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宁波相关考察资料-学汇中外

《红楼梦》与宁波有关资料考述

季学源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语）^［1］《红楼梦》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精华之大成，为中国文学立极。因之，学者尊之为中国 “文学圣经”。^［2］宁波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研究《红楼梦》与宁波之间的关系，对提高宁波人的文化修养，对于建设文化大市都是很有意义的。

《红楼梦》与宁波是否有关系？有。不但有，而且有些关系是独特的、极重要的。兹分别简述于后：

《红楼梦》中有3处写到了宁波

《红楼梦》有3处写到了宁波。一处是第16回。赵嬷嬷对王熙凤说起贾府过去预备过一次“接驾”。 王熙凤接着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其中的“浙”就是指浙江，具体所指的应是宁波。唐宋以来，宁波（明州）成为浙东重镇，在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其历史地位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宋元以后，宁波已成为三大外贸港口之一。诚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咏：“杳杳向沧海”，“商通远国多”。至明清，宁波港就更加繁荣了。学识渊博的曹雪芹当然知道这些情况，所以在小说中写到宁波，而且与王熙凤所说的情况颇相吻合。另一处是第41回，写妙玉招待众人吃茶，众人用的“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官窑，涉及宁波。官窑，指专门为宫廷烧制瓷器的瓷窑。余姚上林湖越窑（今属慈溪）和北宋开封官窑、南宋杭州官窑，号称“三大官窑”。这三个官窑生产的瓷器，全部归宫廷专用。上林湖官窑瓷器之名贵，曹雪芹当然知道，在小说中提及越窑，是极自然的，在贾府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必然有越窑瓷器。第三处是第114回，写贾政与甄应嘉谈话。甄应嘉说：“近来越寇猖獗，海疆一带小民不安……”贾政说：“现在镇海统制是弟舍亲，会时务望青照。”又说：“因海口案未清，继以海盗聚奸，所以（和远嫁的探春）音信不通。”这里是直接写到宁波了。“越”指古代越国地界。宁波亦属越地。“海疆”自然是指浙东宁波地区。镇海，即现在的宁波市镇海区。镇海位于海边，唐代置望海镇，五代吴越置望海县，宋代改为定海县，清代改为镇海县。镇海是海防重镇。据多种史料记载，明清时期，镇海口内外贼寇之患严重，和《红楼梦》所写及的情况是一致的。探春的公公是镇海统制。统制，是清代的军官名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师级干部。鉴于镇海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明清时期镇海的内忧外患不断，所以朝廷派高级将领驻守于此。《红楼梦》中写到镇海，是可能的。康熙年间，杭州织造孙文成，与曹寅、李煦一样，都是康熙帝的特宠亲信。孙文成在杭州织造任上，曾奉诏监管浙闽海疆事务。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孙文成在给康熙帝的奏折中报告了“商人苏世观之船欲往东洋，自宁波海关出海”之事。同年二月，李煦在给康熙帝的奏折中，报告了张氏兄弟聚合于宁波府慈溪县羊角殿、四明大岚山以及数名“盗贼”在余姚滥水田、斗门、大岚山、镇海等地起事，和“提”、“镇”派兵进剿的情况；同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又报四明山进剿情况［3］。李煦、孙文成奏报的这些情况，都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大体相合。

曾有个别学者提出：曹雪芹曾到过浙江。这是缺乏史料依据的推测之词，与索隐派红学家所说的《红楼》某某原型是宁波某某一样，都是不可信的。蔡义江师曾对上述两说作过令人信服的考证，^［4］这里不复述了。大胆假设一下：曹雪芹到过浙江来过宁波，对《红楼梦》的创作也不会有太多影响。1.当时曹雪芹还很年幼，来过印象也不会深，无法进行描写。2.《红楼梦》是在北京写成的，其故事发生在京都、皇城；曹雪芹幼年生活于南京，后迁居北京，直到逝世，写小说时，更多地取北京、南京的地名、风物、故事为素材，原是很自然的事。与小说故事关系不大的地方，自然会少写或不写。3.《红楼梦》是高度典型化的艺术杰作，而不是什么“历史纪实小说”、“自传”，我们应该只把它作为小说来欣赏、研究。

