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亲王入明州的文化影响

日本真如亲王入明州及其文化影响

杨古城　曹厚德

日本空海入唐和真如亲王发心西渡

中国唐代的优秀文化，曾经如同磁石般吸引着日本朝野的有识之士。唐贞观四年（630），从日本舒明天皇第一次委派遣唐使船队起，此后进行了19次，历26代、264年，其参与总人数达万人之众。而因海路艰险，初期从北方海路往返，失败率高达43%。^［1］在中后期改北线为南线，即从浙东沿海登陆和发船，成功率提高到85%。^［2］到了唐代晚期，由于中国国内安史之乱、日本又不堪负担巨额遣唐费用等，日本停止派遣唐使，但日本承和五年（838）的最后一次遣唐使团的人数达651人，而其中成员都是通晓汉文经史、才艺出众的杰出人物，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僧人成为遣唐使中的骨干。如日本桓武延历二十年（801），日本第17次遣唐使团中有著名的日本真言宗高僧空海和密宗高僧最澄。其中最澄于804年入明州去天台，归国前在明州城内开元寺受戒，回日本创立日本天台宗。空海（774-835），自幼修习中国《孝经》《论语》，20岁出家归释后，在奈良东大寺受戒，并立志入唐求真谛。中国的《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记载了他与桔势逸入唐求法之事。

日本桓武延历二十年（801），空海与桔势逸的船舶从福逢登陆巡礼京城后，于大同元年（806），从明州县（鄞）下洋回国。带到日本的有大批诗文、佛经、佛像、书法、绘画、法器、茶事、佛舍利等，当时已退位的平城天皇十分欣喜，且空海等更受新接任的嵯峨天皇的宠信。嵯峨天皇任命空海为奈良东大寺别当，建真言宗灌顶道场，并把京都东寺，即后来的教王护国寺也赐予他弘扬真言宗。因此，空海实际上是继承中国佛教真言密教的第八祖，而在日本为该宗的开创者，今有12373座寺院，1400万信徒（1995年统计）。

空海在日本移植唐代文化震动朝野，除了以佛教文化为中心外，还包括广泛的大唐文化，如借汉字偏旁创立日本字母（片假名）；率先在日本仿造唐笔，嵯峨天皇也为此而专注于汉字书写。于是空海、桔势逸和嵯峨天皇成为日本古代书法史上的三位“书圣”，世称“平安三笔”。

在空海的一大批慕名而来的弟子中，其中有一位才学不凡的平城天皇之子——高丘亲王。

日本大同四年（809），12岁的高丘被天皇立为太子。但由于日本皇室内的争权夺利，钩心斗角，不久平城天皇被迫退位，他的太子之位也被废黜。日本弘仁十三年（822），高丘亲王闻空海大师之声名，决意落发为僧，后成为空海每年例受剃度的三位僧徒之一，并有了法名——真如亲王，又称头陀亲王。

公元835年，空海大师圆寂。公元861年，当时已经61岁的真如亲王不顾自己年老力衰，发心效仿先师空海入唐求法之举，经天皇允准发心西渡。

关于真如亲王入唐求法之发心：由于空海大师入唐求法时，从印度传入的密教教义还属初弘期，许多奥旨还未能解释，^［3］因此直到空海圆寂以后还未能满足真如亲王对密宗教理的进一步探求。为此他发心西渡，但由于官方遣唐使团的终止，他只能寄希望于往来中日航线上的民间交通。

真如亲王与唐代的明州航帮

日本清和天皇贞观三年（中国咸通二年，公元861年）真如亲王着手组织入唐人员和各方面筹备，《入唐略记》也从此开始记写。

该年六月十九日，亲王一行自奈良启程南行。经巨势寺后到难波津（今大阪港）。七月十三日乘两艘船，过濑户内海。八月九日到太宰府（博多，今福冈）鸿胪馆。^［4］此地是日本官府专设的中国客馆，是往来中日航路的中国航帮和客商的会集、议事和办理出入境及住居之所。

亲王一行受鸿胪馆人士之指点，九月五日再乘船至九州西海的壹岐岛和柏岛。此地是中国民间商船的泊集和修理、给养之所。十月七日，真如亲王与暂居此处的浙东明州造船师兼航海家张友信（或称张支信）晤面，请张友信为他们一行渡海而“造船一只”。

