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索隐派及其著述中宁波人评

红学索隐派及其著述中的宁波人评议

季学源

红学索隐派扫描

红学索隐派是红学研究前期产生的一个流派。他们祖承孔子的“春秋”曲笔，以及后代注经儒生的断章取义寻觅“微言大义”的陈腐方法，在读《红楼梦》时，主观臆想、随意附会，以谐音、猜谜、拆字、破译等方式，从史学著作、稗史杂记中寻觅零碎材料、片言只语，与《红楼梦》中的人物、情节及其细节相比附，猜测《红楼梦》的“本事”、原型和寓意。

纵观索隐派200多年的流变历程，可以看出，早中期的索隐者，由于时代和专业知识的局限，大多不懂何为文学，缺乏文学理论修养，不知道如何研究文学作品。但他们又看了《红楼梦》，面对这部小说杰作，他们大为震惊，情不能自已，于是写下了种种有关《红楼梦》的文字。在这一时期中，属索隐派的宁波人有徐柳泉、陈康祺两位；在这个时期的索隐著述中出现的宁波人有朱舜水、黄宗羲、姜宸英、高士奇、林和靖等人（详见后文）。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的索隐者则当作别论，他们拒绝现代文艺科学，不但“守伪传谬”，使索隐派沉渣泛起，而且更加“不顾常识，不择手段，不负责任”（蔡义江师语）^［1］，已经成为新时期的红学杂音、噪音。

索隐派迄今大致可以分为三期：

一、萌发期

除了脂砚斋批语中（含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有些属索隐之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周春生于清雍正六年（1728），约比曹雪芹小13岁。此人博学好古，著述甚多。他的《阅红楼梦随笔》写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离曹雪芹逝世约31年。离程甲本问世只有3年，是迄今发现的最早一部评红著述。因之，周春被视为红学索隐派的鼻祖。

周春在著述中已提到“明珠家事说”。他索隐说：林黛玉源于香山咏柳诗“须教碧玉羞眉黛”^［2］，妙玉源于杨升庵《丹铅录》中的“林妙玉”^［3］，李纨（其父李守中）源于清顺治进士李守中之女，如此等等，似乎《红楼梦》是“无一人无来处”的。红学界认为，周春开了索隐派的先河。

二、兴盛期

至清末民初，红学研究出现了高潮，索隐派随之渐趋兴盛。一批影响较大的著作相继问世。代表作有：

1.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刊出），宣称《红楼梦》是“演性理之书”，“全书无非《易》道也”，有功于名教。于是索出了种种荒诞无稽的细节：“撕扇，思善也。”^［4］螃蟹宴中的“蟹壳像太极”，^［5］“（八）足像八卦”。“刘姥姥，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李纨为完人”。

2.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民国五年（1916）刊出，正式打出“索隐”旗号，自称“戏笔”，游戏笔墨，钩沉索隐，宣称“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自此，宣扬《红楼梦》是明清史的演义、清朝宫廷秘史逸事的演绎之类索隐著述接连刊出。他们用拆字之法将“董”拆成“千里草”，把“林”拆成双木，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千里草”对“双木林”（季按：不知道为什么两者一定有对应关系），董鄂妃便是林黛玉。

3.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出版。他以小说附会政治，完全把历史与文学作品混为一谈，宣扬他的吊明反清思想。书中多次评说陈康祺的杂记，对宁波人影响最大（详见后文）。蔡元培也袭用了索隐派的种种手法，附会出“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贾宝玉“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但蔡元培有其不同于其他索隐者之处：他不再以野史为据，而以正史为依托，初步涉及了《红楼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

4.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他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明清兴亡史”：“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书中之宝玉、黛玉，皇帝与后妃也。”又索出“袭人为高士奇，处处可见”。“初试云雨情”就是指高士奇以金豆贿赂近侍，“皆偷情之行为也”。

