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立市桥人不识 一星如月看多时——寻访苏青故居
包丹虹
张爱玲与苏青,是20世纪文坛两朵并列的奇葩。朝花夕拾,当人们回眸海上旧梦的经典影像时,前者的光芒率先而出。苏青缓了一步,似乎是有点所谓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味。
与多数人一样,我也是通过读张爱玲才认识苏青的。孤傲的张爱玲说:“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即便如此,从前自己对苏青家长里短的写作仍不屑一顾,觉得直白无艺术。宁可与雾里云里的张爱玲隔着,也不曾倾听同乡掏心掏肺的宁波话。
待繁花落尽,阅历无数人事、文字后,才懂得苏青单纯、明爽之好处。读她文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苏青自有一种世俗的进取与热闹。如王安忆所说:“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曾经辉煌过的,必留烙印。前段时期,甬上媒体报道苏青旧宅即将被拆的消息,一下激起了海内外文友的热议。大家呼吁手下留情,保护好冯家大宅。
苏青并没有被遗忘,人们怀旧。于是,很多人前往老屋,寻觅昔日的故事。盛夏的一天,我也来到了鄞州石碶街道的冯家村。这个之前被称为浣锦乡的地方,在周遭城市化的改造中,难得还保留着相对淳朴的风貌。
浣锦桥畔市声旧
清晨,村口的自然集市很显热闹。一眼望去尽是各种小摊小贩,卖早点的,卖蔬菜水果的,卖猪肉鸡肉的等等,都拥挤在一块逼仄的过场地中。人们的买卖声,孩子的叫喊声,油锅的煎炸声,融汇成一派俗世的烟火景况。苏青就是从这般市井巷里走出来的人。她不谈风月,只拿身边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说事。
务实,也需要平常心的境界。就在浏览村口集市的时刻,我联想起了一幕情景:有一回过大年,苏青手头缺钱。她利索地载上一车自己的书,冒着纷飞大雪,上街兜售。路途颠簸中,书从黄包车里掉落下来。那大红封面上印着喜气洋洋龙凤帖的《结婚十年》,散落一地,映衬在雪地里,分外的炫目。也只有苏青,能从容自如地捡拾起俗境中的这份雅致……
过了乡郊集市,眼前便是浣锦桥。苏青散文集《浣锦集》就源于此。她在文章中写道:“我是生长在宁波城西一个叫浣锦的地方,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曰浣锦桥。”如今的桥虽已经重修,但骨架子里仍不失古风,自有沧桑历史在其中。
乡间、桥头从来是人们聚会聊天之地。见栏石上坐着些人,便向他们打听苏青老屋。苏青是谁?好几个人茫然摇头。我即刻开悟,寻根是要问祖的。于是改口:冯家大屋在哪里?噢,你说的是金房、玉房吧。有人朝西一指,说再走过去些,那片老房子就是了。
物是人非。想当年苏青可谓是桥头小老三呢!幼时,她是祖父的小尾巴,常常跟随到桥边去看风景。人们见了她祖父都十分恭敬,搬大木椅请坐,把巷里见闻一桩桩道来,认真听取祖父意见和评判。祖父默默地捻着须,眼望着天,眼望着云,然后沉着和蔼地答复。苏青折服于祖父的威望,在回忆此情此景时,她笔下充满了无比的敬仰:“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
据《鄞县志》记载,苏青祖父冯炳然是清朝的举人。他1902年当过本乡村塾敦本小学的校长,1904年至1911年担任宁波府中学堂校长(即现在的宁波中学)。除教职外,他还创办了《四明日报》,并热心于建铁路、开公立医院等事业。冯炳然在当地颇受尊重,听说宁波府若有重大事情,都会请他帮助决策。他还曾任杭州副参议长。
就是这样一位旧式科举出身的老爷,却有着十分开明的思想。他提倡女子识字读书,允许苏青剪发。如此通达应和历史地理环境有关。因着门户的开放与交流,宁波人潜移默化有着一种新兴市民的观念。如胡兰成所言:“宁波人很少腐败的气氛,但也很少偏激到走向革命。他们只是喜爱热闹的、丰富的、健康的生活。”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苏青,自然是热情的、直率的。也许是因为苏青的乖巧,祖父对这个孙女特别的宠爱,自小拉在身边,教她看图识字。她的本名冯和仪,也是祖父给取的,有着“鸾凤和鸣,有凤来仪”的吉祥之意。
