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鄞县高年诗会综述

明代鄞县“高年诗会”综论

张如安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主盟宁波诗坛的是所谓的“高年诗会”诸家。李邺嗣云：“至成、弘之际，海内久治平，气淳俗厚，人风益高。于时名荐绅若兵部洪公常、给事卢公瑀、太仆金公湜六七人俱解组归田，因得从高士宋弘之恢、张景心憬、先栎轩讳端诸先生，相结为高年诗会。每值风日佳时，辄剪蔬供蔌，欢共为集，逍游散带，里人望之若神仙。”^［1］于是高年诗会就成为连接群体意识、砥砺清操、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的一种合理方式。考金湜致仕在天顺八年（1464），则高年诗社的成立当不早于成化元年（1465）,这可以说是明代四明地区产生的最早的较有影响的诗社。

“高年诗会”概述

“高年诗会”是基于老年和乡缘而形成的地区性会社组织。这种性质的诗会在四明地区很有渊源，如南宋出现的“五老会”“八老会”即是本地区最早的老人诗社。但明代的“高年诗会”不仅仅是本地区传统的老人诗社在异代的复活，而且还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特色，如淡化了身份的一致性，强化了行为的特立独行等。据李邺嗣所考，高年诗会的成员有18人，除了引言提到的数人外，还有兵部严端，刑部宗佑，高士章珍、倪光、魏偁、屠滽，通判邹訚，理问周颂以及周恺、余宾、袁德麟、陈渭。他们大致由三群人构成：

一部分是布衣高士，即李堂所谓“四明科甲遗才”。这批人在青年时代有用世之心，应该在科场奋斗过，但最后均归于失败，晚年也就安于命运。如倪光少有文名，因有感于“土木之变”，复学孙吴书，讲求剑术。因久无所合，乃更杜门学《易》，学者称为味易先生。可见他在青年时有用世之志，后来因为学《易》，有会于心，才“尽弃世事”。他曾一客京师，名动诸公卿间。大学士万公安将论荐于朝，倪光即日谢归。唯与金湜、魏偁、李端交最深，翛然人外，高企羲皇。李堂说：“时四明科甲遗才多会盟诗社，所作咸闻于远近。如余宾字敬之，宋恢字宏之，张憬字景心，章珍字文重，周祜字立德，倪光字应奉，陈渭字景贤。自天顺、成化以来，皆以塾师里彦迪后鸣时，不愧真隐。”^［2］李邺嗣也说：章珍与“张景心、宋弘之、先栎轩诸先生，俱以布衣宿望为里中五经师”。这部分人以教师为主要职业，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其中不乏名进士，因而以“师道之尊”在甬上的教育界享受崇高的威望。其中如李端，“郡太守重其名，请为乡校五经师，从学日众，诸大人邑子俱严事之。前此凡以儒士试于乡，即不中式，亦得归补学生，从读书斋舍。先生以身为人师，不得北面更居弟子之列，每试于乡，其归辄谢不赴学”。宋恢“以经术授里中子弟，及门最盛，陆康僖公瑜其最著者也”。宋恢还有自觉的乡土文献建设的意识，“尝悯郡中文献失征，因选天顺、成化以来诸名士诗，合为一集”，为《四明雅集》，不但得到了杨守等名流的爱赏，而且其于明代明州地域诗选亦有“祖构之功”。他们在教学之余，以结社唱和为乐。如李端“既为布衣祭酒，日从里中耆旧觞咏相集”。

另一部分是下层小官，如魏偁仅担任过石城训导；周祜则以辟荐授阴阳正术。李邺嗣称他们都是“以小官而名重”，即是指他们官做得虽小，但诗名却不小。

还有一部分人是进士出身，曾在朝任官，为人正直。如洪常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官兵部郎中，与于谦共事，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倚为左右手，因此而差点丢掉性命。卢瑀“以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即劾巨珰梁芳等窃柄，引用奸僧继晓，以邪术罔上，直声大振”，一生操守廉白，始终不渝。严端“以进士稍迁南京兵部车驾员外郎，所职黄马快船，公为监，凡巨珰有冒请，公辄持不许，遂为积忤所中，解组以归”。他们归田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均时值中年，如洪常请疾归里，年甫40岁，金湜致仕亦才50岁出头，归田的时间均长达三四十年。洪常归田之后，“日与里中耆旧相聚，雅歌鼓缶，以颂太平”，可以说这是这群人的典型生活。他们家中“萧然一室”，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值得炫耀，自易与前两群人趣味相投。这三部分人从小有诗文之名，晚年则有机会聚集在一起，以崇尚高义的道德声望、绝俗的清操、对风流逍遥的共同追求和对诗歌的共同爱好而联结成一个社团，主持着地方的风雅。李邺嗣说：“诸公诗各擅风人之致，要皆解外胶、略世事。身当太平之日，从容吟唱，以铿锵盛朝，四方望甬上拟于唐履道里焉。……凡属会中唱酬，遍传于远近。”他们以诗乐心，注重精神文化的怡养，多有别集问世，如金湜有《东藩纪行录》1卷，洪常有《石田稿》，周祜有《栗轩集》，严端有《谦斋集》，章珍有《句章小家言》20卷，倪光有《味易诗集》18卷。他们的创作不可谓不丰，但这些人的别集几乎都没有流传下来。至清初李邺嗣辑录《甬上耆旧诗》时，通判邹訚，高士王政、余宾，理问周颂、袁徳麟、周恺、陈渭7家诗人之诗已只字无存。兹据《甬上耆旧诗》的汇集及相关资料，传诗稍多而略有特色的是金湜、魏偁、倪光等人。