5.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写于1925年。被红学界称为“索隐派中的恶札”，“ 《红楼梦》研究史上最腐败的著作之一”。^［6］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导淫”之书，全从《金瓶梅》“化出”，贾宝玉就是西门庆，林黛玉就是潘金莲，薛宝钗就是李瓶儿，史湘云就是妓女李桂姐，袭人就是春梅……为污损《红楼梦》，无所不用其极。

6.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正式打出索寻“本事”的旗号，实际上完全继承了前辈索隐者的衣钵，得出了《红楼梦》“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胤禛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又寻觅出宝钗是雍正帝，袭人就是龙衣人，“亦雍正影子也。”黛玉就是废太子理亲王胤礽。寿氏的“本事”，堪称天马行空，百无禁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7.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此书成于1934年，是一部聚集索隐著述的书。他直率宣称：“本书注意谶纬隐语射覆等事……读者非下一番索隐工夫，断无由知其真谛。”“真谛”是什么呢？是“伤时感世”、“鄙弃伪廷”。他把蔡元培等前辈的索隐推进一步，以至于索出“木石前盟，即木石前‘明’”，是悼念明朝；“金玉良缘乃因满清自谓出于金”，进而提出《红楼梦》中含有“平民精神”，“符合最新社会学说”。并以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作为依据（详见后文）。

由上述简介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索隐者，主要有三种人：一是黄宗羲说的“迂儒”。他们按儒生注经之法，从各种正史、野史、诗文中找《红楼梦》人物的“本事”、“原型”，觅词寻字，加以附会，随手写下札记之类文字。二是富贵闲逸者。他们边读书边玩弄笔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自称“戏笔”，戏弄《红楼梦》。三是政见宣传者。他们挖空心思，借《红楼梦》中的故事、人物、细节及其字句，加以比附，提出一些玄妙的政治寓意来宣传自己的政见。这三种人态度和目的有所不同，方法和后果却大致一样，都是非科学、非学术的，与真正的红学研究实无多少关系。

三、后续期

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港台的索隐派。对于他们的著述，一言以蔽之：重复蔡元培等索隐派的观点。略述于下：

1.潘重规，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著有《红楼梦新解》等著作。他认为《红楼梦》是反满复明之作（季按：蔡元培称“吊明”），以贾府影射伪朝，宝玉代表传国玉玺，黛玉代表明，宝钗代表清。如果要找出点新东西的话，就是潘重规认为：“曹雪芹只是增删补订的执笔人”，而非作者。

2.杜世杰，1979年在台湾完成《红楼梦考释》，基本观点均抄自索隐派前辈，如：“《红楼梦》涵民族著述大义，以复礼兴汉为宗旨”。《红楼梦》“为有功于名教之书”。但他对作者问题，倒有奇说：“曹雪芹一名很像是‘抄写勤’的谐音”。曹雪芹的另两个号，他认为也是谐音：“曹芹圃或系‘抄勤补’的谐音”，曹梦阮则是“抄梦圆”的谐音。其谐音术的高妙，实在令人惊诧。

3.李知其的《红楼梦谜》，1984-1988年出版上、下、续三部。其基本观点也是沿袭蔡元培等人的。在方法上，他坦率得很，说：“《红楼梦》是一本前所未见的梦谜小说，到处隐藏了大、中、小的谜语，不计其数。”认为作者就是通过“营造谜语”，来表达反清复明思想的。甚至说第87回紫鹃说的“火肉白菜，加一点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菜”做汤，是“一个史事报告”。“火肉”谐音鹅肉，“虾米儿”谐音蛤蟆儿，“青笋紫菜”谐音“清顺治来”。含义就是：“（明）弘光帝那个癞蛤蟆，只为好色想吃天鹅肉，看来快把江山给了（清）顺治帝了。”把猜谜术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后续者与宁波籍红学家对其的批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文艺科学空前发展，文学史相当普及，《红楼梦》广泛传播的新时期 （小学语文课本中已有《红楼梦》选读），索隐派却卷土重来，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我称之为“新新索隐派”。