做过宁波知府的曹雪芹舅公李煦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影响

李煦（1655-1729），生活于康熙、雍正年间。祖籍山东莱州府。本名李士桢，原姓姜，清（后金）崇德七年（1642）过继给正白旗满洲佐领李西泉，遂改姓李。李氏是内务府的包衣（皇家奴仆）。包衣身份虽低，但因在内务府当差，由于多种因素与皇家关系紧密，其中少数善于钻营者便能得到皇室的赏识，极少数人还被皇帝委以重任，承担要职，受到特殊宠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李煦都是这样的“极少数人”。李煦曾任内阁中书、韶州知府、宁波知府、苏州织造等职。

李煦在任宁波知府、苏州织造30年间，与曹寅一样都和康熙帝玄烨建立了极为密切的主奴关系。他虽然品级并不高，但地位特殊，可以向皇帝专折奏事，实际上是皇帝特派到江南的耳目，担负特殊使命。康熙帝曾在李煦的一个奏折中批道：“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李煦也曾在给康熙帝的《请安折》中说；“窃念臣本包衣下贱，蒙恩特用，竭蹶有心……”为了报恩，他监视官场，密报民情，“但有所闻”，即“密折奏闻”。 在江南期间密奏皇帝的折子，不但比曹寅父子所递奏折总数多数倍，而且是当时官员中缴回“朱批”（皇帝亲笔批）奏折最多的一个。此所受康熙帝的“格外殊恩”，除曹寅外，是罕见的。

曹寅的母亲曾做过皇帝的奶娘，曹寅又是李煦妹夫。曹寅曾任苏州、江宁织造20余年，他的父亲和两个儿子也先后担任过江宁织造，都是康熙帝的特派心腹。李、曹又同杭州织造孙文成（有人说为曹寅母系亲戚，待考），勾结成“一荣俱荣”的特权集团。除经营织造府外，曹寅、李煦都曾掌握过两淮巡盐的“肥缺”，可以用“内府”“上用”等名义，肆意搜刮，在供给皇室享受的同时，同时日增自家的富贵，特别是几次接待康熙南巡，穷奢极欲，挥霍库银如同流水。

康熙帝一死，情况旋即发生突变。雍正帝胤禛夺取皇位后，在“清君侧”中，李煦自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雍正元年（1723），胤禛即以“李煦亏空官帑”等罪名，下诏“将其家物估价，抵偿欠银，并将其房屋赏给年羹尧”。5年后，又以李煦“谄附阿其那”（康熙帝第八子），将李煦逮捕下狱，定为“奸党”，“发往打牲乌拉”，不久死在东北草原上。同时，曹雪芹的父亲，也以同样的政治、经济原因和“骚扰驿站”的具体罪名被革职、被抄家，迁回北京监视居住，下场并不比李煦好多少［5］。

从李家曹家的兴衰和《红楼梦》贾府的盛衰看，曹雪芹可能从曹李两家家史中受到启示，撷取了某些背景性的素材，作为建构贾府盛衰历程的一个原始参照系。当然，也不排除曹雪芹从曹、李两家的史实中撷取某些具有艺术意味的生活细节。比如，《红楼梦》第16回写赵嬷嬷曾说：当年贾家接驾，“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读这句话，或许会使人想到曹家几次接驾的历史。索隐派红学家据此而称《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宁国府就是写曹家和李家，可以一一比照；考证派甚至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身世的“写实自传”，那纯粹是主观臆测，即俞平伯所说：“自传”“猜笨谜”； “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6］。《红楼梦》是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大厦，是天才的艺术巨构，绝不是任何“自传”、谜语可比的。