“高年诗会”诸公的身份虽异，但他们的行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既刻意地与官场保持着距离，也不愿和光同尘，而是一直保持着清高绝俗的姿态。显然，“高年诗会”的产生并不在乎身份的一致性，而在乎精神追求的一致性；成员不再是一般传统社团的机械性聚合，而是接近于一种社会之人的有机性聚合。如洪常“归田历三十余年，非岁时乡饮，不至公所”。宋恢有《寄洪郎中》诗：“琼林有鸣鹤，皎皎霜雪姿。飘飘自遐举，云中扬羽仪。朝饮玉池水，夕啄玄圃芝。发音起千仞，逸响闻天衢。灵雏善相和，知为心所縻。安得晨风翼，万里常相随。”将洪常比为仙鹤，写尽了其人的高逸风采。金湜“家居三十年，足不一迹公府，即族党庆唁，亦谢不往”。宗佑亦自称“披矜未有俗人谈”（《写怀》）。他的行为是特立独行的，这显然与后来的晚明文人追求“外不拂人情”、投身于世俗的自适，在行为模式上截然有别。“高年诗会”诸公“满怀清思”，平日所交多高逸沙门，尤其喜欢流连于僧舍，不时有“半醉花茵卧石头”（严端《游福德庵》）之类的名士雅趣。他们虽不时有“端居郁无聊”（洪常《怀郑汝诚》）的人生体验，但他们还是更愿意与湖山相亲，如章珍所说：“老年厌城郭，湖上最相亲。”（《东湖别业》）他们特别喜欢竹子，或“卧看流萤度竹梢”（洪常《宿美古韶方丈》），或“竹根奇石一拳小，共抱坚贞永相保”（卢瑀《题竹》），至于金湜之爱竹、画竹、咏竹，尤为闻名。竹子乃儒佛道“三教”共赏之物，其品秀逸潇洒，高尚不俗，生而有节，柔韧有刚，简直可以视为这群人人格操守的共同标志。他们中的有些人往往还有一些不太让俗人理解或者说有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如倪光“八十生而举殡，拟陶公自祭、杜牧之志墓事，悬像设奠延庆寺，为诗自挽，群公俱属和。太仆先生别画竹，题一诗相寄曰：‘先生举殡，吾为写生。其诗有言举世称，高士窥天合少微。’先生得之，大喜。”这颇有庄子齐生死的风范。至于张憬则晩年学道，居吴山之紫阳宫，遂不复出。

从残存的诗会诸公的作品看，他们并不是真的对世事漠不关心，而是冷眼以对，故有一些诗作抒写对世事的愤懑。如宗佑《写怀》云：“无端世事几曾谙，寂寞何曾问指南。……漫击钵声佐长啸，一天风雨暗烟岚。”作者既忧心，也看不懂无端反复的世事，只好在寂寞中度过余生，这“一天风雨”仿佛是黑暗“世事”的象征，而“击钵声佐长啸”则可以视作他们不满情绪的发泄。他们中的有些人多有游历江湖的经历，登山临水、叩问古迹，不时地触动着他们的历史情怀，于是常常借此曲折地抒发对现实的感慨。如倪光《钱塘怀古》云：“殉骨孤臣埋宿草，前朝衰柳对斜晖。客行欲问葫芦井，今日西陵故老稀。”据《西湖游览志余》卷六记载云：“李太尉者，故宋巨珰。国亡为道士，号梅溪，能言故内事。尝过葫芦井”，挥涕而言宋内故事。倪光即用此典，诗中充满了兴亡之感，这很可能是有感于“土木堡之变”而作的。此外，他们的有些作品还抒发了漂泊江湖的乡愁。如倪光《宿清村》云：“地阔江流险，天空山势高。望乡双泪落，为客一身劳。斜日飞沙鸟，西风动野蒿。独舟依岸宿，深竹夜骚骚。”《西陵夜宿》云：“冲岸夜潮响，客居愁自生。远汀渔火起，隔岸寺钟鸣。帘破流萤入，云移睡犬惊。山螀又啼近，尽夕梦何成。”这些诗作借助于野外的景物来烘托浓重的乡愁。即以《西陵夜宿》而论，作者入夜根本无法入睡，大大小小的、变化百出的、有声的或无声的，打破了大自然之夜的静谧，更加激起了诗人内心的烦躁，尤其是“帘破流萤入，云移睡犬惊”两句，那破帘之下流萤的飞舞给人以身处荒芜的感觉，而浮云的移动产生的明暗变化居然“惊”醒了熟睡的狗，并使其发出吠声，这又给人以身处异乡的人对陌生的外界保持着应有的警觉之感。作者由此景触发的乡愁，其感情是颇为真挚的。严酷的现实使他们终于发出湖海倦游的感叹，严端《游福德庵》云：“湖海当年已倦游，风波无地可藏舟。何如今日城西寺，半醉花茵卧石头。”字里行间掩藏不住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深深愤懑。

他们虽然在青年时对仕途皆有所追求，但到了晚年，那些没有取得功名者已经绝望了，因此反而不再对功名挂心，而更在意于晚年生活的舒适，故他们的诗歌大多抒写个人的逍遥闲适的生活，同时也表现出一份傲世的狂态。倪光《老狂》云：“浮生自落魄，非复晋风流。云卧借僧榻，雪行问钓舟。青山入孤兴，绿酒散闲愁。老去任头白，乾坤一野鸥。”作者自述浮生落魄，但“老”来更“狂”，他自认为自己的行径与心仪的“晋风流”距离甚远，“孤兴”而不为人所知，但他至少蔑视了“白发”，享受了“野鸥”般的自在，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人生满足。诗会诸公多有反映晚年“孤兴”的生活之作，“孤”具有行为上不合常俗的孤高品性，而“兴”则是一种审美兴致，是他们在常人踪迹、目光未及之处时时地保持特别的审美注意，从而生发出浓郁的审美情趣。行为孤高而又不失兴致，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这群诗人的共同追求。如洪常《宿美古韶方丈》云：“满怀清思浑无寐，卧看流萤度竹梢。”在僧房中整夜无寐，居然以满怀的情思欣赏着竹梢中流萤的飞舞，真可谓是“孤兴”的典型表现。金湜《题竹杂咏》：“偶骑黄鹄到人间，除却吟诗只自闲。两翼清风收不住，又随寒雨过溪山。”仙游人间，终日追逐于清风、溪山、竹林之间，同样“孤兴”盎然。即便是歌咏田园生活的作品，也同样保持着“孤兴”的审美特征。如倪光《夏日园林即事》云：“洗竹摇云断，看山坐日斜。趁晴收野艾，临晚摘园瓜。行蚁沿枯柳，群蜂恋落花。夏莺啼不断，于此惜年华。”作者或看山坐日，或乘兴劳动，甚至还富有童趣地观赏着小动物的活动，从中领悟出生命之真趣。章珍也有几首田园诗，如：

