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佛寺与王应麟家族渊源：揭秘学汇中外

铁佛寺与王应麟及其家族渊源

谢国旗

铁佛寺位于宁波鄞西山东麓同谷山。《四明谈助》 载：“同谷山，县东四十里。以东、西两岙同一谷口，故名。”同谷亦称“同岙”，今属鄞州区五乡镇宝幢。宝幢是古代舟船登陆，进阿育王寺必由之路，故地称宝幢。

洪荒时代，鄞东平原处于沧海之时，山麓却是商贸繁荣，遂称山名为“贸山”。至秦始皇置天下州县起，乃加邑为“”，又以县名遂为“山”。宝幢在1992年前为鄞县宝幢乡，有同岙、宝林等村；此年，撤区扩镇并乡后，宝幢乡并入五乡镇。2004年7月，并村后，同岙与宝林合二为一，称“宝同村”。

铁佛寺的历史

铁佛寺位于宝同村同岙自然村，寺院处于两岙间正脉之麓，寺离东岙约1公里处有宋大儒王应麟墓。《四明谈助》载，其先（祖）后（裔）坟墓俱在此山，人称王府墓。有其父直秘阁王墓，其子王昌世、孙厚孙和宁孙都附其墓侧。

王应麟墓位于东岙内小山坳，坐西朝东（偏南），寺于两岙间的山脊线正脉之麓，坐北朝南，墓和寺分别建在阴阳之地，以区分灵魂归宿的阴宅和超度灵魂的阳宅佳地。

光绪《鄞县志》载：“铁佛寺，县东四十里，元至正间王氏舍基建（僧本真建）。康熙间重建，乾隆四十三年，僧道宏重建殿宇。”综上所述，铁佛寺是王应麟后裔舍基而建，当属王应麟的功德寺，是其后裔为其超度灵魂的需要。寺因有生铁铸成的大佛而名。据当地村民反映，寺中铁佛于“大跃进”时“大炼钢铁”而被毁去，今虽铁佛无存，但寺内有清代《铁佛寺重建义田碑记》一通，并载：“同谷铁佛寺，向有义田碑，住僧德三，寻访久之。”说明德三和尚来铁佛寺前已一度被废。该寺，现为前后二殿加三开间山门和左右厢房，已是青瓦黄墙混凝土结构。虽失当年古寺旧貌，但能觅得古寺遗迹：元代古井一口、刻有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莲花座残件一件和清代碑记一通。

王应麟墓冢仅存两个隆起而连接着的小土包，墓前石刻由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05年恢复，地上残留石构件现清理出：一文一武两翁仲（残）、一马两虎（残）和一龟两羊等石刻。这些墓前石刻的规模和体量都显示了墓主的生前身份，反映了封建等级下的墓前陈设规矩，与生前的礼部尚书王应麟的官职身份相符合。

封建时代，高官死后的葬俗等级，并配超度生灵的诵经场所，一般由小到大，由宅成庵，由小庵发展成寺院的例子在鄞地一带普遍存在。有如鄞东的丞相史浩、史弥远的报国寺、大慈寺，鄞西的吏部尚书楼钥的彰圣寺，参知政事张孝伯的翠山寺，都是从小到大发展到成为他们的功德寺。所以鄞州的佛教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反映鄞人前后相继的高官名臣效应。

王应麟功德寺——铁佛寺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发展成以寺习武，之后又成为南北抗衡的寺武合一场所。所谓南北，北有嵩山少林寺的外家拳，南有山铁佛寺的内家拳。铁佛寺内家拳以防身而区别于少林寺外家拳以对外防范。后来王氏的内家拳以防身治伤的两种身份相传并以医济民，将内家拳传给黄氏后失传，而将伤科济民术传给陆氏，至今不衰，“陆氏伤科”乃为宁波一绝，这就是王、黄、陆三氏从文到武、从拳术到伤科的传奇经历。铁佛寺也因此显得神秘离奇。

王家世系略述

王应麟先祖为河南浚仪（宋代的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县）人，名叫王安道，字时中，两宋之际人，官武经大夫、保信军承宣使。建炎初（1127），随宋室南渡，后转和州观察使。乾道间（1165-1173）开始落籍于四明，定居于鄞县孔庙镇前（今海曙区县学街前），遂为鄞县王氏始迁祖。王安道妻陈氏、龙氏，生子希亮，字寅仲，官武经郎，赠朝散大夫。王希亮妻张氏、陈氏，生王。鄞县王氏以开武功起家，三传至王，家族大兴，成为甬上望族，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即以王为第一望。