后续期的“新新”人代表有霍国玲姐弟、王国华和刘心武。这一派对宁波读者的危害甚大。

1995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可以说是对索隐派前辈一些观点的“天才”发挥，他们把历史人物、曹雪芹、小说人物和他们虚构的人物，像捏橡皮泥一样捏合在一起，编造了这样一个吓人的故事：雍正帝继位后，曹雪芹家被抄，曹雪芹的情人竺香玉被选入宫，先为尼，后为妃，进而封皇后。曹竺二人万分痛苦，于是“两人合力将雍正帝用丹砂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曹雪芹则畏罪潜逃。他们宣称：“通过我们的钩隐稽实，发现置雍正于死地的女侠不是别人，而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原型就是竺香玉。这个惊天的索隐“成果”很快被人说或是红学研究的“全面突破”，是“新的里程碑”。^［7］但是鼓吹得越猛，便破灭得越快。杨启樵的《旷世奇闻：曹雪芹毒杀雍正帝》一文，便揭穿了霍氏的“西洋镜”。此处也无需多费笔墨了。

无独有偶，1995年又冒出了一本索隐“天才”之作——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他也是拾前辈索隐家的余唾，即“《易》理”、“阴阳”、“八卦”之说，异想天开，将《红楼梦》打乱，重新剪辑，设计出一个《太极红楼梦》来。1995年出版，被吹捧为“震惊人类的发现”。^［8］结果和霍氏“大著”一样，很快烟消云散。

就在霍、王的“新新索隐派”速生速灭之际，一个索隐新星横空出世，他就是刘心武。他从秦可卿探佚开始，提出秦氏是康熙帝废太子胤礽之女。走的完全是索隐派前人的老路，只不过给废太子添了一个女儿（还给曹雪芹添了一个进宫的姐姐），进而大搞“揭秘”。他自称一直得到一位红学“泰斗”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导”^［9］，又一再走上“百家讲坛”，媒体再三为之放大，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他又不辞辛苦，到处“签名售书”，会见“粉丝”（也来过宁波，有具体影响，详见后文）。受到一些人的热烈追捧，形成索隐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热浪。刘心武除了连篇累牍，大做“揭秘”文章之外，又使用了新式武器。他先与索隐派撇清关系，宣称自己是新派，即“探佚学中的考证派”；他的小说是“学术小说”；他是“平民红学家”，甚至于完全置学术规范常识于不顾，把他的秦可卿研究提升为“秦学”。

其实，他的“学术小说”“秦学”，倒可以称为“小说学术”，沿袭了古今索隐者的自己造谜，自己猜谜之法。别人能凭空造出一个“历史人物”竺香玉，与曹雪芹合谋毒死雍正帝，刘心武就能造出“历史人物”胤礽之女，并且被勇敢的贾珍藏匿家中，并且和贾珍产生了“真诚的爱情”。^［10］前人能把紫鹃说的那碗汤，用拆字谐音之法，附会成南明弘光帝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结果将明朝江山送给清朝顺治帝，刘心武自然可以如法炮制，把张太医给秦氏开的药方：“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破译为“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而且张太医成了“政治间谍”，传达康熙第十四子的密令：秦氏为了顾全大局而到她熟悉的地方天香楼自杀（参，被解作天上的“二十八宿”之一；“白术”则谐音“半数”，即十四，即康熙第十四子）。