赠所知效陶体

峨峨青山下，小屋十余间。禾黍满东皋，桑麻翳后园。
日出读我书，日入高枕眠。相知无心曲，唯此门前山。
好鸟归深林，白云宿层巅。陶然得真趣，悠悠乐吾年。

东湖别业

老年厌城郭，湖上最相亲。疏雨斫山蕨，东风采涧萍。
鸟啼林树晩，鹿下野塘春。当路多奇士，谁能访隐沦？

题郑汝诚所藏山水图

南山春雨晴，西溪春水满。孤舟钓夕阳，沙明绿蒲短。

章珍晚年喜欢避开城市的喧嚣，投身于绿水青山中。他喜欢清静而孤独的生活，安排着“日出读我书，日入高枕眠”的自在人生，也不妨独自在斜阳下垂钓，或谛听着晚树下野鸟的鸣叫。适当参加一些轻便的劳动，或游山玩水，亲近自然，或使自己的性灵寄托于美的事物中，以此保持上佳的晚境，应该说这是老年人的欢乐之源，也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应该是古今老年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高年诗人来说，歌咏逍遥闲适的生活，自是他们诗歌的本色。他们的人生虽然抗拒着世俗，但同时又亲近着自然，他们的心对世俗是封闭的，却又完全向自然开放。你看，他们在晚年放松着心情，把令人忧愁烦恼的实在世界搁置起来，沉浸于自然和艺术之中，享受着陶然的真趣带来的审美快感，以减轻衰老的心理压力。“高年诗会”诸家的作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甬上士人老年文化的特色。

“高年诗会”诸家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特色。如他们“妙于体物”，突出表现在善于刻画自然景物上。前人曾评严端诗“奇俊脱俗，更妙于体物”，就揭示这一艺术特点。他们诗歌的艺术风貌并不一致，但可看出具有共同的“复古”倾向。李邺嗣评论说，章珍诗“溯汉魏以至盛唐诸大家，能造其妙”；张憬诗“音律冲妙，超然有复古之功”；宋恢诗“格逼盛唐”，倪光诗“七言效初唐，音格流丽，近体不减王右丞”。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体而言，他们的古诗多效法汉魏晋宋，因为他们的行为多具晋宋风姿，作品学习晋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现存作品看，古体诗模仿的痕迹比较浓重。如章珍的《艳歌行》模仿汉乐府《陌上桑》，《古意》也有明显的从汉古诗《十五从军征》脱胎的痕迹。他们的佳作主要是近体诗，而近体之作皆效法唐人，诸家又随所喜好，不拘家数，群体风格虽趋于多元化，但主体风格则以清逸为尚。倪光的诗作，虽然其近体效法盛唐，但也有作品追求句式的奇拗，明显带有晚唐姚贾体特征。如《访茅山张炼师不遇》：“客中曾有约，孤骑入茅山。一水落天上，乱云生竹间。花深溪路远，松老洞门闲。采药不知处，月高犹未还。”此诗的结尾显然从贾岛《访隐者不遇》中化出，但平实道来，远不如贾岛之作更具韵味。显然，他们不喜宋诗。不过张憬晚年“以诗法及书传从孙琦，尽得其妙”，而张琦的诗歌却具有明显的宋风，由此推断，张憬之诗或许带有一定的宋调特征，即便如此，也只能算作是“高年诗会”中的一个例外。

除诗歌创作外，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创作古文，如洪常“以文章自命”，有《韩柳欧苏王曾六先生文集》，足见其古文的渊源所在；严端亦以古文名家，“高轶超丽，自成一家”。但他们的古文作品仅偶有流传。如洪常于成化辛卯年撰《三瑞堂序》，为鄞县的新庄处士周浩所建三瑞堂而作，宣扬“瑞者德之验”的观点，议论见识，实很一般。但洪常的散文语言平易流畅，确有宋文的特点。

代表作家金和魏的创作

高年诗社诸公最有特色的诗歌是表现他们的潇洒放逸的风姿和气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金湜。金湜（1414-1494），字本清，号太瘦生，晩号朽木居士。正统六年（1441）举人，入太学，以善书授中书舍人，待诏文华殿，升太仆寺卿。因看不惯监牧的贪墨行为，坚决予以打击，故被人骇为“铁汉”。在督山东、河南马政时，整肃贪风，风节琅琅。金湜于天顺八年（1464）二月出使朝鲜，归国后遂请致仕，屡征不起，家居30年，从不与官府打交道，即使族党的庆唁也谢而不往，唯与里中耆旧觞咏为集。诗文散见于《甬上耆旧诗》等文献中。

金湜具有鲜明的道家式的自然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种种言行，均出于其根深蒂固的道家情怀的支配。金湜经常以道家的对立转化的眼光来审视政治现象，故对历代朝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如他作《题〈唐明皇吹玉箫图〉》，归结为“从来声色移人心，人声乐极悲亦深”，虽然过于肤浅了一些，但多少看到了朝政腐败与声色泛滥的共生关系，看到了“乐”向“悲”的转化。其《杨柳美人图》云：“箫管声沉午夜春，六宫谁尚步香尘？垂杨影里蒙蒙月，独照长门失意人。”写出了宫女由受宠转向失宠的命运，对失宠宫女深表同情。其《题多景楼》写道：“滚滚江流动地来，重重楼阁倚天开。行当草罢平羌诏，乞取青山作钓台。”他可能深思了唐人李白的教训，因此提出只要“草罢平羌诏”，就想着归隐青山。在刚一受宠、功业已成时即全身而退，正是源于他对政治难测、盛极必衰的深刻认识。他这么说，虽然秉承了传统文人“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左思《咏史》）的人生抱负，但在骨子里仍体现了“成而不居”的超越境界，此即老子所说：“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因此，他从朝鲜出使归来，即实践了“乞取青山作钓台”的人生理想，此举非常符合道家贵身贱物、适可而止的伦理宗旨。金湜深知人生的真正快乐不是功名利禄的快乐，如果对待功名利禄太过执著，必然给自己种下祸根，从而带给人生更多的痛苦，而知足知止才能保持人生的长久。而他归田的潇洒风致，同样体现了老子所谓“虽有环馆，燕处则超若”（《道德经》二十六章）的超越境界。他超脱了世俗的束缚和桎梏，潇洒自由，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实现了内在精神的超越性升华。这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生存境界。而要超越于世俗功名之外，就要时刻谨守自己的素朴本性。故在他身上，看不到对权贵的媚态，却可以看到他对于文艺上相知者的平等交往。金湜喜读《易》，认为《易》“关造化之微”，“适有所得，即涣然有余乐”，可见他也是从《易》中汲取了生命存在的力量源泉。其所居，“萧然四壁，风格最高”，显然他的“乐”不是在物质生活上，而是在精神意趣上，在于无待于外的道法自然的快乐，因而能在尘世的喧嚣中，超越世俗之“大伪”，将异化之我化为本真之我，处处体现为襟期的洒落。

他的艺术宗尚魏晋人的潇洒风姿，“为诗多逸韵，篆隶行草俱有汉晋人风。嗜竹，因善写竹，每命笔，姿态横逸。”“逸”是他审美情趣的归宿，他主要是通过题咏画作、崇尚汉晋书风来表达他的逸怀。