苏青作品最大的特色便是世俗化,而这个基调恰恰是她童年的底色。坐在浣锦桥边,听大人们讲的都是家长里短的闲话;俯瞰小河流水,淘洗的尽是日常生活的衣食物品。她不仅取材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而且擅长连根带土地呈现原生态。苏青一生乡音无改。读她的文章,那个频频出现的“顶”字,真的是顶生动、顶形象了,令人亲切得发笑。还有什么“透骨新鲜”“一塌刮子”“螺蛳壳里做道场”等等,这些活色生香的宁波方言俗语,在苏青的作品里俯首可拾。她道起家乡特色菜肴小黄鱼、咸肉、青蟹、炖鸡烫来,更是口舌生津。散文《豆酥糖》《谈宁波人的吃》《外婆的旱烟管》《敬凶》等等,都是写老家风物人情的,凝聚着深厚的故乡情结。
冯家有女初长成
走近冯家大院的墙门,便有家族的亲戚出来了。他们指道:这边是金房,那边是玉房。两房相对,仅一弄之隔。灰砖黛瓦,石雕门楼,马头墙高耸,系典型的浙东民居风格建筑。金房、玉房的祖先原是慈溪县冯家两兄弟,数百年前,他们迁徙至鄞县后仓。苏青的爷爷是金房的后代,他共有七子,分成七房。
金房建筑群流传着谚语:“大小顾墙门(即大房和最小的七房在大墙门内第一进),二六后边庉(庉,居也;二、六房住第二进),三五两边分(三、五房居两边厢房),轧出四房外边庉。”据说是为了凑个八,所以大与七、二与六、三与五房建筑,都两两成双。唯四房无所配对,独立在金房之外、玉房之旁。
相对而言,金房无论从格局或气势上都高过玉房。尤其显耀的是那门楼,据说从前由栎社镇(即现在的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远远就能看到冯家这金房宅院的门楼。经岁月风霜,如今门楼的外貌已陈旧斑驳,但基石依然根深蒂固,犹如其顶上那棵生长的树,有着一种荒芜的生命力。
跨入金房的庭院,感觉很大,即使现在破败了,也有着一种平民的芜杂热闹。可想见当年的大家族是如何的温暖兴盛。苏青曾在《说话》中这样描述:“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家中除祖父母外,还有许多伯姆婶娘及堂兄弟姊妹等,他们虽同居在一个大宅里,但各自分炊,各家都有仆妇奶妈。虽然屋里住了这许多人,但绝不喧哗嘈杂。大家彬彬有礼,说话轻而且缓,轻易也不出房门;每天早晚都要到祖父母处去请安。黑压压的坐满了一厅人,却是鸦雀无声,孩子们也都斯文得很。”
可是,苏青无视大家族的礼仪规矩。她6岁前生活在乡下外婆家,过惯了高声说笑、无拘无束的日子。她是浑身带着活泼泼乡野之气来到金房的。苏青在文中自曝粗俗:
“自从加入了一个刚从山乡里跑出来的野孩子后,情形便不同了,弟妹们都学会了‘娘的希’,哥哥姊姊也都对桃子山、金柑山而心向往之。我见众人都没我见闻广,更加得意扬扬,整天大着喉咙讲外婆家那面事情给他们听,什么攀野笋哩,摸田螺哩,吃盐菜汁烤牛肉哩,看姨婆掘山芋哩,跟外婆拿了旱烟管坐在石凳上同长长太太谈天哩……”
按从前大户人家传统尺度审视,这些闲话自然是有伤大雅的。见妯娌仆妇们个个掩口而笑,出身女子师范的鲍竹青深以为耻。她打了女儿数次,但苏青依然我行我素,这使得留洋回来的父亲也非常失望。于是,祖父便把苏青叫过去跟自己住。她与祖母同睡一张大凉床,床内木板架上放着零食。祖孙俩常常夜半摸黑享口福,《豆酥糖》故事就是这么产生的。
那段时期,祖父寓教于乐,每天和颜悦色讲故事给苏青听。如此,她的山芋野笋及“娘的希”也就渐渐不提了。苏青能把听过的故事一句不漏地转讲给人家听,这使祖父很欣慰。他笑道:“我说这孩子并不顽劣,都是你们不知循循善诱,她的造就将来也许还在诸兄弟姊妹之上呢!”祖父的话果然具有先见性。生性使然,抑或天意使然?总之,苏青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红极一时。她的代表作即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以大胆、真实、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追求新生活的女性,从结婚、生子到离异的全过程。由于笔调率真无忌,她一时被称为“大胆的女作家”,真是毁誉参半。该书单行本出来后,1944年到1948年间竟再版18次。
