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坊与策彦周良
陈斐蓉
丰坊(1494-约1569),字存礼,一字存叔、人叔,号人翁,后改名道生,号南禺外史,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明正德十四年(1519)解元,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礼部主事。次年因随父丰熙参与“大礼议”事而受杖阙下,迁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后被贬为通州同知,又免职以归。此后刻意著述,深研书法,成为明代嘉靖年间名擅一时的书法家和鉴藏家。由于他曾造作大量伪书,所以又为人所不齿。在历史上,他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
丰坊一生交游颇广,他和江南的艺术界和收藏界都有广泛的交往。不过,在他的友人中,策彦周良因其身份的特殊而格外引人瞩目。作为日本高僧,他曾分别以副使、正使的身份受日本大内氏派遣入明。在明代二十余位日本遣明使中,策彦以深厚的汉学造诣,娴熟的外交才能而显得尤为出众。在华期间,他与宁波许多文人学士切磋诗文、赋诗酬唱,结下深厚友情。[1]他佛性醇厚、博学多才、精通汉文、善作汉诗,为许多中国文士所钦佩,甚至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2]他记录两次入明经历的《初渡集》与《再渡集》,是今天研究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
策彦周良,名周良,俗姓井上,字策彦,号怡斋,后改称谦斋,[3]丹波(京都府)人。生于日本文龟元年(1501),自幼天赋异禀,9岁侍西山妙智院心翁和尚(案:时住北阜鹿苑寺),凡朝经夕梵,触耳辄谙,过目辄诵,深得心翁喜欢。他跟随心翁学习中国书法与诗文,每日手抄《三体诗》,以十首为一课,课课背诵如流。10岁时,师命其以“年后梅花”为题赋诗,挥笔立就,人皆惊其聪颖。赞其书法为“小王飞白”。11岁的夏天,所住北阜鹿苑失火,寺僧十数人各自抱着生活用具逃离,唯策彦怀揣一册《三体诗》,跟从心翁来到西山(即京都西岚山)妙智院。其师涕而感曰:“此儿异众,真释氏种草,必当兴吾门。”随侍心翁之暇,策彦于《论语》《孝经》《庄子》《孟子》《左氏》等汉籍靡不通习,同时,特别热衷于唐宋诗词,“借荧光,惜驹阴,动忘寝食”,勤苦研读,于杜甫、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名家的诗文,大半都能背诵。[4]策彦18岁剃度后向心翁学习禅法,继承心翁衣钵,后为天龙寺妙智院住持。
明嘉靖十七年(1538,日本天文七年),策彦被任命为遣明副使,于次年从博多出发到达宁波,两年后回国。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以正使身份再次入明,三年后归国。两次入明,策彦将在中国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山川物华以及与文士交往的情形,记为日记,分别辑作《初渡集》与《再渡集》。两次圆满地完成任务为策彦赢得了荣誉,使他成为中日交通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此后策彦一直深居禅院,于日本天正七年(1579)圆寂,终年80岁。
策彦一生著述颇丰,除上述两集外,还著有《城西联句》《谦斋南游集》《谦斋杂稿》《蠡测集》《谦斋诗集》等。他醉心于诗,一生所作多达数千首。黄庭坚曾经说:“韩退之(韩愈)、杜子美(杜甫)作诗文,未曾有一字无来处。”策彦奉之为圭臬,于绝句、联句,日锻月炼,参以古人语意,以期在诗文上深得本根。策彦曾作一诗云:“樵竖牧童谈孔姬,中州风物未曾衰。乐花丛里春犹在,不逐山川摇落时。”他这样交代这首诗的出处:
谈“孔、姬”之字,取诸老坡(苏东坡)“腐儒亦解爱声色,何用白首谈孔姬”之句。“中州风物”借涪叟(黄庭坚)“扬州风物鬓成丝”之字势。余未见“乐花丛”之凭据,乐本无花,谓其盛美为花。“丛”字从花,“丛”乃聚之义也。取诸众乐,“花丛里”三字亦不虚设。丛林盛事,《华藏民禅师传》有“百花丛里现鸟坛”之颂。“不逐山川摇落时”虽赘“黄落山川知晚秋”之句,今也秋中,时节小远,故易“黄”之一字为“摇”,大率指秋杪之时耳。又山谷(黄庭坚)句云“白头对红叶,奈此摇落何”,“不逐时”之三字,则借“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之语。[5]
可见策彦作诗追求字字布置深稳,句句引经据典。他之所以能够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乃源于对中国唐宋诗文的精读习诵,日积月累。他的汉学修养之高不仅是他两次被遣入明的重要原因,也使得他在宁波能够广交文士。有些文人未见其人,先闻其诗,既惊讶又钦佩,主动要求与他结识。如当时宁波有四位秀才,对策彦的佳句“打篷风雨亦诗声”十分欣赏,主动登门拜见。[6]
从策彦所记录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发现他在宁波期间大量友人的名字。他初次入明为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二十二日到达宁波,十月十七日从宁波出发,通过大运河赴京进贡,第二年(1540)三月二日到京。九月十二日回到宁波。来年(1541)五月二十一日启程回国。他在宁波等待进京的时间与等候季风气候回国的时间,加起来有十三个月之久。充裕的时间,使他不仅能游览宁波的名胜古迹,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而且也结交了许多朋友。如在《初渡集》中提到的就有:丰坊、范南冈、方仕、柯雨窗、谢国经、赵一夔、赵元元、张古岩、张东津、戴子望、钱龙泉、黄南原、全仲山、全季山,王惟东、王汝升、王汝材、德性(南禅寺僧人,号梅江)、万汾(僧人,号心泉,称柳亭)、陆明德、周莲湖、卢月渔、范葵园、骆邦翰、金南石、倪畏庵、周世贤等等。[7]这反映出策彦很强的交际能力,同时,也可见当时宁波文人开放的心态。
策彦与这些人结识的途径主要包括:策彦慕名主动结识(如丰坊),在酬唱中结识(如柯雨窗),因兄及弟(如赵一夔、赵元元)、因叔及侄(如王惟东、王汝升)或因父及子(如倪畏庵及其三子,方仕及其三子),被动结识(如上述四秀才慕其名来访),甚至有在日本结识的友人亲戚,[8]也有同行中居座、土官、从僧等在宁波的朋友,策彦间接得以结识等。
历来遣明使者多由五山高僧担当,他们喜欢吟诗作文,钻研儒学,所以中国的典籍、书画、诗文是他们入明期间最想得到的东西。[9]请中国文人撰写序或赋,在当时日本禅僧中十分流行,策彦也不例外,他在初次入明时也希望能找到一位出众的文人为他的《西城联句》作序。《西城联句》是策彦在天龙寺时与诗社盟友的酬唱之作,历数年而成,共九千句,策彦十分珍视它。初次入明时,策彦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誊抄,并在当年(1539)的九月二十六日装订成册。[10]此时,丰坊从通州同知任上辞告回乡已达十年之久。10年间,他终日浸淫于祖上所传的万卷古籍、碑帖和书画中。他的学问、诗文、书法在当时已负盛名,求书者络绎不绝。想必策彦在宁波期间于丰坊也有所闻,他在写给柯雨窗的信中问道:
此去南、北二京,苏、杭二州,才子之出群拔萃者,今有几人。仄闻本府人丰解元,诗也文也为当世第一。近寓南京,是否?大凡以诗文鸣天下者,乞一一示谕,余纵虽不识其面,且识其名则足矣。[11]
巧的是,柯雨窗正好是丰坊的门生,他立即表示愿为之作介,请丰坊作序。十月五日策彦将《城西联句》稿交给柯雨窗,并希望能在十月十日前得到丰坊的序。[12]出乎意料的是,丰坊竟把稿件退回,原因是不愿意如此仓促写序。其实,此时的丰坊正心绪烦郁,根本没有心情作序。数年前,其父因大礼议之事遭贬,[13]嘉靖十六年(1537)卒于福建戍所。第二年(1538)六月十五日,丰坊上书为父亲辩护,称其父前谏大礼,非出本意,请求世宗(嘉靖皇帝)平反,同时希望自己得以委任。其进谏世宗复古礼,谓“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称宗以配上帝”,[14]世宗听后十分高兴,想起用丰坊。但当他向丰坊的里人张邦奇征求意见时,[15]邦奇却说:“其人少有文学,行多不检,圣朝岂乏此一人?今郊庙土木大兴,疆场不靖,若复有此举,海内何堪?”[16]明确表示反对。因为这个缘故,丰坊无所进擢。他并不甘心,嘉靖十八年(1539)六月,他又向世宗进献《卿云雅诗》一章,意在讨好,以期得到任用。但世宗仍以张邦奇之说,只让丰坊于史馆中待命,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丰坊最终没有得到委任,无奈返家,情绪极为低落。后来在柯雨窗的竭力请求下,丰坊勉强答应于十二日交稿。策彦当日拜访柯雨窗,果然得到丰坊所作《城西联句序》。为表达谢意,策彦通过柯雨窗转呈丰坊一书:
