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元：宁波的第一位天主教信徒

朱宗元：宁波的第一个天主教徒

龚缨晏

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天主教也于16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宁波是最早接触天主教的地区之一，宁波最早的天主教徒，就是朱宗元。

朱宗元，字维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其祖父朱莹，字仲明，曾做过清河知县、工部员外郎等官。康熙《鄞县志》第十七卷中就有朱莹的简传。根据地方志记载，此人由于“性耿直”，所以“不合于时”，官运不畅。在康熙《鄞县志》朱莹的传记后面，附有这样一句话：“孙宗元，举国朝顺治戊子，贤书，博学，善文。”根据康熙《鄞县志》第十一卷“选举考”的记载，朱宗元是清朝顺治三年（1646）的贡生，顺治五年的举人。

朱宗元自己写过《答客问》一书，没有标明初版的年代。方豪说：“《答客问》两次提到‘西士至中国仅五十年’，以利玛窦万历九年（1581）至中国，下推五十年，应是崇祯四年（1631）”，这样，《答客问》应成书于1631年；该书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重刻，并有福建人林文英为之而作的序，^［1］序中说“考朱子之著是编也，年才二十三耳”，也就是说，1631年，朱宗元23岁，因此，向前倒推23年，那么，朱宗元应出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2］方豪的结论被国内外广为接受，几成定论。^［3］但是，方豪的考证也存在着几个问题。

第一，目前存世的《答客问》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是1697年再版本，注明“古越朱宗元维城父条答，同学张能信成义父订正”，并有林文英的序，而没有张能信的序文（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此版称为“林序《答客问》”）。另一种应是明末的初刻本，注明是“认己主人朱宗元维城父条答，存几处士张能信成义父订正”，并有张能信的序文，而没有林文英的序（本文将此版本称为“张序《答客问》”）。这两种版本在国外都有收藏，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编号为Borg.Cinese.324（8）c的为林序《答客问》，而编号为B. G. Oriente. Ⅲ221（13）的则为张叙《答客问》。^［4］方豪所依据的，实际上是林序《答客问》。

第二，林文英序中所说的“考朱子之著是编也，年才二十三耳”，实际上来自张能信的序。张能信写道：“朱子成此书时，年二十三耳”，并说，他是于庚辰第一次见到此书的。庚辰，即明崇祯十三年（1640）。三年后，朱宗元对原稿进行了增订，并刻版付印。张能信首次获见《答客问》时，距朱宗元完成此书的时间有多久？对此，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有假设，张能信见到《答客问》初稿的庚辰年，即朱宗元完成此稿的时间，这一年，朱宗元23岁。据此推算，朱宗元的出生年代应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或稍早于此，而不是现在所说的1609年左右。《答客问》说此时天主教入华已五十年，只是言其大概，而不能作为推算该书写成时间及朱宗元出生年代的主要依据。^［5］事实上，朱宗元曾讲到过利玛窦入华的年代，只不过是个错误的时间。1642年，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字演西，1574-1659）写成《天主圣教十诫直诠》，^［6］书中有署名为“鄞县朱宗元维城氏敬叙”的序文，其中写道：“当我神宗皇帝御极之八年，有大西上德利公玛窦航海来宾。”神宗万历八年，即1580年，利玛窦还在印度。^［7］

第三，1697年为《答客问》作序的“闽中林文英”，应是福建侯官人林文英，字碧山，他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乡试中，“以《五经》疏闻，特赐举人”，^［8］在第二年的会试中，考中进士。他于康熙五十四年担任广东琼州知府，颇有政绩。他还著有《碧山杂录》一书。^［9］林文英在序中说，有个叫“苏先生”的人重新刻印了《答客问》，方豪说这位苏先生“不可考”。近年来有人认为，该苏先生很可能就是葡萄牙传教士苏霖（José Soares，字沛苍，1656-1736）。^［10］此人于1680年到达澳门，在北京、广东、山东等地活动过，1736年在北京逝世。^［11］

