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邺嗣诗学思想探胜：学汇中外，值得重视的宝贵遗产

李邺嗣诗学思想探胜

梁一群

李邺嗣（1622-1680），名文胤，以字行，别号杲堂，鄞县人。杲堂生前即享有诗文盛名，曾编有《甬上耆旧诗》三十卷，其诗文历有流传，后人汇为《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浙东诗人，李杲堂不仅在当时的诗歌创作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而且在诗学理论的阐述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仍然值得人们重视的宝贵遗产。梳理李杲堂有关诗学理论方面的论述，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文学艺术理论的发展，不无裨益。本文试就此作一探索，就教于方家。

“心之声”：诗歌的本质

关于诗歌的本质，杲堂认为：诗者，心之声也。（《杲堂文钞卷一·妙峰集序》）

杲堂认为，心有所感而发之为声，此即诗歌创作之本。由此出发，杲堂把“心之声”的显现，作为评判诗歌创作的基本标准。进一步看，就必须认为“诗本于性情，感于物而后动”。（《杲堂文钞卷二·钱退山诗集序》）

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性情即是人心一个方面的显现。诗为心之声，具体地说，即是人心中那些大抵从属于性情方面的要素之表现，此其一。其二，“本于性情”的诗歌，还必须是“感于物而后动”。情感于中，必然是受外物影响的结果。杲堂在此，并非仅仅是在阐述一种“外物感应说”的诗歌理论，而是自有一番展开：

诗未有无所感而作者也。溯其初，本于孝友，发于中和，借以述古讽今，义兼于颂谏，此诗之正也。（《杲堂文续钞卷二·东皋唱和诗序》）

这就在关于诗歌本质的阐述中插入了社会伦理以及政治文化方面的视角作为审视的基本标准。人之性情，并非是脱离了社会内容的一种纯自然状态的存在，它必然要体现人们的社会存在以及人们关于这些社会存在伦理道德观念或者政治观念和要求的：“本于孝友”，这是从人们的家庭生活及其有关的伦理要求出发，以此作为所有诗歌创作的初始点；“发于中和”，这是以人们对于家庭以及社会生活的理想化要求作为标准来要求诗歌，也就是要求诗歌有相应的社会功能，起到一种和合人心、协调各方，从而“可以群”的社会效果；“借以述古讽今”，这就把诗歌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看到它在文明的传承及其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义兼于颂谏”，这是指诗歌的一种特殊的功能，即它的政治功能而言，这在一个政治权力系统比较愿意倾听来自社会和民间声音的理想背景下，或者说在中国儒家设定的理想化政治图景（特别是上古传说的“三王之治”图景）中，应该看做是诗歌的社会功能在某方面的一种极致发挥结果。

诗歌的所出自然决定了它的“正（音）”及“变（调）”。换句话说，正是诗歌的上述本质，决定了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具有的各种形态变化。在杲堂看来，上述“本于孝友，发于中和，借以述古讽今，义兼于颂谏”，是“诗之正”。为何谓之正？此可从几个方面来说。

这里有必要先引入杲堂在诗歌理论方面的一个概念——复心。（见《杲堂文钞卷一·妙峰集序》）“复心”，是指人心的日常功用中最根本所在。人心功用的最根本所在即其本初状态性的存在。诗为人心之声的显现，则其人心的最本初状态性的存在，不妨看做是诗的“正声”。何为人心日常功用中最根本所在？杲堂说：

夫人生此心，日有所用，用于为子而能孝，用于为臣而能忠，得尽其所事，而自反于毋欺，此所谓能复其心也。（《杲堂文钞卷一·妙峰集序》）

所以从人的社会性存在角度来看，孝友、忠义，都是为人之用心的最根本所在。这些概念的赋入，应该认为是由人的社会存在的最根本需要而决定的，用儒家的理论来解释，就是由人的社会角色来决定的：一个人恰如其分地实践了其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应尽本分要求，此即“得尽其所事”，这就是为人用心的最根本所在，所有这些内容表现于诗歌之中，杲堂认为就是“诗之正”。诗歌创作表现人们的各种社会生活内容，而所有这些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们的伦理道德及其相应的社会秩序要求，这是杲堂关于“诗之正”的看法的理论支持。这样，杲堂就把对于诗歌创作的本质的看法同他关于诗歌创作的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人们的社会伦理道德生活及其相关的要求这一底线上作了一个明确的阐述。

