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汇中外》：揭秘《韩集校诠》的背后故事

《韩集校诠》出版的一段往事

胡纪祥

童第德（1894-1969），字藻孙，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村人，是著名科学家童第周的二哥。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门，后曾在浙江宁波执教多年，并受业于章炳麟、黄侃、马一浮等人，专攻训诂学。

20世纪40年代初，童第德在重庆工作，章士钊先生与他相约，章先生注释柳宗元文章，童第德注释韩愈文章。自此，童先生便一直专注于对韩愈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童第德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专注于对唐代作家韩愈的研究，广泛搜集韩集各种版本，潜心研究历代校笺成果，数十年如一日，至1968年《韩集校诠》已基本定稿。而直到1969年4月临终前一天，他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字斟句酌的修改。《韩集校诠》运用校勘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方法，征引书证，对韩集加以笺释。章士钊先生也于1964年写成《柳文提要》上部、1971年写成下部。

可惜《韩集校诠》和《柳文指要》生不逢时，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有道是“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属“横扫”之列，过去已经出版的各类古籍，尚性命难保，在劫难逃，统统要“火烧”，谁还敢提出版这类书。

然而《柳文指要》却出版了，怎么会出现这种异乎寻常的事呢？这得从章士钊先生与毛泽东主席两人的关系说起。章士钊先生比毛泽东大12岁，早在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章士钊已是北京大学教授，他主编的《甲寅》杂志，毛主席很爱看。据说，当杨昌济考虑自己的爱女杨开慧是否要嫁给毛泽东时，曾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那时已认识毛泽东，就大力促成此事，杨昌济听从章的意见，成全了这桩婚姻。

1920年开展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和筹备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时，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先生的手书求见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每年用自己的稿费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正月初二，毛主席的秘书总会送2000元到章士钊家中，连续支付了10年。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不仅经常请章士钊开座谈会，陪同吃饭，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保护其而屡屡“过关”。196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寿辰，办了两桌酒饭，除自己亲属外，邀请了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4位湖南籍老人作陪，事先关照，每位来客可带一个子女。那次赴宴，章士钊带的是养女章含之，王季范带了孙女王海容。正是由于这次家宴，才有了后来章含之当了半年毛主席的“英文教师”，又进外交部任英文翻译，而后从科员到处长到司长，最后成为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

正因为章士钊先生与毛泽东主席有上述这种极为密切良好的私人关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有“通天”关系，所以《柳文指要》通行无阻，一路绿灯，于1971年9月经批准出版。(www.xing528.com)

《韩集校诠》就没有这么好的命运了。

童第德先生于1969年4月23日在北京逝世，其花了近三十年心血写成的《韩集校诠》一书，据专家评价，完全可以与章士钊写的《柳文指要》媲美。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著名文献学家、词学家，当代国学家吴则虞称《韩集校诠》“博而慎，核而恕，见独而不纤，是读书得其间，著书善用其才者”。“抉原要极，证益确，诂益达，疑似者，得君说无不的破冰坼，怡怿以解”。但童先生与毛主席没有亲密关系，所以此书不可能在70年代初出版。童第德逝世后，他的子女面对父亲留下的大量手写文稿，感到难于处理。

诗曰：“兄弟既翕，和乐且耽。”童第周教授面对亡兄的珍贵文稿，心里像揣着一把火。作为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的他，深知这些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这是二哥一生心血的结晶。以前的训诂学家一般以为唐以后的文字无训诂之必要，而《韩集校诠》则根据韩愈的文集“无一字无来历”的特点，在前人校释的基础上探求其词语典故的根源及演变。前人校勘韩愈文集大抵胪列异同，而本书则有必要的抉择和按断。《韩集校诠》对于韩愈诗文的研究及训诂学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父子接力，兄弟团结，相互资助，这是他们家族五兄弟相继成才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童氏五兄弟中的老四，他忘不了从宁波读中学开始，到考入复旦读大学，他的求学经费基本上是由二哥第德和三哥第谷提供的。尽管童第周当时自己也是自身难保，“文革”中他受到严重冲击，曾被隔离审查，当时他虽已平反，但仍不能搞科研，但他下决心要整理出版《韩集校诠》。

他接过文稿，承担起全部费用，请吴则虞先生审阅、校订《韩集校诠》，并为之写序；请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孙女抄写《韩集校诠》文稿，一式四部，一部赠宁波天一阁，一部赠北京图书馆，一部赠四川图书馆，一部准备出版用。抄写需要大量十行直格毛边纸，当时北京买不到，童第周教授写信给童第德先生的大女婿张乐良先生采办，从上海买好，邮寄到北京。《韩集校诠》文稿55万余字，抄四部220余万字，所用直格毛边纸数量大，于是分数次采购邮寄到北京。

好事多磨，童第周教授于1979年3月30日与世长辞，《韩集校诠》的出版又面临搁浅。童第德先生的子女商量后，决定把争取出版《韩集校诠》的事，作为童第周教授的遗愿向中央提出。毕竟童第周的身份与众不同，他生前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张乐良先生找出童第周与他平时交往的信件，整理出有关《韩集校诠》出版内容的几封信，征得童第德先生的次子祖谟、三子祖楹等的同意后，又去请当时健在的沙孟海先生过目，然后寄给童第周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胡愈之先生。

胡愈之先生当时担任全国出版总署署长，不久，胡老给童第德先生的子女回了信，他在信中说：“请家属直接与中华书局联系。”估计胡老已与中华书局打了招呼，于是经祖谟与中华书局联系，《韩集校诠》终于在1986年6月得以出版。

沙孟海高兴地为此书题了书名。沙老在与童第德先生子女的通信中指出：“藻老（童第德）笃学劭行，文章高雅，是吾乡杰出人才。《韩集校诠》既刊行，仰仗蔚老（童第周）大力，好不容易……他的学问，除训诂外，平日对古文辞下过很多工夫，积累篇章亦多……”童村与沙村相距仅2.5千米，童、沙两家近世互为通家。童氏兄弟五人，沙氏兄弟亦五人，论年龄，童氏的老大葵孙第锦、老二藻孙第德、老三芗孙第谷，均比沙孟海年纪大，而老四蔚孙第周比沙老要小两岁。在童氏五兄弟中，沙老与童第德先生因行趣略同，特别亲昵，称“藻孙工为古文辞，劭学通识，有乾嘉学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