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南宋中期的最早记载文献

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

张如安

被称为“蒙学之冠”的《三字经》，一般认为成书于宋末元初，相传为鄞人王应麟所编，一说为顺德区适子编，另有人提出宋代粤中逸老说和明代黎贞说，但学者多不予理会。目前学界的共识是《三字经》成书的时间必在南宋灭亡之后，学界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是王应麟作还是区适子作上，浙江宁波和广东顺德的学者为此展开了颇为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笔者以旁观者的眼光审视，争论双方各自提出的证据都是明清的文献记载加上自己的一些推论，主观的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由于双方均拿不出文献上能够一锤定音的过硬证据，因此哪一方都没有被说服。

目前学界所知《三字经》的最早文献记载出自明代中叶。如明黄佐（1490-1566）《泰泉乡礼》卷三《乡校》云：“或用《孝经》、《三字经》。”傅希挚《南京国子监祭酒阎朴墓志》提到阎朴（？-1567）“五岁，学谕公面授《三字经》，俄即成诵”。^［1］正因为找不到更早的材料，因此学者陆林并不认可王说或区说，反而更偏向于认为《三字经》是“明前期无名氏作”。^［2］可见《三字经》早期流传情况的记载空白，给学者们的发挥留下了太多选择的空间。探寻《三字经》更早的文献记载，是学者们孜孜以求而又不可骤得的，如果谁能发现一条宋元时期的直接记载，就有可能推翻既有的结论，进一步逼近事实的真相。日前笔者在翻检清人桂发枝辑《探源录》时，有幸找到被称作桂堂《家训》中的一条记载，填补了《三字经》早期文献的空白，有助于解开《三字经》的成书年代之谜。

桂发枝辑《探源录》三卷，其内容系桂氏列祖事实的汇辑，据卷末《养素居士笔记》，其成书在乾隆三十年（1765）之前。此书现藏宁波市档案馆，似为清同治十一年（1872）写本，文字工整。其中第一号（按，原书装订时误作第二号，号相当于“卷”）收录了桂堂的《家训》残本，内容比较丰富。桂堂《家训》第七条云：

为祖父者，要拣择好先生教子孙，初教读《三字经》《状元诗》《杜诗》、古文，次读《孝经》《小学》，就要俗俗解与他，使略知其味。若聪明者，渐渐教读《四书》《五经》，及作破作文字，其鲁钝难教者，亦要教读《四书》，作对作诗。

这条资料非常重要，涉及《三字经》早期流传的信息，笔者试做若干考释。

第一，关于桂堂的生平时代。《探源录》第一号记载云：“迁慈鼻祖缨一评事公：讳堂，字可昇，号文举，行缨一。司空公曾孙簪三公讳遵之子。配谭氏，生一子，讳鼎。公宋仁宗朝试大法科，敕授承事郎、大理寺评事。建炎南渡，由江西广信府贵溪县桂林大族分迁于四明之慈溪，而奠居焉，是为四明桂氏第一代祖也。著有《家训》五十五条示后。”这一生平资料是桂氏后人对先祖事迹的追述。据《探源录》记述，司空公即桂卿（？-992），宋初隐于江西贵溪。其仲子桂熙，熙子遵，堂即遵之子。堂子鼎、鼎子璋，璋子良，良之子安生于熙宁元年（1068）。据此，桂堂应为北宋初期人。桂堂应大法科试在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此大法科当属所谓“旧科明法”之列。设若桂堂考中大法科时年已20岁，那么桂堂建炎南渡时约120岁，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况且慈溪（今江北慈城）桂氏家族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已经有桂舟登进士第，如果桂堂果真是在建炎时才迁居慈溪的，那又怎么能够称得上是“第一代祖”呢？关于桂堂迁慈时间，《探源录》中还有其他的说法，如南宋桂万荣《四明桂氏家乘序》云：“桂氏贯庆元之慈者，于今不知几年矣。”明桂茂枝所作桂允登行状则云：“大理寺评事可昇，宋天圣间贯于慈溪。”这样的说法似乎稍为合理一些。

第二，关于桂堂《家训》的传承脉络。桂发枝辑《四明桂氏家乘稿·世芳集》卷上云，桂堂为“迁慈鼻祖，著有《家训》百条”，现残存五十五条。桂堂《家训》的传承情况，见于三篇序引中。《探源录》于《家训》下有《重刊桂氏家训序》，交代了《家训》的来历。其中司空廿二世孙桂林《引》云：

是录也，乃吾祖评事公之遗训也。公自贵溪徙慈溪居焉，虑子孙繁盛，贤愚有间，遂遗此训，以昭后世。然传录年久，缘无刻本，宋末逮今，几遭回禄。以后子孙散居乡市，睹此书者鲜矣。友石兄材因辑家乘，检旧笥而得焉。原本蠹损，未获全帙，止得五十五条，授以楷书。今仕建德，尤恐愈久湮没，捐俸锓梓，以广其传。