王，字谦父，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开鄞县王氏科举入仕之先河。历任安吉县丞、国子正、将作监主簿等职。他为人博学多才，刚直不阿。后任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说书，除直秘阁，以朝散大夫知温州，尝预修“四朝史”，著有《舆服志》。王怀才而不能通显于时，乃精心致力于教子，后其子应麟果大显于时。其得中进士之日，可谓双喜临门，其妻产下儿子，王有应麟、应凤二子。王卒赠正奉大夫。

应麟、应凤两兄弟均能承继家学，光大门楣。王应凤，号默斋，宝祐四年（1256）进士，开庆元年（1259）举博学宏词科，官至太常博士。应凤与应麟同承庭训，互相讲学，以致废寝忘食，为文宗左氏班马，著有《默斋稿》及《订正三辅黄图》等书。但是王应麟的成就又大出其弟之上，正是他将王姓在宋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发展至巅峰。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厚斋，又号深宁居士，学者称深宁先生。他幼年好学，9岁便通六经，淳祐元年（1241）进士及第，初官浙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升太常寺主簿。因屡言边事，被丁大全罢免；及丁氏败，复起任台州通判，迁秘书少监兼侍讲。后又为奸臣贾似道所恶，遂出知徽州。贾氏败后，再起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又与留梦炎不合，乃辞官东归，从此潜心学术，闭门著书立说，终于成为一代名儒。其于元贞二年（1296）去世，享年74岁，为后人留下了《汉书艺文志考证》及《通鉴地理考》等大批著作，特别是《困学纪闻》贯穿古今，考订精审，最为后世推崇；所编《玉海》类书，至今仍为学者引用；他的《姓氏急就篇》，也是流传至今的几部姓氏经典之一。因此可以说，王应麟的杰出贡献，使鄞县王氏一跃成为宋代最有名的王氏文化望族。

王应麟74岁高龄时，自知不久于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其中有“性谨寡欲，不苟同流俗，洁己爱民，嗜学老不倦”之句，数月后即谢世。

王应麟曾家于今海曙区县学街念书巷，但其在城东、城西亦有园亭宅屋。全祖望撰《桓溪旧宅碑文》中写道：“咸淳间（1265-1274），安秘丞刘以忤贾似道亦居溪上，日赋诗。而王尚书深宁园亭，多在城东，其溪上小园，则晚年所为也。”这里的“溪上”是指古代地名，即“鄞江小溪”，是指鄞江与洞桥一带，即全祖望故居一带。由此说明，王应麟曾于洞桥的小园中度过了晚年。因为出自王应麟撰的《天兴庙碑记》中写到小溪多名人，有南宋丞相魏杞、国史吏部安刘等都家于该地。考魏杞、安刘都为洞桥人，而全祖望也是洞桥人，所以居于溪上小园，度过晚年的王应麟小园就在洞桥。我们又可从《鄞县志》记载中发现：“南宋亡后，王应麟在家隐居二十年，杜门不出。专意著述，所著只书干支，不书年号，以示不臣服于元。”可见王应麟爱国之心。为专意著述而隐居到洞桥这处人文渊薮的山水清静之地，20年杜门不出，在这小园中度过是最合适了。他于元贞元年（1295）为洞桥的天兴庙写下结尾采用“三字句”式惯用手法的“碑记”，第二年也就是1296年就离开了人世。在他的著作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三字经》，可谓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在中国流传了七百多年。

王应麟之后，鄞县王氏仍维持了数代的繁荣。史载王应麟娶妻郑氏、李氏、舒氏，其中，郑氏为宰相郑清之孙女，三妻共生两个儿子：良学、昌世。王良学，官承务郎，任两浙运干，但英年早逝。王良学有子文远。王文远生两子：懋孙、去疾。王去疾无子，王懋孙生子奕传。王应麟次子王昌世（1267-1327），字昭甫，号静学，学者称静学先生。史称王昌世幼有伟人之志，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好学深知。宋末以父荫补承务郎，但未及录用而元人已灭宋。入元不仕，闭门究学，不求闻达。以编订、整理、刊刻其父著作为己任。王昌世除搜辑、考订、刊刻王应麟的著作外，自己有《静学稿》传世。