久稔嘉声,未拜尊颜,但深瞻企而已,今辱见假盛言于余野稿,荣莫荣焉。北上日云迫矣,官事冗冗,弗遑诣谢,非慢也,明年归期必果识荆之愿。金扇一握,方纸一帖,且表微诚,叱纳惟幸,恐瞿不一,怡斋子再拜,丰老大人钧座下。[17]
信中文辞恳切,对丰坊充满了钦慕之意,此外,还以金扇一把,纸一帖作为此序的润笔。
虽说丰坊与策彦的初次接触是间接的,但是通过书信与序言,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他们彼此留给对方的印象。丰坊很有个性,且自负,有求未必能应,但言出必行,十分守信,文赋出众,名副其实。策彦汉学修养深厚,信中文辞恳切,彬彬有礼。他的《城西联句》,备受丰坊赞誉:“言近而旨远,词约而思深,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诚理蕴于心,而嘉言孔彰。炳炳琅琅,焜耀于后世者也。”[18]
虽然策彦信中约定明年回宁波时必定拜访丰坊,但是没有资料表明他们曾在这段时间(1540.9.12-1541.5.21)会面,是否因为当时丰坊不在宁波,未可确知。
策彦与丰坊的首次会面是时隔9年后,其时策彦以遣明正使身份再次入明。是年(1548)六月,丰坊以其鉴识之名受邀至无锡大收藏家华夏家赏鉴文物,并为作《真赏斋赋》,此时,作为书画鉴识巨眼,丰坊已经声名远播,达到其鉴赏家生涯的巅峰。策彦把拜会丰坊作为此次入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慎重起见,策彦事先通过友人与丰坊约定拜访之日,得到丰坊的同意后,在拜会当日(即九月二十日),先通过友人呈送短简:
承闻,老大人文物德望冠中华,况飞英声于外夷遐陬。生夙抱荆识之愿,今日何幸纳拜于钧床下,感荷弗胜,恐欣无涯。[19]
随后,策彦携土官数人拜谒丰坊,丰坊门外出迎。丰坊宴请了策彦等人,并叫来优伶唱歌助兴,酒行十遍,从中午直至傍晚,主宾十分尽兴。
此次策彦以三幅雪舟等杨所绘的小画,[20]两握元信写的金折扇,[21]八十张洒金纸,一把小刀赠送丰坊,又以一握金扇赠其子丰鎣。虽然未有资料表明此次会面策彦要求丰坊为之作记,但是从会面十日后丰坊作《谦斋记》来看,[22]这些丰厚的见面礼实为求文的润笔之惠。策彦在得到丰坊的《谦斋记》一文后,特别赋诗一首:“南董笔端今(原文误为“令”字)属翁,重于九鼎画麟功。斯文恩惠加何赐,字字成珠辉我东。”[23]以“南董笔端”形容得到此记的不易,以“画麟功”比喻此记的重要性,可见,策彦对丰坊的赞赏和对此记的珍视程度。
十月六日,策彦赴京进贡,次年(1549)四月十八日抵京,八月九日离京回甬,途经浙江武林驿时,得知丰坊在杭州,策彦携居座、土官等人再次拜访丰坊。策彦为丰坊讲佛礼,两人笔谈甚久。其后,丰坊再一次盛情款待策彦一行,带他们来到当时声名最著的宴游之堂,饮酒酬唱。此堂装饰华美,让策彦大开眼界,但见“左右则青贝曲录之榻,金漆花纹之榻,十五六脚并而置之主人床榻之右边,十五六美童十二三人、廿岁许侍从十六七人,着履踞于长连床,堂内环堵立古画屏风,屏风有脚,以金铜造之,画图咸李唐名笔也”,堂之“中庭有莲池,花未开也,画船二艘泛泛”。[24]主宾就座后,品美酒、尝佳肴,随后,丰坊又延请策彦入画船品尝另一种竹叶酒,两人以小杯嘬饮,兴致颇高,策彦即席赋诗:
池磨菱镜绝纤尘,桂棹兰舟常载宾。学海渊源吾始见,文澜浩渺孰相论。才贤新垂渭滨钓,仁惠频迁合浦。天下李膺翁继踵,龙门登陟属斯津。
丰坊和云:
上人衣钵净离尘,今日偶然迎上宾。吐句周诗声入律,挥毫晋法帖难论。释而儒墨共该服,席上珍璋不纳。归便得波涛远稳,布帆无恙海东津。[25]
从诗中可见策彦对于丰坊博学的赞赏与钦佩,而策彦醇厚的诗文、古雅的书法更是得到了丰坊的赏识。此次会面,两人把杯论酒、论诗、论书,互相欣赏,结下了友谊。从另一方面而言,此次宴游之乐也让策彦亲身体会到当时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社交生活。
