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佛教文化：名闻遐迩的佛教圣地

宁波佛教文化初探

戴松岳

对比宁波和绍兴的文化特点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研究。宁波和绍兴地域相邻、风俗相近，两地皆人文荟萃，山水清丽。在中国经济、文化史上，常以宁绍并称。然而在佛教传播方面却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旧时绍兴府所辖各县中，除新昌大佛寺外，几乎没有有影响的古寺名刹。而一到宁波境内，古寺名刹星罗棋布，蔚为大观。市区的保国寺、七塔寺、观宗寺、宝庆寺，慈溪的五磊寺、金仙寺，鄞州的天童寺、阿育王寺、金峨寺，镇海的宝陀寺、瑞岩寺、灵峰寺，奉化的雪窦寺、岳林寺等等，连同原属宁波府的普陀山诸寺，构成了一个寺院林立、高僧辈出的佛教重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宁波成为名闻遐迩的佛教圣地呢？

高官巨宦的倡行示范推动了佛教发展和佛寺兴建

历代官宦的倡行示范是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多赖统治者的态度。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往往导致兴佛或毁佛的运动。幸运的是宁波历代的高官巨宦大都信奉佛教，如三国时东吴的中书令阚泽于公元239年（赤乌二年）舍宅为寺，建成普济寺，成为浙江第一座佛寺，唐朝名臣虞世南舍宅为定水寺，任江西分宁宰的任景求舍宅建七塔寺，吕珂舍宅建永明寺等。到南宋年间，由于甬上第一家族史氏家族的推动，这种活动的影响更为广泛。南宋丞相史浩所建的月波寺，坐落在月波山麓，枕山面湖，因山得名，宋淳熙五年（1178）兴建，他还在寺边建造了“月波楼”。史弥远是继其父史浩后位极人臣的南宋权臣，他也笃信佛教，先后把大慈山中的大慈寺、辩利寺请为功德寺，又在大慈山建宝华寺、悟空寺、妙智寺等。大慈寺被史弥远请为功德寺后，宋宁宗特赐“孝忠报国寺”匾额。故大慈寺又名孝忠报国寺。大慈寺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犹以万工池边的石塔著名，当时有“天童七塔不如大慈一塔”之谚。史岩之在东钱湖中的霞屿岛上凿山为洞，名为“补陀洞天”，又在洞旁建寺，以岛名寺为霞屿寺，并置以寺田。当时霞屿岛四面环水，进香礼佛者须以舟作渡，而石洞又仿普陀山观音道场供奉观音菩萨，所以又有“小普陀”之称。史氏家族除了在东钱湖四周建造大批佛寺外，还大力推广佛事活动——水陆道场。中国最早的水陆道场是南朝时梁武帝为他的亡妃郗氏所设。史浩在建造月波寺后，又施田百亩于月波山专建四时水陆法会，以为报四恩，并亲自制疏辞刻石殿壁，撰集仪文刊板于寺，宋孝宗为此特赐“水陆无碍道场”的寺额和“慈悲普济”匾额于月波寺，使之名扬四方。月波寺并与附近的尊教寺、青山寺联合举办水陆道场。当时尊教寺有“师徒道俗三千人”，青山寺也是千僧大寺。三大寺合成一起成为水陆道场，其影响迅速波及附近府县。尔后又请著名高僧志罄法师续成《水陆新仪》六卷，成为中国水陆道场《水陆仪规》之本而延传至今，并弘传到日本及欧美各国，成为世界佛教不分宗派的共同佛教仪式。正是这些名宦高官的垂先示范，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佛教在庆元府城（宁波）及鄞县、慈溪等县的流传和发展。