翌年（862）五月，船造好后，驶往博多太宰府鸿胪馆待候。时亲王与明州的另一位著名航海家李延孝在鸿胪馆见面。七月中旬，亲王率宗壑、贤忠、惠萼（即863年请观音像至明州及普陀山者）、忠全、安居等十五位亲随，由明州张友信、金文习、任仲元担任舵师，僧俗等共六十一人，驶离博多赴值嘉岛。此地是日本九州最西部的五岛列岛，也是中日交通线上的最便捷的门户，现名福江市，人口3万余。驶离此岛以后就进入茫茫海域，再无岛屿可停泊了。

下表录自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等，其中记载公元842年至865年期间11次由明州县到日本之驾船往返：

真如亲王渡海求知经历

唐代咸通三年（862，日本贞观四年）九月三十日。《入唐略记》记道：“从东北风飞帆，其疾如飞。四日三夜驰渡之间。”

在动力科学不发达的昔日，利用风力海流是古人海上航行的宝贵经验。张友信等航海家自七月中旬离九州太宰府后，直航值嘉岛候风待潮。九月三日，等到了这一年入秋之后的秋冬季风和西太平洋海流，这是难得的顺风好潮。在海上航行至九月六日下午，“顺风忽止，逆浪打舻”。面对海上的不测风云，舵师们采用收帆沉石之法，仍然“波涛甚高如山，终夜不息，舶上之人，皆惶失度，异口同音，祈愿佛神。但见亲王神色不动”。在茫茫瀚海中，人与自然相比毕竟是脆弱的，但真如亲王却镇定自若，这给船上僧俗莫大的安慰和鼓舞。由于船舶良好的抗风浪能力，且舵师们尽力排除险情，艰苦的一夜过去，终于“风气微扇，乃观日晖，是如顺风”。七日午时，遥见云山。按张友信等航运师经验进行辨认，“著大唐明州之扬扇山”。申时，“到彼山石丹岙泊，即落帆下。见其涯（崖、岸）上有人数十许，契酒皆脱被（衣），坐倚子。乃看舶来，皆惊起，各袗群立涯边”。

据以上《入唐略记》原文记载的文字考察，“扬扇山”“石丹岙”当属同一地域，在今宁波市北仑区穿山半岛无疑。但由古代地名离今千余年，由于官方和民间地名的历史变迁、语言与文字之差异，难于再在如今“对号入座”。而据这段海上遭遇风暴的记载推测，航舶原来航向望海镇，因已经偏离，而时已近黄昏，只能在一处能够靠泊的山隅海岸边停船，于是惊动当地居民。此后又由张友信等向居民解释船上客人的来历，当即有岸上居民献上土梨（猕猴桃）、甘蔗、砂糖、白蜜、茗茶等。可见唐土礼客之有情有节。亲王问岸上居民职业，云是“盐商是也”。亲王赞叹：“虽是商人，体貌闲丽如此也。”并也以日本国土产物回赠。但“爰彼商人等，辞退不肯”。经劝说后，“唯受杂物，谢还金银”。

这一段记载，使我们感受到远离城肆的山野村夫，在异国飞来的金银钱物面前，表现得极其知书达理，且当时浙东已在乡村中盛行坐椅子、品酒、品茶、制糖、采蜜、贩盐等精加工人文产业。如椅子，中国文献记载，在唐宋时代仅富贵家族才有，故原文中写作“倚”，直到南宋之后，带靠背的坐具才在民间逐渐普及，通称“椅子”。

据当时记载，他们一行“不见此明州望海镇”。可见此地已离望海镇并不远。在成书于1227年的宋宝庆《四明志》中记载，“望海镇”，为唐元和九年（809）始设，“则今定海地，乃为县之望海镇”。其中《风俗》一节，记载了此地“带江濒海之地，蛮舶之贾入明（州），明（州）之产贩于他郡，率由此出入”。并记载当地“人物阜繁，鱼盐富衍，土习相承，皆诗书礼义之训”。因此亲王一行在停泊地的见闻，足见浙东古代人文和物质文明之一斑。

真如亲王的大舶在石丹岙泊靠六天。按当时唐代官律，外来船泊，既停泊就不能妄动，船上之外国人更不能贸然上岸。七月十三日，明州府接报，差使司马李闲上船“检点舶上人物”。并从驿道奏报京城。

