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鄞州篆刻：学汇中外

民国时期的鄞州篆刻

史晓卿

绪言

篆刻艺术是我国特有的一个艺术品种，是一门以特殊形式表达的具有文字和图形标记的符号艺术，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兴盛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休戚相关，也与其他姐妹艺术密切相关。

篆刻艺术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独立性。篆刻这门手工绝活当具有一定文化含量时，就成为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从而也具备了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属性。

（二） 实用性。任何一件玺印所表达的特定文字或图形标记，可用来固定地充当凭信并可以验示的物器。

（三）稳定性。中国篆刻的基本功能和形制规范在长达三千年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没有中断过。

（四）传承性。先民们以非凡的智慧创立一门艺术，并将制作手法、工具运用、材质选用以及相关技术等经验，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

（五）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地域、流派、印风、制作技术（如刻、凿、铸造等）和采用材质（如金属类、玉质类、石质类及其他）等方面。

（六）欣赏性。一件篆刻作品，红白相间的印蜕、黑白分明的边款拓片，两者组合给观赏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名贵的印材，本身就是欣赏的对象。

（七）收藏性。部分玺印本身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再加上印章材料珍稀名贵，具有巨大的升值空间和广阔的收藏前景。

根据出土文物的研究结果，印学界普遍认为篆刻艺术经历了以下的产生、发展、兴盛的历史时期：殷商是初萌期，两周是发展期，秦汉是鼎盛期，魏晋南北朝是退化期，隋唐宋是衰微期，元代是复古期，明代是苏醒期，清代是兴盛期，民国时期是繁荣期。

现撇开其他不说，单独简述民国时期的篆刻。

我们习惯上把自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为止称作民国时期。这个时期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混战不断，也经历了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就是这样一个大动荡时期，按理说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传统文化一样，那时的篆刻艺术应该会濒临萎缩、衰退的境地，但出乎意料的是，民国时期的篆刻艺术却以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升，呈现一派高手云集、流派迭出的繁荣景象，甚至可以说在某个方面或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前朝。这个奇怪现象与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因为民国篆刻承接了清代全盛之余绪，开启了当代篆刻振兴之先河，其突出贡献也就在此。

民国时期的篆刻风格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本文依沙孟海“四象”说来划分，其余不再赘述）：

以吴昌硕为代表的太阳派（即雄浑一路），吴氏主宰清末、民国印坛数十年，成为名噪海内外的印学巨匠，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印学流派，即海派印风的主要代表。

以易大厂为代表的少阳派（即散朗一路），易氏为黄牧甫入室弟子，早岁之作严谨精到，循规蹈矩，功夫在李（尹桑）邓（尔雅）之上，晚年取法古玺、陶文、秦汉金石文字，参以将军急就印刀法和封泥瓦当意象，独开一路，对后世影响极大。

以黄牧甫为代表的少阴派（即隽逸一路），这是一股异军突起的新生力量，可惜黄氏英年早逝，卒于民国前夕，而他的学生是民国印坛的中坚力量，最后把“黄旋风”刮向全国，成为与吴昌硕比肩的印坛巨擘。

以赵叔孺为代表的太阴派（即肃穆一路），当时印坛将吴（昌硕）赵（叔孺）二人誉为“一时瑜亮”，使赵氏与吴昌硕一同成为海派印风的又一个主要代表，与王福庵一样成为近代印坛“新浙派”的首领。他也是近代中国印学史上“鄞州现象”的领军人物和篆刻教父。

因为赵叔孺是鄞州（2002年前称鄞县）人，我在翻阅或查找近代印学的相关资料时，总能见到赵氏一栏，印学界对他评价中肯，赞誉其艺术成就高，培养学生有方。新中国成立后，篆刻界领袖人物不少是赵氏学生，这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2005年年底，我曾写过一篇《海派艺术巨擘——赵叔孺》的文章，当时只写了赵氏一人，看来写得单薄了，应该挖掘得再深些。现在我想写一群鄞州人——活跃在民国印坛的鄞州篆刻家们，这样会更有意义，这无疑就成了我萌发撰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鄞州区的前身是鄞县，这是一个古老的县，公元前222年，秦灭楚后，置鄞、、句章三县。汉袭秦制，仍置三县。东晋时刘裕戍句章，筑句章新城于小溪镇（今鄞江镇）。隋初三县合一，总称句章县。唐时改为县。五代初改为鄞县，从此这一名称沿袭下来，民国时期的宁波城区（今海曙、江东、江北老三区）属鄞县管辖，县治设在海曙。宁波解放后，海曙、江东、江北三区从鄞县析出，与鄞县一起隶属宁波市管辖。直到2002年，国务院撤销鄞县设置鄞州区。目前的鄞州区从东、南、西三面围拱宁波市区，西北与西部接壤余姚，南部毗邻奉化，东南濒临象山港，东北和东部与北仑相邻, 北部隔甬江与镇海相望，整个版图轮廓呈蝴蝶状。境内东南部与西部为丘陵、山地，中部为宽广的平原，总地形呈马蹄形。水路的奉化江-甬江和陆路的太白山—福泉山—梅岭山—金峨山把整个鄞州区域分割成三大区块。

