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传教第一人——玛高温
谢振声
1843年11月,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 J. Macgowan,1814-1893)来到刚刚开放通商的宁波。玛高温是纽约市人,肄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他既是来宁波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也是美国浸礼会在中国开辟传教事业的第一人。
来甬传教第一人
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侵略军陷舟山,侵宁波。1842年,中国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清朝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后,西医随着传教士开始传入宁波。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天,玛高温从香港出发,途经福州,于11月11日抵达甬城。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人民刚目睹或耳闻过英国侵略者在宁波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罪行,因此对洋人十分仇恨。玛高温到甬后,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他居住,他曾笔述进入甬城时的情况:“我在十一月十一日独自来宁波,在这里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对于言语更是绝对的隔膜。要聘请一个给我翻话的也没处去找,因为那时还没有说英语的。我初次进城的时候是在夜间进去的,找着了一个住宿的地方,是个贩买人的房子。在那里做了几天不受欢迎的客。大部分的工夫用在了竹篮儿打水般地寻求住处。我觉得民众不敢接纳我。”经过不少周折,玛高温才在北门佑圣观租到了部分房屋设立诊所,行医传教。为了适应环境,玛高温聘请了周祖濂为学习中国言语和文字的教师,开始了传教行医工作。1844年1-1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后由卫三畏主持,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第13卷刊登过安德逊的《中华医疗传教会在华活动的进展报告》一文,内中第373页记载:“……同样的机构在去年(1843)夏秋之际的某时,在宁波开设。玛高温医生是美国浸礼会的一名传教士,去年到达中国,向本会提供了他的服务。他的申请有幸被本会委员会接受……他现在正式被接纳为本会的一名医务职员。他前往宁波,那座城市被认为是一处实现医疗传教目的的好地方……”
传教士来华传播西医,其主观目的是希望通过西医,使中国人能认识到西方国家在医学上的优势,并通过在中国人中间赠医施药,使受益人对传教士及传教事业产生好感,从而帮助他们在中国人中间传播教义。传教士还在医院里开展一些传教活动,分发宗教宣传品。他们采用的这一方法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为开始消除中国人的排外意识,并进而逐步取得中国人对他们的信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有些在医院获得治愈疾病的中国病人从内心里受到感动,自愿皈依。这为传教提供了许多帮助,使他们的传教工作取得了许多进展。
1847年10月31日,玛高温与当年6月来甬的美浸礼会真神堂教士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1817-1887)夫妇一道在宁波西门组织成立了教会,这是华东地区最初的浸会。11月21日,该教会接受了玛高温的华语教师周祖濂受浸。当时从盐仓门到北门外碶桥为美浸礼会传教范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在华东的事业,就是从宁波起始的。周祖濂受浸后成为传道士,后又成为宁波浸会的第一任华人牧师,曾著有《消罪集福真言》一册,散布甚广。罗尔梯在甬从事传教及教育工作,自1863年起担任美驻宁波领事,著有《耶稣教要略》《耶稣登山教众语录注释》《使徒保罗寄以弗所圣公会书》《使徒保罗寄加拉太圣公会书》《赞神乐章》《耶稣教消罪集福真言》《使徒保罗寄罗马圣会人》《使徒保罗寄希伯来人》《使徒保罗寄哥林多圣会前书注》等。均由设在江北岸的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罗尔梯夫人于1860年在城北江滨(今永丰路,原宁波十六中学址)开设了一所浸会女校,后改名为圣模女校。1887年,罗尔梯染时疫死于宁波。
华美医院创始人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新教)传教的重要途径,其目的在于通过治病感动百姓,逐步满足中国人要求医疗的需要,以最终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1843年11月,玛高温在宁波城区北门佑圣观所办的诊所(可称为华美医院的雏形),起初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施行白内障切除术等眼科手术,疗效显著,受到病人欢迎和好评。在甬停留3个月后,玛高温离开宁波,至印度孟加拉结婚。
1845年4月,玛高温在孟加拉完婚后回到宁波,并重新建院。此后一再扩建,而且还从国外得到一批捐赠,有医疗器械、书籍、图片、解剖模型等。1847年,美浸礼会派医士白保罗夫妇来宁波协助施医传教,并在北门江边建起男病室,设病床20张。1848年,医院共接受病人4617人次。玛高温在1846-1848年年度报告中说,他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种可以戒除烟瘾的中药疗法,应用后果真有效。他还试图让中国医生也学习西医、使用西医。他曾在月湖书院内办班传医,对宁波的中国医师进行有关人体解剖和生理知识的特殊演讲,希望能激起他们对西方医药的兴趣和认识。这一题为“解剖学和治疗艺术的科学”的讲座,是中国大陆首先介绍解剖学知识的科学讲座之一。