葡萄牙传教士何大化（Antonius de Gouvea，字德川，1592-1677）于1636年来到中国，曾在杭州、武昌、福州等地活动过，1677年在福州去世。^［12］他曾撰有《远方亚洲》（Asia Extrema）一书。^［13］何大化在此书中说：一位宁波籍的青年学者，因阅读了传教士的著作而皈依了天主教，在省城杭州由阳玛诺付洗，成为天主教徒，洗名为葛斯默（Cosme）。方豪根据阳玛诺的活动经历，认为朱宗元受洗的时间是在1631年或略早。方豪的这个推论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方豪的说法，1631年也是《答客问》成书的年代。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就意味着朱宗元在成为天主教徒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写出了《答客问》。在我看来，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中国青年来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面认识天主教教义并完成一部书稿，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根据张能信为《答客问》所写的序，朱宗元在写成此书之前，还写过《破迷论》，以解释天主教教义。这说明，朱宗元受洗的时间，一定要大大早于《答客问》的成书年代，而不可能是同一年或略早一点。

实际上，何大化的《远方亚洲》，主要是根据耶稣会的年度报告写成的。在葡萄牙里斯本的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中，就藏有耶稣会的年度报告，其中1638年年度报告详细地记载了宁波开教的情况：^［14］

“伏若望神甫去世后，（杭州传教区）由潘国光神甫和利类思神甫共同管理；几个月后，（中国）副省会长命潘国光神甫返回上海，协助生病了的黎宁石神甫；于是利类思神甫独自掌管（杭州）传教区，直到被任命接替伏若望神甫的阳玛诺由福建来到杭州。

利类思神甫在管理杭州教务期间，做了一个真正的传教士所应做的传教工作。在阳玛诺神甫来到杭州之前，杭州的传教事业已有所发展。在此期间，一位宁波（距本省城有五日水路）籍文学士青年前来告诉利类思神甫说，他已经读过我们的许多书籍，并认为这些书中的教义很有道理，而且理论体系精确完备，于是想成为上帝的随从，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教义才是真理，除此之外便不会出现拯救。他认真地聆听了教理的讲授，随后接受圣洗。葛斯默的受洗，将使他的亲友及乡亲们产生沾主护佑的强烈愿望。葛斯默从上帝那里得到益处，也使他更加想让神甫同他一道前往他的家乡传授福音。在与神甫道别时，他对神甫说，以后将向其汇报有关上帝教义的消息，如果那里的人们有接受上帝教义的意向，便会立刻遣人来请神甫前往（宁波）。

葛斯默返乡回家后，向父亲叙述了其成为教徒的经过。当时还是异教徒的父亲对儿子没经过他的允许就接受了这样的信仰而感到非常生气，并严厉地训斥了他。但是葛斯默是一位优秀的教徒，在我们信仰的诸事上尽心尽力，对其父亲也不例外。几天过后，他父亲在阅读了我们的书籍后，其观念以及倔犟的态度都有所改变，与先前严厉斥责的做法相比，似乎已经缓和多了。葛斯默在他的亲友中间实践上帝的善事，使他们对上帝都有了很好的认识，并且他们都希望成为教友，于是便派了一个人前往杭州请（利类思）神甫，告诉神甫（在宁波）有举行弥撒的很大愿望。神甫即刻登船，日夜兼程，浑然不觉旅途之劳累；从来没有福音传播者前往的这个城市，即将有望接受上帝教义的第一个讯息，这使神甫倍感欣慰。神甫一上岸便前往葛斯默家，并受到了葛斯默全家人的热情接待。次日，大西洋新来传教士到达宁波的消息迅速传开，许多人闻讯而至。由于人太多，他们不得不分开讲解教理，神甫一个厅，葛斯默一个厅，而另外一个初学教理的人则在另一个厅中讲解我们的神圣信仰，展示救世主的图像，这吸引了很多人跑去观看。这个集会一共持续了七天，在最后几日中有十五人领洗，其中大多为士人。”