民国时期的篆刻家就分布在这三大区块。奉化江缓缓穿过鄞州腹地，将东、西两翼割开，东翼习惯上称东乡与南乡（亦叫宁东、宁南或鄞东、鄞南），西翼习惯上称西乡（亦叫宁西或鄞西），奉化江与姚江交汇后延伸出的部分称甬江，这样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三江口。甬江短促而江面开阔，流量巨大的淡水直奔镇海口而注入东海，于是人们习惯上将奉化江、姚江和甬江流经鄞州段的区域称作三江流域。这一区块产生了以赵叔孺为领袖，以王禹襄、吴公阜、赵鹤琴、朱复戡、赵天贶、张琴、周野、秦康祥、周节之、丁乙卯、高式熊、潘文卿、周律之、毛炳全等为代表的篆刻家群体。其中赵叔孺以福州、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

鄞东南平原的东钱湖流域产生了以马衡为领袖，以徐柏年、马太龙、陆鲤庭、王仁辅、张令杭、忻小渔、张梦水、任奕山、曹厚德、陈启元、余正、方传鑫为代表的篆刻家群体。其中，马衡以北京、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

以金峨—梅岭—福泉—太白诸山为屏障，到东钱湖流域分割开来的东部滨海区即大嵩江流域，产生了以沙孟海为领袖，以沙孝能、朱凝霞、沙引年、卢石臣、陈英泉、姚崇、沈良、沙更世为代表的篆刻家群体，其中沙孟海以上海、南京、重庆、杭州为主要活动基地。

实际上鄞州篆刻家群体有三种情况值得关注：一是出生在外地，但不改鄞籍，偶尔回原籍生活一段时间，如赵叔孺、马衡等；二是土生土长，属原住民，一直生活在鄞州，如吴公阜、周节之等；三是出生在鄞州，后因种种原因离开鄞州，活动一直在外地，如沙孟海、秦康祥等。经过研究，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坚守鄞州的本地篆刻家水平不错，但在全国印坛最多处于二流行列；而离开故乡的篆刻家，不少在全国印坛处于一流水平，而且促使鄞州的影响逐步扩大。

民国时期鄞州篆刻概述

清代中叶，篆刻的发展到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流派印风迭出，宗师名家辈出。发展到清末民国，印坛高手如林，风气日新，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逐渐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印学大格局，民国篆刻随之进入繁荣时期。

民国时期的鄞州篆刻同样受到大环境对整个群体的影响。细细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鄞州篆刻家群体的成长过程。

（一）晚清四大家的崛起，印风多元化的确立，使篆刻后学者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使其择善从师可以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门派，从而形成一个自由从师的学习环境。

（二） 乾嘉以后特别是道、咸以来，随着殷墟甲骨、青铜碑版、战国古玺、秦汉封泥的大量出土与研究的广泛深入，篆刻学习和创作的视野拓宽了。

（三）西泠印社的成立，对“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样给鄞州年轻的篆刻家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和竞争平台，他们把“振兴中华印学、行列印社中人”作为努力方向与奋斗目标。

（四）印谱制作能力的提升和印刷制版技术水平的提高，让后学者更容易从书本中学到本领。在理论上进一步充实新创新，扩大知识容量；在实践上能够做到精准地模仿与灵活的创作，减少盲目性，少走冤枉路；一些新的创作方法，逐渐被后学者广泛接受和掌握。

（五）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国运不济，但鄞州地区（含宁波老城区）社会相对稳定，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这为鄞州篆刻家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生活相对安逸，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在大环境中表现出他们少有的自由、活跃与激情。

（六）一代宗师赵叔孺设馆收徒，特别照顾家乡来的学子，据不完全统计，有十五人被赵氏收为弟子，这批追随者后成为“鄞州现象”的中坚力量，也成为新中国篆刻界的杰出代表。

（七）各种印石的面市，特别是鄞州大松石（又称球山石）的开采，为本地篆刻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价廉物美的印石材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鄞州篆刻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壮大了篆刻家队伍。