金湜肯定的是自我的人格、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情感，崇尚的是魏晋人的潇洒风姿。魏晋人爱竹赏竹，有所谓竹林风流，也有“不可一日无此君”的佳话。金湜亦寄自我精神于竹子的风神气韵之中。他对竹子保持着专一的深情，描竹咏竹正是要展现其内在的逸怀。如其《题竹杂咏》所云：“雨后双钩写未成，几番阁笔听秋声。琅玕本是无心物，移到诗家便有情。”在诗家眼里，无心之物之所以有情，其奥秘正在于作者在无心的竹子身上注入了别样的深情，赋予了物以道家式的生命体验的情感。他又写道：“湖上禅房对竹开，雨余新水绿生苔。入门听得茶童语，昨日题诗客又来。”（《题〈延庆寺画竹〉》）湖边，新水生绿，禅房旁雨余的竹子，更是苍翠欲滴，勾引起诗人赏竹题诗的欲望，而当诗人踱入寺门之时，茶童的一声报语，无意中正好传达出了诗人此行的目的。

金湜绘竹之时，已胸中有竹，故“何须巧作铁钩锁，何须苦效金错刀”，摒弃了一切外在的刻意修饰，而在乎意的表达。而意达于外者，乃是生命情感的尽情挥洒，而终不失其豪放旷逸之态。故其《河间府瀛海驿写竹，遂成长句》写道：

我本东南瀛海客，乘兴来登瀛海堂。
堂中开帘分广席，四壁拂拭如秋霜。
老夫见此发长啸，便觉清风满穹昊。
呼童捉笔破水墨，胸中恍惚窥天造。
何须巧作铁钩锁，何须苦效金错刀？
大竿小挺恣挥洒，千枝万叶分秋毫。
云气淋漓墨初湿，隔窗似听湘妃泣。
兔翻鹘落鬽愁，一夜轰雷破春蛰。
蛰龙振起风怒号，苍烟翠雾翻波涛。
鲸鲵带雨走平陆，灵鼍跋浪声嗷嗷。
从来造化不可测，呼吸阴阳在顷刻。
筼谷口冥烟开，白日龙来作人立。
黄堂太守人中英，殷勤置酒当前庭。
大觥小觥迭相举，宾僚进退如诸生。
我亦平生好奇绝，为作长歌歌一阕。
楼头羌管落天风，笔底惊蛇走冰雪。
歌罢出门呼驿吏，叮咛户牖须常闭。
只恐天工有使来，一朝卷入空中去。

在这首诗里，我们不难窥见其鲜明的艺术观。在未绘竹子之前，他的胸中已经有了“恍惚”的竹子图像，而这个图像虽然“恍惚”，却已达致“窥天造”的境地，即实际上已经经历了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由自然实景到艺术构思的过程。然后作者再将这个胸中“恍惚”的艺术图像还原为具体分明的手中之竹：“大竿小挺恣挥洒，千枝万叶分秋毫。”这种还原体现了作者宁真率而毋安排的艺术观。而“云气淋漓”以下更是写得活灵活现，说它能萌芽：“一夜轰雷破春蛰”；还说它有情感：“隔窗似听湘妃泣”；还说它能变化：“白日龙来作人立”，真正让人感受到了艺术作品之“造化不可测”的魅力。最后作者告诫驿吏要勤关户牖，否则，那画中之竹恐怕会被天工卷走。作者以高度夸张而又不失风趣的笔墨，把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想象、真实与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了一幅师承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艺术境界。如此说来，金湜的画竹之论开了清代郑板桥“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里之竹”论的先河了。作者在本诗中一方面传达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同时也将豪迈任真的情趣与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湜住在宁波城里的日湖旁，家在延庆寺侧，故延庆寺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对自然美的深情，更集中表现在延庆寺竹子身上。他喜欢画竹，用双钩笔法，风姿潇洒，又在竹画上题诗，诗画相得益彰，共同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意趣。据李邺嗣记载：“（金湜）晚年尝过湖南（即日湖之南）延庆寺，为老僧画竹一纸，悬诸寺壁。后时过之，辄加题一绝，积至十首。及垂老，复至寺中，见尚有素处一方，即欣然命笔曰：‘草堂南北路高低，林下相逢日又西。只为诗多不碍竹，几番题过又重题。’以后遂不复过。今此画为好事家所得，尚传在人间。”他经常借竹托意，超入玄境，试看其《题〈延庆寺画竹〉》云：“一竿潇洒玉玲珑，湘圃淇园在眼中。过客莫嫌枝叶少，才多枝叶便多风。”你看，他最为欣赏的是竹子潇洒、玲珑的品性，最不喜欢的是“拖枝带叶”的作风，因为“拖枝带叶”颇有碍于竹子品性的发挥。所谓“才多枝叶便多风”，正是道家人生哲学的一种表达。“枝叶”之多，实是物欲功利的一种诱惑，而这种诱惑在实现的同时也必然地招来了祸尤（即“风”的侵袭）。金湜的诗歌既表现为一种虚灵的胸襟，更表现为对含蕴于物中的玄理的开发，也映照出了他以淡然处之化解叶多招风的社会现象的道家式人生态度。

金湜渊源于道家思想的人生逸怀，是从本性中流出的自然而然，不是刻意的做作。因此，他的诗歌的语言也是素朴自然，不事雕饰，以简洁明快之笔传真率洒脱之情调。试看以下三首《题竹杂咏》：

卧起书窗酒未消，呼儿磨墨我挥毫。
须臾一片湘江雨，乱逐秋风洒鬓毛。

每见长安好事家，年年栽竹似栽花。
谁知一过江南去，看尽山巅与水涯。

城市园林多种花，山中老竹自欹斜。
时人只解看花好，看到秋来有几家？

上引三首诗各有特点，第一首表现为尚兴致。作者绘竹题竹，意兴飞扬，他将这飞扬的意兴化为动荡的风雨，从而托出竹子的劲健。诗人的豪放旷逸之态，亦尽见乎辞中。第二首带谐趣。京城不产竹，好竹之家便以栽花的方式栽竹，费尽人力物力。这位生长于江南竹乡的诗人，见此情景，一定是在偷偷地哂笑着。三、四句转而夸耀江南之竹无处不有，可随意欣赏，用“谁知”一转，风趣得意的情调中不无微讽之意。第三首显哲理。通过“城市园林多种花”与“山中老竹自欹斜”的对比，指出花不长好，在质疑时尚的同时，也是在显示自己的雅趣。他对竹趣的追逐虽然不为时人所理解，但却自信更具永恒的价值。