名僧与名寺的相得益彰形成了佛学兴盛和广泛影响

名山多佛寺，名寺多高僧。山因寺名，寺以僧显。宁波的特殊地理环境，成为佛教文化滋生和弘扬的沃土。早在佛教传入东南地区之时，宁波就成为最早承受佛光之地。三国吴大帝孙权时，西域僧人那罗延在慈溪五磊山结庐礼佛。西晋孝武帝太康三年（282），并州猎户刘萨诃在梦中得神指示后，遍求舍利宝塔，当他来到鄞县山山麓时，恍然听到地下有钟鸣之声。他便坐在地上诚信祈祷，祈求三日，果见一座舍利宝塔从地下涌出，于是他就剃度为僧，建茅维持，此便为阿育王寺的开山祖师慧达。其修炼处也就是阿育王寺的前身。西晋永康元年（300），小乘禅师义兴在县东南山的东谷结茅修道，感动了太白金星，化为童子供给他饮食，义兴修炼之地成为天童寺的前身。也在东晋时期，有女尼结庐于今奉化雪窦山麓，取名瀑布院，这是雪窦寺的前身。宁波三大名寺，在两晋时期已具雏形。

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为宁波的佛教兴盛提供了契机。由于武宗灭佛，使佛教中心从北方南移，唐后期时天台宗、禅宗等宗派中心都在南方。而天台寺则为天台宗中心，作为天台山近邻，明州的佛教大盛于这一时期，仅鄞县新建寺院就有大梅山护圣寺、金峨山真松院等43座。

至宋时，佛教在宁波更为盛行，府城有七塔寺、延庆寺、观宗寺、寿昌寺、天宁寺、戒香寺、白衣寺、天封寺、海会寺等。鄞县有天童寺、阿育王寺、金峨寺、延福寺、白云寺、杖锡寺、大慈寺、霞屿寺等。慈溪有保国寺、普济寺、永明寺、宝庆寺、芦山寺、五磊寺、灵峰寺等。镇海有宝陀寺、瑞岩寺等。奉化有雪窦寺、岳林寺、净慈寺等，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宋代时阿育王寺和天童寺都属禅宗五山，雪窦寺属禅宗十刹。明代，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仍在天下禅宗五山之列。清代，天童寺被列为禅宗四大丛林之一。在佛教史上长久地拥有如此尊荣的地位，是其他地方的佛寺所难以企及的。名寺必有高僧。在宁波流行的佛教禅宗、净土宗和天台宗等派都有高僧大德传道授徒，立场扬法。北宋仁宗年间，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的雪窦重显，主持雪窦寺30余年。他选《传灯录》1700则公案中的100则，以韵语颂出其中的佛理奥秘，称为“雪窦颂古”，在佛界广为传播，被誉为“天下绝唱”。南宋初年，临济宗名僧大慧宗杲主持阿育王寺，提倡“看话禅”，发展了禅宗的机锋。与他同时的天通名僧正觉宏智针锋相对地提出“默照禅”，所作的《颂古百则》名闻天下。两位高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看话”与“默照”之争是禅宗活力四射的佳话，也是宁波佛教史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大慈寺高僧普济将佛教史籍“五灯”150卷精编为20卷的《五灯会元》，合“五灯”为一书，将禅宗中的五家七宗的派别分卷叙述，使七宗源流本末清晰可见，此书因之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典籍。北宋时的天台宗名僧四明知礼，人称四明尊者，主持延庆寺讲席，日僧寂照前来问他天台教门疑义二十七条，他一一作书回答，由于他佛学素养深厚，学者甚众，延庆寺遂成为天台宗的中心道场。20世纪初，名僧谛闲主讲五磊寺，一时有学僧100余人，使天台宗在宁波沉寂数百年后再振雄声，享誉佛界。明崇祯四年（1631），名僧密云圆悟主持天童，他大振宗风，皈依者达23人，10年间扩建了天童寺，奠定了现在天童寺的规模。弟子中有12人主持各山名寺，弘法四方，被称为“临济中兴”，并开创了禅宗临济宗的天童派。清末民国初年，宁波佛教界的几位高僧更是名满全国：如诗僧寄禅敬安，因在阿育王寺舍利塔前燃二指从佛，故云八指头陀。他任天童寺住持十年，宗风大振，自己也在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他的两位著名弟子，一位是太虚法师，曾任雪窦寺住持，1928年任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另一位是圆瑛法师，主持天童寺，倡导禅教合一，儒佛互融，1931年任中国佛教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和圆瑛两位高僧圆寂后都归葬于天童寺旁的塔院中，一为青龙岗上的冷香塔院，一为青凤岗上的圆公塔院。圆瑛的弟子明旸法师出任天童寺方丈，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此外，一代名僧弘一法师在五磊寺讲授佛学，一时弟子云集，佛音远扬。抗战时期，观宗讲寺方丈宝静法师多次通电全国，揭露日寇暴行，并远赴香港弘法护国，最终逝于上海静安寺。其爱国行为彰显了中国僧人的博大情怀。宁波佛教界在全国的地位由此可见。(www.xing528.com)