宁波在《红楼梦》向外传播中的贡献

一、早期的英文译本

1842年，在宁波出版的《中国话》（亦译作《官话》）第82-89页，发表了英国人R·汤姆（R·Thom）选译的《红楼梦》的若干片断，标题为《红楼之梦》（The Dream Of Red Chambel，这是红学界公认的《红楼梦》的早期译本之一（在此之前，英国人约翰·弗朗赛斯·戴维斯仅译了《红楼梦》第3回中的《西江月二首》）。另外著名红学家、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发表于1942年2月桂林《旅行》杂志中的《〈石头记〉评赞》一文中的按语说：《石头记》的最早译本为英国驻宁波领事H·Bencraft Joly（卓来）所译，1872年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凡二巨册。1926年6月17日天津《大公报》亦有文章有同样记载。^［7］

1842年在宁波出版《红楼梦》选译本有以下三方面意义：1.在《红楼梦》传播史上，它是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它开了《红楼梦》用外文向国外传播之先河。所以，其后许多报刊、著作都曾评述过此事。除上文已提及的天津《大公报》、桂林《旅行》杂志，还有1948年8月13日北平的《华北日报》。在近十多年来出版的红学史之类著述中，大都有记述此事的一节。2.译者R·汤姆是当时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官员，他选译《红楼梦》的目的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教材。这表明R·汤姆是独具慧眼的。他已经意识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认为要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语言，《红楼梦》是最佳的教材。其后，日本、朝鲜等国均亦不约而同，以本国语翻译的《红楼梦》为学习中文的首选教材。3.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种。英语翻译《红楼梦》，对《红楼梦》向全世界的传播以及其他语种的翻译，都会产生引领作用。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全世界即有20余种文字翻译了《红楼梦》。

二、向日本传播红学的宁波人

乾隆五十八年（1793），《红楼梦》第一次传到日本，随后影响逐步扩大。日本著名学者、“汉诗三大家”之一的森槐南认为：《红楼梦》是“古今东西方最好的书”。

《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宁波人起过重要作用。慈溪王氏家族王治本兄弟贡献尤多。兹简介如下：

王治本（1835-1907），字维能，慈溪慈城人（今属宁波市江北区），号漆园、改园，别号梦蝶道人 。诗人、书法家、旅行家。先后漫游日本各地20余年，最终客死日本长崎，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有重要贡献的人物。

王治本的族弟王仁乾（字惕斋）于清光绪三年（1877）与冯蓉塘赴日经商，结识了日本各界许多名流。王治本随后亦去日本，先从事汉语教学，兼《日清新志》《寰海新报》等中文报纸编辑和撰稿人，同时参加日本各地的文化活动。由于王治本诗文书画俱佳，很快结识了很多日本文化名人。光绪四年十一月底，中国第一届驻日公使团抵达长崎，何如璋任公使，黄遵宪（公度）任参赞。王治本被聘为使团随员兼翻译。何如璋、黄遵宪都是诗人，经王治本介绍，他们经常于公事之余与日本诗人唱和。光绪四年六月至十月，黄遵宪曾偕随员沈文荧、王治本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石川英等在东京隅田川畔的墨江酒楼等处聚会，研讨《红楼梦》等中国文学作品。他们座谈和笔谈的文稿分别辑录于《大河内文书》和郑子瑜、实藤惠秀编纂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于1968年5月出版）二书中。从1877年至1880年，他们共作过500多次笔谈。王治本在《漆园笔话》中记载了1880年至1881年的141次笔谈内容。现摘录数则笔谈内容如下：

鸿斋：贵国民间小说传至敝邦甚少，仅《水浒传》《三国志》（按：当为《三国演义》）等数部而已。

公度：《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辉，万古不灭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漆园：《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极。