魏偁（？-约1508），字达卿，别号云松。父安，以世勋为宁波卫指挥。魏偁以“将家子”而“弃武弁而就师儒，究遗经，行充践履，业职文章”。^［3］少负异才，读书日记数千言，上自六经，下至诸子史，俱肆力而阐索之，遂以文章名世。成化二十二年（1486）获乡试第一，授江西赣州石城训导，一时奉为人师。在石城时，诸生日诵其诗，门人萧赞从其3000余首中选录三四百首编为《松云诗略》，由翰林院庶吉士欧阳鹏评点，刻以行世。^［4］魏偁弘治初以秩满告归，里中诸名公卿若屠滽、杨守随俱深相推重，每称云松先生。归田20余年，与耆旧诸公所相唱和，俱在《诗略》以后，竟不复得传。另所著若《读史编》《经书仅悟》《闻见类纂小史》诸书藏于家。

魏偁的诗歌很少触及政治的题材，而较多地描写一位普通儒士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两个特色稍可注意。一是民歌风味。魏偁的诗摹拟汉魏唐人，风格不一。但在“高年诗会”诸家中，魏偁的作品较多地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魏偁的生活比较接近下层，因而能较早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了许多民歌体小诗，保持了民歌体固有的清新明快的风格。如《竹枝词》《十八滩上歌》之类。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叙写民间之事，也用一些民歌常用的比兴手法。如《竹枝词》云：

好花到处引商船，月子三回缺又圆。
郎逐水流常不返，侬如百丈为郎牵。

此诗在构思上明显受到刘禹锡《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的影响。“好花”既是自然景象，也可比为“娇媚的女子”。这商人走南闯北，为处处都有的“好花”所吸引，逐水追寻，流连忘返。商人离家已三月，而其在家之妇的情感，犹如百丈之牵，时时刻刻为郎的行踪提心吊胆。全诗将热烈的追逐与牵心的忧愁两幅相反的画面组织在一起，精妙的比喻中蕴涵了商人之妇复杂的情感波澜。再如《山农图》云：

山村云树几人家，暑雨新晴乱沸蛙。
农子田头笑相语，冬青开到第三花。

作者首先用淡墨勾勒出了山村见闻：入眼是云树掩映下的山村，不知有几多人家；入耳是暑雨新晴之后的乱蛙沸声。“暑雨”解热送晴，在炎夏真是一场及时好雨，而“乱沸蛙”是群蛙杂乱的鸣声，也暗示了丰年。三、四两句写田头农子的神态，“笑相语”，是发自内心喜悦的声音。冬青于五月开细白花，民间相传冬青花能占水旱，谚云：“黄梅雨未过，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开，黄梅雨不来。”^［5］可见冬青花意味着五月黄梅雨刚结束。其时暑雨新晴，万物滋润，田野中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读此诗，让人感受到了世外桃源般的山村生活。

二是颇有物趣。魏偁有诗云：“古人观物趣，多向静中邀。”这两句诗说的虽是古人，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其诗歌创作中的一个与古人相通的经验。魏偁长于在“观物”基础上领略到“物趣”，故而其诗借“物”言“趣”的特色比较明显。他在《漫成》诗中说：“野花皆有趣。”可见他充分认识到了大自然处处都蕴涵着“趣”，并自觉地观之赏之。这里，“物”虽是外物，但“趣”并不是外加的，而是在对“物”的内趣的充分领略后，进一步化为人生感悟意义上的“趣”。又有 《宪副黄公自立四友亭》 诗云：“物性契我情，澹然非相疏。天真自不易，莫景恒犹初。洞察齐物理，斯类俱吾徒。”这里说得更明白了，他要使“物性”与“我情”相契相亲。所谓“齐物”，乃是庄子的哲学思想，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如生死寿夭、是非得失、物我有无都应当同等看待。诗人要洞察齐物之理，表明作者的“观物趣”的思想，与庄子的哲学思想有内在的相通处。

魏偁善于借“物”言“趣”，其“物”最为常见的是花鸟以及景色。如他有几首小诗借鸟儿表达了自由之可贵。他在江西赣州石城所作的《题〈枝上白头鸟图〉赠石城耆士郑良顼》云：“云卧高人鬓欲秋，世情都付水东流。闲中最爱岩枝鸟，不受樊笼到白头。”他羡慕图画中的云卧高人，没有世事的干扰。他所最爱的岩枝鸟，多么的快乐自在，从不遭受樊笼禁囚之苦。这云卧高人与岩枝鸟，都是自由人生的表征，自然也是诗人企慕的对象。《十八滩上歌》云：“鸬鹚百数暴沙洲，饱食溪鱼得自由。若被老渔收拾去，千拘万束日生愁。”诗人经过江西十八滩，看到溪中自由觅食的鸬鹚，不禁感从中来。他想到了老渔驯养下的鸬鹚，“千拘万束”，哪有快乐可言？诗人于是借岩枝鸟、鸬鹚以比喻人生。

魏偁还有几首小诗反映了生活经验，同样体现了他观物之细。如《冬暖》云：“冬半如春暖，疏花满路开。敝裘须补缀，容易有寒来。”作者没有为冬半的春暖现象所迷惑，没有贪赏在这个季节反常而开的满路疏花，而是想到了赶快补缀敝裘，以应付容易到来的冷空气的侵袭。短短四句，从气候反常这一特定的视角，写贫寒之人忽略审美而注重实用的心态，正反映了下层人民生活的不易。再如《雨后山园偶成》云：“久雨闭园扉，未识春深浅。啼鸟破微晴，茸茸草如剪。”此诗用一声啼鸣打破微晴，唤醒主人，使人恍然惊觉外部世界的变迁。久雨闭门的生活虽然沉闷枯燥，但“久雨”也在“润物细无声”啊，刹那间展现在你面前的“茸茸草如剪”的景象，给你带来几多惊喜。

“物趣”的广泛存在，自然会时时引发诗人探寻观赏之兴致，哪怕是寂寂茅堂，诗人也不会寂寞，反而给了诗人以静中观物趣的良机，兴致也就愈发上来了。试看其《山居即事》云：

傍壑敞茅堂，寥寥引兴长。石崖蜂酿蜜，云碓水舂粮。
烟鸟窥人语，潭花伺午香。柴门客稀到，岩径薜萝荒。

尽管这里的景偏于琐碎，但作者却捕捉到了物趣。尤其是第三联，鸟躲在云烟中窥听着人类的谈话，而潭花紧紧抓住中午的好时光伺机散发出它的幽香。这里的物或窥或伺，简直与人类的行为毫无二致。对花鸟的秘密居然有如此独到的发现，也就难怪诗人在寥寥的茅堂中引发的兴致是那样的悠长了。