丰坊与策彦的会见有文献详细记录的仅此两次,但是从策彦第二次入明居宁波一年之久,及一些零星的资料来看,他们之间的交往当不止此。如在一件现存日本、曾经丰坊收藏过的中峰明本[26]的书法作品上,策彦题道:
予向任本朝朝使,赴大明国之顷,予偶过六部尚书丰存叔之华第,尚书延予于其燕寝,坐定之后,挂此轴子于座上而谓予曰,上是中峰甘棠之地,海会精庐宗主之攸惠也。字划龙跳虎卧,决非凡缁俗儒之所及,袭秘罔措。予数日之后,价于人以倭物计交易之事,然尚书宝惜,弗与,事遂止矣。翌年大明人五峰(王直)先生带之来,献大内义隆公,公悉予曾寓,爰而赐焉。[27]
可见,策彦曾于丰坊家见识过他的收藏。其中一件中峰明本的书法引起策彦的兴趣,丰坊告之此件作品是中峰明本传经讲道的海会寺住持惠赠的。策彦想以物交换,被丰坊拒绝。后来这件书法为王直所得,带到日本献给大内义隆,大内义隆得知策彦曾经见过,十分喜欢,就随手赠给他。
众所周知,遣明使船除了进贡贸易外,最主要的任务是从事私人贸易。因为巨大的利润,遣明使团十分庞大,一个团就达六七百人。除正、副使者外,随从者有居座、土官等,这些人本身就是商人,来华从事铜钱、丝绸、水银、针、药材、漆器、瓷器、古字画等买卖。遣明使的性质决定了他们难免会带有一些功利色彩。如策彦在华期间,也收购了大量的物品,如箱子、食笼、针、勺子、茶碗、瓷器、缎子、白蜡等等。当然,喜爱中国文化的策彦,更会热衷于古董、古籍、字画的买卖或求赠。曾有学者统计,策彦初次入明,在宁波期间,花钱购买或友人惠赠的书籍达60余册。[28]他还曾以物物交换的形式向宁波文人赵一夔买过小瓶。他曾致信范南冈和范葵园,向他们求购古籍,并告之视书质量好恶定价。此外,向宁波文人求字作画、写序赠跋成为策彦与他们交往的最主要内容。如在他与方仕[29]的交往中,除多次求得方仕的序跋外,还求得方仕为他作的书画达10余件,并得惠詹僖与苏轼的遗墨。[30]宁波的一些文人,甚至包括一些寺僧也会主动联系策彦,将物品兜售予他,如宁波南关禅寺的僧人带来香炉、小瓶、镇纸等求售。作为全国通日本的唯一港口,宁波文人、僧侣与遣明使团之间的私下交易在当时十分普遍。
所以,当丰坊在家里招待策彦及其随从,出示自己的藏品时,也许不仅仅是为了鉴赏。虽然没有详细资料表明他们之间进行过一些书画买卖,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至少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交易的意愿,这是因为,中国的书法作品,历来都是遣明使团最想得到的东西之一。而当时丰坊的书法已经蜚声于日本,在日本有一定的市场。我们还注意到,与丰坊的两次会见,策彦都带上了土官、居座等商人,即使策彦没有直接参与交易,他也有可能作为中间人,帮助这些商人与丰坊进行交易。至于前文中提到的中峰明本的作品,由于丰坊过于“宝惜”,所以当策彦提出物物交换时,未能如愿。但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件作品后来通过当时海上贸易走私集团头目王直,到达了日本,最终还是为策彦所得。这件作品为何落到王直手里,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丰坊后来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出手?也许丰坊确曾参与活跃于宁波一带的海上走私活动,与王直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情况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当然,在与策彦的交往中,丰坊也会利用策彦的遣明使特殊身份,来达到他的一些目的。如有学者认为丰坊曾利用一次与策彦的会面,引用策彦的一些见解来为自己的伪书《古书世学》服务。[31]丰坊曾问策彦:“商书平顺而易晓,周书聱牙而难读,何也?”策彦回答道:“孔子年三十一如周,问礼于老子,而观书于石室,竹简浩繁,载必兼辆,圣人天纵之资,一目强记,归而默书,以授弟子,其文多经圣笔润色,若盘庚周诰,当时王者诰命,杂以方言,如今朝廷诏令,多有文移字样,为臣下者不敢擅更其词也,因取典谟夏商之书,较之《易》之《十翼》,详其文气,如出一手。”丰坊表示策彦的这些说法“亦有足征者也”。[32]