当然他也不是仅以诗歌的社会伦理道德内容为其唯一的内容。杲堂在《张白斋先生集序》 中说道：“窃谓先生诗发源忠孝，俱本于性情之正，无愧风雅。至其为兴为比，吐咀山川，驱使云鸟草木，与一时词人绝不同。”（《杲堂文钞卷一》）在杲堂看来，“性情之正”无非因为“发源忠孝”，这是“无愧风雅”的基本所在。然而作为中国传统诗歌之“正（宗）”的“风雅”，其表现方式还应该必须以“比兴”为内核，这就是杲堂认为“吐咀山川，驱使云鸟草木”等等为诗歌创作必不可少手法的理由所在。于是可以、也有必要引入浪漫主义的手法。杲堂在《梁公狄先生遗集序》中说道：“乃若梁先生之诗，发本忠孝，溯源骚雅，一寸之毫，栖神巢鬼，一尺之楮，骤雨飘风。”（《杲堂文钞卷一》）认为诗不妨“栖神巢鬼”、“骤雨飘风”，也不妨“吐咀山川，驱使云鸟草木”，然其发源之本，则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之核心：“忠孝。”换句话说，关于诗歌本质的讨论，其核心概念虽然可以用抽象的“心之声”来拈出，而其概念之阐发，则须以人的社会生活为具体内容，在杲堂看来，就是用人们的伦理道德生活及其要求来加以充实。“心之声”，其实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情绪、意念、思想、愿望等等的显现。此为杲堂赋予“诗之正” 的根本条件的“复心”说的一个方面的内容。

杲堂赋予“复心”说的第二方面内容，是在与上述情形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中发生的。在《妙峰集序》的“夫人生此心，日有所用”（见上引文）一段叙述之后，他接下去说到明末清初孤臣孽子坚持“忠孝”原则和民族气节，在日常生活已不能实践自己的原则之时，有另一番“复心”之所为：

今者孑然此心，既无所致尽，四顾茫茫，而后远寄诸危岩断壁、飞湍奔溜之间，而且毁其常形，变其故服，销沉其平生姓氏，而日与一杖一钵、一鱼一灯同其寒暑日月，斯已自放其心极于冥漠之乡矣，而独谓之能复其心，何也？《大易》有言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夫复之为时，固五行潜运，穷阴杀节之时也。此时虽天高地涸，万木皆落，万水皆凝，而独有抱素返本，保其几希，若亡而自萌，若尽而自续者，此心也。先生能自复其心，其在此时乎？先生既有此心，而后有先生之诗。（《杲堂文钞卷一·妙峰集序》）

在杲堂看来，将人心之日用归诸最根本的伦理道德需求线上，这是人“能复其心”的表现，但是在这个需求线已不复存在的情形下，人能够继续坚持其固有的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原则，那是“复心”的另一种体现。杲堂在此所揭橥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的为人之精神。拿这一精神来教育熏陶世人，就结晶出一种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人心”要求来，以此“人心”与时世相往还，其发为诗歌，在社会秩序正常的情况下就表现为“正音”，在社会秩序失常的情况下就表现为“变调”。杲堂借为乡里先辈王无界先生诗集《非时吟》作序时说道：

六经之教，能以声感人莫如风雅：其音安以乐，可以宣幽明，畅万物，此当其时之盛也；既而变风、变雅作，则已有哀有怨——言之无罪，此非其声之异也，非其时也。（《杲堂文钞卷二·非时吟序》）

不同的时世自有不同内容和风格的诗歌，但是不同时世的各种诗歌中，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它们都是“心之声”的显现。而此种“心之声”在杲堂看来，是社会生活中具有文化传承的伦理道德的体现，因而也就是具有人文内涵的精神的体现。违反了这一基本点，但凡所作诗歌，无非一腔滥调、一副假面而已。杲堂在其《癸巳诗自序》中说：