一、篆刻家群体的形成

衡量一个区域的艺术水平、学术成就和群体影响，不仅要看它的“平均海拔”，更要看它的“主峰高度”，核心人物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妨把赵叔孺、马衡、王禹襄、沙孝能、周澄、张琴、翁寿虞、吴深龛、陈颐寿诸位列为第一梯队，把赵、马二位作为“主峰”。赵在上海支撑着赵派门户，马在北京开创了故宫的新局面。他俩的艺术水平、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对后世影响极大。在赵、马之前尚有鄞籍名家陈允升、陈劢、朱仁寿等，可惜他们未到民国都先后谢世了，虽然诗书画印俱佳，但无法列入第一梯队中来。赵氏自1913年起定居上海，开创了设馆收徒的教育模式，就再也没离开过。他虽不是西泠印社中人，但在黄牧甫早逝，其他家数气候未成之际，可以与吴昌硕相抗衡的只有他。赵叔孺是开创圆朱文以圆转秀媚为极则的流派印风的健将，遂成为主镇沪上的海派印风又一巨匠。马氏自1917年起定居京城，担任北大教授，后长于故宫博物院，抗战军兴，文物南迁，辗转西蜀，备历艰辛，古物完好无损，对抢救和保护文物有杰出贡献。马氏继缶翁长于西泠，主要凭借他的人品与学品（担任社长一事，学术界尚有争论，按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先生的研究结论，马氏于1933年任社长，到1955年去世，担任了长达22年之久。本文依刘说）。马氏印风醇正，细腻含蓄，属学者型篆刻家。

赵天贶、吴泽、朱凝霞、周小佑、沙孟海、朱复戡、赵鹤琴、徐柏年、张千里、马太龙、陈子恒、童鸿书诸位列为第二梯队，以沙孟海、朱复戡为“主峰”。沙氏先师从同邑名家赵叔孺，后师从吴昌硕，打下扎实基础，由于他书印俱佳，理论功力极深，金文入印品格尤高，独步印坛，后来成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朱氏出身名门，受业于张让三先生，后师从缶翁，可谓少年得志，十六岁有印作收入《全国名家印选》，十八岁出版字帖，二十三岁出版印集，出道甚早，学习尤勤，上窥商甲周金、秦石汉碑，下探诗词散曲、书画玺印，是一个“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的传奇式名家。

秦康祥、屠武仲、秦彦若、丁乙卯、卢石臣、周节之、高式熊、张梦水、沙更世、忻小渔诸位列为第三梯队，以秦康祥、高式熊为“主峰”。秦氏为西泠早期社员，与王福庵先生是忘年交，毕生关心印社发展，1948年辑成由自己撰写印人传略、张鲁庵出石及印泥、高式熊篆刻、王福庵审定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震惊印坛。后相继辑成吴泽《吝飞馆印留》、褚德彝《松窗遗印》、钱衡成《古笏斋印谱》、乔大壮《乔大壮印蜕》等，可谓劳苦功高。故王家葵先生有诗赞曰：“铁书缪篆逼周秦，竹刻濮朱绝世珍。诠次钱乔吴褚谱，更将印传纪同人。”高式熊是清光绪年间翰林院编修高振霄的儿子，出身书香门第。高式熊是赵叔孺和王福庵先生的嫡传弟子，由恩师王福庵先生介绍入社西泠。高氏刻成《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初稿后，由王老先生审阅定稿，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现在高氏已届耄耋，但仍能上石奏刀，这种至老不衰、孜孜以求的精神，令人钦佩。高氏是“新浙派”的主要传承人之一。

二、结社参与印学活动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年间，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成立，主要研究书画篆刻、诗词鉴赏，附带经营书画，鄞籍的赵叔孺、王禹襄、朱复戡三人参加该会，直至1926年活动停止。

1912年，赵叔孺与黄宾虹、宣哲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贞社，赵氏作为发起人，发挥过主要作用。对于贞社的详细记录待查。

1917年，马衡与沈尹默、刘季平等成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主要研究书法与篆刻，讲授汉碑书体和金石学。

1926年，赵叔孺与姚虞琴、丁仁等在上海成立古欢今雨金石书画会。

1932年，魏建功、黄鹏霄、台静农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圆台印社，邀请马衡、王福庵担任指导老师，最后请马衡出任社长。后因时局动荡，活动停止。

1933年，马衡出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1946年，周节之、周律之、任奕山参加龙渊印社。

按《西泠印社志稿》记载：马衡、沙孟海、秦康祥、秦彦若（早逝）、高式熊均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

三、印学研究与著作成果

由于清末及民国时期对殷商甲骨、金石碑版、封泥瓦当等的深入研究，印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样由于科学技术的突破与进步，照相术的应用，锌版、珂罗版的引进及铅印的运用，促进了印刷术的迅猛发展，对印谱制作、印学书籍出版、篆刻艺术推广普及和印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1.赵叔孺。1896年，辑自刻印成《二弩精舍印赏》八卷（亦名《二弩精舍藏印》）。1909年，重辑《二弩精舍印赏》八卷。1912年，编成《汉印分韵补》。1925年，编《古印文字韵林》。1927年，为《吴让之印存》题跋。1928年，为《张鲁庵藏印》作序。1934年，西泠印社辑《现代篆刻》丛书一至九集，第二集为《赵叔孺印存》。1941年，辑自刻印成《二弩精舍印谱》六册。