通过上文的钩稽,我们发现,丰坊的声名、博学与收藏吸引着策彦与之相交,未曾谋面时,策彦已一再请求作序,初次拜会又求作记。而策彦的醇性、诗文与谦礼,也使孤傲的丰坊愿意与之往来,并乐于向他展示自己的珍藏。他们之间直接的交往次数虽然不多,也谈不上是至交,且不排除交往中的功利目的。但是通过酬唱,相互欣赏,结下了友谊。
丰坊与策彦的结交是中国文人与遣明使者之间交往的典型,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绝唱。[33]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中日两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体现了中国文化对遣明使者强大的吸引力以及通过他们对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www.xing528.com)
【注释】
[1]在明代,宁波是朝廷指定与日本“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所有遣明船在宁波上岸,等候朝廷诏命赴京进贡,回来后又在宁波等候季风回国。所以遣明使团每次进贡都会在宁波住很长时间,他们往往会利用这段时间与宁波文人交往。
[2](日)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上》,第281页,京都法藏馆1959年3月版,下同。记载,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曾多次与策彦酬唱和诗。策彦曾赋诗:“今日天恩与海深,凤凰池上洗凡心。回头群卉花犹在,始见青春归禁林。”世宗赐和诗曰:“奇哉才业与渊深,佳作一章波澜心。贤衲所口春色永,禅林花发又诗林。”此外,还和诗“氏姓声名俱不轻,曰谦曰策尽其诚。前来锡杖今杯渡,戒律再三如水清”。表达了他对策彦的赞赏。
[3]丰坊在其为策彦所作的《谦斋记》中称,策彦因慕《易经》里的“地中有山”之义,而改称“谦”。并且对“谦”字作了深入的解读。
[4]上述事迹见策彦《初渡集》,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十一日条下,第78-80页。
[5]策彦:《初渡集》,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十一日条下,第78页。
[6]策彦:《初渡集》,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九日条下,第66页。
[7]在策彦结交的友人中,除丰坊知名于全国外,大多为地方贤达,所以生平事迹志书中多未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订。
[8]1537年袁指挥(宁波人)曾随中国商船赴日,后羁留于日本,与策彦有所交往。此次策彦来宁波,袁指挥的女婿得知后,前来拜见,策彦因以结识。
[9]关于中日书籍的交流历史,可参见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关于书画交流可参见刘恒武《15-16世纪宁波文人与日本遣明使之间的书画交流》,载《文物》2008年第4期,第72-80页。
[10]在《初渡集》中并未记录此书何时抄毕,但是从他九月二十五日询向柯雨窗,想找人作序,及二十六日对此册进行装裱来推测,此书至迟在九月二十五日抄完。
[11]策彦:《初渡集》,嘉靖十八年(1539)九月二十五日条下,第90页。
[12]由于十月十日是策彦他们使团批准北上进贡的日子,后因事推迟至十月十七日得以起身进京。
[13]正德皇帝死后无子,其同祖父异父母堂弟朱厚熜入承大统,但他却欲追自己的生父为正宗皇帝,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料遭到大多数臣下的反对,引发激烈争论,世称“大礼议”。大礼议之争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政治斗争,前后延续近二十年,对嘉靖年间的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嘉靖三年(1523)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中,丰坊父亲丰熙作为发动人之一,事后被贬福建戍所。