子舆氏曰“诗亡”，余谓诗未尝亡也。自汉及唐至于今，凡其发于情，形于唱叹，俱风人之遗也。国初自刘、高诸公后，诗家郁起，虽分路而驰，各张其帜，然俱有足以自传。要诸大旨所归，本于风雅，斯则不敢不慎也。独今有人焉，身亦以名教为任，使天下学者宗之，其言宜足以法矣！乃读其所为诗，一不趋于正，而务雕其字句，颠倒出之，至有所讥切，则更酷弹巧谑，无复风人遗旨，甚或杂引方言，时作梵语，以诞放于绳墨之外，遂使风雅一途，戏若俳优，隐于射覆，嘻！亦已甚矣。（《杲堂续文钞卷二》）

诗之真，可以认为是出自“诗之正”，按照杲堂的理论来判断，也即是心声之正。心声之正，无非是在进退出处之间不惑于名锁利缰和成败得失，能够始终坚持作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伦理道德标准及其在政治上的相应原则。关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在杲堂那里就这样与他对诗歌的社会功用的理解联系起来了。

“本于性情”：诗歌的创作

按照杲堂的理解，谈到诗歌的本质，固然应该看到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这一点，但却不能由此认为诗歌的创作就是撇却诗人主体而照搬生活或模仿经典之作了事，也不可以无端发声、无病呻吟为诗歌创作之源泉，要之必须出自真性情。这与他关于诗歌的本质的看法是有机相连的：“心之声”即“真性情”；“本于性情”，则其所发自然为“心之声”。进一步说，无论撇却创作主体而照搬或模仿，或是无病呻吟，对于诗歌创作的最大伤害就在于扼杀了性情，扼杀了创新。他在《钱退山诗集序》中说：“夫诗本于性情，感于物而后动。”（《杲堂文钞卷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社会生活给予人的影响，其作用是非常广泛的。诗人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都有相应的感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也不可能都触动诗人的相关情绪反应，更不用说与诗人的性情有一种强烈的互动关系。因此，诗歌的创作在杲堂看来必须是社会生活中的某个方面触动了诗人，与诗人的性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的产物。杲堂有言：

乐府词曰“忧从中来”，晋人云“触兴为诗”，乃知情非内写外触，与物而无端发声，是犹水非激而怒，鸟不时而啼也，伪莫甚矣。（《杲堂文续钞卷一·雁字诗小序》）

诗之伪，乃出于性情之外，或者说是一种作假。其表现一是无端发声、无病呻吟，二是只知模仿照搬。杲堂因此对有明一代的诗歌之弊看得非常透彻：

夫诗之为用至近，以其能宣达性情也。论者谓读历下（李攀龙）之诗，举篇即见一古人，得一故事，而性情不出；读竟陵（钟惺）之诗，尽卷不见一古人，不得一故事，而性情亦不出。（《证堂诗集序》）

有明一代诗坛，前有李攀龙为首的“前七子”号召力追盛唐，而流为剿摹追刻盛唐之风；晚期乃有钟惺为首的“竟陵派”标举孤峭幽僻，而流为冷清逼仄。在杲堂看来，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弊就是为追求某种风格而无视诗歌创作的精髓所在：“真性情”。性情不出，诗歌何存？心声发而为诗歌，然而其所发者并非一二现成话语，也非他人之风格，更非饰情诈伪。说起来，杲堂也并不排斥诗人的自我孤高标格，他在《直木堂诗序》中就曾称道寒泉子的诗有“诗心之妙”，以为寒泉子之诗，妙在“一曰读其诗如对苍宫幽瀑，斑鼎藓碑，能沁人心骨”，“二曰废尽人间答酬，单行孤眺，自为可传，窥其立意陡绝处，使人生畏。”此无它，只不过寒泉子之诗能宣其性情而已，他人若想模仿寒泉子之诗而无此性情，只可徒作东施效颦观。所以杲堂称道那些绝意于浮躁竞趋者的诗歌云：

喜其诗心遥遥，然不作词家一揣摩陈句，宿尘悉除，妙气来宅。论其诗格，如芙蕖出水，如菊淡无言，此其意岂肯人知者？宜其淡淡然不自名其诗也。（《蔡子佩诗序》）

杲堂的意思是：诗格之高，端在于“诗心之妙”；“诗心之妙”，植根于“性情”之真。除此则诗歌创作及其品判标准等等，一切都无从谈起。有此理论作依据，他批评当时的诗坛不良风气说：