二十一世孙桂伯谅《序》云：

本宗鼻祖大十四评事公，实司空公四世孙，始占籍慈溪，相宅吉地，贻谋宏远，垂教子孙，考古之制，编为家训。然历世既久而遗言没，后之子孙无前言往行以为法程，未免有越于礼教者矣。吾族中衰，良由是也。幸而祖宗庆泽之长不斩，五世之后，建德尉材忧制于家，乃于旧箧笥中捡得始祖训言一帙，前后残断，不获睹其全书，姑辑仅存者绣诸梓，以垂不朽，亦不敢妄赘一言诬后人也。

二十五世孙桂发枝《序》云：(www.xing528.com)

鼻祖评事府君从贵溪迁居慈溪也，至于枝盖二十五世矣。检阅家乘所载，自始祖司空以下功烈之盛、理学之纯，代有其人。嘉靖间先达取家乘而修葺之，知评事公有《家训》一编，刊而布之。历世良久，又几何湮没无存矣。岁丙子于族内残卷中得之，盖已剥蚀而无可装潢。读讫，知吾祖垂训殷勤，厚望于子姓之遵循若此。枝不才，不能稍自振拔，以有光于吾祖。而于先哲之嘉言善行堪垂不朽者阅之，每不忍释手，况祖训哉！爰录而珍之，将付诸梓，分布宗族，俾子若孙能身体而力行之。

上引三段文字将桂堂《家训》的来历交代得很清楚。而且桂氏后人在明代嘉靖所修的家乘中首刊此书时，出于那种拱若神明的敬祖意识，“不敢妄赘一言诬后人”，其态度非常严谨。再阅《家训》本身，内容丰富，用的多为大白话，语气流畅，至如蒙学读物《状元诗》，也是独此一家的记载，可见这样的《家训》实在不是后人所能臆造出来的。因此，我认为《家训》本身传承有序，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否真是桂堂所作，需根据其内容作进一步考证。

第三，关于《家训》所作的时间。《家训》第三十三条提到“近来溪上习俗”，由此可知《家训》作于慈溪。上引第七条家训提到蒙学教材《小学》，《小学》六卷为宋朱熹、刘子澄编纂，成于淳熙十四年（1187）。《家训》又提到“四书五经”，按宋理学家程颐、程颢表章《大学》 《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行，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即《四书章句集注》，始定“四书”之名。又《家训》 第四十九条提到葬礼时云：“惟用 《文公家礼》。”《文公家礼》乃朱熹的作品，据朱熹门人李方子作《朱子年谱》，当作于乾道六年（1170）九月。《家礼》之稿本后来被一行童窃走。朱熹卒后不久，其子朱在得到《家礼》复本，后门人廖德明、陈淳曾分别在广州和临漳刊行《家礼》，嘉定九年（1216），赵师恕刊印《家礼》于浙江之余杭。《家训》既然提到了朱熹的《文公家礼》，则其作年不可能早于嘉定（1208-1224）之前，大致可定其为嘉定时期的作品。

显然，桂氏《家训》具有明显的朱学色彩，然而后世学者多知南宋中期的慈溪桂氏家族具陆学背景。南宋著名的陆派心学家杨简，居所密迩桂家，两家往来密切。慈溪桂氏家族有名的学者桂万荣（1148-1243）即问道于杨简。那么桂氏家族在嘉定时代是否有可能青睐起朱熹的著作呢？《探源录》所收桂万荣之侄桂锡孙作《石坡公行状》，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团。据《行状》，嘉定五年（1212），桂万荣不愿为时相史弥远所用，归于溪上家居，“葺补老屋三间于东山下，自号石坡……训族弟侄，翼晦庵《论语》于石坡。”桂万荣外甥赵景侪《石坡桂先生传》亦云：桂万荣于嘉定五年辞归后，“葺老屋于汤山南冈，号曰石坡书院，后妥族之先主，前则萃子弟，翼晦翁《四书》，从者颇众，因之扬名者后先辈出。”由此可见，桂万荣为学实兼采朱陆，他在嘉定五年石坡书院中讲学时，主要是羽翼朱熹的《四书》，这正好与上引《家训》的朱学内容互相印证，更加证明了笔者将《家训》断为嘉定时代的合理性。