[14]《明史》卷四十八,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
[15]时张邦奇为吏部左侍郎,又为太子宾客,充日讲官,深得世宗喜爱。 张邦奇(1484-1544),字常甫,号甬川,浙江鄞县人。弘治乙丑(1505)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出为湖广提学副使,后历官四川、福建提学、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侍郎、南京兵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16]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八,清敬义堂刻本。
[17]策彦《:初渡集》,嘉靖十八年(1539)十月十二日条下,第97页。
[18]丰坊:《城西联句》,载(日)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之研究·补遗》,第377页。
[19]策彦:《再渡集》,载(日)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上》,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二十日条下,第237页。
[20]雪舟等杨(1420-1506),原姓小田,名等杨,号雪舟。1467年曾随日本遣明使团来华,居宁波,广交文士,并入天童寺修禅,号称“四明天童寺禅班第一座”。随后,游历各地学习中国绘画,融会贯通,被尊称为日本的“画圣”,对日本绘画具有重要的影响。
[21]狩野元信(1476-1559),日本绘画狩野派创始人狩野正信之子,擅长中国水墨画,曾为日本足利幕府的御用画师,其绘画作品被视为狩野派的典范。
[22]《谦斋记》中丰坊落的年款为“大明嘉靖二十七年,岁在戊申孟冬十月壬寅朔旦”,可知此记作于1548年十月一日。
[23]策彦:《谦斋南游集》,第282页。
[24]策彦:《再渡集》,第274页。
[25]策彦:《再渡集》,第274页。
[26]中峰明本(1263-1323),元代临济宗一代祖师,提倡会话禅,被尊称为“江南古佛”,追随者众。与赵孟、鲜于枢等相交善,善书“柳叶体”。
[27](日)牧田谛亮:《五山文学史上之策彦》,载《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下》,第176页。
[28]陈小法:《入明僧策彦周良与中日“书籍之路”》,载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第42-59页。
[29]方仕:明嘉靖时人,字伯行,号梅厓,鄞县人。能书善画,为丰坊门生,黄宗羲《丰南禺别传》中有记录其与丰坊的一则逸闻。著有《续图绘宝鉴》。
[30]陈小法:《论明代宁波方仕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载张伟主编《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第二辑),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2-40页。
[31]日本学者平冈武夫提到丰坊在《古书世学》中涉及的商书,周书有参考周良之说。可参见,平冈武夫《经书的传统》,载《古书世学》,第301-305页,东京:岩波书店,昭和二十六年(1951)1月版。
[32](日)牧田谛亮:《五山文学史上之策彦》,第175页。
[33]策彦的第二次入明(1547-1550)是历史上日本最后一次向明朝派遣的使团,从那以后,由于倭寇十分严重,并且海上走私贸易十分猖獗,明朝政府实行了“海禁”政策,中断了与日本的勘合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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