王氏舍基兴寺院

王昌世娶杨氏，生两子：厚孙、宁孙，均能传家学。王厚孙（1300-1376），字叔载，晚号遂初老人，学者称遂初先生。他幼承家学，博览群书，熟悉职官典故，历任郡学训导、象山县教谕。刊刻祖父王应麟遗书，又续成袁桷《四明志》。调浦江教谕，迁衢州儒学教授，除邵武路教授，升福建分省儒学副提举，未赴任，明洪武九年卒。其弟王宁孙（1307-1364），字叔远，亦承家学，致意于文章制度，不求仕进而终，曾受聘为庆元路斋长，后任江西白鹿洞山长。所以根据光绪《鄞县志》“铁佛寺，元至正间（1341-1368）王氏舍基建”的记载，应是其孙王厚孙和王宁孙为祖父王应麟舍基建佛事场所的可能性最大。由于王应麟过世与父同葬同岙，印证了其子王昌世“入元不仕，闭门究学，不求闻达。以编订、整理、刊刻其父著作为己任”而选择了这方山脚下的佳地，为其父和祖父守坟而建庄，静心隐居，并由此来完成自己的意愿。同岙今仍有王氏后裔居住。

由于王应麟这一支鄞县王氏自入明朝以后，便日趋衰微。所以没有史料记载铁佛寺为王应麟功德寺，另外也与后来的王氏后裔有抗清复明的历史原因有关，或许为隐去而渐渐淡化。全祖望《甬上族望表》称，鄞县王氏其后散处于越，居鄞者微。据王氏家乘，迁越者为王应麟弟王应凤那一支的后裔，而王应麟的后人，则至今仍有一支居宁波南乡唐家汇一带，另有一支迁居绍兴上虞。

王氏后裔王征南弃文重武。现已无法查明王征南是王应麟的第几代孙，但从王征南墓于同岙的记载，应是王应麟的后裔无疑。否则王征南不可能在王应麟的功德寺内开展武术活动。黃百家撰《王征南先生传》道：

征南先生有绝技二：曰拳，曰射。然穿杨贯戟善射者，古多有之，而惟拳则先生为最。盖自外家至少林，其术精矣。张三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少先从学于单思南，而独得其全，余少不习科举业，喜事甚；闻先生名，因裹粮至宝幢学焉。先生亦自绝怜其技，授受甚难其人，亦乐得余而传之；有五不可传：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露者，骨柔质钝者。居室欹窄。习余于其旁之铁佛寺。

综上所述，张三丰精于外家少林拳后，复而创内家拳。而这种内家之功只要掌握一两门拳技已足胜少林拳功，可见内家拳的厉害。内家拳传到王征南时，他的师父是单思南，但是王征南的内家拳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独得其全”，就因其一门心思，“不习科举”。王征南因他在宝幢的居室歪斜狭窄而不够带徒学艺之用，所以利用旁边的铁佛寺兼作习武场所，这样一来，他的拳术闻名于宝幢。恰恰证明了王征南是住于铁佛寺附近，所以应是王应麟的后裔，他才有将王应麟功德寺兼作习武基地的权利。故而宝幢之地继北方少林寺外家拳后，又创建了新的拳种——南方铁佛寺内家拳。这种对峙于南北方各武僧合一的拳种——内家拳由此开始。

铁佛寺中内家拳

《王征南墓志铭》写道：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

可见“内家”与“外家”之分，就是黄宗羲在写王征南墓志铭中所提及，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我国武术名家蔡龙云也评“由那时候起，中国武术被黄氏父子绝然地分为内外两家了”。(www.xing528.com)

黄百家就是黄宗羲的儿子，本来他想跟王征南学拳，并拜过王征南为师，但其后来转而走科举之路，并成为一位有学问的学者。我们可以在王征南辞世7年后，黄百家所写的《王征南先生传》中看到：

他在铁佛寺跟王征南练拳时,将师父所授内家拳法记录了下来，并作了诠释。王征南见了后笑着说：“我终身练这拳法，还往往要费脑筋追忆，你怎么把它写得这么简单。看来你的武艺学不精啊！”黄百家说道：“先生之术，所授者惟余，余既负先生之知，则此术已为广陵散矣！”

自黄百家后，内家拳在四明似乎已经失传了。

《王征南墓志铭》里，详细地介绍了四明内家拳的代表人王征南。说明内家拳是有别于少林外家拳“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之特点的拳法。那么内家拳的创始人又是谁呢？为“宋之张三峰（即张三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这段话虽神乎其神，将拳术说成是夜里梦见玄帝所授，当然难信，但黄宗羲的记述也给这种拳术平添了许多神秘感。也是黄宗羲对张三峰所创立的拳法大加赞赏之言。