魏偁观物的方式，不仅是以外入内，有时也会以内入外，揣摩物情，并予以“合理”的解释。如他《题〈秋芦翡翠图〉》云：

苇花散紫秋塘坳，鱼虎窥鱼坐苇梢。
水清鱼见容易捕，馋心未足愁日暮。
鱼恣食，身不肥，虚负娟娟好毛衣。
宁不为，鸾凤悲。

他说，翡翠鸟在秋塘中很容易捕捉到鱼儿，它那么贪吃，为什么身子从来就没有肥过呢？诗人给出的最“合理”的解释是：“馋心未足愁日暮。”因为翡翠鸟太贪婪了，总是担心着日暮。试想，一个鸟儿总是在为没有更多的时间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而心生忧愁，它又怎么能肥得起来呢？这诗还是写得意味深长的。

魏偁除乐府体之外的多数作品写得比较平顺自然，但有时也能平中见奇。如《初秋早起作》：“缺月当空夜未央，荷风细细袭衣香。半床卧听南溪雨，酿得山居一夜凉。”整首诗其实很一般，但说南溪之雨水能酝酿“凉”气，用一“酿”字，则使全诗有了一点可以品味的东西。又如 《舟中遣兴与随行黄吉、温继辈》云：“朽木粲如火，啼禽声若猫。”这两句用很一般的句法写出了奇异的景色，尤其是“朽木粲如火”一句，老朽的生命竟然焕发出如此夺目的光彩，令人惊叹。

魏偁还是明代前期四明较早创作小词的作家。惜阴堂裁为《云松近体乐府》，存词13首。^［6］魏偁词的意趣虽然不高，但却很能代表作者的思想意识。其中《虞美人》一首反映了作者富贵命定的思想：

春去秋来东流水，古今皆如此。小园开遍牡丹花，且倩一樽歌舞送年华。三槐九棘皆前定，只守天然命。请看蜂蝶竞高飞，不道悬空蛛网设危机。

此词的上片写的是及时行乐。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造物主安排好的，就像“春去秋来东流水”一样，无从改变。年华的流逝一如“春去秋来东流水”，有限的人生就应该及时行乐。下片是写富贵命定的思想。“三槐九棘”，乃三公九卿之代称。魏偁认为一个人能否位列三公九卿，都是前世注定的。自己在此生只得到一个儒官，也是前世就安排定的，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守着这“天然命”。如果你不服从这样的命运安排，带来的只有祸害。比如蜂蝶，如果一味地“竞高飞”，那就是有重重危机，因为说不定什么地方悬空中就张开着一片蛛网。魏偁《虞美人》所反映的消极思想，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既体现了统治者“教化”作用成效，同时也透露出了下层知识分子凭着自身的知识却无从改变人生命运、不得不认命的多少无奈，这就逼得他们只好以及时行乐来消磨有限的人生。魏偁的《菩萨蛮》就宣称“酒杯欢处有”，“狂客醉春芳”，还有一首《浣溪沙》词同样写出了“歌舞送年华”的人生意趣：

九十韶光太半非，一樽歌舞莫相违。游丝网不住春归。
纤草有情和霜长，好花无语任风飞。石栏徙倚对斜晖。

春归是造物主安排好的，无论怎么挽留，都无法停住春归的步伐。所谓“游丝网不住春归”是说挽留的努力不得不归于失败。既然春归已成定局，那么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樽歌舞莫相违”了。但是作者在尽情地享受春光的时候，总是掩不住春归的烦恼。他发现纤草越长越多，而好花只能飘零，任狂风摧折，并带向冰冷的石栏杆。这种斜晖下的恼人之景，差不多将“一樽歌舞”的快乐消解殆尽了。从表面看，《浣溪沙》 的意趣与宋人晏殊之辈的“婉转伤春调”颇为相似，都有一种“思致”，但深一层看，魏偁的这类词的“思致”是以“命定”为基本出发点，因而带有更多的消极因素。(www.xing528.com)

出尘拔俗是“高年诗会”诸家共同的行为和心态，这在魏偁的词中也有反映。如《水调歌头·七夕作》一首，斥责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民间传说“妖诞不堪求”，又说：七夕之夜天上双星之合，与人间的好人之谋无关。面对“乞巧家家箫鼓”的风俗，他竟然表示：“酒杯独爱良夜，从俗我偏羞。”他还批评关于七夕的文学作品，如枚乘的摅怀诗句、柳宗元的寓情辞赋，“纵美亦虚浮”。他在七夕所要做的是：“把笛吹新调，挽起一天秋”，以此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高雅情趣。本来不相信七夕传说，不愿意随俗乞巧，完全可以有个人的选择，但魏偁在大肆的议论中，竭力张扬“从俗我偏羞”的个性，坚持要将自己与“俗”划清界限，这样的行为和心态，就不免有刻意矫饰、故作清高之嫌了。

魏偁的词以婉约为宗，有的作品还有一定的艺术性。如《点绛唇·江阴徐惟声求余次韵晏叔原古作》一首，善于调动传统的情景融合的艺术手腕，创作出婉雅的境界：

几树残香，情人不见愁难扫。海棠开了，晓雨濛濛小。
烟柳莺声，婉转伤春调。音书少，白发催人老。

此词上片写暮春的景色，景中寓情：树上挂着的是不多的残香，满地的落红，因愁难扫；海棠花开了，但见濛濛晓雨中的娇小幽怨的模样，令人楚楚生怜。下片因景抒情。这随处的烟柳莺声，仿佛是“婉转”的“伤春调”，在哀悼着青春的消逝。值此时节，情人不见，音书殊少，年华虚度，也就难怪白发催人老了。这首次韵北宋名家晏几道的词作，其可读性还是比较强的。再如《潇湘曲》写道：

湘江曲，湘江曲，十里青云漾寒绿。
鹧鸪深处啼一声，月明思杀人如玉。

鹧鸪其鸣为“钩辀格磔”，俗以为极似“行不得也哥哥”，故古人常借其声以抒写逐客流人之情。湘江曲边，十里青云，荡漾着一片寒绿，那寒绿深处忽然传出一声鹧鸪的愁苦悲鸣，引得征人黯然伤神。唐代的郑谷有著名的《鹧鸪》诗云：“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鹧鸪的啼鸣竟成了高楼少妇相思曲、天涯游子断肠歌了。魏偁袭其意象，将鹧鸪声声与一轮明月融成一片，构成了思乡怀人的迷离意境，而“思杀”两字更加重了“怀玉人”的深沉程度，真可谓是春愁不胜鹧鸪声，羁旅乡思绕笔端啊。