同时,苏青还写作了大量散文,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她甚至进入出版界,主办杂志,撑起一片《天地》。孤岛时期,苏青名副其实地成了“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如今,时过境迁大半个世纪,人们仍惦记着苏青,就因为她作品魅力的持久性。月洞门、堂檐间、花格窗、屋顶的“福”字……在金房大院子,我仔仔细细地拍照留念着。
那天,天空很蓝,太阳很好。在马头墙一角的上方,我意外地发现了月亮。那个半圆淡淡的,却异常清晰。是曾经映照过冯家大院的旧时月色?可惜往日雕梁画栋已被风雨侵蚀得不堪一碰。
此刻,有五六居民从自家屋里出来,围到庭院向我问长道短,他们关心着拆迁之事。那些言论很有苏青式的爽快。上了年纪的人并不希望离开这里,只盼望政府把冯家大院修缮好。他们指点着对面坍塌的屋檐说:前几天风雨刮的。
有位阿婆问我苏青的书哪里有卖,书店怎么没有啊!我告诉她:您让孩子网上购吧。她说要看《结婚十年》。想必是位历史证人,说不定当年曾亲眼目睹苏青坐着花轿出嫁呢。问得果然姓冯,是苏青家族里的人,系大房后代。
佳人歧路上海滩
苏青的屋子在哪里?这是来找故事的人们最想看的地方。她父亲冯松雨系第四房,就是轧出庉外边的那户。我们在玉房中寻寻觅觅。里面的房子大都租给外地人了,他们不知苏青是谁。门头有长者出来,得知也是冯家人。他引领我们到玉房边的一处角落,指点着说:里面就是苏青从前住的房子。(www.xing528.com)
四房门楼已不见,院落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唯有苏青住过的那幢两层小楼还残存着。应该说她的整个少女时代是和母亲一起在此度过的。那时,苏青在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初中(即现在的宁波二中),在省立第四中学(即现在的宁波中学)读高中。
年少轻狂,青春岁月是用来显摆的啊!与同学争论标新立异,编爱情故事赚取眼泪,演话剧喜怒哀乐角儿皆拿下……
苏青的文艺才能伴随着她的伶牙俐齿,曾在风光绮丽的月湖竹洲校园留下了多少佳话!中学时期,除数学令她头痛不已而常常作弊外,学业上苏青是优秀的。19岁那年,她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这等光荣在宁波府属六县的女生中是独一无二的。
苏青不仅有才,而且生得俏丽。在我看来,她那小巧精致的五官,胜过写得一手华美文章的张爱玲。所以,张爱玲需要奇装异服,而苏青即便一身人民装,也清爽得好看。可惜,红颜薄命。张爱玲曾描写苏青对镜试衣的情景:“她难得有这样静静立着,端相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我想到‘乱世佳人’。”
微笑中见悲哀,张爱玲十分透彻。“横了心的锋棱”,寥寥几字,便刻画出苏青倔强自信的个性。那年代,家是女人最停当的归宿。再说苏青父亲早逝,家里经济拮据。这样,才住了一年多大学宿舍的苏青,便回乡与中学时代的同学李钦后结婚。
他们也算门当户对,如果苏青没有着太多的思想,能像普通妇女那样逆来顺受,或干脆像她母亲那样对丈夫的花花情事眼不见为净,也许,夫妻关系会维持到老。但,苏青是新式女性,她追求婚姻的质量。而从小惯成的自由率真的天性,也容不得她过分的委屈求全。离婚,是苏青的必然选择。
冒险,需要有底气。有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窘迫中的李钦后竟掴了她一耳光。当那以后,苏青就想着自立,用投稿补贴家用。为宣泄自己生女儿而遭公婆家人白眼的愤懑,她曾写过一篇《产女》,编辑改题为《生男生女》,刊发在上海滩影响较大的《论语》杂志上。读苏青处女作,飒爽英锐之气扑面而来。
开篇直入主题可谓大气:“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的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法据理,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与别个女人睡觉。反之,情形就不同了……”
结尾讽刺挖苦令人叫绝:“男人要老婆,而不要自己老婆替人塑老婆;苟将来科学的力量能使精卵会合时必男不女,则来日之‘老婆’将供不应求矣。还是请上帝开个瓦窑,则可预防公妻主义,则亦替女人受过,功德无量!”