报告中所说的伏若望（Jean Froes，字定源，1591-1638）是个葡萄牙传教士，1624年来到中国，曾长期在杭州活动，1638年7月在杭州去世。^［15］而阳玛诺1638年还在福建。^［16］由此可见，朱宗元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时间是在1638年，而不是1631年；给朱宗元付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uis Buglio，字再可，1606-1682）；^［17］第一个到宁波开教的也是利类思，而不是阳玛诺，时间是在1638年；朱宗元的洗名是葛斯默（Cosme）。

阳玛诺于1639年来到浙江，因而与朱宗元相识。阳玛诺在1640年出版的《轻世金书》，就是经朱宗元润色的。据方豪说，朱宗元自己还写过《轻世金书直解》，但“未见传本”。朱宗元在为阳玛诺的《天主圣教十诫直诠》而作的序中，曾这样写道：“阳公玛诺，号演西，春秋七十有奇，始总教于中区，继传音于八闽，近承长令，来传浙境。训接之暇，勒成此书。”文中虽然说阳玛诺“春秋七十有奇”，实际上此时阳玛诺还不到70岁。朱宗元的序文中还出现了“当我神宗皇帝御极之八年”的字句，说明此序作于明朝。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95页上先说阳玛诺的《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作于1642年，但接着又将此书定为1649年所作，并据此说明阳玛诺已76岁了。后一个说法绝对不可能成立，因为1649年是清朝顺治六年，朱宗元的序文中绝不可能用“我神宗皇帝”之字样。

葡萄牙传教士孟儒望（João Monteiro，字士表，1603-1648）曾在浙江一带活动过，其所著《天学略义》于1642年在宁波刻印。^［18］此书中明确写道：“槜李魏学濂、甬东朱宗元校正。”^［19］崇祯癸未（1643），孟儒望写成《炤迷四镜》（又名《天学四镜》），朱宗元与许多其他中国许多其他信徒参与了此书的校正。^［20］

朱宗元自己写过一部近三万字的《拯世略说》，详细阐述天主教理论。在该书的《天地原始》一节中，有这样的文字：“自有天地至今顺治之甲申，仅六千八百四十四年，中间复遭洪水之厄。”^［21］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完成于顺治甲申年（1644）。我们知道，1644年是清世祖顺治元年，也是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就在这一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并进入北京；在明朝的留都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清军是在第二年才进入杭州的。也就是说，《拯世略说》成书时，朱宗元还是明朝的臣民，根本不可能用清朝的“顺治”年号。这只能说明，《拯世略说》成书于明朝的最后一年，但在清初刻印。

朱宗元还写过《天主圣教豁疑论》一文，署为“甬上朱宗元述，泰西瞿笃德订”。^［22］瞿笃德（Stanislas Torrente，字天斋，1616-1681），意大利传教士，1659年来到澳门，主要在广东、海南活动，并在海南逝世。^［23］我们不知道朱宗元是如何与瞿笃德相识的，但从瞿笃德到中国的时间来推断，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天主圣教豁疑论》是在清初写成的。

这样，我们可以勾勒出朱宗元的大致生平：他出生于1617年或稍早；1638年，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这一年，他大约21岁；在1638年到1640年之间，他写出《破迷论》；1640年，他写出《答客问》初稿；1642年，他参与了孟儒望《天学略义》的校订工作；1644年，也就是明朝灭亡的这一年，他写出了《拯世略说》；1646年，他成了大清王朝的贡生；^［24］1648年，成为举人。我们在中文文献中见到他的最后一次活动，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这一年，意大利传教士贾宜睦（Girolamo de Gravina，字九章，1603-1662）的《提正篇》一书刊印，^［25］朱宗元是该书的校订者之一。

朱宗元为《天主圣教十诫直诠》所写的序言，后来曾被人多次传抄。例如，在1865年所抄的 《道学家传》 中，第一篇“教要”，实际上就是朱宗元的这篇序文。不过，抄写者误将此文的作者署名为“大明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会元朱宗元维城氏谨叙”，“乌程县”的旁边又有注“又名鄞县”。^［26］其实，乌程属于浙西的湖州，鄞县在浙东的宁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此外，没有资料表明朱宗元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过“会元”或“解元”之类的好名次。也许是由于这样的误抄，所以，《圣教通考》及《圣教鉴略》才会误将朱宗元说成是湖州人，并说他是“解元”。^［27］而《道学家传》中的另一篇文章“宇宙之内道统惟一”，则抄自朱宗元《拯世略说》第二节。朱宗元还写过一篇题为“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的应试之作，努力论证中国古代所说的上帝，就是“天之主”，以说明天主教的信仰在中国其实古已有之。这篇文章的抄本以前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北京北堂图书馆都有收藏，但现在下落不明。好在我们还可以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找到该文的抄本。朱宗元的其他著作流传不广，后来几乎湮没。如果不是在国外图书馆有收藏，我们对他知之更少。

