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制品的外销：越窑贸易瓷器的历史与产量

越窑制品的外销

林士民 林 浩

中国的瓷器，自古以来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在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中，它占着与丝绸同样的重要地位。它不像丝织品那样易于腐朽，所以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保存了唐宋时代的这些文物。^［1］它不但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而且对研究贸易史、中外友好关系史，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著名的越窑青瓷，可以说自唐代开始，即以新兴的商品打入国际市场，远销世界各地。^［2］本文试图对越窑青瓷生产的情况、外销历史、运销国家和地区，贸易陶瓷分期，典型制品运销层次等诸方面略作论述。

越窑贸易瓷的生产

唐代越窑的制瓷业中心，通过全国第二次文物大普查，证明了中心产地在明州 （宁波）的上林湖。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这里属越州，因而许多史学（考古）工作者常提越（明）州窑产外销青瓷，就是这个道理。烧造地点多集中在唐时上林湖乡一带，地属慈溪县。窑群密布于上林湖、杜湖、白洋湖及其四周邻县。到了五代、北宋，不仅上林湖地方窑群继续烧造，而且明州州治东面的东钱湖周围又建立起规模宏大的一批作坊，大量烧制贸易陶瓷以供市场之需。

就目前已知的唐、五代、北宋的窑址、作坊（群），仅宁波慈溪一地就有近200处。其次为绍兴上虞市，也有唐、五代、北宋作坊34处。宁波的东钱湖等地37处。加上奉化、宁海、象山、镇海、绍兴、嵊县、新昌等地，唐代至北宋窑址共300余处。宁波、绍兴二地拥有唐代作坊（群）近百处。五代、北宋的作坊（群）近200处。^［3］

关于越窑贸易陶瓷生产状况，其在唐代已列为全国六大名窑的首位，产量尚难估计。到了五代，钱氏垄断了制瓷业。它不仅为满足国内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为外销进行大量的烧造。“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赵仁济。”这是越窑设官监督烧窑的记载。在《余姚志》风物记杂物条有“秘色瓷器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的记载。这都说明以上林湖为代表的越窑出现了官监民烧的局面。从吴越开宝九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三月，“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宋史·吴越钱氏》）。同年四月二日“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宋会要》）。也就是说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之间，越窑青瓷贡奉竟达十七万件之多。这就可以想象当时越窑青瓷的生产规模及能力。此后，据记载一次贡奉十四万件。这些具体的数字，反映了越窑在贡奉一项中的生产力水平与能力。贡奉器都是百里挑一，民间使用要求就没有这么严格，因此贸易陶瓷的制品肯定大大超过贡奉的数量。

出土器物最典型，而最能说明越窑外销产品的质量、产量的，要算宁波市海运码头一带出土的晚唐越窑青瓷。它是反映当时越窑生产水平的最好实物例证。1973年年底至1975年间，宁波市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在和义路唐代遗址和唐代海运码头一带考古，出土了一批9世纪中末期的青瓷器。这批瓷器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质量之精，都是我国考古工作中，前所未有的。中国已故的古陶瓷学会第一任会长，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研究前辈冯先铭先生指出：“浙江宁波出土了七百多件唐代瓷器，其中越窑产品最多，长沙窑产品次之。三十年来，唐代越窑产品只有零星出土，大量出土还属首次。这批越窑产品不仅数量多，器物造型也十分丰富多样，仅注子（壶）一类即有数十件之多，形式也多种多样。出土瓷器中带有“大中二年”铭文的，与越窑瓷器出于同一地层之中，使我们认识到九世纪中期越窑瓷器的烧造水平。”^［4］