内家拳在宁波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张松溪与王征南，而张松溪到底又是谁呢？沈一贯曾写过《搏者张松溪传》。（见四明丛书本《四明文征》卷十六）

沈一贯写道：“尝从其（张松溪）徒问之”，说明他写这篇文章是采访过张松溪的徒弟而写成的，因此这篇文章的来源比较可靠。又写道：“我乡弘正时有边诚，以善博闻。嘉靖末，又有张松溪名出边上。张衣工也，其师曰孙十三老，大梁街人，性粗憨，张则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

这里明确指出，边诚、张松溪与沈一贯都是同乡。张衣工是指张松溪出身为裁缝，曾拜艺于拳师孙十三老。孙住大梁街。大梁街即今海曙区南苑鞋城北侧。接着又写道：“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叶继美近泉为之魁，于是流传于四明。”

说明张松溪择徒比较严，松溪派内家拳传了三四个人，并在宁波流传开了，近泉有徒弟叫单思南，王征南就是单思南的徒弟，是内家拳传人中的佼佼者。

以王征南为主线的师承关系大致如下：

张三丰——王宗——陈州同——张松溪——叶继美——单思南——王征南。

王征南，名来咸，以字行。王征南跟单思南学拳的时候，单思南始终没有传过他内家拳，而虚心好学的王征南只能从楼上板孔里偷看单思南练内家拳法，“只能得其梗概，不能得其真传”，后来因为单思南儿子不肖，好学诚实的王征南打动了单思南，从而单思南将内家拳传给了王征南并收做徒弟。

据黄宗羲写的墓志铭里可以看到王征南是一个武德很好的人，虽然他不读书，外表看上去像一个粗人，但做事讲究原则。其中举了几个例子，如有一个恶少欺侮王征南，被王征南点了穴，使其好几天撒不出尿来，最后恶少登门谢罪，王征南就饶了他并说：知错能改，惩罚过就算了。有一次他的朋友拿重金让王征南为自己去除掉自己兄弟，王征南断然拒绝说：“这是禽兽的行为。”王征南曾经跟过钱肃乐打过仗。兵败后一直闲居于宝幢，锄地担粪，家境贫困，后来因他儿子的死，伤心过度而辞世，享年53岁。那么王征南的内家拳到底传给了谁？黄宗羲在写其墓志铭时没说，但最近几年，宁波有位叫夏宝峰的人研究了内家拳并继承了内家拳，且成为宁波内家拳的传人，还成立了宁波内家拳协会，可见这套拳法还不至于成为“广陵散矣”。

王瑞伯扬名宁波

王瑞伯在宁波可谓家喻户晓，当然指老一辈人，他们坐在老屋里、天井里、弄堂里都能讲拳师王瑞伯的故事，如《王瑞伯智退胖和尚》。

再如《大战天后宫》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继《智退胖和尚》后的续集。

这些故事都把王瑞伯的武功描述得神乎其神。令人肃然起敬。

不但有上述故事，而且更多的老人还把王瑞伯传奇经历编成宁波滩簧“拳师王瑞伯”进行演唱。其实王瑞伯就是王征南，只不过资料上没有将他的字“瑞伯”记载进去，而王瑞伯恰恰在民间口头广泛传播，所以久而久之有了史料上的王征南与民间中的王瑞伯。而在1996年中华书局版的《鄞县志》已明确地指出瑞伯是王征南的字。并入了《人物传》。

王氏“征南”为其名、“瑞伯”为其字。为什么未将他的字记述于史料？笔者认为：是明清交替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王瑞伯作为拳师在民间有很大的威望。所以黄宗羲在写王氏墓志铭时以其不为人知的名“征南”出现，而这篇墓志铭恰恰又是王征南的重要历史资料。史学大师黄宗羲这样写显然是保护王瑞伯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由于“抗清”失败后的宁波形势。所以《王征南先生传》中也用了他不常用的那个名字“阿南”和“王征南”，由此产生了武林中只知王征南而不知王瑞伯，而民间中只知道王瑞伯而不知王征南的状况。