此后往返近4000里驿道行程三个多月，真如亲王大舶只能在原地停泊，与石丹岙村民热切往来。至十二月，京城“敕符到云”。规定亲王一行只许到越州（今绍兴）。此时，亲王一行才离船启程入明州办理关牒。又过了半年，亲王一行再一次向明州节度使陶许提出申请入京。唐咸通四年（863）九月，亲王一行终于获准从运河乘船入京。

亲王一行离船之后，张友信等明州航海师已将船从石丹岙驶到望海镇。之后，这艘大舶搭载贤真、惠萼等，从望海镇驶回日本。(www.xing528.com)

再说亲王一行离明州城从运河入京，一路考察朝拜名山大刹，翌年二月经汴河至洛阳。五月廿一日到长安城。在京城，亲王会见了早已住在京城的日本求法高僧圆载。^［5］真如亲王在京城朝拜佛寺、访求名师，希望获得他理想中的高师，却未能如愿，于是又朝见唐懿宗，请求允准再往西天竺求法。他的真情，令皇帝感动，得到敕许，给予官符。十月，亲王等数人取道淮南。咸通六年（865）到达福建。据《入唐略记》记载，亲王的随从兴房、宗睿等从福建搭乘李延孝船经五日四夜回到日本值嘉岛。^［6］而《入唐略记》作者伊势兴房的记载也到此而终。

《入唐略记》关于真如亲王的结局没有记载。直到日本元庆五年（881），才由入唐求法的日僧中瓘向日本天皇报告，亲王从广州上船去天竺，途中死于罗越国。^［7］消息使日本皇室内外震惊，于是在日本文化史上又增加了一位不畏艰险、不贪荣禄的不倦求知者，当时真如亲王已经81岁高龄了。

真如亲王入唐登陆地考

张友信大舶因风暴偏离航向，不得已在当时属县的穿山半岛扬扇山石丹岙停泊，这个停泊地与原计划停泊的望海镇应该不远，且这里也是一处较好的泊留处，既是盐商聚集之地，居民也彬彬有礼，这里有条件补给淡水、粮食，且应有古道可通明州城内。为此，笔者曾与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伊藤健三先生前往穿山半岛小港镇算山踏勘，又曾与北仑区学者同去三山乡洋沙山考察，认为这二处都有条件作为真如亲王的登陆地。

一、算山登陆的可能性

算山，由高约30米的滨海岩山而名，位于穿山半岛北缘的西段，今属高塘乡，古为海涂，村北即金塘水道，为从东海进入望海镇甬江口之咽喉。此地又是浙东天台山伸入舟山群岛的余脉，隔江与舟山金塘岛相望，海峡宽约4公里。唐宋时代就建盐场、设渡口，现代建有算山油码头。杨公山与算山相望，形成风平浪静的平沙海湾和人口聚居地，宋代宝庆《四明志》原称鲛门山，“其山环锁海口，出鲛门即大海也”。此山东北濒海，正与海中的蛟门山岛（今称中门柱）相峙，为暗礁林立的深水旋流区。因此在唐代，杨公山和算山合称“扬扇山”。村之东北通向大海，村的西北即进望海镇的天险雄关。当年真如亲王的大舶精疲力竭进入金塘水道后已没有退路，而在“扬扇山石丹岙”（因礁石岩滩而名岙）泊船。此村有古道可从孔墅岭经晋代古刹阿育王寺与古驿道东塘路相接，算山至阿育王寺大约12公里，当天可行至明州城内。而此地陆路至望海镇也仅1小时，真如亲王上陆后，再驶向望海镇航程也仅1个小时。据记载，1940年7月，日本侵略军即由此登陆。