和义路遗址的唐代地层中出土大量外销越窑青瓷，大多没有使用痕迹，经鉴定是准备运销国外的。论品种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壶、碗、盘、罐、钵、罂、盆、杯、灯盏等生活用瓷，而且还有脉枕、坐狮等医疗用具和陈设瓷。这批越窑青瓷器，坯泥陶炼十分精细，质地细腻坚密，釉层晶莹滋润。有的色泽青翠，釉光闪烁；有的呈现出或淡或浓的黄色，釉面光亮如脂；有的釉质浑厚，给人以“玉”的感觉。就其造型而论，其中如带托茶碗，釉色青翠，托器口沿卷曲，宛如荷叶；盏座成荷叶状，活泼端巧，造型生动，宛然似一张初出水面的荷叶托着一朵盛开的荷花，漂浮在微波荡漾的湖泊之中。还有青瓷壶，口似喇叭，腹作瓜状，流畅柔和的廓线配以棱角挺拔的壶嘴，形态优美，刚柔得体。壶有的覆盖，有的添耳，大大小小，式样不一，无疑是唐代理想的茶具和酒器。此外如器身呈椭圆、海棠花形的海棠杯，线条粗壮有力的划花委角盘和仿制金银器上花纹的各式各样的青瓷盒等等，也都优雅别致。

上述这些器物，经过窑口查对，均出于慈溪上林湖古窑址。例如带系的壶、带把的壶、玉璧底碗、托具、各式瓷盒，多产于上林湖一区的黄鳝山等十多处古窑，而这些窑口当时不但烧制贡品，而且大量地烧制贸易瓷。

五代、北宋出土的产品以碗、盘、壶、盅、碟、盒、灯盏、托具为大宗。其典型的有：碗内底饰水草纹、莲叶纹、秋葵；盘内饰缠枝牡丹和飞鸟、对称的鹦鹉；盅的内心画上草花纹；碟为素面或饰水草纹；壶肩、耳印有各式纹样；托具由碟和覆杯两个部分组成，碟宽沿葵瓣式，上饰钩连纹，覆杯四周为雕刻的凸莲瓣纹，形态优美，制作精细。上述产品的胎质、釉质及造型，经查对窑口，均产于慈溪上林湖窑群和鄞县东钱湖窑群。^［5］东钱湖一带这些新设之窑，无疑是为明州港对外贸易而设置的，而其产品的质量，远远超过当时上虞县、黄岩窑。^［6］

越窑制品外销历史

瓷器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这一使命首先是由浙江省越地的劳动人民完成的。^［7］人们一提及青瓷，就会联想到浙江的“早期越窑”青瓷，因为它是中国青瓷的先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李唐一代，是中国制瓷业的跃进时代。它是继承汉晋以来的传统而向前发展的。

唐时盛行饮茶，国内需要大量的茶具，而制瓷业发达的越州、明州两地，自然也大量生产青瓷的茶具，且烧制的碗、壶等制品的水准均凌驾于全国各窑之上。唐代陆羽曾在《茶经》一文中把越窑青瓷的产品评为第一。他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这里，陆羽把越窑的青瓷色泽、器形及其优点等等，作了精辟的介绍与评价。越窑青瓷被评为第一位，还可通过当时不少文人的诗词来证明。如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魂起。枣花势旋眼，苹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也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等。看唐时一些诗人对越窑青瓷的评价，其形容并不过分。当人们看到越窑青瓷器这样优美的造型、晶莹的釉质与青翠美妙的色调时，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了，也难怪乎它会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这般喜爱与诗人的倍加称赞。

当时在大唐周边的亚洲其他各国，可以说都还不会烧制瓷器，中国的瓷器成就独一无二。来明州港的中外船只，逐渐地把越窑青瓷运往世界各国，不断扩大市场。这就成为我国越窑瓷器对外输出与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越窑制瓷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对开拓世界市场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目前从世界各地，尤其是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所发现的材料来看，首先登上世界市场的，可算是浙江的越窑青瓷，还有北方的白瓷和唐三彩。^［8］

促进越窑青瓷外输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唐王朝对沿海城市的广州、明州和扬州的开放，^［9］并在这些口岸中专置“市舶使”来管理商舶贸易事务；把瓷器作为一项主要商品外输。

越窑青瓷开始对外输出究竟在何时？对于这个问题，有初唐、中唐和晚唐三说。

一、初唐说

有象山县黄避岙初唐古窑出了越窑青瓷在“唐代初期以外销为主”的观点，^［10］但经调查研究认为初唐说缺少根据。其主要理由有三条：

第一，浙东制瓷业从东晋、南朝一直衰落到隋时，在初唐时，窑址是屈指可数的，制瓷业奄奄一息。到了大唐建立后才进入复苏阶段。所生产的产品产量、质量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早期越窑”的面貌，即器壁厚重，产品以供应浙东地域为主体。以象山前考古调查发掘的初唐作坊中的文化遗存表的产品为例，狗胫山、黄家等窑址，假圈足，平底器为多，釉色也以青黄为多……［11］