当然，刘心武也有“独创”。他曾极为兴奋地宣称：“我查到了一个史料，这个是以前没有人说出来的，我第一个提出来。”这个独家“史料”是：在康熙时王士祯的《居易录》记载了一副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他认为这个对联是胤礽写的。而胤礽此联正是林黛玉在荣禧堂看到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上黼黻焕烟霞”的原型。但宁波籍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师说：这副对联不是胤礽的，而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诗《送李郎中赴任》中的两句。而且这两句的意境和构思，与荣禧堂的对联“风马牛不相涉”；蔡先生还指出：“这位小说家大概不懂得平仄”。^［11］蔡先生在新出版的《蔡义江解读红楼》中又说：“现在的红学文章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言多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细加检查，则又凭空臆测，全然不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惯于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甚至走火入魔，唤之不醒，几同疯话。”^［12］又曾告诉人们：“从红学热卖品‘秦学’看,索隐派回头路走不通。”我们宁波红学爱好者当记取这位宁波老学者的这些话。率先批评刘心武“秦学”的宁波（镇海）籍红学家还有陈昭。他在《秦可卿出身寒微吗？》一文中说：“刘文所说的‘疑点’（按：指刘心武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一文），^［13］其实并无可疑之处，根本不需要捕风捉影，寻找政治上的弦外之音。”^［14］另外，红学家孙玉明在答访问者问中则指出了“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五大误区”，红学家郑铁生专著《刘心武“红学”之疑》则全面评析了刘心武的错误和不良影响，也是很值得我们红学爱好者参考的。

红学索隐派中的宁波人

红学索隐派中的宁波人，迄今为止发现在红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位。均见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即《燕下乡脞录》卷五）：“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云，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益深痛也。”1944年4月,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主任汪辟疆在一次演讲中转述陈康祺的记述说：纳兰成德曾对姜西溟说：“家大人（季按：指明珠）十分器重老师，早想请老师出山，不过老师总不肯礼遇大总管某人，此后请老师对他稍加颜色。”姜西溟拍案大怒说：“我教你一年，你还对我说这样的话，真是白教了！”^［15］于是拂袖而去。

这就是红学界所概括的“明珠家事说”。

“明珠家事说”起源甚早。赵烈文在《能静居笔记》中记述：“谒宋于庭（季按：指宋翔凤）丈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季按：指清高宗乾隆帝）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作也。’”皇上这么说了，自然就会有人信以为真，广泛流传。故周春（生于1728年），在《读红楼梦随笔》中说：“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可见在乾隆年间，“明珠家事说”已广泛流传。陈康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比周春小112岁。看来，他记述的徐柳泉的话，可能也是在乾、雍以后的传说中听到的。至于高士奇、姜宸英、朱舜水和薛宝钗、妙玉以及薛蟠等“红楼”人物之间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不可能成为什么“原型”、影射关系。这个问题，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以及现当代红学家何其芳、郭豫适、蔡义江等等，都曾作过多次充分的论证，是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的，我这里就不重复了。除了周春之外，记述这一传说的著述很多，有些在陈康祺之前，如张维屏（1780-1859，比陈康祺大60岁）的《国朝诗文征略》、英浩的《长白艺文志》、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桐生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眉批、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在陈康祺之后的就更多了，如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钱静方的《红楼梦考》等等［16］。也就是说，陈康祺的记述较早，但并不是很早。那么他为什么被很多后人引述呢？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他对《红楼梦》并无贬损，还是倾向于肯定这部小说的。二是他的记述与乾隆帝之说一致（有很多记述是不一致的）。三是经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红学大家们引述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胡适以考证成果猛烈抨击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称之为“大笨伯”。^［17］如此尖锐的批评，引起了胡、蔡的一场大争论。在争论中，双方都多次谈到了陈康祺，从而扩大了陈康祺记述的影响（详见下文）。本来，胡适以为他的批评，足以使索隐派彻底垮台，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胡适考证出来的“自叙传”之说，显然也有索隐的意味。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批评胡适的“自传说”时，不断有人提及陈康祺的记述，于是陈氏记述的影响进一步扩大。(www.xing528.com)

红学索隐派著述中的宁波人

红学索隐派著述中的宁波人，迄今为止，已查得6人：朱舜水、黄宗羲、姜宸英、高士奇、徐柳泉、陈康祺。被提及的还有林和靖。

1.姜宸英，字西溟，主要生活于清顺治、康熙年间。慈溪人。高士奇，即高澹人。有号江村，主要生活于康熙年间，余姚人。他们被索隐者指为红楼人物薛宝钗、妙玉、薛蟠、袭人。详见前文所引的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卷五等著作。