故曰：人之所不可为伪者，声也，谓其生于人心也。至近日诗人，始各诵一先生之言，奉为模楷，剽声窃貌，转相拟仿，以致自溺其性情而不出。夫秦音亢厉，吴音靡曼，此其性然也。今乃欲尽变其生心之音，使越无吟，齐无讴，楚无艳，而俱操为秦声、吴声，则其伪亦甚矣。夫于所不可为伪者而亦伪为之，则其操之且将不成声，况求其抑扬可诵耶！（《杲堂文钞卷二·钱退山诗集序》）(www.xing528.com)

明代诗坛的不良风气，主要是纷纷追摹某种风格。其实风格并非追摹而得的，其源自诗人的性情。对此杲堂有言：

和平温厚，此性情之正也，然后动于哀乐，斯形于音，使人咏之而其声逾长，玩之而其味愈淡而不厌。故练丝调瑟，倡者一人，和者不过三人，虽未尝极音，而其声如有不尽者焉。玄酒在尊，太羹不加和，虽未尝致味，而其味如有不尽者焉。是以五经之有声诗，犹五谷之有良稻也，以其味淡而逾长也。三百篇以降，屈大夫独能长言之；其在汉人，惟苏属国、枚生；晋人惟陶公，唐人惟张曲江、王右丞、刘文房、韦苏州，此数君子，俱能善抑扬其声，温然可诵。其余即曹氏铜雀父子、鲍参军、杜公。韩昌黎非不为文章之伯，然自以其老气横古今而已，求所为咏叹之，延连反复之，尚有所未至焉。夫向谓未甚读书之人俱可为诗，久之而乃知古今文章之伯，犹有所未能至，若是夫诗之甚不易也。但汉魏以来，世有作者，虽其声不同，未尽有合于和平温厚，要能各宣其所欲言，自成一家。（《钱退山诗集序》）

诗人之性情，决定其诗歌之风格，丝毫勉强不得，也是全力仿效不来的。诗人之性情，有和平温厚，有气横古今，不可强求一致，然而如果能够“各宣其所欲言”，即可“自成一家”。诗人各由自身的性情而发声，此“自成一家”即是诗歌风格的创新。据“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杲堂非常看重诗歌风格的创新：

盖文自东汉而后，作者俱用实，而退之独用虚；诗自初唐而后，作者俱善用正，而退之则更用奇。后三百年而有宋诸大家起，斯文复兴，然求其一人之身，文与诗能分道而出，而各以全力注之，退之之后，惟子瞻一人而已，余俱不能及也，以两公能无所不新也。（《杲堂文钞卷三·王无界先生七十序》）

何谓“创新”？在诗歌创作中，无非就是能够“本于性情”，按照自己的“性情”所感所发，而不是傍人藩篱寄人屋下而发为声音。“真性情”之流露，是诗人自成一家的起码条件。这是因为只有“本于性情，感于物而后动”，才能出真正的诗歌。杲堂自是性情中人，因此他也极其看重性情在诗歌中的流露。在《病起诗自序》中，他并不以“豁情遣哀，无伤其性”为然，说：

蒙庄（庄子）廓落无有，视生死为一条，而死质藏斤，伤心惠子之墓；陶公（陶潜）俯仰宇宙，怡然自得，而流尘空馆，悲泪应心。古人云：“达者多哀”，两先生亦自情深耳！（《杲堂文钞卷二》）

其情真，其诗真。诗为“性情”之发露，而非饰伪之心声。杲堂自为前朝之遗民，故国情思一直是他的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在评判各家诗歌时的一个重要尺度。经过一番世道翻覆，杲堂看遍了世人升降浮沉，他说道：