她真是那种所谓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的女人,且还能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幽默。
此文,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到其数量更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没想到自己后来真的连生了四个女儿,直到第五个才是儿子。
如此境况,苏青怎能不苦呢!好在《生男生女》后,她的文章一发而不可收。那些惊世骇俗之论,以及大胆泼辣的风格,着实令人们耳目一新。继而,《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等刊,纷纷向苏青约稿。《科学育儿经验谈》 《谈女人》 《谈男人》《谈性》 《论夫妻吵架》《做媳妇的经验》 《如何生活下去》《论红颜薄命》《论离婚》《谈做官》等等,关于世象、家庭、婚姻、孩子,这些最贴近民生的话题,自然被大家看好。
天涯何处安芳魂
“苏青最好的时候,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
确实,每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那些日子里,苏青一定没时间回冯家大院看看了,可是母亲惦记着。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她忽然来了,从包裹里取出桃酥、百果糕、酱油瓜子,给孩子们吃。接着摸出一只只蛋来,说是老家园子里养的两只鸡生的,积到如今,有百把只了……
这一次,母亲终于和她谈到了后事,说是在家乡的湖汇山买了一块坟地,准备空出一方留与苏青,说将来你便同我永远做伴好了。
苏青在《归宿》中写:“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我却归黄土,是不是果在湖汇山上虽不得而知,但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来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世事无常。苏青欲把写作当成终身职业,却未能遂愿。
抗战胜利后,她因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瓜葛,沾上“汉奸嫌疑”而被传讯。对于过往的写作生涯,苏青曾有过辩白:“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时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民。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样,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也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心中并不觉愧怍。”
人无完人。那千秋功过,也只能由世人评说了。
新中国成立后,她满怀对新社会气象的憧憬而留居上海,想不到自己的文章转瞬与时代有隔了。迷茫中,幸好有夏衍、尹桂芳等相助,使苏青能得以在芳华越剧团担任编剧。她创作了剧本《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等剧目。其中,《屈原》获得华东戏曲会演一等奖,并受到文化部的嘉奖。《宝玉与黛玉》曾连续演出300多场,创造了剧团演出场次的最高纪录。
接着,苏青改编历史剧《司马迁》。为此,她曾写信向贾植芳请教。不料,1955年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抄家时发现苏青的一封信。于是,她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年半后出来,她的笔已沉寂下去了。后来,在“文革”中她又遭多次批斗,身心受到极大创伤。
苏青晚年景况甚是凄凉。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的她,还想找一本从前的《结婚十年》。有个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心脏病、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的苏青,在一度使她辉煌的上海离世,享年69岁。
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朋友,前来送行的亲人也只有五位。昔日众人皆取暖的红泥小火炉,于寂寞清冷中熄灭了……
后来,她的骨灰被大洋彼岸来寻亲的家族中人带出了国。可苏青是希望葬回老家的。她曾预想情景:“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
悄立市桥人不识 ,一星如月看多时。
如今,苏青被湮没的书,又被人们重新提起赏阅。但什么地方是她真正的归宿呢?我们找不到大书“文人苏青之墓”的碑了,那么,能否修缮一下她曾经住过的房子?然后,在匾额上题写“文人苏青故居”六个烁金大字。
月是故乡明。愿苏青漂泊的灵魂如她所言那般,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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