公度：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

日本友人问：《红楼梦》是否需要注释？

梅史答：此书不必注，但宜评。

日本友人问：《红楼梦》有几种异本？

漆园答：《红楼梦》有《后红楼梦》《红楼圆梦》等数种，皆是“狗尾”。

日本友人说：《红楼梦》是用北京话写的。其俗语日本人不懂，乞注释，使易读。

梅史说：吾将不知者标出，问之“二王”可也（按：“二王”似指王治本、王藩清或王汝修，三人皆是王治本同族兄弟，皆在日本。）^［8］

王治本、黄公度、沈文荧所谈的这些观点，对日本《红楼梦》读者和研究者，都有深远影响。梅史关于读 《红楼梦》“可以悟道，可以参禅”的观点，不但对日本红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对中国红学家“悟”《红楼梦》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006年10月，三联书店（北京）出版的刘再复的《红楼梦悟》便是明证。

沈文荧还曾与日森槐南研讨过《红楼梦》，对森槐南的红学研究有一定影响。森槐南曾发表过《咏〈红楼梦〉》诗多首，著有《红楼梦评论》，比较全面地介绍、论述了《红楼梦》。他还曾试译过《红楼梦》第1回，发表于1892年《城南评论》第2号中，是日本较早的《红楼梦》译本［9］。

柴小梵生活于清末民初（生卒年不详），慈溪掌起人。柴氏曾游历南北各地，是一位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著有《梵天庐丛录》。这是一本读书笔记类著作，曾有家刻本，1999年9月山西古籍出版社曾出版过新排本。

《梵天庐丛录》卷12 《红楼梦词》，辑录了王芝岑的《题红词》10首。在小序中，柴小梵称：“《红楼梦》一书，前人但知为言情之作，今则渐有知其为与清史有关之书者矣。读之可以明理，可以悟道。”在后记中，柴小梵又介绍说：“红楼词，予所见者，都十六种，俱皆藻思轶群，绮芬溢。”他列举了他所见到的《红楼梦》诗、词、赋、文、曲概况。由此可以窥见，柴氏也是一位《红楼梦》推崇者和热心传播者。

三、宁波人在红学传播方面的其他贡献

自1989年起，宁波师范学院学报（含宁波师专学报），陆续发表了季学源等人的《红楼脂粉英雄谈》系列论文和红学研究资料10多篇。其中《凤姐下茶》等论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红楼梦研究》杂志全文转刊，影响较大。

21世纪以来，宁波大学学报陆续发表了季学源、王肇亨等人的红学论文和红学资料多篇，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同时，宁波服装学院学报和雅戈尔集团的《雅戈尔》月刊也陆续发表了季学源、严久石等人的红学论文和红学研究资料多篇，都在《红楼梦》的传播和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方面有一定影响。宁波出版社1997年出版过《蔡义江论红楼梦》，2001年出版过钟礼平、陈安龙评注的《红楼梦》，传播意向也是很好的。

宁波人的红学研究与普及工作

据红学研究机构1990年统计，被称为红学家的有253人，除生平事迹不详者外，浙江、江苏籍的最多。浙江籍的36人，江苏籍的31人，其中宁波籍的有8人，这在全国各省市中是罕见的。兹按生年先后简介如下：

姚燮（1805-1864）：镇海人，晚年寓居鄞县大梅山。字梅伯、复庄，号大某山民。在诗、词、骈文、小说、戏曲、绘画和戏曲研究方面均卓有成就，也是著名评点派红学家之一。署大某山民的评点本《红楼梦》刊本，在清光绪年间曾十分流行，民国时又多次翻印，《红楼梦》读者几乎都知道大某山民。在姚燮之前，人们还只是在《红楼梦》书上点评，写一点杂记、随笔，还只是零散的读书心得、感言，还不是系统的学术性研究。而姚燮则已不同，他不仅在《红楼梦》书上写出批语评语，而且试图建立一个系统，以求对这部文学巨著进行全面考察，这促使他写下了红学著作《读红楼梦纲领》（后曾改作《红楼梦类索》）。姚燮自署“咸丰十年庚申秋七月复翁手抄”本自序中，给曹雪芹以极高评价：“雪芹曹氏以涵盖古今之学，撰空前绝后之书。洒洒洋洋，为卷者百有二十。上自公卿下及屠贩，罔不读之而啧啧然称道之。” 在自序中，姚氏还阐述了其撰写《红楼梦纲领》之目的：其内容复杂，“经绪纷繁”，读者往往“不能辨其途”，因之需按内容“分类搜辑之，为读者作指南之旨”。可谓爱《红楼梦》至深，用心良苦。