2.马衡。1923年撰，撰成《中国金石学概要》。1924年，编成《中国金石学》。1927年，辑《毓庆宫藏汉铜印谱》二册。同年，在《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上，校订定稿为《中国金石学概要》（上、下）。1928年，辑自刻印成《凡将斋印存》二册。1930年，撰《封泥存真》序。1932年，辑自刻印成《庐印稿》

3.沙孟海。1921年，辑自刻印成《石荒生篆刻别存》，这是沙氏最早面世的印谱，惜今不可觅得。1925年，辑自刻印成《兰沙馆印式》一册。1926年，在《东南日报》上发表《浙江为印学总汇说》一文。1928年，撰《印学概论》。1930年，《印学概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7卷《中国美术号》上（在此基础上，经过23年的整理充实，写成《印学史》，1987年由西泠印社出版）。1936年，撰写《夜雨雷斋印话》发表于《国风学刊》第七卷第四期和第八卷第一期，在此基础上，写成后来著名的《沙村印话》。1937年，撰《答易均室书》。1939年，著《训诂广例》。1948年，撰《吝飞馆印留》序。

4.朱复戡。1916年，所刻印作入编《全国名家印选》。1923年，辑自刻印成《静龛印集》二册，由吴昌硕题扉、罗振玉署签。1931年，重订《静戡润例》。

5.秦康祥与高式熊。1943年，秦氏与张鲁庵辑褚德彝刻印成《松窗遗印》二册。1945年，高氏辑自刻印成《篆刻存景》二册。1948年，秦氏撰写小传、张鲁庵出印泥和印章石材、王福庵审定、高氏篆刻辑成《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秦、高联袂辑吴泽刻印成《吝飞馆印留》；秦氏辑《睿识阁古铜印谱》十册。1949年，秦氏辑钱衡成刻印成《古笏斋印谱》。

6.其他家数。

翁寿虞（传焘）刻成《诗品印谱》四册。

吴泽（公阜）有《吝飞馆印留》存世。

朱凝霞（赤城）有《赤城山馆印存》传世。

王禹襄（适安）辑自刻印成《王禹襄印谱》二册。

张原炜（于相）于1942年为《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作序。

周节之（礼）刻成《岳武穆满江红词印谱》，当时无力出版，甚惜。

赵鹤琴（惺吾）著有《藏晖庐印存》《现代篆刻学》。

徐柏年（敷）著有《守缺庐印存》。

马太龙（印奴）有《马太龙印存》。

丁乙卯（逸）有《丁乙卯书法集》（含篆刻）。

卢石臣（静安）有《黄山名胜印谱》《石臣闲章集》稿本。

忻小渔（可权）有《黄山名胜印痕》稿本。

多灾多难的民国时期，具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因素，这一时期的篆刻艺术是晚清篆刻艺术的继承和延续。鄞州高素质的篆刻家群体形成并崛起，成为地域分布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对民国篆刻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印林逸事

1. 赵叔孺小时聪慧，才几岁便能作对联。有一次，其父佑宸公吃刀鱼，就以“刀鱼”为题命他作对，小叔孺随口而对“枪蟹”。应对极工，刀鱼是长江特产，枪蟹是东海特产，是家乡名菜。

2．林颖叔与赵佑宸同朝为官，曾听说赵家有个小才子，好生了得，欲探究竟。一次公干出差途中，林公特绕道造访赵府，赵公大喜，设家宴款待林公一行。会晤间，林公特命小叔孺画画。许久，小叔孺画完马，大家一看，这马画得栩栩如生、落款写得气度不凡，果然技艺惊人。没过几天，林家派媒人来说亲，将女儿许配给小叔孺。这就是“画马媒妻”的故事。

3．丁仁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诗书画印皆精，在其《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有一首咏及马衡的诗：“画品诗评一舫多，封泥署纸尽摩挲。珍藏谁似西园癖，赖有当年马伏波。”

4．朱复戡是缶翁弟子，1923年刻制一枚“十鼓止载数骆驼”巨印，并将石鼓文字悉数摹刻于印侧（共十面），十分精到，成为石鼓文的微缩版。

5．沙孟海、陈巨来是赵叔孺先生的高足，1925年他俩合刻“徐增祥”龙虎印，款识云：“沙孟海刻字，陈巨来雕龙虎，向来诗词有连句，画亦有合作，印未闻有同作者，有之自吾二人始。”款文为况蕙风先生所撰，这在篆刻史上十分罕见。

6．朱复戡出身四明望族，少年得志，十六岁被列为全国名家，二十三岁出版个人印集，再加上吴昌硕先生提携，在上海滩声名鹊起。1925年，邓散木慕名经孙雪泥先生介绍拜朱复戡为师，只在酒店举行了拜师仪式，但以后再无往来，原因是“师小徒老”，邓自感惭愧。

7．1928年，沙孟海与韩登安都在浙江省府谋职，两人始得相识，曾同寓一室，又同癖金石文字，有切磋研讨之雅，交情颇深，有时沙篆韩刻，有时韩为沙提供些印学资料。是年，沙氏撰写成《印学概论》。据记载，二十年后，韩氏介绍沙氏加入西泠印社，可谓人生有缘矣。

