寺如净禅师续语录》。

道元开创的日本佛教曹洞宗，经其门下弟子、法徒、法孙的努力继承，不断弘扬，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拥有两大本山（福井县吉田郡的永平寺和横滨市鹤见区的总持寺）、一宗务厅以及15000座寺院、800万信徒的大宗团。他们追怀源流，称道元禅师为高祖，尊中国天童禅寺为其祖庭。

197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人民之间广泛交流的大门重新打开，尘封了许多年的天童禅寺与日本佛教曹洞宗历史因缘又从岁月中走了出来，日本佛教界中许多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多次向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负责人了解、询问天童禅寺情况，并表达了要前往访问朝拜的意愿。1978年11月7日，国务院下达了同意修复天童禅寺的批文。1980年2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天童禅寺正式对外开放。于是，日本佛教界人士便纷纷前来参访朝拜。

1980年5月30日，以日本总持寺贯首乙川瑾映长老率领的曹洞宗大本山总持寺参拜团一行135人率先到天童禅寺参拜，这是天童禅寺开始修复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大型日本佛教团体。时已耄耋之年的乙川长老，对能在有生之年参拜向往已久的天童祖庭，感到十分高兴。

为了纪念道元禅师在如净禅师座下得法的因缘，日本曹洞宗信徒在天童禅寺云水堂建立了“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灵迹碑正面由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题额作颂，碑阴为时任日本曹洞宗管长、大本山永平寺第七十六世贯首秦慧玉长老的撰文，记述了道元在天童禅寺开悟得法的因缘经过。文中明示，中国天童禅寺是“日本曹洞宗发祥之地，净祖（即如净）若非付法于高祖（即道元），今日安得吾宗？日本古来即由中国传授无量文化，报恩谢德，实为佛教之家常。吾等愈应精进佛道，以期圆成中日友好”。1980年11月17日，以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贯首秦慧玉长老率领的朝拜团一行170人，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陪同下，参拜天童禅寺并参加《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落成法会。赵朴初会长在致词中说，“得法灵迹碑的揭幕，是揭开未来七百年、七千年，乃至尽未来际历史之序幕。这块无情的石头，将会真实不虚地宣说如来的心印，扇扬祖师的宗旨，劝进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情。”秦慧玉长老在碑前拈香说法：“稽首承阳无上尊，慈恩圣德覆儿孙。天童山上建碑处，大吉禅光乾与坤。礼拜鞠躬投地去，恭供禅定一心根。”

为缅怀如净禅师在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留下的非同寻常的功绩，日本永平寺出资500万日元在天童禅寺西桂堂建立“如净禅师颂恩碑”。颂恩碑正面由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题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本寺方丈明旸法师作颂诗；背面为日本永平寺第七十七世贯首丹羽廉芳撰文，高度评价如净禅师的业绩。1990年11月24日，以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贯首丹羽廉芳为名誉团长的友好访中团一行218人，专程到天童禅寺参加“如净禅师颂恩碑”落成法会。丹羽廉芳长老感慨万千，作拜登天童寺感怀：“中日交情有宿因，佛门同道自相亲。显彰威德高碑耸，太白山中现法身。”

宫崎奕保长老接任永平寺第七十八世贯首后，于1996年11月率访中团参访天童禅寺，拜谒道元禅师青年时的修行芳踪，同时发愿在道元禅师入宋修行迈出第一步的地方——宁波“三江口”之江厦公园，修建《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以尽报恩之心。1998年11月22日，九八高龄的宫崎奕保长老率领曹洞宗访中团一行200余人，再次参访天童禅寺并参加《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落成典礼。宫崎奕保长老动情地说：“道元禅师在天童如净禅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生参学的大事。我们可以说这里不仅是道元禅师也是整个日本曹洞宗有缘之地，也为通过佛教交流增进两国友好交往事业增添光彩。”

追溯历史，70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来自邻国日本的僧人，踏万顷海涛入宋到明州参禅求法，这在当时看来是一次平常的参学，而其后对日本佛教界的影响竟如此之巨大，对日本禅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一件重大的事件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