2.徐柳泉、陈康祺，皆鄞县人，他们生活于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他们的记述，屡见于蔡元培及其后的索隐派和考证派的著述中。对陈康祺的记述持肯定、否定态度的均有。影响最大的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兹录其要如下：“《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季按：当为《郎潜纪闻二笔》）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薛宝钗，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薛者，雪也。”林和靖《咏梅》有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影高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妙玉，姜西溟也（从徐柳泉说）。姜为少女，以妙代之。诗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影英字也。第一回名石头为赤霞宫神瑛侍者，神瑛殆即宸英之谐音。”蔡元培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曾任南京国民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在整个知识界中享有崇高声望，他这么反复引述，自然备受重视，影响甚大。但是，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却一致严厉否定蔡元培的索隐之说。胡适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早年曾赴美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1921年，他以《红楼梦考证》，力驳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之论，力求达到“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之目的。在反复驳论中，胡适等在论证蔡元培等人方法和观点的荒谬时，也多次引用徐柳泉、陈康祺记述的材料。在以后的六七十年中，也不时有人援引徐、陈关于高、姜的记述，稍有不同的是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此书一会儿说袭人指顺治帝的废后，一会儿又说“袭人为高士奇”。对后者，他解释说：袭人和宝玉“初试云雨情”一段是影射高士奇用金豆子贿赂近侍之事：“初试云雨情一段，指其初入部，自肩襆被，为明珠阍者课子，遂得际遇圣祖。既得志，遂以金豆交通所侍，皆偷情之行为也。”^［18］已经从乱说、瞎说，滑向胡说了。

对于陈康祺的记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作如下概括：“纳兰成德家事说自来信此者甚多。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五记姜宸英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事，因及其师徐时栋（号柳泉）之说……”（同上文引文）“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最有力者，一为姜宸英有《祭纳兰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与宝玉可比。”“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季按：此说有误。早在徐时栋100年前已有此说），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认为蔡氏“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力……”这是值得关注的。

3.朱舜水，黄宗羲均见于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此作对前期王梦阮、蔡元培、邓狂言的索隐著作取兼收并容的态度。但此作又有不同于所有索隐学者之独特亮点。为此，必须简略了解一下作者。

景梅九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卒于1961年。他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初创的同盟会，1908年回国参加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西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他的《红楼梦真谛》于1934年9月由西京出版社刊行，共2卷。上卷收录评论12篇，下卷为评王梦阮、邓狂言的两部索隐著作。上卷除承传蔡元培的观点之外，又有所突破。在《叙论》中，他提出《红楼梦》索隐有“三义谛”，“第二义谛求之于明珠相国及其子性德 （季按：性德即成德）事。”在《论著者思想》一文中，他认为《红楼梦》作者有平民思想，并引证了黄宗羲的重要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兹录其开章一段：“……曹雪芹生于清初乾隆之际，目睹满人倾轧猜忌之情形，以及富贵功名之虚伪，且在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出世之后，痛知君祸之奇酷，颇有去君思想，故于本书字里行间，时露平民色彩。若生于近今，当成一锐进主义者。”

在评论曹雪芹的思想时，景梅九既有突破，也有局限。突破在于：景梅九已经意识到曹雪芹和《红楼梦》已具有新的思想——“去君思想”“平民色彩”，“反对旧式婚姻”，并且以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杰作《明夷待访录》为理论依托、思想武器，根据它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和民主思想——“以天下（季按：指百姓）为主，君为客”等卓著论点，指出《红楼梦》“字里行间，时露平民色彩”。这是景梅九《石头记真谛》的一个亮点，是其他索隐派著作中所没有的。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又显现了景梅九的局限性，他并没有认识到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是一部举世空前的民主启蒙主义的伟大著作（比法国三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要早很多年），他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废除封建君主制度，建立新的民主社会。^［19］鉴于这一认识上的局限，景梅九并没有认识到曹雪芹已是一位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伟大作家，并通过《红楼梦》体现了反封建、倡民主的深邃思想。