《纲领》共3卷：1.“人索”：小说人物检索及若干统计数据；2.“事索”：检索小说中有关事物；3.“余索”，含“丛说”“纠疑”“诸家撰述提要”等。“余索”最能见姚燮的观点和水平。姚氏不但无保留地给予曹雪芹以极高的评价，而且严肃认真地把《红楼梦》作为一个学术对象进行探讨，写成早期的一部红学专著。姚氏在人物形象的评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小结艺术结构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姚燮《红楼梦》评点本最早由徐润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在他开办于上海的广百斋书局刊行，书名为《增评补图石头记》。这是一个汇译本，除姚燮评点的文字之外，还有护花主人、太平闲人等人的评点文字。此后，有多种版本问世。1905年，日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印刷所和日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等出版机构都印行过姚燮和王希廉（护花主人）评点的《红楼梦》。1967年，绪方一男曾撰《姚梅伯〈红楼梦〉词语注释》一文，发表于《大阪外国语大学学报》。

姚燮《红楼梦》评点本手稿原藏海盐李氏处（亦说镇海李氏处），抗日战争期间毁于战火，成为红学史上的永恒遗憾。

姚燮将永远在红学史上占有一个席位。

姚燮之后，当说到徐时栋（柳泉）和陈康祺。徐氏是宁波著名藏书家。据他的学生陈康祺说，徐时栋曾对他说过：《红楼梦》是“故相明珠家事”、“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10］陈康祺记述徐氏的话（详见本文第2部分），后来在索隐派红学家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徐时栋、陈康祺可以说是早期红学索隐派人物。

至20世纪，宁波相继出现了几位红学家，而且越到后来成就越高。兹介绍如下：

张爱玲（1920-1995），出生于上海， 自称祖籍宁波。是著名小说家。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上海与鄞县籍著名女作家苏青共同享誉文坛。两人是好友，相互欣赏，当时有“苏张之称”。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11］

张爱玲8岁时开始读《红楼梦》，十四五岁曾创作《摩登红楼梦》，把她在津沪等地所见所闻的摩登社会现象编成《红楼梦》人物故事。她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集中在1973-1995年定居美国期间。代表作是《红楼梦魇》。1997年8月由台北皇冠杂志社印行。2005年哈尔滨出版社也出版了《红楼梦魇》。全书由7篇文章组成：《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高鹗、袭人与畹君》和五“详”《红楼梦》。全书以版本研究为主，以细腻入微的考辨见长，并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表现出独特的探索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在《三详〈红楼梦〉》中，她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对高鹗的续书有极严峻的批判。在《谈跳舞》一文中又说过：“高鹗所拟定的收场，不能说他不合理，可是理到情不到，里面的情感仅仅是Sentiments，不像真的。”^［12］

现在也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魇》。

陈诏（1928-　），镇海人。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上海市红学会副会长。著有《红楼梦与金瓶梅》（与孙逊合著）、《红楼梦小考》《红楼梦谈艺录》《红楼梦群芳图谱》（由戴敦邦绘图）、《红楼梦鉴赏词典》。有红学论文近百篇。^［13］(www.xing528.com)

陈诏的《红楼梦小考》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初印12000册，很快售完。由于书中的文章能帮助《红楼梦》读者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99年又由上海书店约请作者加以修订增补再版。 这是一本有用有趣的书。

傅继馥（1930-1983），宁波市人。生前执教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著有《明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内收红学研究论文8篇，另有《论王熙凤形象的时代特征》《论红楼梦形象体现系的构成》等红学论文多篇。