当时的宁波,除眼科外,国人信任外科手术者并不多。当地人医治疾病时大部分人还是使用中医药。且当遇上霍乱、伤寒、麻疹等疾病流行时,教会医生通常也束手无策,只能给予诸如樟脑酒、芥子药膏和“补力药酒”之类的简单药方以作安慰。由于多方面原因,医院曾几度停办,在此期间玛高温就去巡回施诊。1844年至1851年出版的《中国丛报》第13至20卷,多次刊登过玛高温有关其医院的报告节选,内容包括他向教会所作的关于医院每年治疗病人总人数、疾病类型、病因分析、病人的职群划分以及医院的关闭与重开等系列报告。
1859年玛高温赴日本后,由白保罗主持该院。1880年,得当地士绅赞助,添置女病室,增床10张,并定名为大美浸会医院,同时还施诊于奉化江口、溪口和定海沈家门。1889年,白保罗因病逝世,由浸礼会传教医师兰雅谷(James S.Grant)医士任院长(其子兰安生1890年生于宁波,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多年,1962年去世)。1915年,新建病房与手术室,附设医院学校,并改名为华美医院,寓中美合作之意。1923年,为扩大院址,医院购得土地一方,并组织委员会,在沪甬两地募集资金,共募银9.99万元,以所拆宁波老城墙条石、城砖兴建四层住院大楼和三层楼护士学校校舍各1幢。1925年创立的宁波华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卫生人才。1930年,新院舍落成,北美浸礼会委托代表郝培德将医院财产交与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会,由医院董事会管理。华美医院医疗技术力量比较雄厚,设施先进,环境舒适,该院首任华人院长由深受兰雅谷博士赏识、该院自己培养的任莘耕医师担任。1934年由丁立成继任院长。1951年10月,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宁波市第二医院。该院历史悠久,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西医医院之一,在中外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宁波重要的医疗机构。
《中外新报》创办人
宁波地临东海,被划定为五口通商的沿海口岸之一后,英、法、美、德等国传教士、商人纷至沓来,他们在宁波除了传教、经商,同时办学校、开医院、出版报刊。《中外新报》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1845年9月1日,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到上海后称为美华书馆)在甬城开设,至1860年,在宁波已出版的书籍确切可考者有132种,共印行130多万(1330686)册,总计印刷近5200万(51755428)页。其印刷数量,无论是册数还是页数,仅次于上海,远远高于广州、福州、厦门,使宁波成为当时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一个中心。美国传教士选择宁波创办发行《中外新报》显然与上述原因有关。玛高温当时在中国的活动比较活跃,对中国的考察比较广泛。有关文章曾刊登在《中国丛报》上,如中国平原地区的下沙现象,中国人认知时间的方法等等。他还撰有《太平天国东北王内讧详记》一文,发表在1857年5月9日的《华北先驱周报》上。1854年5月,玛高温在甬创办了《中外新报》(英文名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这是宁波最早出版的一份近代报刊,也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我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之一。宁波最早的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与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56) 相比仅晚九个月,比上海最早的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7-1858)要早两年又七个月。若论其出版时间,则远比这两家著名月刊长。
《中外新报》是一份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期刊,系不定期刊,每期8页。该刊在宁波出版后,面向全国,在当时颇有影响。《中外新报》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广见闻、寓劝诫”,并宣称“序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内容包括新闻、宗教、科学、文学等方面。外国人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目的在于宣扬西方文明,借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而在客观上,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的出版,揭开了近代浙江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中外新报》所刊新闻多以新闻发生的地点为题,如宁波、余姚、上海、南京、香港、天津、厦门、广东、安南、暹罗(今泰国)、日本、新加坡、天竺(今印度一带)等,曾对太平天国作了大量的报道。亚洲以外的国际新闻,则笼统地加以“外国新闻”为题,或以欧罗巴、亚美利加、亚非利加等为题。这些新闻大都是转载或转摘。其中也有不少新闻以“探得”两字打头,行文用第一人称。可见当时已有一些新闻访事者。从刊登的一些社会新闻来看,新闻的触角已深入市井闾巷。《中外新报》刊登过《鄞县公案》《科场作弊案》《(鄞县)东乡案始末》等,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当时宁波社会的一个侧面。还载有《民数》 《夫妇说》 《亚美利加土人》《造纸法》《硝皮说》《金刚石》等文章。