如果说景梅九在论述《红楼梦》的思想方面有所突破的话，则应该指出景梅九的索隐方法，使用的完全是前辈索隐者的老一套，毫无新意。他不但以黛玉之死的细节，把林黛玉索隐成康熙皇帝，在另一处，又把黛玉索隐成降清的洪承畴。他又认为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较王（梦阮）、蔡（元培）颇有长处”，“以刘姥姥拟钱牧斋（谦益）……以朱舜水拟外国女孩（季按：指第52回写的真真国女孩）”等等，则完全是胡扯。朱舜水（1600-1682），明代余姚人。名之瑜，号舜水，是一位著名的实学家，清初曾参与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六年（1659）流寓日本，倡导经世实学，构建治政学说，培养维新人才，成为日本维新致强的一大导师，备受日本朝野的崇敬。这样一位学识精博、贡献卓著的学者，与真真国女孩毫无共同之处，无论如何是牵扯不到一起去的。所以，景梅九的这种索隐，毫无评析价值。然而，非常奇怪，时至1986年，许宝骙又以《抉微索隐，共话红楼》为题撰文，充当新时期的索隐者，又对朱舜水先生来个故事新编，称另一红楼人物薛宝琴是影射朱舜水的。^［20］这大概不会比梅景九高明吧？我们也不必为其多费笔墨了。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全国上下积极构建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高潮中，索隐派却又有谬种复活之势，霍氏姐弟、王国华，特别是刘心武的“揭秘”，都是适例。至少在《红楼梦》普及过程和红学领域中，其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以宁波为例吧，2005年至2007年，不是颇有一些类似索隐派的文章出现在宁波吗？不但报纸上有有关文章刊出，除了老材料之外还发掘出了“新材料”、新人物，而且在讲座中也有讲这方面内容的。在某大学学报的人文版中也有索隐文章刊出了，报纸上还曾出现过《红楼主要人物在宁波？》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跃跃欲试者也颇有人在。我交游面有限，但也遇到过两位。2006年5月，宁波奉化市一位爱好红学的小同志对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很是着迷，到我这里来谈过3次，谈他读《红楼解梦》的感受，说：“很有趣。”崇尚之情溢于言表。并说他也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也打算写一篇“探佚”文章。我就纳闷了：一个这么年轻又在基层做具体业务工作的人，怎么写探佚文章呢？转而一想，为什么不能呢？名曰“探佚”，实为胡说（是胡说，不是红学界所称的胡适的“胡说”也），谁不能写两篇！他问我有什么参考书可以借给他。后来，他挑了两本贵州出的《红楼》杂志（至今未还）。我略说了我的看法，他很自负，颇不以为然。还有一位海曙区的老同志，也到我这里来谈过两次，通过几次电话。他说他退休后对《红楼梦》情有独钟，除了读原著也买了读了一些红学著作后写了一篇关于“红楼之谜”，讨论“秦可卿的生死”，1万多字，送给某大学学报，交了“版面费”给他发表了。因为删掉太多，他不满意，后来他把原稿送去北京某红学研究权威学术刊物编辑部。返甬后，他来告诉我：他们不给他发表，还说“我知道他们是不会给我发表的”。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听到当班编辑给他们的主编打电话说我的文章‘比刘心武还刘心武’。”我们聊了索隐派、“探佚学”、“秦学”的有关话题，各抒己见而已。但由此我比较具体地获得了不少人对“新新索隐者”感兴趣的信息。有一位文化部门的同志说：刘心武的讲座，至少对大家读《红楼梦》是起到推动作用的（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并不少）。我不明白的是：刘心武朝什么方向引导大家研读《红楼梦》呢？宁波文化界也有人说：刘心武可能写小说写不下去了，以为《红楼梦》是个百宝箱，只要手伸进去，就可以捞一把的。还有人说：“刘心武说别人‘以《红》谋私’，^［21］我看以《红》谋私的人是有的，刘心武就是其中一个。你看他出了那么多‘揭秘’的书，都是翻来覆去，重重复复的。这不是以《红》谋私？”