李厚基（1931-？），宁波市人。生前执教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主要著作有《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聊斋志异〉散论》，附选注百篇。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曾给学生讲过《红楼梦》专题课。红学论著有《和青年同志谈谈〈红楼梦〉》、《秦可卿形象塑造质疑》、《景不盈尺，游目无穷》，另有对《红楼梦》中某些章节、人物形象的赏析文章多篇。^［14］

蔡义江（1934-　），宁波市人。曾执教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杭州大学中文系，现执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20世纪50年代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在唐宋诗词研究方面尤有成就。70年代开始从事《红楼梦》研究，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红学著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 《蔡义江论红楼梦》 《论红楼梦佚稿》《蔡义江点评红楼梦》《红楼梦韵语》《蔡义江解读红楼梦》等。曾以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要求，校正了小说中的用字，将异体字均改为常用字，借代字、别字均按相关要求予以纠正。一词多种写法的，则用通用写法予以统一。蔡义江在校注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

在197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全国各地编印了大量的《红楼梦》参考资料。在这类著作中，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在海内外学术界和读者中获得广泛评赞。其主要特点为：1.始撰于1975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不随流俗，使之成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历久弥新。2.它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各得其所。其注详略得当，其评探赜索隐，尤见功力。3.其注和评征引繁富，论证翔实，把《红楼梦》及其有关韵文思想和艺术的研究与欣赏结合起来，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该书于1979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应读者要求加印，其后，又由团结出版社、中华书局7次再版，销量已逾百万册。^［15］

蔡义江无疑是公认的著名红学家。

吕启祥（1936-　），原籍余姚。曾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曾参加冯其庸主持的《红楼梦》的校注和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的编写与定稿工作，主要红学论著有《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红楼梦寻味录》《吕启祥论红楼梦》，曾与林东海合作主编《红楼梦稀见资料汇编》。吕启祥是一位笔耕甚勤、成果丰硕的著名女红学家。^［16］

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吕启祥论红楼梦》，是吕启祥红学论文自选集，39万字。这是吕启祥从近30年来发表的百万字的论文中精选出来的，是其红学研究成果的结晶。她在此书的《前言》中说：“《红楼梦》是这样一种作品，只要你莫失莫忘地将她带在身边，她将不离不弃地给你精神的滋养、心灵的抚慰。”2004年，吕启祥以平民身份到美国纽约探亲，写下了《作为精神家园的〈红楼梦〉》。 吕启祥在红楼精神探赜中渐入佳境，意识到《红楼梦》已超越了社会批判和道德谴责的层面，进入了哲理性的审美境界，指出《红楼梦》给予读者的是阅尽人间万象、历尽人间真味的超越，使读者体验到人生的真味。

吕启祥的红学论文帮助我们体悟到：《红楼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应必成（1936-　），浙江宁海人。曾执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市红学会副会长。曾参加《红楼梦》新校本的校订工作。红学专著有《论石头记庚辰本》等，论文有《〈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论新红学派》《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关于〈石头记〉己卯本和己卯本的影印》等。

路工（1920-1996），慈溪人，著名学者，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国家文化部访书专员，在郭沫若、郑振铎、阿英等指导下到全国各地访书。60年代初任文化部研究员、国家（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著有《夜的声音》《梁祝故事说唱集》《访书见闻录》等。^［17］

1957年夏天，路工在康生家中看到了一部奇书——毛泽东主席批注的《红楼梦》，如获至宝。后经多方设法，终于从康生手中借得这部独特的《红楼梦》。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毛主席不但有其独特的阅读视角，而且读出了别人读不出的东西，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均有独特批语。作为访书专员，路工看出了它的巨大价值，所以不惜一切，冒险秘录了这个孤本《红楼梦》，将毛主席手批的文字、标点、阅读符号原原本本抄了下来，为红学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20世纪90年代，季学源曾两次与路工长谈毛批《红楼梦》。1995年9月5日，季学源在《羊城晚报》上撰文介绍了路工手抄毛批《红楼梦》的有关情况，同年9月18日，上海《报刊文摘》摘刊了季文。遗憾的是，毛批《红楼梦》如今已下落不明。但愿收藏者能早日贡献出来，以供研究。