《中外新报》是一份地方性综合报纸,它立足宁波,放眼全国,兼及世界,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这份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于1858年传入日本。该刊被译成日文后,改称《官版中外新报》,在日本约发行4年时间,共翻刻13册。这份近代宁波最早的中文杂志,在国内已经失存。日本出的翻刻本,虽经删节,但多少保存了一些原貌,亦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中日间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在宁波近代报刊发展史册上,《中外新报》占有重要的一页。
玛高温在甬期间,译有物理学书籍《博物通书》,还编撰了《日食图说》和《航海金针》。1851年出版的《博物通书》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电磁学知识和电报知识的书籍之一。共40页,有插图45幅,主要部分为《电气通标》译本,另附中西日历。介绍了摩擦起电和物体的导电性;摩擦起电机、象限静电计、伏打电池以及它们的制作方法;静磁现象、电流的磁效应和电磁铁;电报机及通信电缆的利用。《日食图说》在1852年出版,内容系测算1852年12月11日在北京、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等所见日食情况。《航海金针》于1853年出版,玛高温在序言中指出:“他们(中国人)实在亟须科学上的训练,而这些科学实为我们西方国家富强之根源。如果没有科学,要想开发这个帝国的潜能,那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为他们翻译科学著作,不仅在促进其物质的利益,也应该借以传播基督教的真理。”该书共35页,着重介绍海上台风知识,内有大幅插图,指示台风在中国海上流向。主要目的是为中国沿海船民懂得海上行船的科学知识,少受台风之害。上述3本书均由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印行,现今日本长崎大学图书馆等藏有玛高温著作的抄本训点本。
科技名著翻译家
1862年,玛高温回到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曾任从军医师。1867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行医。1868年加入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边行医边译书。他与我国著名科学家华蘅芳合作,用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办法,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把《金石识别》(12卷)、《地学浅释》(38卷)这有助于“民生利用”、“富国强兵”的两部书译成刊印发行,率先介绍了近代矿物学、地质学和晶体学知识。华蘅芳是自学成才的数学家,还懂得不少其他方面的科技知识,但未学过地质学,而玛高温的汉语也不高明。因此翻译这两部地质学著作,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华蘅芳,由于玛高温还要开业看病,他需要到玛高温的住所去听他口述,记下来再回去整理。为了译好这两部地质学名著,他们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华蘅芳和玛高温于1869年合译出《金石识别》,翻译蓝本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矿物学权威代那(J.D.Dana 1813-1895)为大专学生写的矿物学教材《矿物学手册》。原著为简明矿物学教科书及采矿冶金工程师参考书,在1848-1859年间就出版了12版,发行了数万册,其影响十分巨大。《金石识别》全书12卷:卷1论金石结成之形,介绍结晶学的知识;卷2论金石形色性情,介绍矿物的物理性质,其中包括确定矿物硬度的摩尔硬度计;卷3至卷10为矿物各论,分8类介绍各种矿石的形状、颜色、性质、用途等;卷11论金石化学,介绍矿物的化学成分等;卷12为金石分类之法,实际上主要介绍以吹管分析鉴定矿物的方法。(www.xing528.com)
《金石识别》是中国最具史料价值的一部矿物学译著,它第一次将近代矿物学和晶体物理学知识系统介绍到中国,且为当时兴办矿业所必需,故1871年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出版后深受欢迎。在1872年、1883年、1896年、1899年和1901年多次再版。晚清徐维则和顾燮光辑《增版东西学书录》时称“所译金石家诸书,以此为最有用”。不久华蘅芳和玛高温再次合作,以科学地质学的奠基人、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Lyell)的划时代巨著《地质学纲要》的部分内容改编,译成《地学浅释》,于1871年初版,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赖尔的地质进化均变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两部科学名著都是世界知名、传诵已久的基础读物,其中文版问世,对我国近代地质学、矿物学起了启蒙作用,标志着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已确立了它的地位。