第二，从世界各地古代港口城市废弃的古遗址中，凡出土“早期越窑”青瓷的年代，最早是在晋代，这些“早期越窑”制品的质量是不错的，但是数量是屈指可数，当然不可能成为人们日常所使用的实用器具。而且在古墓出土中，其墓主人都有一定的身份，越窑瓷无疑是陪葬品。在世界各地出土的越窑制品中，明确具有初唐时期特征的，到目前还没有发现。

第三，当时的明州港还处于发展阶段。初唐时期，宁波地域是县的一部分，属越州。当时这里虽是海道运输的要口，但与各国的接触尚不频繁。以日本为例，还是以文化交流为主，即是由日本派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汉文化。^［12］作为贸易品的瓷器，当时尚未登上世界市场。唐开元二十六年，以越州的县置明州，也就是说县由县级建制升格为州级政权机构，这表明明州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地位已确立，但处于发展时期。其州治置鄞县四明山麓的小溪鄞江桥。由于这里“地势卑劣”，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开拓中央平原的要求，所以到了晚唐时期的长庆元年，就把明州的州治迁到现在的宁波市区。它所辖的慈溪、奉化、鄞县等都同时向州治这块平原发展，构成了以明州为中心的一个港口城市，由此促使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所以说，明州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平原的开拓，海运、漕运的沟通，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也大大刺激了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只有具备海运畅通、外贸兴旺这样的条件，才有可能把越窑青瓷打入国际贸易市场，并使之继续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民族的交往。”所以说，初唐时越窑已是外销为主的说法是不可能的。

二、中唐说

第一，中唐器物的出土。中唐说主要是在世界各地出土了中唐晚期的越窑制品为依据，以玉璧底碗为例，在朝鲜半岛于新罗时代的庆州拜里出土了玉璧底碗，这一件典型的玉璧底碗出土时是做内骨器的盖子，共存的新罗制的书写中文“元和十年”（815）的铭陶罐做外骨器。这类越窑纪年器出土，促使某些学者提出中唐作为始销的看法。

第二，玉璧底碗的出土。越窑玉璧底碗从纪年墓中出土物证明先后使用的时间达一个世纪，特点为有泥点支烧印痕，敞口、直腹、玉璧底。这类造型、釉色和支烧的器物，还有朝鲜半岛莞岛清海镇张宝皋驻地出土的玉璧底碗，皇龙寺遗址出土的玉璧底。在日本内外均有支烧泥点的玉璧底碗发现。实际上这些均属于晚唐之器物。

第三，输出的港口问题。推断中唐晚期玉璧底碗等制品，是从明州港出运的。其一，这些制品遗存目前在上林湖中晚唐窑址中，尚有丰富的堆积，而国外出土物与作坊中遗存都能对上号。因此只能说越窑制品始销于中唐晚期。

三、晚唐说

第一，越窑制品出土情况。晚唐时制品在世界各地出土不少，朝鲜半岛典型的古百济地区的益山弥勒寺遗址，出土越窑青瓷玉璧底和花口碗，年代为“大中十二年”（858）。与铭钩共存的雁鸭池遗址出土的玉璧底碗，年代为天祐四年（907）。东南亚的泰国出土了唐玉璧底碗和大环底碗；日本出土晚唐器物，大多是在中日交往的港口，仅九州就有22处遗址出土越窑青瓷，其中玉璧底碗已成为大宗商品，埃及出土的大多为晚唐、五代到北宋产品，时期最早的则为玉璧底碗。数量最多的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爪哇的井里汶沉船中5万多件民窑长沙窑器，伴出250多件精美的越窑唐代器物。^［13］总之，在世界各地保存的晚唐越窑青瓷遗存相当丰富，反映了越窑制品外销的第一个高潮。