世家大族的捐赠参与增强了佛教寺院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

宁波在两宋之间有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在北宋，宁波就作为国家重心南移的经济中心，变得繁荣富庶和引人注目，而女真人入侵中原，则直接促进了鄞县和宁波府越跃式的发展。南宋建都杭州，效命于南宋朝廷的整个精英集团的成员纷纷南逃避难，众多的北方士族落户宁波，由于当地居民和新来者之间的互动，涌现了不少强势的精英家族，其影响可以用“满朝朱紫贵，皆是四明人”来形容。进入明清之后，那些“世家士族”的直系后裔，继续活跃在地方事务中。他们的行动则直接影响着众多佛寺的兴衰和社会变迁。

宁波的世家大族在晚明时期开始把他们的生活与佛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地方志也大量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经学者研究，当时鄞县最著名的世家大族如西城董氏、城西范氏、砌街李氏、南湖沈氏、江北屠氏、槎湖张氏、浮石周氏等七大士绅家族都有成员参与了寺院的捐赠活动。其他的望族如杨氏、戴氏、陆氏等也有成员积极参与寺院的活动。世家大族的捐赠参与有三种形式。一是捐资建造、修复寺院或佛教建筑。如1462年，杨氏捐资修复四明山上一所寺院；1632年，一退休官员让地捐金修建崇觉寺的一座殿楼，17世纪80年代，天童寺重修，众多的地方士绅成为主要捐赠者。此外，宁波的众多家族都希望拥有为已故亲属供奉香火的场所，为此，富裕的家族以巨大的经济捐赠和监督护持使众多的寺庵得以建造和发展。如位于五乡镇的铁佛寺自宋后一直为王应麟家族的家寺，明清之际其后裔王征南在寺中习武。而在鄞县小寺庙的名称中频繁使用“寿”字，就表明这些小寺庙是给宗族的死者做经忏礼仪用的佛教场所。其二是以题字或募缘文等形式的捐赠活动。这可以著名文学家屠隆为例。在16世纪末数十年中与佛寺的捐赠交往最多的人物是屠隆，作为明代人士，屠隆不仅创作了众多戏剧和文学作品，也热心于佛道之学。屠隆多次参与鄞县的募捐活动，其中包括为阿育王寺的住持秘藏道开所出版的新版大藏经捐赠、主持编纂《补陀山寺志》，在1605年，他写了最后一篇募缘文，劝募修复阿育王寺存放舍利的舍利殿，鼓励那些“耽乐名山者”都来“护持三宝”。更多的士绅则以他们代表寺院或为纪念寺院而写的诗文作品来重构捐赠的模式。各种寺志保存了这些文艺作品，许多著名人物都曾为寺院写过诗文，他们的活动构成了晚明时期鄞县捐赠模式的决定性基础。其三是宁波的不少士绅在明亡之际出家为僧。面对天崩地裂的局势，当时的许多士子以皈依佛门作为反抗的形式。城西新庄的浮石周氏有3人在1646年落发为僧，其中周元懋虽入佛门却醉酒度日，人称“醉和尚”。鄞东周氏的周容则在青雷山削发为僧。西湖徐氏的徐之垣，朱氏的朱金芝都以这种方式遁入佛门。这一时期，鄞县士绅常把寺院作为聚会地点，如玉几社常在阿育王寺聚会。面对士绅广泛的参与和支持，佛教的僧人们积极回应，反过来又参与士绅的社会和文化活动。浙东学派巨子李邺嗣回顾16至17世纪以来宁波僧人与士绅的交往模式，自评说：“余辈尝与桑门游，称为‘人外之交’。”正是这种以世家大族世代相传的对佛寺的经济自助、文化捐赠的活动参与，才使宁波的佛教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才使宁波的佛教人士在与世俗居民的互动中互相理解、相互依赖而拥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基础。