朱宗元于1659年校订贾宜睦的《提正篇》时，40岁刚出头，正值中年，是一个可以做许多事情的年纪，但我们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更不清楚他后来的经历。但愿以后能够发现新的文献，使我们得以更多地了解这位宁波最早的天主教徒。

明朝灭亡的前一年（1643），孟儒望的《炤迷四镜》在宁波刊行。此书中有一份“参订”人员的名单：“耶稣会士孟儒望著，值会艾儒略准，同会阳玛诺、梅高、贾宜睦（俱西洋人）、朱宗元、水荣褒、张谙当、朱弼元（俱鄞县）、张能信、钱廷焕、冯文鳞、张綮嘉、钱玄爽（俱慈溪）同校。”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份浙东天主教耶稣会主要成员的名单，并且清楚地注明了其籍贯。其中鄞县人有4个，慈溪人有5个。在所列的西洋人中，艾儒略（Giulio Aleni，字思及，1582-1649）是个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国内外对他有很多研究，而对于葡萄牙传教士梅高（José Estevāo de Almeida，字允调，1612-1647），人们则知之甚少。^［28］其他欧洲传教士，我们在前面已略有介绍。

在《炤迷四镜》的9个浙江籍参订人员中，除了朱宗元外，我们只能考证出张能信的生平，其他七个人在史料中暂时查找不到。从名字上来看，朱弼元可能是朱宗元的堂兄弟。

张能信在为朱宗元《答客问》所作的叙中写道：“庚辰夏，余从冯石沪氏初见此书，石沪得之于钱塘发公氏，发公得之于武林范孔识氏。发公尤尊之甚，契之甚，手录副卷而之楚游。然余党未之知也。其原卷竞相传示，遂失所在。余惋之甚，悔之甚……越二年，朱子随孟先生访我于玟园，而发公氏适自楚返，急出所录副卷于怀中，曰：‘余尊之甚，契之甚，盖卧立与俱矣。’余重述前语，四人相视而笑。又逾年，朱子更为增广数十条，嘱余订考而题简端焉。”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1.张能信虽然是朱宗元的同学，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不太密切，否则，他就会直接从朱宗元手中获得《答客问》的初稿，而不会几经辗转才获见此书。2.与朱宗元一起到玟园看望张能信的那位“孟先生”，无疑应是指葡萄牙传教士孟儒望，当时他正在浙江活动。3.朱宗元、孟儒望造访张能信的时间是在庚辰（1640）后的两年，即1642年。再过一年，即1643年，朱宗元对《答客问》进行了增订，并正式刊行。4.同一年，张能信以耶稣会士的身份参加了孟儒望《炤迷四镜》的校订工作。因此，张能信成为天主教徒的时间当在1640年到1643年之间，或者说是在1641年前后。而介绍张能信加入耶稣会的则一定是他的同学朱宗元。

通过查考地方志，我们发现，张能信的父亲张九德在明朝末年曾积极投靠太监魏忠贤，而张能信的岳父刘宪宠则因反对魏忠贤而受到打击。处于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中，同时承担着“儿子”与“女婿”角色的张能信，在生活中一定会有不少的尴尬。张能信后来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和宗教信仰，很可能与其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关。张能信自号“存几处士”，其中“存几”二字显然来自《越绝书》中的一句话“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几，得有丧之理”，^［29］反映出他不太积极的人生观，而“处士”则折射出他对政治的冷漠态度。有意思的是，张九德、刘宪宠、张能信这些在历史舞台上曾经闪现过的人物在官修的《明史》中并没有传，相反，张能信的妻子却因“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汤药不离侧”，^［30］而被写入《明史·列女传》中。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位“至孝”的女子，是否有意希望通过自己的孝行来缓和两个政治立场对立的父辈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