王征南参加过宁波钱肃乐的抗清斗争，屡立战功，任过副总兵。所以黄宗羲知道王征南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仁人，有骨气的硬汉子，由此在其文章中需要隐去在民间中具有很大影响的王瑞伯身份，以避清人。黄宗羲本人也是四明山结寨抗清志士，所以与王征南为患难之交，他们间的关系，可从黄宗羲将自己的儿子黄百家送到王征南处拜师学艺上看出，当然黄百家本人也是聪慧过人，但王征南还是将自己的毕生武学都传于黄百家这位徒弟。我们又可以看出王征南将这种毕生武艺传授，绝不是王征南个人需要拳术上的传宗接代思想，而是一种救国存亡之心。所以，王征南当年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豪情壮志一刻也未停过，只不过如今他将这慷慨意气，压抑于宝幢铁佛寺偏僻之地，而将曾经的抱负，都寄托于黄百家这位俊朗少年的身上。

为遵循内家拳历来收徒的规矩，其一生收徒也极严，四明内家拳实际上只传到黄百家，而黄百家为什么没有传下去？我们可以在黄百家后来所写的《王征南先生传》中，看到他沉痛的语句：“余既负先生之知，则此术已成广陵散矣，余宁忍哉！”

所以四明内家拳的衰落是难免的，既有武术自身的局限，更有历史的原因，中华武术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总是随着历史的潮流，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落，但随着一个民族的振兴，中华武术这朵奇葩又在宁波大地重新怒放，五乡镇政府也正在设想让铁佛寺重放武僧光芒，并在其旁建立王应麟纪念馆。

康熙八年（1669），王征南因长子早殇而悲痛欲绝，一个月后离世，时年53岁，而59岁的黄宗羲，还是握起笔为好友写下《王征南墓志铭》。

陆氏伤科源于征南

陆士逵，字鸿淅。明末清初人。原籍河南，明末清初随父避兵灾至江南，初居慈溪，旋迁鄞县，父在县城江东开香烛店，遂定居。陆士逵幼年时耍戏伤臂，求医于拳师王瑞伯，得愈，遂拜王为师，尽得王之武艺与医术。其习武勤苦，吃饭用石碗铁筷，吸烟用铁烟管，均取其重而锻炼臂力。曾任绍兴鲁王府侍卫官，后不愿为官，退居业医。壮年时北游齐赵之间，广交奇术异能之士，获众多秘方，专业伤科，医名日隆。被誉为浙东第一伤科。其著有《伤科》一书，详述各种损伤的治法，对于皮伤缝合、脱臼复位、骨折正原等治疗记载尤详，其所撰《医经通考》一卷，考证各经典医籍的条文，亦为医界所重视。其首创麻醉剂“麻药水”，以减轻患者手术时的痛苦。又自制各种伤膏、散剂，疗效卓著，而其方守秘，不肯示人。陆氏伤科世代相传，陆士逵为开山始祖，以后每代皆衣食于此业，陆银华为陆士逵六世孙，邱隘、集士港伤科专家陆海昌、陆海良为其七世孙。

陆银华，新中国成立前宁波著名伤科医师。其不但用膏药秘方，而且针对性地灵活运用穴位医术，徒手治疗，不用打针吃药，流传着很多故事。如其中有故事这样说：

民国时期，有位少妇前来就医并说：“我在家里打井水时伤了手，动也动不得。”陆银华一边嗯嗯应声，一边猛解少妇旗袍纽扣。女人急了，速用双手制止。陆银华缩回手并哈哈一笑说：“伤医好了。”少妇脸颊通红，才发现自己本像铁重的手臂这下灵活自如，恍然大悟。陪来的丈夫正想光火之时也转怒为喜。又有一小囝，家住段塘，因采摘桑果爬树而不慎跌下来，痛得腰背不能动弹，当其外公陪其来就医时，陆银华针对其腰背猛击一掌。小囝痛得哭声震天并忽地挺起了腰，外公心痛地正要与陆银华论理，忽见外孙竟活蹦乱跳跑出门外，才明白过来。

综上所述，五乡铁佛寺从王应麟功德寺成为其后裔武僧合一场所，后又以武传医，成为宁波一绝的“陆氏伤科”。这些传奇的经历既反映了陆氏伤科的来历，又反映了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黄宗羲所撰《王征南墓志铭》文章的历史价值，对鄞县王征南的武德有较高的评价，全面反映了王征南的爱国热情，而王征南所处的明、清时期朝代更替恰恰又与其先祖王应麟所处的宋、元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而给王应麟的功德寺——铁佛寺带来了传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