甚矣名之难副也！启、祯之间，江左复尚标榜，以名士相推。浙东则悔庵万先生首称模楷，吾党数辈亦得依以扬声，间出其所作诗、古文词，与三吴名士争长，一时传布。及遭乱已来，诸君岁寒相见，俯仰河山，各著文章，高论忠义。既而嗟壮年之冉冉，苦长夜之漫漫，渐失初诚，致乖末节。此人平日文章，遂若有鬼神默褫其笔，烟消灰灭，无复可传。即此人内恧夙心，亦不愿以高论忠义之言复欺天下。时尚有赤石逾坚，苍宫不改，仍阙永初之年，终谢地皇之腊，浙河以东，惟姚江黄先生及吾里数人，而益以万先生为之宗。嗟夫！先生斯可谓名士矣。（《杲堂文钞卷一·续骚堂集序》）

这里不仅是一个“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文创作中的“真性情”是否充足的问题，按照杲堂的看法，凡是性情自乖而无以自持者，其诗文皆无以留存，此不为它，只因为其诗文留下的，无非一腔假声音而已。反之，杲堂则在《钱蛰庵诗集序》中写到了清初的前明遗民秉持己心不改的泣天地、歌鬼神事迹：

然蛰庵既已为逸民，自放于世，其所遭率多坎拂郁，而其所为诗益工。余每过蛰庵，茗酒间辄出其箧中诗共读，读已辄哭，瓷阑觞半，则数数狂走二三里，过睢阳祠下，隔江残垒数十，甬潮激激，起冲岸石，遥望灌门战洋，鼓吹隐作，更相与悲吟数章，至失声而返。盖蛰庵自以其诗尽天下宜愤宜咤，宜悲宜叹之事焉。嗟夫！人生百年，受富贵如泡沫耳。天欲使其人名氏垂于后世，则必扼其所遭，使日在坎拂郁中，而后其文章愈工而愈足传，此则吾辈所窃自慰藉，而有在人世所谓盛衰之外者也。（《杲堂文续钞卷一》）

杲堂也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诗歌创作与个人的“真性情”流露完全连在了一起。这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精神，即一种自觉承担人文传承而不以时世翻覆为转移的人格精神。后人可以认为像杲堂那样的一批文人是落在了悲剧的命运之中，但是人们无法不从他们的诗文作品中感受到这种悲剧性气质的巨大力量。试看杲堂所述甬地山川气象及文人磊落胸次：

自建业、京口以至西陵，江南约数千里；稍附江以北，有广陵、海陵，渡浙，东则会稽、句甬，皆所谓文章之薮，山川名胜甲于天下。然余谓南惟京口，东惟句甬，此二郡，其水俱束海为江，奔潮激汐，其山俱崔巍而兀起，城垒峥嵘。每游陟至此，觉吾曹面目磊珂，气始得豪，前此文人绮靡之习，以至士女花鸟，楼台舟楫，风华佳丽之状，始尽为一变。吾友邓孝威，海陵奇土也。其生平足迹几遍天下……既历吴中七八郡，更怅然泛浙河以东，抵句甬，览其山川，虎蹲凤跃，直上候涛山，寻谢皋羽采药处，遥见乱礁出没白浪中，日景落寿冷岸，与吾辈三四人，狂歌向天末，击石为碎……夫既于江南数千里山川绣错中，而独从此二地得一发其奇，复于二十余年往来名土舟车驿会中，而独借此四人得一发山川之奇，是则文人吐其胸中垒块，老气横被，虽所持三寸弱翰，而其势足与名山巨壑隐然相敌，斯诚古今灵气所聚，产为魁奇，不可易得，宜吾目中落落未尝数见如此人也。他日孝威别我，当与期计日造京口，孝威登铁瓮城饮其酒，发吾所遗此中怀古诗，余亦将登百步峰长啸，诵孝威句甬凭吊诸作，同声遥应，虽辽然千里，如奏金石于一堂矣。（《邓孝威甬上游草序》）

性情充沛，元气淋漓，其人之诗歌自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反之，优孟衣冠，学人腔调，如吃他人食，终不能饱。在杲堂那里，人文因素与自然景象及诗人的“性情”三者在诗文中已然合而为一，其前两者是“性情”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其中尤以人文因素熏陶下的“性情”之表露为重要，其次则是在与自然景物以及朋友之间相往还中发露性情：