更加重要的是，张能信还是刘宗周的入门弟子。乾隆十三年（1748），宁波全祖望（1705-1755）应邀来到绍兴，出任刘宗周曾经讲学过的蕺山书院山长。全祖望在蕺山书院建立起了刘宗周的祠堂，并“谛定其学行之不愧于师门者三十五人”配享于祠中。经甄选出来的这35个人，无疑是刘宗周的嫡传弟子，其中就包括张能信。这样，通过朱宗元、张能信，我们在明末浙东学派与西方文化之间找到了内在的联系。

朱宗元是鄞县人，康熙《鄞县志》说他“贤书，博学，善文”。明末清初的浙东可谓文人辈出，留下的文献也不少。朱宗元同时代的鄞县人有钱肃乐（1606-1648）、张煌言（1620-1664）、李邺嗣（1622-1680）等，周邻地区则有余姚人朱之瑜（1600-1682）、邵廷采（1684-1711）等。可是，我们在这些人的著作中见不到朱宗元。特别是李邺嗣在编写其巨著《甬上耆旧诗》时，曾苦心搜罗本乡文人的作品，“凡先贤士大夫名章轶草，有传未传，以至单门处士，蠹稿鼠篇，极耳目所至，无不走访”，^［31］可是，他还是没有提到朱宗元。后来的鄞县人全祖望（1705-1755）对故乡先贤的著作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编成《续甬上耆旧诗》，内收近700人的诗作。但在全祖望的作品中同样没有提到朱宗元。是不是因为朱宗元不善作诗？但即便如此，当他们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同乡著作时，总该听说过这个人。也许，这与朱宗元本人的政治立场有关。

1645年，清军长驱直下，五月占领南京，弘光帝出逃后被俘；六月，来到杭州城下，潞王投降。刘宗周见明王朝大势已去，悲愤地绝食而死。而浙东的另外一些人，则揭竿而起，武装抗清并拥立鲁王监国。1646年（丙戌）夏，清军突破钱塘江防线，鲁监国逃往舟山。作为天主教徒的张能信，也到海上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回到家乡慈溪。但朱宗元则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1646年夏，清军渡过钱塘江，进入浙东。同年八月，清政府组织科举考试，^［32］朱宗元就是这一年的贡生。这表明他已归顺了清朝这个新的政权。而与此同时，在浙东大地上，则不断爆发反清的起义。钱肃乐奔赴福建，向唐王求救；张煌言辞别家人，到海上进行反清活动；黄宗羲退入四明山中，结寨为营。在之后的几年中，浙江反清斗争风起云涌，“而宁、绍一带义奋尤列”。^［33］特别是1647年冬，宁波华夏等人密谋反清，但事败被执。华夏等人于1648年五月被杀。^［34］而就在华夏被杀的同一年，朱宗元却成了清朝的举人。这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可能说明了为什么在钱肃乐、张煌言、黄宗羲、李邺嗣、全祖望等人的著作中见不到朱宗元。

【注释】

［1］徐宗泽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54页收录了林文英的序文，但略有误录。如原序中“务在尽诚”，徐宗泽误为“务在尽职”；最后一句“而风亦可同也”，徐宗泽误为“而亦可同也”。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91-92页引林文英序，也略有误，如原文“取其大经而合之为吾儒之教”，方豪误为“最其大经而合之为吾儒当奉之教”。中华书局1989年版。

［2］至今为止，只有方豪对朱宗元作过较全面的研究，见其所著《四明朱宗元事略》（《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及《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朱宗元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本文所引方豪著述，除了特别注明出处的以外，皆指这两篇传记。

［3］中文的又如李炽昌论文《跨文本阅读：明末中国基督教徒著作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神学与诠释：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0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的又如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p.18,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www.xing528.com)