第二，晚唐上林湖作坊急增。晚唐青瓷的烧造中心从遗存看，在明州的上林湖，仅唐代作坊便有近百处，不但大量生产“贡瓷”上贡朝廷，生产贸易陶瓷的产量是很大的。仅在明州古海运码头、衙署、居住遗址、仓库遗址发掘和保存的唐代越窑青瓷遗存就十分丰富。港城中主要发掘的和义路（码头）遗址的唐代层越窑制品达80%，市舶司（务）遗址的唐代层，越窑制品92%，造船场遗址的唐越窑制品达100%，东渡路古城遗址的越窑制品98%，唐宋子城遗址的唐代层越窑制品达91%，东门口码头遗址的唐越窑制品达100%，这证明上林湖唐越窑作坊急增，是贸易陶瓷产品大量出口的一个缩影。^［14］

综上所述，明州港口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其外销的时代始于中唐晚期，大量的外销则在晚唐、五代、北宋时期。后起之秀龙泉窑等，都是沿着越窑制品所开拓的市场和这条海上“陶瓷之路”而发展的。

运销的国家与地区

宁波（港）位于东海之滨，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一个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明州（宁波）唐时有州官兼管市舶（使），五代置“博易务”。到宋代，明州建立了一整套的市舶司机构。^［15］在外销物品中，瓷器也是主要的一项。阿拉伯商人苏列曼经过海道来中国经商，唐大中五年（851），他写了一部游记，说：“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表面透明如玻璃……”言词间对中国瓷器十分赞赏。但是对越窑青瓷在唐宋时的外销历史，史书缺乏记载。宋代的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所著的《诸番志》，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上卷列举了亚非地区56个国家，其中与我国瓷器进行交易的占四分之一以上。^［16］就国家而言，当时17个国家，行政上属于今天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及非洲的坦桑尼亚等7国。至于中国近邻的日本等国更是大量地输出。

据现有资料所知，越窑青瓷外销涉及的有下列国家与地区。

（1） 日本列岛。在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陶瓷首先传入朝鲜，然后传入日本的唐津”。它是随着商品的交易开始“输入”日本的。据有关文献记载，由明州启程的李邻德等的商团船，仅仅在平安时期，就先后来往于明州与日本达一百多次，运载着大量的陶瓷器前往销售。仅日本西部就有230余处遗址出土了唐至北宋越窑制品。笔者做了一个统计，其中有190余处出土上林湖、东钱湖窑场的青瓷制品，最早的时代为中唐晚期。福冈县出土唐代玉璧底碗、花口碗、唾盂、双系罐、执壶等；知歌、鹿几岛、熊本、佐贺等县均出土了玉璧底碗、矮圈足碗等器物；在鸿胪馆遗址就有2500件（片）越瓷制品。^［17］在奈良法隆寺，保存着越窑青瓷四系壶。^［18］京都仁和寺出土的公元904年前唐代瓷盒，^［19］口沿上有一周泥点印痕，它与宁波唐代海运码头出土的器物相同。立明寺等处也都发现唐代越窑瓷器，在京都筑前市大门府等地方，都有唐代越窑壶出土。五代北宋时典型的器物有福冈出土线刻花卉腹部开光的执壶、牡丹纹碗、盘等；药师寺出土有北宋开宝六年（973）上林湖青瓷制品。已故的日本东洋陶瓷学会第一任会长三上次男先生说：“总之，越窑青瓷出土数量比三彩及白瓷为多。这些产品从支烧方法看，不单纯是余姚越窑产品，也有余姚邻近地区越窑产品。”^［20］

（2）朝鲜半岛。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典型的有新罗地区庆州拜里出土的玉璧底碗，时代为元和十年（815）。锦江南岸的扶余，出土玉璧底碗15件，时代为唐代。古百济地区的益山弥勒寺，出土的玉璧底碗和花口圈足碗，时代为大中十二年（858）铭钩共存。雁鸭池出土玉璧底碗，年代为唐天祐四年（907）越窑青瓷。莞岛清海港张保皋驻地出土了玉璧底碗、玉环底碗、双耳罐、执壶等。

五代时期，典型的有高丽定宗安陵出土的花口圈足碗、盘、盏托、壶盖等。作为文字记录而留下来的，有光宗下赐元光大师（950年当了国师）的越窑金扣瓷钵。

北宋初期越窑青瓷出土，具有代表性的有开城高丽王宫满月台的越窑青瓷残器，扶余扶苏山城出土的碗，还有为世人所知的，在开城高丽古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唾壶等。