诗未有无所感而作者也。溯其初，本于孝友，发于中和，借以述古讽今，义兼于颂谏，此诗之正也。若吾辈今日幽居闲放，有所适于田园风日、山水舟之间，则必籍借朋友发之，同心齐契，一唱一酬，若候鸟相应，交声每谐，亦如风之披竹而音生，水之激石而响作，固未有寂然而自动，无所感而得兴者也。每见近日诗家，于平时常拟一诗格，常储一诗料，情非发中，徒逐形响。如果，则诗真可不作矣。（《杲堂文续钞卷二·东皋唱和诗序》）

总之，杲堂论诗，无不本于性情。他视诗为心声之表露，以为心声不可伪，无非性情之流露而已。然而他之所谓性情并非一个空壳，而是在人文教养熏陶下的一种人格精神之体现。

“善学问”：诗人人文精神的培养

诗人的性情既然是在人文教养熏陶下的某种人格精神之显现，则其性情之养成，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受人文教养的结果。即以杲堂所述的自身学诗经历来看，他就是在中国诗歌文化的传承中受熏陶，并且从中习得了传统人文精神，培养成自己的独特人格的：

忆趋大父前，髻发承指示。口授古人诗，源源溯所自。上述三百章，楚骚为正音。肃矣两汉音，经纬见六义。斯道终不亡，柴桑受真气。下开四唐家，来得遥嗣。杜陵节奏音，次山比兴字。垂涕即君臣，端然见美刺。余响复千春，草蔓不可治。大哉高刘辈，重起立赤帜。五乐宣盛明，皇皇昭奕世。（《杲堂诗续钞卷二·先参军口授诸家诗追述》）

不过杲堂所谓向经典学习，并非是说写诗只要翻诵经典之语即可，而是说培养一种受文化传承熏陶，能够乐此不疲于其中，并且始终不渝坚持其人文精神的“真性情”。这是一种以社会的文明传承为己任、为生活，甚至以此为个体生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的生命展开，当然也就意味着把一个人的性情彰显与一种文化的连绵存在联系在一起了。

“诗言志”是古代中国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何谓“言志”？未发在心，发而言志——是即为见之于诗歌中的人们心志，包括人们的愿望和情感。对此，杲堂有他自己的看法：

诗之教，以言志述事，陈美刺而验时政得失，观四方土俗异同，则虽言志之诗，无非述事也。（《杲堂文钞卷二·万季野新乐府序》）

这当然不是否定诗歌的“言志”，而是认为诗歌所言之志不可脱离实事，也就是对诗歌的社会功用有着极高的期待。在《东皋唱和诗序》中他说的“诗之正”，就是“本于孝友，发于中和，借以述古讽今，义兼于颂谏”。这是他所认为的诗歌创作中“言志”与“述事”一致性的最高表现。至于“幽居闲放，有所适于田园风日、山水舟之间”，与朋友相唱和，那也不仅仅是“言志”，而应该说是与“述事”相联系的又一种表现。“幽居闲放”是生活的不得已而然的一种状态，具体来说，是杲堂在政治易代之际表明自己政治态度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所谓的“言志述事”大致可有两种表现：一是“陈美刺而验时政得失，观四方土俗异同”，此为“诗之正”，也即杲堂在《上梨洲先生书》中所说：“夫诗本于三百篇，固所谓载道与事之文也”；其次则为“幽居闲放”时“有所适于田园风日、山水舟之间”之作。两种诗歌都必须是诗人“真性情”的表露，也就是诗人那种传承了人文精神的人格的表露。分别而言，两者互为表里：达则“陈美刺而验时政得失，观四方土俗异同”，“借以述古讽今，义兼于颂谏”；穷则“幽居闲放，有所适于田园风日、山水舟之间”。其中一以贯之者，则为人文精神熏陶下的诗人“真性情”，也即诗人的人格情操。要两者俱为正，盖其发为心声者，俱为性情之正，因而所发之诗文俱为“载道与事”之作。其实杲堂所作的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杲堂有言：“陶公闲静，其本意却在《述史》、《咏荆轲》一派。”（《杲堂文钞卷二·潘孟升诗集序》）言在陶渊明而意在己躬，此即杲堂诗歌创作本意之委婉表述。试看他所述之张蓉屿诗意境界，何其萧散旷达！然而透过文字又不难令人感到其间漾动着文化传承的韵味：