8．1940年，高式熊拜赵叔孺和王福庵二先生为师以学习篆刻，为鼓励小师弟，张鲁庵（系赵氏弟子）特将自制手工印泥一盒、精良刻刀一把赠与高式熊，高氏欣喜万分。

9．1942年，卢石臣与吴待秋合作折扇一柄，一面由吴氏画梅，一面由卢氏摹古印九枚，到21世纪初西泠拍卖时，这柄折扇以一万五千元成交，足见艺术品价值之高。

10．1940年，张令杭避战乱于永康，与当地耆宿应均先生过从甚密，应氏精通诗书画印，向来不为人轻易刻印。一日，张氏持一石向应氏索刻一印，结果第二天即完成，印文曰“张令杭印”，浑厚华滋，成为应氏篆刻作品中的代表作。且印章四侧均刻满款文：“令杭先生近承枉顾，谈及令岳沙孟海先生，又与韩登安先生同寓。沙韩为印学名家，君于其中时相参讨，深于印学明矣。昨以片石命刻，岂敢弄斧，既思既喜，学之亦可。借以请教，信手作此。能博方家一粲否？庚辰夏松石山民，时年六十有七。”第二年，老人骑鹤仙逝。

五、设馆收徒

以师传徒的学艺模式是我国传统艺术学习的一大重要特色，同样，学习篆刻艺术也不能绕过这个大题目。鄞州篆刻教育以赵叔孺先生为最著名，在培养家乡的篆刻艺术人才上，他竭尽心力，令人感动。他一生收了近70位弟子，其中收鄞籍弟子15位，因此，赵氏不仅是鄞州的篆刻教父，更是民国时期的篆刻教父，是一个成功的篆刻教育家。

1918年，赵叔孺收鄞州朱凝霞为弟子。

1919年，赵叔孺收鄞州吴泽为弟子。

1921年，赵叔孺收鄞州沙孟海为弟子。

1928年，赵叔孺收鄞州赵鹤琴为弟子。

1940年，赵叔孺收鄞州高式熊为弟子。

1945年，高式熊收鄞州忻小渔为弟子。

1946年，沙孟海收鄞州周节之为弟子。

以上所列有确切年份记载，仅限鄞籍篆刻家，其他不列。没有年份记载的鄞籍弟子还有：王仁辅（符广）、沈元良（良）、竺雨棠（修瑜）、周筠霖（坚白）、姚晏平（崇）、陆鲤庭（志夔）、陈英泉（心炎）、厉墨华（国香）、何子荣、顾如钰等。

篆刻家小传与作品

本章仅列有史料记载的鄞州篆刻家，以出生先后为序，每家列简约小传一则，并选刊代表作若干。

周澄（1858-1927），鄞州城区人。原名佑黻，号西园，室名铁石庐。为甬上著名“翰墨林印社”的创建人。

王禹襄（1870-1935），鄞州城区人。字兹公，又字渔湘，号养梧、养梧子，晚号适安、惜庵。为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员。著有《王禹襄印谱》二册。

赵叔孺（1874-1945），鄞州城区人。原名润祥，又名时，字叔孺，号二弩老人，斋号二弩精舍、娱予室。精书画篆刻，是我国近代著名书法篆刻家。著有《二弩精舍印赏》《二弩精舍印谱》《汉印分韵补》《古印文字韵林》。

张琴（1875-1939），鄞州古林人。字峄桐，号留叟、留斋。历任小学、中学教员，工书法，能篆刻。著有《留斋藏砖题跋》。

翁寿虞（1877-1946），鄞州高桥人。原名传焘，字承舜，号西金石山人、友石道人，斋名友石轩。工书善刻，著有《诗品印谱》四册。

吴三痴（1880-1945），字深龛，鄞州城区人。书画皆工，尤精篆刻。著有《深龛印稿》。

马衡（1881-1955），鄞州邱隘人。字叔平，号无咎，又号凡将斋、凡将斋主人。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著有《庐印稿》《凡将斋印存》《凡将斋金石丛稿》。