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扩大了佛教信仰的文化基础

宁波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使佛教文化在宁波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佛教在魏晋时期能够传入宁波并被顺利接纳，其原因在于浙东经济的激烈分化和时代的动荡中，它满足了地域主体对精神渴求的强烈需要。宁波历史上出过不少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先生及其弟子传人，他们大多倾向于主观体现的心学。陆王心学以宁波为基地，长传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宁波有江、有湖更有大海，智者乐水，这种水乡背景使以主观体验为主的陆王心学更容易为宁波的文人所接受，并加以光大。如南宋时的杨简、元代时的赵偕以及他们数以百计的浙东弟子就是心学的传承者。水的灵动，水的变化使宁波的文人学者更容易把自己的信念与佛教中的禅意相结合，使佛教染上鲜明的地域特色，历代宁波文人又喜在寺旁结庐读书，于治国良谋不能如愿之时，问禅于佛，以解平生之惑，因而宁波的佛寺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寺庵而带上浓重的儒风诗雅。像南宋初年的张孝祥与天童高僧的交往，宋末元初王应麟与宝庆寺的法缘，明代赵文华与普济寺的关系，桂彦良与永明寺主持的唱和，明清之际黄宗羲在杖锡寺的活动以及李邺嗣、周容、万言、万经等与各寺高僧的交往唱和等都是一时佳话。佛教劝人向善的教义，可以作为稳定地域社会的重要支柱。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则源自下层群众缺乏关怀时力求自保的一种精神姿态。于是佛教文化迅速占领了儒家文化未曾渗透而预留的空间，跃居为宁波地区的主流文化之一，并渗透至每一个角落。四明“三佛地”的传说就是这种渗透过程的一个例证。据传五代时，奉化岳林寺有布袋和尚，自称契比，体形矮小，蹙蹙额大肚，身荷布袋，边走边唱。他死后，人传他是弥勒佛的化身，江浙一带的佛教信徒争领他的画像，传唱他所唱的歌曲，他的真身也成了现在弥勒佛的形象。雪窦寺则成了弥勒佛的道场。传说宁波戒香寺还有一位哑女，是维卫佛的化身，在宋代时屡有显现，阿育王寺又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在佛教体系里，维卫佛是过去佛，释迦牟尼是现世佛，弥勒佛则是未来佛。所以拥有与这三位佛有关的阿育王寺、戒香寺和岳林寺的宁波就被称为四明三佛地。正是这样的传说，反映了佛教文化在宁波的特殊待遇，也沟通了上层官吏文人与下层民众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德·霍芬在访问宁波后感叹地说：“这里的妇女和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他们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所压迫，而是悠闲地在庵堂、寺院烧香拜佛。”宁波的俗语也有“河埠头媳妇说阿婆，庵堂间阿婆讲媳妇”。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清中叶以来宁波的男子大多出门去上海等地谋生，其母妻在家操持家务。因有上海从业的丈夫或儿子的收入，宁波妇女的生活较有保障，尤其是丈夫、儿子已在上海等地就业的妇女常是一家之主，有经济支配权，她们对佛教便很热心，更愿意在佛寺中许愿还愿，烧香拜佛。她们的活动是宁波城乡特别密集的群众基础。像慈溪县城（今慈城）就有妙音精舍、迎宝庵、娑罗庵、报德庵等20多座庵堂，这些庵堂里的主要信徒就是周围的中老年妇女。正因为佛教文化从传入宁波地区始就渗入到最基层的群众中间，与宁波的文化精英又相互交流，因而佛教文化与地域文化交融在一起，互相依存，共同发展，而成为宁波历史文化的重要部分和一大特点。