（3）台湾澎湖列岛。台湾澎湖列岛港口出土越窑青瓷，据陈雄教授发表论文与《越窑在澎湖》一书可知，仅在澎湖一处遗址，全部为五代十国之器，数量高达3100余件，86%都是精良品。其中典型的标本有矮圈足碗118件，尖圈足碗961件，尖圈足小碗257件，撇足碗816件，鸟纹（双凤、鹦鹉、孔雀纹）、双蛾、龟荷、花卉、圈足碗、碟535件，壶类239件，罐钵类99件，经核对窑口，制品全为上林湖与东钱湖所生产，出运港口无疑为明州港。^［21］

（4）菲律宾群岛。菲律宾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国内发掘了许多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约4万余件的瓷器，建立了桑托斯、洛克率和罗伯特维拉诸瓦三个收藏馆，据研究者认为，“出土瓷器属于宋代的有越窑（系）刻花青瓷”，^［22］如罐类器物上刻粗细条莲花瓣纹。这些器物在浙江慈溪（余姚）、鄞县五代、北宋古窑中遗存丰富。出土的浮雕莲瓣纹小罐，叶瓣上划的如线条叶，与鄞县窑址出土的完全一致。在蒲端、罗哇等地出土了唐夹耳罐，五代北宋的执壶、碗、高足杯、盖罐等越窑制品。^［23］

（5） 马来半岛。在东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20世纪后期“发掘出中国古瓷碎片100多万件，其中有些瓷器基本上是完整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沙捞越河的三角洲。这些中国外销陶瓷的年代约公元700年至公元1200年间”。^［24］

（6）印度尼西亚。仅西爪哇地区有6处，中爪哇地区2处，东爪哇地区7处，苏拉威系西1处，上述地点都出土了唐到北宋的越窑碗、盏、灯、执壶、盖壶、盖碗等制品。在苏门答腊巨港、巨港西岸、南榜省、姆亚瓦占碑、巴丹哈里、河岸等地都出土了唐宋时期越窑制品，最为典型的有2处。

第一处，黑石号沉船。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中，“黑石号”沉船，打捞出6万多件文物，其中长沙窑5万多件，越窑精品达250余件，与越窑瓷器共存的有“八卦四神铜镜”，背处侧铸有“唐乾元元年（758）戊戌十一月二十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另一件是长沙窑阿拉伯文碗，其背面刻有“宝历二年（826）七月十六日”铭款，因此这批越窑青瓷应为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交流的物证。“黑石号”沉船中出土的越窑瓷器造型十分丰富，包括海棠式大碗、海棠杯、花口碗、玉璧底碗、香熏、大型唾盂、刻花盘、刻花方盘、执壶、盖盒等。^［25］

第二处，井里汶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同一海域的井里汶沉船中，探摸打捞出越窑青瓷制品30余万件，其数量之大，品种之丰富也是史无前例的。出土的碗就有8万多件，其中葵口碗、莲瓣纹碗、莲子纹碗、刻花盏与盏托具，是上林湖、东钱湖窑场常见的典型的茶具。还有各式执壶，尤其是小嘴茶壶及瓜棱腹的罐、堆塑纹罐和莲瓣纹小茶具等，很别致。盘类刻有双鹤、双蝶、莲子纹等。盒类有八角、鹿纹、镂空等品种。^［26］其中人物坐饮图执壶、莲瓣纹各式碗、盘、叠盒等一组器物与铭文器，都是典型的五代、北宋时期的越窑器。

（7）印度境内。在印度的布拉明那巴德，为7至11世纪印度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 毁于地震。在这里发现了“越窑青瓷的残碗”，^［27］有的为玉璧底碗，有的为矮圈足碗，下腹有较多轮修纹，与大中年间的铭文碗相似。出土的各类越瓷经鉴定，时代分别为晚唐、五代和北宋前期。在印度西海岸阿里卡美道等地区，出土了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器。印度南部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地区，出土了9到10世纪的越窑制品。

（8）斯里兰卡。在西北部马纳尔州的古罗马时代贸易遗址中，出土了9到11世纪的越窑青瓷器。^［28］

（9）泰国境内。在古代马来半岛重要贸易集散地柴亚，出土了9到11世纪的钵、水注、壶等越窑制品；^［29］泰国南部国克考、林民波遗址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玉璧底碗、大环底矮圈足碗、碟、盖盒、壶、罐等。这些外销越窑制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时代启于9世纪。