我以为，索隐派作为红学的一个流派，未必可以一笔抹杀，似乎也可以作出点有益至少是无害的工作来。因为《红楼梦》的读者本来就是“杂色”的——层次有别，兴趣各异，目的不同。有的索隐著述，对读者是可能有某种助益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做得严肃认真的，或许可以有助于读者了解《红楼梦》的具体背景，有助于读者了解，《红楼梦》虽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并不是小说家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其社会生活基础的，其素材是源自生活，但又比生活原型更高、更集中、更深邃、更有意境的。作为读者读《红楼梦》后的闲谈资料，也是无害的。遗憾的是，索隐者大多是异想天开，信口雌黄，“乱话三千”的，从学术层面上看，即使是兴盛期中的索隐派著述，大多只是些幼稚闲笔、窥秘戏笔；蔡元培虽然态度认真，但结论荒谬。这些著作，并没有多少内容够得红学资格。但胡适并没有打倒他们，因为他自己“不大懂文学”（唐德刚教授批评胡适语）。他们把小说当做史学著作考证，结果考出了一个“自传说”；到晚年甚至考出《红楼梦》“毫无价值”，^［22］是“狗屁”，以至于要人们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23］他的“自传说”比之索隐者实在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到了霍、王、刘等人那里，索隐派已经成了学术垃圾。刘心武的“秦学”已经不是“太笨”，而是甚刁，“满纸荒唐言”！污染了红学研究环境，挤占了真正的红学研究空间，而且误导了为数不少的《红楼梦》读者，干扰了文学精品的正常传播与普及，损害了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注释】

［1］陈晓红：《请告诉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艺术评论》2005年10月号。

［2］香山：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号香山居士。

［3］杨升庵：明代文学家杨慎，号升庵。

［4］撕扇：指《红楼梦》第31回描写的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5］螃蟹宴：指《红楼梦》第38回描写的大观园螃蟹宴。

［6］郭豫适：《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第4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7］紫军：《红楼解梦·序》。

［8］《书刊导报》1992年3月3日头版关于《太极红楼梦》的报道等。

［9］刘心武：《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第228页，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版。

［10］同上书，第226页，其中有“秦可卿和贾珍之间的爱……是真诚的，她不爱贾蓉，她爱的是贾珍”、“贾珍和秦可卿真诚的爱情”等语，并称贾珍有“政治胆识”。

［11］以上两段引语均见《艺术研究》2005年10月号陈晓红《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文。

［12］蔡义江：《蔡义江解读红楼·前言》，《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

［13］刘心武：《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辑。

［14］陈昭：《红楼梦之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5］汪辟疆演讲稿：《十大问题》，《中国文学》第1卷第1期，1944年4月。

［16］《红楼梦辞典》，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7］引胡适的文字，均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75页《红楼梦考证》及第142页附录，蔡孑民《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版。

［18］邓狂言对《红楼梦》第6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批语。

［19］季学源等：《明夷待访录导读》，巴蜀书社1992年版，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6月重版本。

［20］《团结报》1986年5月2日。

［21］《宁波晚报》2006年12月6日。

［22］吴祚来：《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艺术研究》2005年10月号。吴祚来在文章中说：“陈独秀已经批评胡适把小说当历史来考据，可胡适却执迷不悟！其实胡适本人对《红楼梦》一书的文学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甚至在晚年的一次讲演中把《红楼梦》说成是‘狗屁’。”

［23］《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89页、290页、292页、373页等多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