魏偁的《桃源忆故人·题汉宫娥图》，实际就是以词体的形式来表现的宫词，其中第三首秋词也有一定特色：

木樨开遍秋萧索，睡起闷怀如昨。一派奉恩仙乐，只在宫西角。
染丹木叶霜催落，与妾命同轻薄。拾取写诗情托，又恐风飘错。

这首词写宫女的心理。上片是以别人之乐衬己之愁。那从宫西角传来的奉恩仙乐，意味着别的宫女得幸了，这强烈地刺激着宫女寂寞而敏感的神经。下片，从红叶之飘零，联想到自己的薄命；因同怜薄命而爱怜飘落的红叶，轻轻地将其拾取；又因拾取而想到红叶题诗的故事，于是情不自禁地写诗托情；因写诗托情而燃起与士子遇合的希望，又担心不情的秋风将其飘错。这首词中，宫女的心理写得非常婉曲而细腻。

诗社诸公与日本使僧的诗文交往

宁波港自明初即被朝廷确立为法定的“专通日本”的唯一港口，明代中日文化的交流遂通过宁波港而得以展开。从永乐二年（1404）《勘合条约》签订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止，以日本使华僧为代表，宁波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进入拓展期。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贸易活动，戴描述说：“日本岛夷来贡者，舶交于郛。”除了官府贸易之外，还因“海防大弛”，而存在民间的私自贸易，如戴氏所云，宁波之“民射利与番舶冒市，因暴海上，莫之或禁”。^［7］在这之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以禅林为中心，这一时段，日本使僧为求得华土士人的诗文“印可”，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大大跳出了丛林的限制，但自永乐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从各自的禅林来看，这一时期明代禅林处于有史以来最落寞、最缺乏生机的时期，既没有形成具有全国影响的传教基地，也没有出现众望所归的禅师。而日本禅林也更加文字化，其文学水平不低于甚至要高于明僧。五山日僧与其说是以精通禅学闻名，不如说是以能诗善文著称，来华日僧已经难以从明代禅林中吸取什么有益的养料了，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反倒是自己的诗文作品能得到华土著名文人的“印可”。其次，从日僧的身份变化看，他们不再是以私人身份搭附商船来华，而是以使团的身份来华，由于使僧带有政治色彩，他们在宁波的行动就受到更多的限制。再次，从当时宁波城市的文化现象观察，这一时期甬城恰好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文艺修养的官员和士人，且并不乏文学世家，他们聚集在甬城，有的还结成了社团，他们不但主宰了甬上的文坛，而且在全国文艺界也有相当地位。这批重要官员、士人的存在，恰好为日本的使僧打开文化交流的新局提供了前提条件，也较好地满足了日僧乞求著名文人“印可”的欲望。基于上述种种理由，日本使僧在宁波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地出现了交流圈子的明显变化，即由原来的丛林圈子转移为士人圈子，纷纷与四明的士人相往来。因此，日本与宁波的文化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领域更加拓展。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高年诗会”诸公就与海外人士尤其是日本人士多有交往甚至唱和，不惟传达出中外文化人士之间的友谊，而且也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群甬上诗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

高年诗会这群诗人与外国人士的文化交往以金湜最令人关注。金湜一生最为人关注的还是他在成化初出使朝鲜诗赋外交的经历。1464年明英宗崩逝，次年皇太子朱见深即位，明廷遣太仆丞金湜、中书舍人张珹赍登极诏及敕谕。金湜和张珹赍都爱作诗，而且金湜还酷爱画竹，到朝鲜后，因该国文学陪臣的要求，金湜即席草答数十纸，文义溢发，又画素竹屏风，并题诗其上，赠予朴元亨。这使朝鲜“自王以下尽惊，曰：‘前天使所未有也。’”^［8］“上命工摹其画差彩，又命文臣依韵和之。”^［9］金湜一行归国时，朝鲜方面还应明使之请，将此前明使陈鉴、高闰、陈嘉猷等的《皇华集》各赠5件，又将金湜等人的唱和诗辑入《皇华集》。

金湜归田后与日本使僧的交往尤为频繁。金湜之所以在对日文化交流中最具优势，是因为他之前曾充任赴朝外交官，日本文人对他很熟悉，而且他多才多艺，社会影响较大，因而更容易得到日人的推崇。他热情接待了日本来访的画家雪舟、诗人金子亚等人，曾应日使之请多次挥毫题额。如成化十九年（1483），日本来使金子亚等拜访了金湜，临别时金湜书隶书“松云”二字相赠。1487年夏五天隐叟龙识语云：“大明中书舍人金湜最善隶字，挥‘松云’二大字赐本朝国信使，茂林荣公藏主获之以为轩颜，又命画工图之。松也磥砢千尺，亭立不群；云也出岫散漫，随风万变，能尽动静之相，公张之壁以寓目，盖便于观心也。请予赋一章，因笔之应其请云：浮云多态变晨昏，万木凋零松独存。可怪髯龙眠不得，又吹片雨过江村。”可见金湜的书法还引发了日人的诗兴。成化二十年（1484）七月既望，金子亚又以诗来见金湜于南湖守泉亭，金湜和韵答之，原文云：

予养痾林下，杜门不出几二十年，偶逢日本诗人金子亚持其述怀之作来见，因随韵答之，词愧不工，观者其莫诮焉。

遥捧丹心上柁楼，征帆开处即天游。
喜逢雨露千年会，顿息风波万里愁。
浩荡襟怀真自得，纵横诗句许谁俦。
明朝拟进朝进路，未许归期恋海鸥。^［10］

这首诗赞扬了日本诗人金子亚具有浩荡的襟怀，其纵横的诗句难以找到与之相匹的文友。可见经过长期的努力，日本汉诗的创作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金湜自谦“词愧不工”，并对这次的会面异常肯定，称之为“喜逢雨露千年会”。在现存为数不多的金湜的诗歌中，还很难看到这样充满热烈渴望情怀的作品。

金湜擅长于创作题画诗，他常应日本朋友之请为日本画作题诗，至今多有流传。其中日本画家一枝希维作《山水图卷》，于卷首题道：恳请看到该画的中国君子题字。此幅画作于日本文明八年（1476），被委托由商人新五郎携至宁波，得到了宁波文人金湜、袁应骧的题跋，后又由新五郎携归交回作者。金湜题画诗云：“满目青山无尽头，几家茅屋在汀州。老夫见此忘图画，便欲扶筇作晴游。”此画现藏日本神奈川县立博物馆。