（10）伊朗境内。伊朗的席拉夫是古代波斯湾繁荣港口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引人注目的是唐代越窑青瓷和邢窑系白瓷。^［30］据内沙布尔据莱恩的《早期伊斯兰陶器》记载，早在8世纪末，我国瓷器已大量运往该地，其中在米纳布（霍尔木兹海峡东北岸）出土了晚唐、五代的玉璧底碗、敞口碗等越窑制品。^［31］阿木反斯港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唐、五代越窑青瓷残器。赖依等地都出土了唐、五代越窑青瓷。笔者在1975年10月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处，见到日本小山富士夫赠送的越窑青瓷玉璧底碗，该器在伊朗尼夏普尔出土，于1964年在伊朗德黑兰得到。它使用匣钵烧制，是上林湖典型的器物之一。

（11）阿曼境内。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是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门户。古代著名贸易港苏哈尔古城堡遗址中，从1980年起不断出土了五代的越窑青瓷器残件。^［32］

（12）巴基斯坦境内。巴基斯坦的巴樽，位于旧都卡拉奇与著名的宗教城市达塔之间。那里几乎到处可以看到晚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及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北宋初期的越窑划花瓷标本。卡拉奇古城遗址中曾出土唐执壶、水注等器物。

（13）伊拉克境内。伊拉克沙马拉发现的越窑和唐代的其他陶瓷器为最闻名。^［33］沙马拉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是首都。发掘出土的瓷器“上起唐，下至北宋前期”。据多数研究者认为，“所发现的越窑碎瓷片，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竟完全相同”。而且在伊拉克、斯萨、拉线司、迦姆希托城址，赫个姆兹等地，也发现唐代的古陶瓷片。^［34］典型的要算“小圆凹的玉璧底碗和葵口、撇圈足碗，腹壁外凹内隆起四条筋的圈足碗，它的内底有素面，也有划花的”。上述两类碗产自慈溪上林湖，也与宁波唐代海运码头出土的一样。^［35］

（14）埃及境内。埃及著名的古遗址，当推开罗附近的佛斯塔特遗址，在9世纪时非常繁盛。通过1912、1964、1966年几次发掘，出土陶瓷7万片之多。其中很多是越窑残器，还有刻着莲花、凤凰等纹样的瓷片。^［36］一次就有673件，其时代从唐到宋初。属于唐代物中典型的要算上林湖产小圆凹的玉璧底碗，四周尚留支烧印痕。这里还有撇足碗、唾盂、执壶、盒、罐及小盏等；五代的双凤盘和以刻划手法相结合的有盘、杯等。这类器物与鄞县窑中的郭家峙窑生产制品相似。

笔者在1981年5月首次接待由中国对外友协邀请而来我国的“日中贸易史研究工作者”代表团团长三上次男等古陶瓷学者时，客人把他们参加佛斯塔特遗址发掘所得的上林湖产品（照片）介绍给我们，并与标本作了对比，多数是碗、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中说“从唐宋以来，中国瓷器运到非洲是很多很多”，“早到晚唐、五代”，“大部分是越窑”。埃及库赛尔古城，在苏伊士南约550公里的红海海岸，它自古以来便是埃及红海沿岸唯一的港口城市。长期以来这里不断出土中国的古陶瓷。1966年日本三上次男先生来到该地出土现场调查，他说仅目之所及就发现了唐末、宋初的越窑青瓷。

（15）苏丹境内。非洲东北部是10世纪红海沿岸的阿伊礼布中转港，在遗址中出土了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器。

（16）肯尼亚境内。非洲东部，地跨赤道，东临印度洋。在北部海域拉姆群岛中的曼达岛上伊斯兰遗址中，出土了9至10世纪的越窑器；在蒙巴萨以北的吉迪，出土了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大量的青瓷类残器。^［37］