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确立了宁波佛教的国际地位

中外佛教交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是中日、中朝佛教交流的主要地区。如唐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时，因受风浪所阻，被明州刺史救回，安置在阿育王寺，后与日僧荣睿、普照同往日本。唐宋时期，从日本、朝鲜等国来中国求佛法的僧人多在宁波各寺传教习法。如北宋开宝元年（968），高丽僧人宝云义通应明州知州之请在鄞县各寺传教20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日僧荣西从天童禅寺虚庵怀敞习临济宗风，返日后开创了日本佛教临济宗。嘉定十六年（1223）日僧道元入宋参禅，从天童禅寺住持如净法师习曹洞禅理，得法后回国，创立了日本佛教曹洞宗，天童寺因此成为拥有1500座寺院、800万信徒的日本曹洞宗祖庭。他俩开创的临济和曹洞宗，并行发展成为日本禅宗的两大宗派，可谓是日本禅宗的创始人。宝祐元年（1253），日僧寒岩入宋求法，至咸淳三年（1267）回国，留宋15年，先后到明州瑞岩寺、大慈寺求法，回国后在肥后建造大梁山大慈寺，尊明州大慈寺为祖庭。这是继天童寺为日本禅宗曹洞宗祖庭外，又一禅宗祖庭。宋德祐二年（1276），天童寺僧人无学祖元应邀去日本传道，在他的指导下新建圆觉寺，将明州天童寺的禅法和建筑等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后因元军灭宋，便终老日本，传法20年，授徒300人，被幕府尊谥为佛光国师。1182年，明州著名的佛像雕塑师陈和卿兄弟等7人应日本高僧重源之邀到日本修复世界第一大铜佛和东大寺。鄞县石匠伊行末用鄞县梅园石雕刻了一对石狮子。工程完工后，伊行末留居日本，形成著名的“伊派石匠集团”，其后代传承八代之久。他们的活动使日本的石刻艺术带上深刻的明州印痕。明代时，日僧雪舟等于1486年随遣明使来到宁波，驻锡天童寺。他巡礼名山古寺，钟情山水风韵，天童古道、雪窦飞瀑、育王三塔、钱湖渔舟都绘在画中。由于他佛理、学识、画艺超群，又谦虚诚信，被尊为“天童第一座”。此外，日本高僧重源三度入宋，荣西两度入宋，赏兴、源兴、寂岩、五山等日僧陆续入宋，在宁波特别是在东钱湖周围的佛寺里参禅习法，学佛研理，将浙东的丰富精湛的佛教文化传到日本。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研究，南宋时期从1163年至1279年的一百余年间，知名的日本入宋僧就有120人之多，不知名的入宋僧则难以计数。频繁的佛教交流，众多的日僧往返，使宁波佛教的影响日益扩大，蜚声中外。他们不仅将寺院建筑、佛像雕塑、佛教绘画、佛教文学等传到日本、朝鲜，也将书法艺术、医药医学、茶道以及各类工艺美术带往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宁波也成为中外佛教交流的热土，成为外国佛教徒向往的胜地。

佛光至此别样开。宁波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吸引和接纳了佛教文化，佛教又以其睿智和宽宏的情怀感动和融入宁波的世俗社会，并因此渗透到宁波文化的各个层面，致使宁波的文化、宁波的风俗和宁波的城市性格都因此带有“慈悲为怀”的深刻烙印，使宁波以显著的特色而给人以“别样”的感觉。佛教因浙东文化而带有强烈的世俗特色，浙东文化也因佛教而显得空灵隽永。这一地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是宁波文化的幸事，也是佛教东传中的一大盛典，因为它不仅是属于宁波文化的珍贵文化遗产，也应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