季学源（1935-　），江苏淮阴人。1969年调来宁波工作。他是唯一在宁波工作的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曾执教于宁波师范学院、宁波大学中文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浙东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浙东文化名人研究资料丛书·黄宗羲研究资料索引》《姚江文化史》《明夷待访录导读》《黄宗羲三百年祭》 《河姆渡文化史论》 《红帮服装史》 《黄宗羲文选》《中国服饰文学作品选》等。另有散论近200篇。1984年开始致力于《红楼梦》研究，为上述两校和高教园区南区5所高校的高年级学生讲授过《红楼梦研究》选修课，已出版的红学专著有《红楼梦诗歌精华》 《红楼梦服饰研究》 《红楼脂粉英雄们》。待出版的红学著作有《红楼十二美——红楼梦美学平议》《红楼文化散论》等。另外，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中发表红学论文50余篇。^［18］

《红楼脂粉英雄们》是季学源红学研究20年的结晶。作者从“人学”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度上，重新审视红楼人物，把注意力集中在女性人物身上，特别是那些被视为“脂粉英雄”的女性人物身上，着力探索曹雪芹通过这些人物的艺术形象所体现的美学理想和社会理想。

选修过季学源的“红楼梦研究”课的学生，已有不少人在宁波作过《红楼梦》讲座，并有8人在《红楼梦学刊》中发表论文。

索隐派红学家影射说中的宁波人

1944年6月，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文学院举行的文学座谈会中，主持人李长之教授先就《红楼梦》与《水浒传》讲了半小时，系主任汪辟疆先生赶到，作了10分钟演讲后，让学生自由提问。有人问：“妙玉的结局怎样？”汪辟疆调侃说：“她回慈溪老家去了。”大家听后愕然无声。汪先生接着作了说明：“这实在是一个不得已的回答。”因为《红楼梦》写妙玉最终为强人劫持而去，不知所终。后人传说，《红楼梦》是写清康熙宰相明珠家事，贾宝玉就是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妙玉就是姜西溟（宸英）。据宁波人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记述：有一天，纳兰性德对姜西溟说：“家大人十分器重老师，早想请老师出山，不过老师总不肯礼遇大总管某人。此后请老师对他稍加颜色。”姜西溟拍案大怒，说：“我教你一年，你还对我说这样的话，真是白教了！”他终究不肯巴结权贵，于是卷起行李，归隐慈溪老家去了。介绍了这段佚事后，汪先生又调侃说：“所以我说，妙玉回慈溪老家去了。”众人大笑。^［19］

这段故事在1936年7月22日的《北平晨报》“北晨艺圃”版块亦有过记述：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五记述有“……嗣闻先师徐柳泉（时栋）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云，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按：余姚人），妙玉影西溟先生。……妙玉以看经入园（按：大观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按：明珠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益深痛也。”

宁波两位前贤关于《红楼梦》的这些话，为后来索隐派红学家所承传并大加发挥，这恐怕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直到1986年5月，依然有人在《团结报》上撰文说：《红楼梦》里薛宝钗的形象是影射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余姚乡贤朱舜水。^［20］对此类说法，我们似可不谈它了。

徐时栋、陈康祺等宁波人当年谈及《红楼梦》时，并没有像某些封建士大夫那样对《红楼梦》进行攻讦、否定，这是值得关注和评论的，所以到21世纪宁波人还在借鉴他们的有关记述，并站在时代的高度上予以适当评论。