（17）坦桑尼亚境内。地处东非的坦桑尼亚的高尔岛哇遗址，出土了唐末和宋初的越窑青瓷器。在桑给巴尔岛的西南岸，1984年英国学者霍顿等在此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有长沙窑瓷器，长沙窑器外销，周世荣先生曾说，是靠越窑器带出去的。美国学者波普说，在基尔瓦出土了唐末宋初的越窑青瓷和白瓷。发掘者惠勒在坦桑尼亚进行考古工作时说：“我一生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在沿海和基尔瓦岛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片可以整锹地铲起来……”“从10世纪以来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38］

外销越窑制品分期

根据世界各地出土的越窑青瓷制品，通过排比，可以分为初销、发展和盛销三个时期。(www.xing528.com)

一、初销期（中唐晚期）

目前世界各地出土的越窑青瓷制品，主要是亚洲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地区出土的玉璧底、大环底碗，以中唐元和朝的器物为最早。特点是主要为用明火叠烧，内外均有支烧印痕的器物。其次为内外均有松子状泥点印痕的矮圈足大碗。这两类碗为初销时的大宗产品。这类制品在中唐晚期实际上是十分珍贵的器物，因为当时世界上都不会生产瓷器，中国越窑青瓷制品带到海外，被视作珍品，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或用作随葬品的。这是初销期的明显特点。

二、发展期（晚唐时期）

晚唐时期明州治迁到“三江口”，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明州港已成为唐代四大名港之一。周边诸国及波斯商人大量贩运越瓷，刺激了制瓷手工业发展，因此晚唐越窑制品输出大增，目前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唐代沉船。埃及古都遗址，日本列岛，接待各国使者、商旅的日本大宰府鸿胪馆遗址等，出土了晚唐时期的许多制品，不但有玉璧底、花口碗，而且有执壶、盘、盒、盏、托具等品种，数量也相当可观，一地出土往往上百、上千件（片）。

这一时期外输越窑青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出现一定数量的匣烧制品与秘色瓷。第二，在大宗产品碗类之外，品种大为增加，主要是盘、罐、执壶等器种。第三，运销越瓷中粗细并举，其实在国外购者都是宫廷官员、富商，在他们看来都是精品。因此，国内业主生产什么就输出什么，这也是特点之一。

三、鼎盛期（五代、北宋初期）

这一期越窑制品，可以说从晚唐发展到吴越国时已达到顶峰，在进入北宋前期尚保持着盛销的势态。越窑制品自打入国际市场后，大大刺激了越窑制瓷业发展，不但窑场大增，而且制品更是精美绝伦。如台湾澎湖列岛出土的3000多件，都属于精品；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中有30余万件五代到北宋越瓷，^［39］也以精品为主，这两处典型的外销品，反映了：第一，越窑制瓷业已相当发达，输出产品不但精美，而且品种丰富多彩，有的品种国内都还未发现。第二，输出数量之大多达30多万件。第三，唐宋时期的越窑制品外销，并非像清代的外销瓷需由景德镇厂方按样制作，也不是像长沙民窑，专门生产一种迎合阿拉伯民族所需的器形。几乎是国内生产什么，就输出什么。越窑制品唐宋时在全国所有瓷种中名列前茅，在世界上已有相当声誉。出土越窑器物迟至北宋初期，还没有发现有北宋中晚期的器物。

越窑制品运销层次

世界各地出土的越窑制品，反映了运销各地的简况。为了解其运销的具体层次，以泰国南部的国克考及林民波两个遗址出土的越窑制品为例。泰国南部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都可以在上林湖窑区找到遗存。^［40］在泰南出土的一组碗，内有16至20个泥点支烧印痕，笔者称它为矮圈足大环底碗。外国学者都认为是初唐的产品，实际上，这类碗在浙江象山南田岛上有发现，是中晚唐的墓葬。^［41］另一组是玉璧底碗，此种玉璧底碗，从纪年墓出土的有公元794年、801年、851年的。在国克考及林民波两地考古发掘出土的矮圈足大环底碗和玉璧底碗，前者占总数的8.4%，后者占总数的3.8%，从这个比例看，越窑器外销价值在于质量（档次高），不在于数量。同时出土的中档质量瓷器也不少，如长沙窑的彩绘及贴花瓷，河北的定窑器等也具相当数量，说明在中档外销瓷之间，越窑制品有相当的竞争力。^［42］