赵天贶（1883-1952），鄞州城区人。原名安炜，字惠庵，号石逃室。为赵时桐子、赵叔孺侄。幼承家学，诗书画印兼擅。

周小佑（1891-1937），字野，鄞州城区人。甬上“翰墨林印社”第二代传人。

赵鹤琴（1893-1971），鄞州城区人。原名安廷，字惺吾，号藏晖老人，别号半聋，居室鹅池轩、藏晖庐、真陶楼。著有《藏晖庐印存》《现代篆刻学》。

吴泽（1898-1935），鄞州城区人。字公阜，号吝飞馆。早年受业于赵叔孺、冯君木，工书法，精治印，善属文，与沙孟海齐名。著有《吝飞馆印留》。

朱凝霞（1898-1944），鄞州咸祥人。字绣夫，号赤城、赤城山馆。师从赵叔孺先生，书法篆刻皆工。著有《赤城山馆印存》。

童鸿书（1900-1946），鄞州城区人。原名余官，字顺父。抗战爆发后赴渝避难，性嗜酒，得脑疾，1946年3月投嘉陵江卒。印宗秦汉，玉印尤精。

朱复戡（1900-1989），鄞州梅墟人。原名义方，字百行、伯行，四十岁后更名起，号静龛，室名梅墟草堂。从缶翁为师学习篆刻，著有《静龛印集》二册。

沙孟海（1900-1992），鄞州塘溪人。原名文瀚，又名文若，号沙村、僧孚、石荒。室名明馆、兰沙馆、若榴花屋等。早年师从赵叔孺、吴昌硕学书治印，著有《印学概论》《沙村印话》《兰沙馆印式》。

徐柏年（1901-1966），鄞州云龙人。原名敷，字布文，号守缺庐。工篆刻，近赵悲庵一路。著有《守缺庐印存》。

马太龙 （1905-1984），鄞州邱隘人。自称印奴。为马衡长子，幼承家学，治学严谨。著有《马太龙印存》。

陈子恒（1905-1995），鄞州姜山人。原名绶，字子恒，号梦得，后改名风。早年寓沪鬻画，后迁居武汉，工书擅画，尤长治印。

秦康祥 （1914-1968），鄞州城区人。字彦冲，号濮尊朱佛斋、睿识阁。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集辑秦汉及当代名家印谱多部。著有《睿识阁古铜印谱》。

丁乙卯（1915-2000），鄞州钟公庙人。原名逸。19岁即订润鬻艺，23岁在上海创办“丁氏书法馆”，著有《星华小楷》字帖及《丁乙卯书法集》。

卢石臣（1917-2010），鄞州瞻岐人。名静安，号追琢。诗书画印皆善，著有《黄山胜迹印谱》《石臣闲章集》印稿，新中国成立后出版。

周节之（1920-2008），鄞州城区人。原名礼，号息柯。早年参加龙渊印社，从沙孟海为师学习篆刻，著有《岳武穆满江红词篆刻》。

高式熊（1921-　），鄞州城区人。原名廷肃，号红葵花馆。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师从赵叔孺、王福庵二名家，著有《篆刻存景》和《西泠印社同人印传》。

张梦水（1922-2001），鄞州五乡人。字孝璋，号沙堰山馆。工书法，善治印。著有《沙堰山馆印存》。

沙更世（1926-　），鄞州塘溪人。早年从其父沙孟海学习书法篆刻，主要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后。

忻小渔（1927-　），鄞州东钱湖人。原名鼎立，字可权。幼承家学，1945年拜高式熊为师，成为高家大弟子，后定居美国。著有《黄山胜迹印痕》。

以上共列二十六位篆刻家，至于曹厚德、周律之、陈启元、余正、崔水大、毛炳全、方传鑫等出生于民国年间，活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者，在此不作展开。

还有张千里（辟方）、王仁辅（符广）、沈元良（良）、竺雨棠（修瑜）、周筠霖（坚白）、姚晏平（崇）、陆鲤庭（志夔）、陈英泉（心炎）、应讷翁（小庵）、沈天德（江）、徐泽琨（景汉）、秦仲祥（彦若）等，因无法找到他们的相关资料与作品，只得暂时搁置。目前，所能做到的有限，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将继续搜集他们的相关资料与信息，找到一个充实一个，也恳请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专家和热心人士能帮助笔者完成剩下的部分，让后人能清晰地了解、认识、铭记这段历史和该时期为中国篆刻艺术作出贡献的鄞州篆刻家们。

鄞州民国印学年表

1912 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

陈治（平伯）生。

柳璋（北野）生。

赵叔孺编成《汉印分韵补》，与黄宾虹、宣哲等在上海成立贞社。

丁仁《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有一首咏及马衡，诗云“画品书评一舫多（倪印元），封泥署纸尽摩挲（沈心）。珍藏谁似西园癖（杨复吉），赖有当年马伏波（陈鳣）”。1913 中华民国二年 癸丑

沙孝能（晓航）卒。

张令杭生。

赵叔孺居上海，刻“仆累庐”印。

马衡与叶铭、吴隐、王禔等人呈文杭县知事，声明放弃西泠印社岳坟前所建的“陶胤堂”。1914 中华民国三年 甲寅

秦康祥（彦冲）生。

王仁辅（符广）生。

沙引年（耆）生。1915 中华民国四年 乙卯

丁乙卯（逸）生。

赵叔孺刻“古鉴阁”。1916 中华民国五年 丙辰

秦彦若（仲祥）生。

朱复戡参加海上题襟馆活动，所刻印作被编入扫叶山房《全国名家印选》。1917 中华民国六年 丁巳

卢静安（石臣）生。

马衡到北京大学任教，与沈尹默、刘季平等成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发表《论汉碑书体》，并刻“马衡之印”。1918 中华民国七年 戊午