由上的考订可知，桂氏《家训》的定本不可能出于北宋人桂堂之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家训》滥觞于桂堂，桂堂子孙在南宋时期进一步补充完善，其新增的内容亦全归之于鼻祖桂堂名下。细读《家训》的内容，看不出宋以后人伪造的痕迹，今断其为南宋嘉定时期的作品应该是靠得住的。尽管《家训》的定本决非桂堂之作，但因其成书于嘉定年间，从而彰显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第四，关于《家训》叙录《三字经》的考证意义。《家训》不但为我们了解南宋四明家族的教育内容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它首次提到了蒙学读物《三字经》，而《家训》中所叙述的为学次序，亦与《三字经》所云“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相一致。《三字经》的书名具有特指性，设若没有特别的优异之处，蒙学读物是不可以随便冠以“经”名的，或者说编者是不敢随便以“经”为名的。查阅《中国教育大辞典》第八卷《教育用书》，发现中国古代的教育用书琳琅满目，但除了《三字经》之外，仅有一部《四字经》是以“经”命名的，那么古代出现两种内容完全不同的《三字经》就更难以想象了。南宋与《三字经》书名相仿的教育用书，项安世（1129-1208）《项氏家说》卷七《说经篇·用韵语》提到一部：“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其所谓《三字训》亦是以“训”命名的。看来桂氏《家训》提到的《三字经》不可能是同名异书，历史上也确实未发现过古代同名异书的《三字经》。桂氏《家训》提到的《三字经》的出现年代，不会迟于该家训产生的嘉定年间，这是《三字经》成书年代的下限，该家训也是目前所知最早明确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提到的最迟人名是苏老泉，而“老泉”原为苏轼称其父苏洵之葬地，南宋以来的宋文中多以“苏老泉”或“老泉先生”相沿称呼苏洵。由“苏老泉”的称呼得知《三字经》的成书必在北宋之后。又《三字经》所云“小学终，至四书”，暗中提到了朱熹的著作，表明《三字经》的成书不会早于朱熹刊刻《四书》的绍熙之前，此当为《三字经》成书年代的上限。由此可以判定《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1194）至嘉定（1208-1224）年间。慈溪桂氏不但紧随朱学的潮流，并很有眼光地将成书不久的蒙学小册子《三字经》列为家族教育的教材，开了《三字经》教材史上的先河。《三字经》问世后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是寂寂无闻、无人喝彩的，在整个宋元时期只有桂氏《家训》偶一提及。桂氏《家训》提到的《三字经》，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23-1296）和区适子，有此一条，目前任何关于《三字经》为王说和区说的论证，都需要重新审视。

依据南宋桂氏《家训》，我认为《三字经》在王应麟和区适子之前早就已经流传。桂氏《家训》提到的应该就是后世《三字经》的祖本。清光绪年间陈灿在为许印芳《增订发蒙三字经》写的叙中说：“曾见古本，节录史事截至五代止。”可见《三字经》的“古本”确实是存在的，有人亲眼目睹过，说得有鼻子有眼，对此很多学者都是相信的。这个“古本”的特征是“节录史事截至五代止”，这一特征其实已经暗示了《三字经》应出宋亡之前，而非宋亡之后。桂氏《家训》所提及的《三字经》应该就是这样的“古本”。而现在看到的《三字经》所叙历史世系为：“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这几句话应该是后世学者所加。今人根据这一历史世系认定《三字经》为元初遗民所作，实在是忽视了“古本”的存在性。须知《三字经》的文本是一个不断增益的过程，其早期文本的增益主要在于历史部分，这样根据《三字经》增益后所述的历史世系考订其问世年代，本身存在着相当的不严密性。

桂氏《家训》还带给我们另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三字经》的早期本子在南宋中期早已流传于四明地区的慈溪（今江北慈城），桂氏家族已经将其列为教育子孙的最初读物。《三字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蒙书，应该在明中叶以后，明中叶以前它的流传范围比较偏狭，否则又何至于不见于诸家的记述！而四明的慈溪则是目前所知《三字经》最早的流传地点，至宋末元初，《三字经》是否能传播至文化很不发达的广东顺德县，需要大大地打上问号。而鄞人王应麟则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其接触、传述《三字经》并“以课家塾”，就有了极大的合理性。为《三字经》加上几句宋代的历史，蒙学专家王应麟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由于桂氏《家训》中的新发现，我完全有理由认为，王应麟至多不过是《三字经》的一个修订者，目前主张王应麟说的学者所提出的诸多理由都可用来佐证我的这一说法，这里不再重复。有人认为《三字经》的观点与王应麟的思想有矛盾，如果我们将王应麟视作是第一个修订者，那么所谓的矛盾，正是王应麟尊重旧本的表现。大概是由于王应麟尊重原作，修订不多，或许只增加了四句宋代的历史，所以不能算作是王本人的作品，因此宁波历代的地方志无一记载王应麟作《三字经》，也就可以理解了。

南宋桂氏《家训》的发现，将已知《三字经》的文献记载由明中叶一下子推进到了南宋中期，整整提前了近400年，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王、区两说的立论基础，而且在客观上证明了宁波是现知《三字经》最早的流传地区，慈溪桂氏家族最早将《三字经》列为蒙学教材教育子弟。

【注释】

［1］《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八，《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陆林：《漫话〈三字经〉》，《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