这些出土制品表明，出口的越窑器以日用瓷为主，很少有国内墓葬出土的有特殊造型和丰富的纹饰的器物。国内窑址及遗址中的越器花纹很多，有花鸟、动物纹等。但海外的出土物一般无纹，在国克考及林民波遗址中，只有寥寥几只带刻划花。其他地方如埃及的福斯脱达及伊拉克的撒玛拉出土的器物中也有鱼、鸟一类的刻花纹。总的来说，在海外出土越窑制品有纹样的少，如有纹样，多以花卉纹为主。国内民用的低档越器也很少列入外销行列。

泰南遗址出土的越窑器占总数的38%，其碗类占70%。在国克考及林民波大概有39种越窑器形，其中有碗、碟、盖盒及壶、罐等。我们把它们与上林湖的器形对比，在39种中就有18种相同，说明上林湖窑场在9世纪的外销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碗类在席拉夫也有，尤其是矮圈足大碗，这样普通的碗却并不雅观，因为碗内有一圈的支烧印痕，其实这类碗在上林湖唐窑生产外，在镇海小洞岙等唐窑遗存中保存也相当丰富。在国外出土如此之多，可能与某种国外民族用途特别适合有关。

研究外销瓷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开始有规模地外销瓷器始于9世纪，这点可以从海外的出土制品证明。越窑制品是外销瓷器中的主要分子，出土的器物遍布东南亚与中东各地。东南亚的瓷器大多出自港口城市，这可能与过境再卖至中东有关。

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到非洲等许多遗址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制品，雄辩地证明，明州（宁波）港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越窑青瓷由于外输的时代比任何窑口瓷器都要早，因此，它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先行者、开拓者。

一千多年前宁波人民精心制造的越窑青瓷不但誉载国内，而且远涉重洋，开辟了“陶瓷之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友好的象征。向外国直接、间接地传授了越窑烧制的工艺技术，也对促进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将与“丝绸之路”一样被载入史册。

【注释】

［1］夏鼐：《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2］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8月第1版。

［3］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浙江省文物局《文物地图集》资料。

［4］ 冯先铭：《三十年来陶瓷考古的重要收获》，《文物》1979年第10期。

［5］林士民：《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1988年11月版。

［6］李辉炳：《鄞县窑调查的收获》，《文物》1973年第5期。

［7］朱伯谦等：《从浙江上虞东汉窑址调查看我国瓷器的产生》，1975年古陶瓷学术会议论文。

［8］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

［9］范文澜：《中国通史》1947年版。

［10］李知宴：《浙江象山唐代青瓷窑调查》，《考古》1979年第5期。

［11］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3］陈克伦：《黑石号出土越窑瓷器与唐代越窑的外销》，《2007年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5月版。

［14］林士民：《试论越窑的外输》，《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5］林士民：《明州市舶史略》，《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6］冯承钧：《诸番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

［17］（日）龟井明德、石丸详：《关于九州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1975年6月版。

［18］（日）小山富士夫：《东洋陶瓷大观》。

［19］（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文中堂刊1943年版。

［20］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

［21］陈信雄：《五代越窑在澎湖——两岸交通的第一波》，《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

［22］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

［23］菲律宾陶瓷学会：《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及东南亚青瓷》，菲律宾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

［24］朱杰勤：《中国陶瓷和制瓷技术对东南亚的传带》，《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

［25］陈克伦：《黑石号出土越窑瓷器与唐代越窑的外销》，《2007年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6］新加坡林亦秋先生提供的井里汶沉船资料，《中国古陶瓷研究》2006期。

［27］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

［28］（日）三上次男：《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11月创刊号。

［29］（日）三上次男：《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11月创刊号。

［30］（日）三上次男：《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11月创刊号。

［31］（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岩波书店1981年版。

［32］李辉炳：《阿曼·苏哈尔出土的中国瓷器》，《文物天地》1983年第3期。

［33］阎文儒：《从考古发现上看阿剌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34］（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文中堂刊1943年版。

［35］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东方博物》1997年1月创刊号。

［36］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三联书店1966年版。

［37］马文宽等：《中国古陶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38］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39］秦大树：《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土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40］何翠媚：《研究浙江青瓷的困难——以泰国南部国克考及林民波遗址为例》，1992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辑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4年英文版。

［41］同上。

［4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