赵叔孺收朱凝霞为弟子。

马衡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讲师，专授金石学。1919 中华民国八年 己未

赵叔孺收吴公阜为弟子。(www.xing528.com)

马衡在“五四”运动期间刻“北京大学职教员干事会”印。

沙孟海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任教于镇海县立高等小学，在沙村老家后围墙上砖刻“养云”二字。1920 中华民国九年 庚申

周礼（节之）生。

沙孟海由冯君木先生介绍，始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张让三（美翊）先生，后又识书法家吴公阜先生，刻“悲回风”等印。

朱复戡刻“杨庶堪印”、“离欲是罗汉、忍辱作仙人”印。1921 中华民国十年 辛酉

高式熊（廷肃）生。

赵叔孺收陈巨来为弟子。

沙孟海拜同邑名家赵叔孺（时棢）为师学习篆刻。刻“都良馆”印，辑自刻印成《石荒生篆刻别存》。在张让三家（薛楼），沙孟海初识朱复戡。1922 中华民国十一年 壬戌

张梦水（孝璋）生。

赵叔孺赠沙孟海《宾虹集印》，收方介堪为弟子。

朱复戡刻“梅墟草堂”“鄞朱方玺”“梅墟草堂读碑记”“蹇叟”“优游道艺”等印。

张让三先生代定朱复戡书画篆刻润例。1923 中华民国十二年 癸亥

徐柏年（布文）生。

赵叔孺开始每年元旦作纪念印。马衡编成《中国金石学概要》，刻“凡将斋所藏古器物”印。沙孟海与朱复戡同访吴涵（子茹、缶翁次子），再由吴涵引见吴昌硕于山西北路吉庆里。

朱复戡辑自刻印成《静龛印集》二册，吴昌硕题扉、罗振玉署签。刻“十鼓止载数骆驼”印，并将石鼓文缩摹于印侧。

沙孟海在苏州护龙街寿石斋初识周梅谷，在二弩精舍初识平湖陈巨来。1924 中华民国十三年 甲子

潘文卿（塞翁）生。

马衡编印《中国金石学》。

沙孟海刻“北坎宝藏书”“巨摩宝印”“蔡纾印信”等印。

岁末，吴昌硕在况蕙风寓所见到沙孟海印作，欣然题写：“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1925 中华民国十四年 乙丑

应小庵（讷翁）生。

赵叔孺编《古印文字韵林》，收徐邦达为弟子。

沙孟海辑自刻印成《兰沙馆印式》。与陈巨来合刻“徐增祥”龙虎印。沙氏携近作若干请教缶翁，吴先生阅后题上一诗：“浙人不学赵撝叔，偏师独出殊英雄。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竞还藏锋。”

邓散木经孙雪泥介绍拜朱复戡为师，只是举办了拜师仪式，以后再无往来。1926 中华民国十五年 丙寅

沙更世生。

赵叔孺与姚虞琴、丁仁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古欢今雨金石书画会，刻“五百图书之宝”印，收叶潞渊为弟子。

沙孟海经王个簃介绍正式拜吴昌硕先生为师，列为入室弟子。《东南日报》上发表《浙江为印学总汇说》一文。刻“劳劳亭长”“赵时棢印”等印，前印被王个簃索去。1927 中华民国十六年 丁卯

周澄（佑黻）卒。

忻小渔（可权）生。

赵叔孺为《吴让之印存》题跋，收张鲁庵为弟子。

马衡刻“王禔”印，辑《毓庆宫藏汉铜印谱》二册，校订《中国金石学概要》（上、下）。

朱复戡应刘海粟之聘，执教上海美专。19

28 中华民国十七年 戊辰

沈江（原姓徐，名天德）生。

赵叔孺为《张鲁庵藏印》作序，收赵鹤琴为弟子。

马衡辑自刻印成《凡将斋印存》二册。

沙孟海撰《印学概论》。始识韩登安，两人曾同寓一室，又同癖金石，有切磋研讨之雅，沙篆韩刻“伯苏”印。1929 中华民国十八年 己巳

赵叔孺收陶寿伯为弟子。

马衡出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沙孟海受聘赴广州中山大学任预科国文教授，刻“次布朝夕讽诵”印。1930 中华民国十九年 庚午

李泽琨（景汉）生。

曹厚德（碌翁）生。

马衡为方介堪《古玉印江》作序。

沙孟海《印学概论》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7卷《中国美术号》上，刻“庚午”、“庚午蔡守”等印。1931 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

赵叔孺收方节庵为弟子。

马衡为《封泥存真》撰序。

沙孟海刻“朱家骅印”。

朱复戡重订“静戡润例”。1932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周乐（律之）生。

马衡辑自刻印成《庐印稿》三册。

秦康祥初谒叶铭先生。1933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秦仲祥（彦若）卒。

马衡出任故宫博物院代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1934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西泠印社辑《现代篆刻》一至九集，其中第二集为《赵叔孺印存》。