［4］Yu Dong所编的Catalogo delle Ope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1996）仅注“康熙丁丑苏氏重刻本”与“旧刻本”，参见该书第130页。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也藏有两种版本的《答客问》，见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edited by Albert Chan, p. 192-194, 382-383, M. E. Sharpe, 2002.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2000年，非正式出版）所依据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答客问》，实际上是林序《答客问》，但编者在整理时，略有误，如原文“林文英拜撰”，被误为“林文英抄撰”。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23页引述了朱宗元《答客问》中的一段话，但没有说明其版本。

［5］方豪说，《答客问》两次提到“西士至中国仅五十年”。在张序《答客问》中，确实两次提到这个数字，但原文分别为“其至此仅五十年前”，“试思五十年来”，而不是如方豪所引的那样。在林序《答客问》中，后一句话则被写作“试思百余年来”，当是清初重版时所改。

［6］本文所据《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为1814年重刻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编号Borg. Cinese. 348。

［7］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说：1578年之后，“除了在交趾待了很少几个月之外（利玛窦于1580年在交趾开始了他的神父生涯），利玛窦一直在果阿，待了差不多4年”。中译本中的“交趾”在原书（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p. 24,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中为Cochin，即印度的科钦，而交趾则指越南。中译者显然把Cochin（科钦）与Cochin China（交趾支那）混在一起了。

［8］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两五经入翰林》，第1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9］乾隆《福州府志》卷五十，《林文英传》，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出版。

［10］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p. 193。关于苏霖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00-402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36-63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11］林华等编：《历史遗痕》，第72页载其墓碑尚在北京栅栏墓地中，编号2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27-229页，何大化的生平简介；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82-284页。

［13］何大化：《远方亚洲》（Asia Extrema Entra nella Fe, promulgase a Ley de Deos pe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原为稿本，目前所知只有三件存世。1995年，葡萄牙里斯本东方基金会整理出版了第一部分第一卷（Gouvea, António de, Asia Extrema Entra nella Fe,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orácio P. Araújo），2001年又出版了第一部分第2-6卷，其余部分尚未整理出版。在已出版的部分中，还没有涉及宁波的开教。方豪所引内容，应在尚未出版的部分中。何大化此书的原名意为《东亚天主教信仰之传入——耶稣会神甫弘扬上帝圣法》，金国平、吴志良建议将此书的汉文译名定作《东亚传教史》，见其所著《东西望洋》第399页，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年。

［14］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a Asia, cód.49-v-12, fl. 325a-326a, Anno, 1638。本文献由董少新先生提供并翻译，特此致谢。

［15］伏若望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91-192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49页。

［16］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12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85页。

［17］利类思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35-247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93-95页。

［18］孟儒望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49-250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43页。

［19］收录在《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中的《天学略义》，是福建晋江景教堂刻本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

［20］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二册，台湾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

［21］本文依据的是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拯世略说》，编号为R. G. Oriente Ⅲ 248（12）。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2000年，非正式出版）所依据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拯世略说》，但不少字误印，如朱宗元自叙中的“在我不可不自谓特恩”，误为“在我不可不自谓物恩”。

［22］根据Yu Dong所编Catalogo delle Ope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第130页的介绍，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中，藏有两种《天主圣教豁疑论》的版本。一是清朝康熙戊子（1708）吴多默抄本，一是穗城大原堂重刻本。方豪也曾藏有一份传抄本。穗城大原堂重刻本现收录在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中。

［23］瞿笃德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39-340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76页。

［24］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乙编（四）清征辟贡举题名中说“朱宗元，莹子，恩贡”，有误，因为朱宗元是朱莹的孙子，而不是儿子。

［25］贾宜睦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47-249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90-291页。

［26］胡璜：《道学家传》，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三册，台湾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

［27］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91页。

［28］艾儒略与梅高的生平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32-142页，第253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2-13页，第24页。

［29］ 《越绝书·越绝外传·计倪》，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0］《明史》卷三百二十《刘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31］李邺嗣：《杲堂诗文集》，第59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第29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3］ 查继佐：《国寿录》卷三《黄铣传》，第12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34］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华氏忠烈合状》，《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925-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