在中国文学史已经开始成为常识，现代文艺科学理论已经相当普及，典型化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基本规律的今天，对“妙玉影西溟”之类说法，只宜当做趣闻、逸事，作为休闲谈资，以取其趣（王蒙评刘心武的《红楼梦》揭秘为“有趣”），^［21］但应避免过度夸饰与发挥，以讹传讹。比如，有人说《红楼梦》代表人物原型出自宁波。这对宁波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无益的。

宁波人在《红楼梦》大众化、普及化方面的贡献

经典文学作品大众化、娱乐化，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欣赏水平、审美水平的重要过程和手段。

《红楼梦》在传播过程中，曾出现过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戏剧、影视、诗、词、曲、赋、绘画、雕塑、小说、刺绣、音乐、舞蹈、书法、邮票、美食等各方面的艺术家都曾为《红楼梦》的普及和再创作作出过贡献。在这方面，宁波籍艺术家的贡献尤其令人瞩目。首先，应该载入红学史的是著名越剧编剧徐进。

徐进（1923-　），慈溪人。1942年开始越剧编剧事业，先后在“芳华”、“玉兰”等越剧团（院）任编剧，曾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著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舞台姐妹》等越剧剧本。1953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彩色影片获第8届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两年后将《红楼梦》改编为越剧，后此剧也被摄制成彩色影片，在《红楼梦》普及中取得巨大成功。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丈夫是宁波人，人们戏称其为“宁波媳妇”），在剧中成功塑造了贾宝玉的艺术形象，为《红楼梦》走向广大群众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剧曾被移植为朝鲜唱剧。^［22］

女作家苏青等也是应该写进《红楼梦》传播史的。

苏青（1914-1982），鄞县人，原名冯和仪，字允庄。1935年开始在《论语》等杂志上发表随笔，多谈饮食男女。1943年在上海创立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天地》杂志，曾发表周作人的《读红楼梦》。她的代表作《结婚十年》也发表于此，后于1946年由四海出版社出版。1951年进入上海戏曲界工作，曾在芳华越剧团任编剧，编过《卖油郎》《屈原》等剧本。1952年将《红楼梦》改编为越剧《红楼梦》（后更名为《宝玉与黛玉》），共8场，由芳华越剧团演出，尹桂芳、李金凤主演。^［23］

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也曾演出过《红楼梦》。2003年春应邀去南京演出，被誉为“经典戏曲节目的成功创新之作”。其后，宁波越剧团重新整理演出过名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350页。

［2］刘再复：《红楼梦悟》，三联书店2006年12月版第7页。

［3］［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5年版；皮述民：《苏州李氏家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4月版，均可参考。

［4］蔡义江：《蔡义江解读红楼》，漓江出版社2005年5月版。

［6］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1、283、284页。

［7］吴宓：《石头记评赞·按语》，桂林《旅行》杂志1942年2月第16卷第11期。1944年上海《天地》杂志第6期载文说：卓来翻译的《石头记》是英国驻澳门印行的。待考。

［8］张如安：《浙东文史论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7页。胡文彬：《魂牵梦萦红楼梦》，中国书店2000年1月版第231页。

［9］胡文彬：《读遍红楼》，书海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39页；吕顺长：《慈溪王氏兄弟与日本文人》，见《古镇慈城》2004年1月第11期，均可参考。

［10］洪克夷：《姚燮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版。

［11］张爱玲：《我看苏青》，见《苏青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12］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3］陈诏：《红楼梦小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14］李厚基、韩海明：《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15］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团结出版社1991年7月版。李长之等：《水浒传与红楼梦·汪辟疆先生的意见》，重庆《中国文学》1944年4月第1卷第1期。

［16］吕启祥：《吕启祥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6月版。

［17］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版。

［18］季学源：《红楼梦脂粉英雄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19］李长之等：《水浒传与红楼梦·汪辟疆先生的意见》，重庆《中国文学》1944年4月第1卷第1期。

［20］许宝骙：《抉微索引，共话红楼》。

［21］王蒙：《话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25页。

［22］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编：《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307页。

［23］毛海莹：《寻访苏青》，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