吾乡张蓉屿先生，文定公后人也。其人神情萧散，未尝与世务相关，自壹为廉吏解绶归，喜从月湖居。月湖在城中，山川映澈，凫矶雁落，与人家台榭参错其中。嘉、隆间，大司马东沙张公以文章之事主坛，郡中诸贤俱相从觞咏湖上。后人即其地为公祠，先生遂定居祠下，箨冠藜杖，常在两湖七桥间，远招贺监，近溯司马公风流，俯仰古今。先生既益谢世事，唯与诸散人遗老行吟坐隐，逍遥遣日，即樽盎有无，先生尽不知也。先生初为名诸生，文笔妙一时，其诗风华绮丽，亦复如之。自晚年坐卧湖上既久，宿藻尽脱，晨心益研，遂尽得日新之妙。盖先生置身湖上十洲，其于诗得干于松岛，得光于月岛，得芗于花屿，得色于菊花洲，得洁于雪汀，得淡于烟屿，得远于芳草洲，得疏于竹屿，得宕于柳汀，而最得秀于芙蓉洲。盖先生本以光禄之雕绘，一变而为康乐之天然，每读其近诗，如出秋水照初日，宛然可爱，遂已秀绝人间。是以先生虽总揽十洲，山光水影出入其笔下，而更别占芙蓉一洲，遂以自名，此先生善自言其诗也。（《杲堂文续钞卷一·张蓉屿先生新草序》）

甬地山川，自有其廓落气象、旖旎风光，然而在杲堂笔下（参见前引《邓孝威甬上游草序》一段文字），竟尚有如许千汇万状！此无他，盖一种文明熏陶已沁入髓里，溶为一种人格精神，汇为一种视野襟怀，因而世事与自然风光在杲堂眼里就都别具一番风味了。此中境界，绝非滥腔滥调和饰伪作假者所能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杲堂极其看重人文教养：

吾党之学二：一曰经学，一曰史学。是以学者先之经以得其源，后之史以尽其派，则其于文章之事可以极天地古今之变，波澜四溢，沛然而有余。其于诗亦然。乃人或罔言曰：“诗 ，小道也。”夫特列五经之一，皇皇焉如日月丽天，斯其道大矣。第自唐以后置诗不用，徒使闲曹荐绅、不读书山人为之，此诗格所以不尊耳，岂遂谓诗可经耶？至近世词家，更习为拟议剽窃，朝秦声，暮楚声，此俱龊龊不足道……至诗与史学，更相表里。盖诗义主述治乱、陈美刺，其所叙两朝主德及中兴将相勋业烂然，自板荡以后，记王室衰微之由，下至列国盛衰，历历可诵，故《诗》与《春秋》相接。而汉以下诗家则称彭泽、杜陵，二公俱诗之圣，然陶公诗上自述史、咏古、传赞，托契千载，以寄其遥情，而杜公尤善叙其所历时事，发于忠愤感激，读之遂足当一代之史。二公所长若此。余故曰：诗非无益于史也。若为不识古今人所作，则诚无益也。余尝读《史记》，谓司马相如诸人撰乐府十九章，其文尔雅，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词。即杜公号为诗史，非其博极群书，网罗当世见闻，亦岂能作？由是知士不通经史之学，即于文章诸体俱不应漫然下笔，而何独可易言诗耶？（《杲堂文续钞卷一·万季野诗集序》）

这就是在人文教养的熏陶下培养一种具有文化传承的人格精神，是为杲堂心目中诗歌创作的重要条件。作为诗人来说，这意味着他起码应该具有一种什么精神？用杲堂的话来讲，就是“善学问”。

余选杜工部诗，万生允诚手录为四卷请余序之。余曰：“夫杜陵之诗，奚复序哉！”然余谓杜公，古今善学问人也。《大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夫子曰：“乐道人之善。”惟公有焉……至后世名士则不然，观其外骄内忌，诋诃一时文人俱龊龊不足道，若欲举世束手，而让此一夫独与于文章之事，使以杜公较之，其相去岂可丈尺哉！（《杲堂文钞卷一·杜工部诗选序》）

杲堂诗学思想内容丰富，颇多精彩，以上抛砖引玉，难免挂一漏万，尚望有识之士将这位乡贤的文学遗产之梳理和发扬光大一事不断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