又据《唐大和尚东征传》，唐天宝二年（743）鉴真一行第二次东渡日本时，在舟山沿海遇险，由明州知州救助“安置县山阿育王寺”。故真如亲王的大舶泊在此处是符合条件的。

二、三山、洋沙山登陆的可能性

按《入唐略记》记载，真如亲王的大舶因雾和风暴偏离航向，原来必经穿山半岛北面的金塘水道，却改从舟山群岛外海磨盘洋六横岛海面经过，被东北风送入穿山半岛的东南海涂（即今北仑区三山乡，古称“羊所山”）停泊。此地多沙质海涂，洋沙山有扇形沙滩，故也曾称“扬扇山”。现在海涂已形成陆地，即今三山的俞家、合宅村，因村西、北、南有高600余米的凤山、虎山和豹山，故又称“三山”，山下有以天然清水深潭著称，今称“堰潭”的自然村。此地背山面海物产丰富，古代村外即穿山盐场之南场，古称“石潭岙”，可读音“石丹岙”。此村也有古道从慈岙、盘岙或城湾岙至东塘路古驿道，与明州城相距约35公里。但如果从此处至望海镇，海路要经梅山港崎头洋再转入金塘水道，行程约1天左右，故在当时，真如亲王大舶经一夜风险漂流至此后也是别无退路，在精疲力竭时到此地歇泊也在情理之中。

真如亲王大舶及唐宋时代入明州的使船的始发和上岸选择望海镇，其中也包括从福建和台州发船去日本的航船。因为望海镇自东汉始就是我国东南沿海的良港和锚地，已设有船场，唐代设有市舶司，山上有卫戍。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载道：“定海（唐末改名），盖海壖之地，三方距海，中央微隆，四面斜落，状如伏龟之形，海道辐辏之区，南则闽广，东则倭山，北控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蛟门、虎蹲天设之险。”

但至今，由于岁月沧桑，千年历史遗迹都已无迹可寻，望海镇的海运埠头和空海下洋、真如亲王登岸之具体地域遗址已很难寻找了。

真如亲王入唐之后的明州港

据真如亲王的随从伊势兴房记写的《入唐略记》，亲王一行50余人至明州县穿山半岛泊船，为唐咸通三年（862）九月七日。离船去越州和京城为该年十二月，因此，在泊船处附近逗留达三个月之久，而在明州和越州等待入京的申请又近一年之久，直至翌年十二月，才离越州“驾船牵索，傍水入京”。他们在浙东县明州城内逗留期间，以参学求知为目的，僧俗们无不寻找机会如饥如渴地汲取优秀的浙东文化，虽然在《略记》中未予表述，但不记自明。此后，除了亲王孤身一人客死罗越国之外，其余全都带着丰厚的回报，由张友信、李延孝等把他们送回日本。

真如亲王明州之行正值明州自唐代之后，航道和港口的初建期。当时的明州州治在长庆元年（821）已从四明山麓小溪迁至今三江口鼓楼一带。长庆三年始建的三江口东津浮桥时毁时修。明州内城（子城）建成后，居民住居于城外，即三江口已成陆的滩涂平地上，已建有天封塔（659年建）、开元寺（704年建），及太平兴国寺、白坛寺、东津禅院、乾符寺等。而在子城西南角的国宁寺及双塔，建于大中五年（851），其中西塔为真如亲王在明州期间见到的唯一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历史见证。

唐乾宁五年（898），明州刺史黄晟发民造罗城，即沿江傍河的18里外城。此后明州港水运码头才正式建成，海上丝绸之路从大浃江口的望海镇延伸入甬江纵深的明州府城边，即明州（宁波）江厦码头。

北宋之明州港专设市舶司，与杭州、广州合称市舶三司，其地在今子城东南，后来迁至东门。宋元丰三年（1080），宋朝规定明州市舶专司高丽和日本的出入海舶往返文牒，明州港此后成为我国海上丝路最重要的口岸之一，其中对海外影响深远的明州和鄞州佛教、陶瓷、造船、纺织、饮食、茶道、起居、建筑、儒学等广泛的中国文化均由明州港源源远传，而丰富的外来文化也由此不断涌入，文化的互相交流促进了宁波文化的发展，促进形成了宁波悠久而丰厚的地域文化。因此笔者以为，千余年之前的真如亲王入明州，是对古明州港崛起的一次激励。

【注释】

［1］据浙大日本所王勇教授1997年12月在宁波的学术报告。

［2］据浙大毛昭晰教授1997年12月在宁波的学术报告。

［3］（日）村上专精著，杨曾文译：《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辞海》解释为中国东汉时代起官府设置的祭祀礼仪之所，唐代起又为司宾之处，日本仿唐制，是为专设外事接待部门。

［5］据《日本佛教史纲》，圆载入唐留学三十年，不幸回国时丧生海难。

［6］（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据记载，该年63人乘明州李延孝船从望海镇回值嘉岛，笔者认为，可能发船于福建，停靠于望海镇，再继续航行。

［7］（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4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