沙孟海刻“夜雨雷斋”印。1935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吴泽（公阜）卒。

王禹襄（适安）卒。

沙匡世生。1936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马衡院长聘方介堪为故宫博物院古器部专员。

沙孟海撰《夜雨雷斋印话》发表于《国风月刊》第七卷第四期及第八卷第一期。1937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周小佑（野）卒。

陈启元生。

丁乙卯创办“丁氏书法馆”，授徒传艺。

王禹襄辑自刻印成《王禹襄印谱》二册。

沙孟海撰《答易均室书》。

朱复戡刻“沪战劳军文物”“节盫印泥”等印。1938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沙孟海在汉口晤易忠箓（均室）先生，并刻“静耦轩夫妇心赏之符”印。1939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张琴（峰桐）卒。

马衡在重庆刻“郭沫若”印。

沙孟海著《训诂广例》，刻“沙文若信玺”印。

唐醉石刻“马衡无咎”赠马衡，此印藏于故宫博物院。1940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赵叔孺刻“毗陵汤涤定之”印，收高式熊为弟子。

沙孟海撰《沙村印话》。

高式熊于四明村拜王福庵先生为师。

应均为张令杭刻“张令杭印”一印及四面款文。1941 中华民国三十年 辛巳

叶铭为秦康祥刻“濮尊朱佛斋”一印。

王福庵刻“无咎周甲后作”一印赠马衡，此印现藏故宫博物院。

赵叔孺辑自刻印成《二弩精舍印谱》六册，每册50印，由拓印名家王秀仁拓制二十部。

张鲁庵先生将自制手工印泥一盒、精良刻刀一把赠与师弟高式熊。1942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余正（震）生。

赵叔孺于大东画厅率领门人举办第一届“赵叔孺同门金石书画展览会”。

张原炜为张鲁庵辑《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作序。

卢石臣与吴待秋先生合作折扇一柄，吴画墨梅、卢摹古印九枚。1943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秦康祥、张鲁庵辑褚德彝刻印成《松窗遗印》二册。

赵鹤琴刻“孟养读过”“福德长寿”“赵”“鹤琴”等印。1944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朱凝霞（赤城）卒。

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画厅举办第二届“赵叔孺同门展览会”，名噪海上，识者均认为“赵君门人，多有造就”。

马衡在《说文月刊》发表《谈刻印》。

赵鹤琴刻“却将八法写湘君”“云睿千重咫尺间”等印。1945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赵叔孺卒。

崔水大生。

高式熊辑自刻印成《篆刻存景》。

赵鹤琴刻“唯德堂”“苦行郎中”等印。

沙孟海刻“臣书刷字”圆朱文自用印。1946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童鸿书（顺父）卒。

张大千撰《介绍朱复戡先生》一文。

赵鹤琴刻“曹本渊字汉鸣书画印”“曹慧芳”等印。

沙孟海刻“千岁忧斋”“守岁庐”等印。

周节之、周律之、任奕山参加龙渊印社。

周节之刻成《岳武穆满江红词印稿》。1947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毛炳全生。

毛锡雄生。

王福庵推荐高式熊加入西泠印社。

赵鹤琴刻“子燮”“鸣剑阁”等印。

沙孟海刻“胡适之玺”“胡适之印章”等印。

周节之刻、沙孟海篆“萧山朱氏别宥藏书印”。1948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李兴亚（大成）生。

方传鑫生。

王福庵审定高式熊刻《西泠印社同人印传》。

高式熊辑自刻印成《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四册。

秦康祥辑、高式熊审，拓吴泽刻印成《吝飞馆印留》二册、沙孟海撰《吝飞馆印留》之序。

秦康祥辑《睿识阁古铜印谱》十册。1949 新中国成立 己丑

沙孟海由韩登安介绍加入西泠印社。

秦康祥辑钱衡成刻印成《古笏斋印谱》。

【主要参考书目】

鄞县地方志编委会：《鄞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

朱汉国等：《中华民国史》，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版。

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2006年版。

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1987年版。

沙孟海：《兰沙馆印式》，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

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

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85年版。

马衡：《凡将斋印存》，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96年版。

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

沙匡世：《沙孟海年表》，西泠印社2000年版。

沙茂世：《沙孟海百印选》，西泠印社2000年版。

沙孟海：《沙孟海印谱》（手拓），西泠印社2000年版。

孙洵：《民国篆刻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王福庵、秦康祥：《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陈振濂：《中国书画篆刻品鉴》，中华书局1997年版。

石人和等：《宁波历代书画集》，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赵叔孺：《赵叔孺印存》，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余正：《赵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赵鹤琴：《赵鹤琴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王家葵：《近代印坛点将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邬向东：《20世纪宁波书坛回顾·史料选集》，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

冯广鉴：《朱复戡篆刻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

洪可尧等：《四明书画家传》，宁波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