成化二十年，日本一休和尚来华，拜见了金湜。金湜读了一休的偈颂《狂云集》，为其作序云：“大明成化二十年，日本国来进贡，有本国一休禅师门下客，朝因京回，以予尝奉使朝鲜知名，遂踵门求见。袖出其禅师所作偈颂一集，号曰《狂云集》。予读一过，即知其为方外之达禅也，不然，何其词气纵横，意趣超脱，出显入幽，略无阻碍，正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也。予闻其国以来得临济之正传，岂其然欤？借曰单传心印，不立文字，此又一休两得其妙，宜乎宗门士深信而传诸久远无疑也。客别且求言，因书以识岁月，遂以此复之，观者其无诮焉。成化乙巳六月廿八日、大汉寺承、提督山东等处马政、前中书舍人、直文华殿、赐一品服四明金湜书。”他又有题《日本一休宗纯禅师画像偈》：“临济传来第几灯，虚堂南浦旧相仍。至今沧海东头寺，一脉承当有此僧。”末署“四明朽木居士金湜敬题”。此图今藏日本热海美术馆。

金湜与日人的往来题赠虽然多为应酬之作，但心态较为超脱，并没有帝国文人对待所谓夷人的一贯的文化优越感，相反他热诚地鉴赏日僧的诗画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认识了日本当代文艺成就。他们在唱酬交往之中，以共同的文艺爱好为媒介，加深了各自对对方文坛的了解。因此，金湜在这方面的应酬诗文也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作，而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明代前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金湜留下的这些物证中，《题日本能阿弥画潇湘八景图卷》颇值得注意，因为它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较好地发挥了他善作题画诗的长处。诗云：

山市晴岚

雨余山郭气氤氲，青似烟光白似云。
尽日好风吹不散，酒旗何处倚斜曛。

烟寺晚钟

千年古刹暮烟垂，高阁钟鸣月上迟。
一百八声更漏寂，山僧入定未多时。

渔村返照

几处茅堂起暮烟，门前无数打鱼船。
斜阳半落秋江清，正是家家晒网天。

远浦归帆

渔郎杨柳叶初稀，江上人家半掩扉。
最是晚来风信好，扁舟一一挂帆归。

洞庭秋月

浩浩波光淡淡天，一轮明月堕秋烟。
谁知千古婵娟色，曾照吟诗鹤上仙。

平沙落雁

水落江湖稻正香，平沙渺渺接衡阳。
数汀斜日秋风冷，吹不联翩字几行。

潇湘夜雨

楚水南头路几程，无端一雨夜如倾。
含情有客推蓬去，听尽萧萧竹上声。

江天暮雪

同云着水水无波，满目瑶花晚更多。
处处人家深闭门，漫漫湖上老渔船。

关于此题画诗的来历，相阿弥临本跋云：“松雪禅伯游明日，能阿弥画《潇湘八景图》以赠行。彼邦人见之，叹美不已，系以诗。雪携归，献大内政弘，政弘赐诸陈某，某裁断为八幅。能孙相阿弥时弱冠，惜其散亡，乃摹之云。”此幅画上题诗署名有金湜、天锡两家，但“此诗不知是否金湜等所自作”，日人仍有疑问。^［11］在没有发现其他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将著作权归于金湜、天锡两家。金湜的这组诗呈现了潇湘八景图的传统意境，风格清新自然，意趣盎然，堪称力作。

“高年诗会”的其他诸公与海外人士亦多有接触。如李端（1429-1500），字文正，号栎轩，故居在宁波城东南隅砌街，其地与接待日使的嘉宾馆相毗邻。李端少通经博学，郡太守重其名，为乡校五经师，从学者日众。他与金湜等缔结高年诗社，为诗逼唐人。李邺嗣在为其族祖李端所写的小传中曾说：“方是时，国家盛平，岛外诸国率由海道入贡，先至鄞，鄞起嘉宾馆接诸贡使。诸使至，则闻先生名重，俱购其文归。时得先生所言赠行，其国中以为重。”周相挽李端诗也云：“渡海诗传百济去，及门业盛五经分。”^［12］是知李端之诗不特日本，亦为百济所重。今传反映中日文化交流的诗歌尚有李端《送日本使僧归国》：“斗场曾得识高颜，杖钵萧然世外闲。已向檀林修白业，更携瓢史历青山。肩挑云影江头别，衣带天香海上还。到日贤王如有问，八方职贡列朝班。”其中第三联尤为人传诵。其他如宋恢，日本《笑云和尚入明记》景泰五年（1454）六月十一日条记载：“四明驿宋恢先生，有诗送予。”倪光则有《送日本副使梵苗公》：“东渡海潮起，琼筵别上人。帆开行漏尽，香逐赐衣新。月白元无夜，花明别有春。云山千万里，天遣几相亲。”洪常看待日本，一方面抱持中华文化高势能的优越心态，认为明代立国之后，“法天为治”，“薄海内外，无不被其教化”，同时也赞扬日本国自汉以来能“用夏变夷”，其杰出人物如唐之粟田、宋之奝然，“要皆与华人相后先”。他很早就读过日本南禅寺僧桂庵的诗作，称赞其“《纪梦》《遇旧》之作，能曲尽离索之思”，为此对桂庵心生敬意。弘治八年（1495），日本国遣使来朝，一日人持桂庵的诗集《隐集》造访洪常，求作序言。洪常翻阅后，认为《隐集》之作，“诚不在于华之作者及其国粟田、奝然之下也，可嘉也”，于是在次年七月日使归国之时，为作《隐集序》带归日本。^［13］

“高年诗会”诸家与日本文人的翰墨之缘，不仅为我们钩稽明代中日文化的交流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而且也让当代人意识到他们在明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即日本使僧在中国进行文化活动的交流主体发生明显变化的过程中，“高年诗会”诸家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注释】

［1］ 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五，以下至第三部分之前凡未标出处的引文，皆引自此书，为节省篇幅，不再标注。

［2］ 李堂：《堇山集》卷十五，《乡先生遗事》。

［3］ 李堂：《堇山集》卷十，《魏司训先生挽诗序》。

［4］ 魏偁：《云松诗略》八卷，藏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刻于弘治七年（1494）。

［5］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一。

［6］ 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第二册，第388页收录魏偁词14首，其中最后一首是《竹枝》（好花到处引商船）。魏偁创作的《竹枝》有好几首，为何仅“好花”一首被当做词而收入《全明词》呢？《全明词》在处理“竹枝体”时，存在明显的失当。这里仍把魏偁创作的《竹枝》当做诗来看待。

［7］ 戴：《戴中丞遗集》卷四，《送郡守凤峰沈公入觐序》，此文作于嘉靖十九年（1540）。

［8］ 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五。

［9］（ 朝鲜）《世宗实录》十年五月壬申条。

［10］（日）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征书》初篇卷之二，第9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11］（日）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征书》初篇卷之二，第9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12］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五。

［13］（日）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征书》三篇卷之一，第24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