《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用木刻版印行后,1896年又被《西学富强丛书》收录用石印出版,对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梁启超在读了《地学浅释》后,称赞它精备完善,《金石识别》也被他评为极有用之书。《地学浅释》在清代曾作为铁路、矿山等路矿学堂以及其他学校的地质学教材,流行了二三十年。1898-1902年间,鲁迅先生在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上学时,学校还在用它们作为教材。《地学浅释》一书通过地质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较详细介绍了生物进化论,鲁迅先生读书时,特地把《地学浅释》全书抄写了一遍,还把书中71幅插图一一描摹下来。华蘅芳和玛高温还合编过《金石中西名目表》,又称《金石表》《矿学表》,由上海益智书会于1883年初版。这部中国现存最早的矿物学英汉词典,共收录矿物学名词1850余个。此外,玛高温曾在《格致汇编》等科技刊物上发表过《有益之树易地迁栽》等文。
首开会馆史研究
行会是为了保护本行业利益而互相帮助、限制内外竞争、规定业务范围、保证经营稳定、解决业主困难而成立的一种组织,中外皆有。中国的行会究竟始于何时,尚无定论。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迟至8世纪末,唐代已有行会组织的雏形存在,这最初就是玛高温在其所著《中国的行会》一文中提出来的:“会馆早在唐代就为人们所知了。”
19世纪80年代初,玛高温被赫德聘为温州海关帮办兼医务官时,就着手对行会这一商人和手工业者带有社会性和互助性能的组织进行实地考察,他用敏锐和比较的眼光,直接观察中国工商业行会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活动和作用。认为不管是商人还是工匠们,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就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足以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也完全可以在官府的参与下使当地的经济平稳有序。玛高温1883年撰写的论文《中国的行会及其行规》(原文载《中国评论》),首开会馆史的研究。这篇文章除简短的前言外,主要是辑录了有关行会的行规。书中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行会的行规。虽然在行规中没有说明制定或修改行规需要多大比例的行会成员通过,但在每条行规的开头都有“一致议定”的字样。他1886年发表的《中国的行会》(原文载上海出版的《亚洲文会杂志》)一文,分为商人行会和工会两个部分,是西文著作中有关中国行会历史问题的著名文献。第一部分里的商人,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行商坐贾和新兴的银行家们。商人行会的建立以地缘为基础,业缘为纽带,在官吏的参与影响下成立,并进行运转。第二部分介绍的工会是指按照职业划分的工匠的联合会。玛高温通过实地考察,在《中国的行会》一文中不仅简略介绍了宁波、温州两地工商行会的基本情况,还涉及有关行会的起源、行会内部的管理、功能与作用、行会与政府的关系、行会与外商的关系,这些在行会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作用。玛高温在文章结尾时写道:“在本文上述对于中国商业和工业生活的考察中,最值得注意的显著特征是他们的联合能力,这是一个文明开化人的主要特点之一。对于他们来讲,组织和联合行动是极易做到的……”
玛高温的文章中还提及为防止火灾造成的损失,有的行会有救火车,并要求其行会成员帮助救火;有的行会规定定期利用灭火机进行灭火演习;有的茶商主动出资去投保火险。书中有关防止火灾的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商人是如何防范和规避风险,这既可用于研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也可用于考察商人的联合机制,颇有史料价值。玛高温的这2篇文章首开中国会馆史研究,迄今仍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均已收录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 (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
玛高温在温州任海关帮办兼医务官多年,1893年在上海病逝。玛高温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积极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开辟中国会馆史研究,且为宁波新闻出版和医疗卫生事业做过不少开创性的工作,这是值得称道的。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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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阳:《步济时及其〈北京的行会〉研究——美国早期汉学的转型》,第19-23页,《汉学研究通讯》(台北)第2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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