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汇中外》：探析《春秋》思想

程端学《春秋》学思想探析

张 伟

程端学为元代著名学者，其为学宗程、朱，是浙东四明地区朱子学的重要传人。他的经著《春秋本义》《春秋或问》与《春秋三传辨疑》，对后世《春秋》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学术界就其人其学的研究甚少，迄今尚无专文问世。本文拟就程氏在《春秋》学上的成就作一些初步探析，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

程端学（1278-1334），字时叔，号积斋，学者尊称为积斋先生，庆元府鄞县人（今浙江宁波）。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举进士第二，调仙居县丞，未行，改授国子助教。在国子监期间，因与国子司业张临慎论学不合，“未及考，既注代”。时宰相素闻其名，留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为学士虞集等学者所推服。后出长筠州幕，卒于任上。^［1］

程端学与兄程端礼（1271-1345）俱受业于史蒙卿。史蒙卿（1247-1306），字景正，号果斋，自号静清处士，庆元府鄞县人。蒙卿通晓《春秋》《周官》，为学以朱熹为宗，为浙东朱子学派静清学派的开创者。史载蒙卿尝求学于小阳、深宁。小阳即阳岊，朱熹再传弟子；深宁即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庆元府鄞县人，其为学兼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三家，“和齐斟酌，不名一师”。^［2］以博学多识著称于世。作为浙东朱学的重要传播者，史蒙卿与同时代四明地区的另一传播者黄震之学各有特色，“黄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务明体以达用”。虽然，对蒙卿之学是否尽同于朱熹尚有争议，但传至程氏兄弟，则“纯于朱者”。^［3］因此，程氏兄弟又是元代浙东朱子学的重要传人。

程端学虽与兄端礼同出师门，然两人个性迥异，学术成就也不尽相同。史称端礼“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而端学则“动有师法，学者以其刚严方正，咸严惮之”，^［4］一慈一严，“人以比河南两程氏。”^［5］端礼长期从事教学实践活动，所著教学规程《读书分年日程》被元代国子监“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6］为元明学子奉为准绳，影响颇大。端学则究心于经学，尤其是《春秋》经研究。早在青年时代，端学已才华初露，据说考官欧阳玄与同列龚绣阅其科举经文，以为“非三十年学问不能成，使学子得挟书入场屋，寸晷之下，未必能作此等文字”。^［7］任职国子监后，他又遍索诸儒之说《春秋》者，折中异同，作《春秋本义》《春秋或问》《春秋三传辨疑》，成为元代《春秋》学著名大家之一。

二

程端学一生致力于经学研究，早年慨《春秋》诸说纷纭，未有归一之说，遂立志于《春秋》经研究，“湛思二十余年”，^［8］至迟于元泰定四年（1327）成《春秋本义》三十卷、《春秋或问》十卷、《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元至正年间（1341-1368），其著“官为刊行”，^［9］遂流传于世。

《春秋本义》由卷首、正文两部分组成。卷首立《名氏》《纲领》《通论》与《问答》四篇，其中《名氏》又作《春秋传名氏》，具列《春秋三传辨疑》以下诸儒治《春秋》者凡一百七十六家名氏及书目；《纲领》摘录《论语》、《礼记》等经及孟子、公羊、董仲舒、程颐、张栻、杨时、胡安国、朱熹、黄震、吕朴乡等诸儒论《春秋》者，以寓学《春秋》者必先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之意；《通论》述《春秋本义》体例、取舍原则及宗旨，集中体现其作《春秋本义》之旨趣；《问答》则围绕《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和“（庄公）九年，齐人取子纠杀之”条，分别阐述其力主《春秋》夏正说及取诸儒以桓公为弟、子纠为兄之说而不取程、朱之由。

正文即《春秋本义》，依《春秋》经释义，博采诸传，并间附己意于其下，凡三十卷。据端礼自述，其体例仿朱熹集注之法，“先训诂，而后事实，而后议论，而议论即本义也”。他认为，《春秋》经意本浑成明白，后儒所作传释，有使经意更明者，但“因传而晦，且凿者亦不少”，故采辑原则是“合于经者取之，其不合者去之”。而所引诸家之说，“必究其指归而取其长：二家说同，则取其前说；前略后详、前晦后明，则取其后说；其或大段甚当，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删则删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至于数说兼取者，则因“一说之意，未足以尽此事之旨，故必兼见而其义始备”。他作《春秋本义》，旨在扫除种种穿凿附会、想象臆度之说，使“经文浑成明白，即始而见终，庶学者可以理义推详，不得以小巧私智窥圣人之意”。^［10］对于该书，清四库馆臣题要作者认为其“失于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体例“颇为糅杂”，但同时又指出其“尚颇能纠正胡传，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书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11］

《春秋或问》以问答形式列举诸说之异同、得失，并说明去取之由，故与《本义》相辅而行。四库馆臣以为：“其掊击诸说多否少可，于张洽之传攻之尤力，然如论《春秋》不当以一字为褒贬，论《春秋》多笔削以后之阙文，论《春秋》不书祥瑞，论《春秋》灾异不当强举其事应，皆具有卓识，其他持论亦多正大。”在馆臣看来，此书所论虽有纰缪，但对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所作辨说“转胜所作之《本义》”。^［12］

《春秋三传辨疑》以攻驳“《春秋》三传”为主，凡程端学认为其说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于下。馆臣以为是书失在过疑“三传”，“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类，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但也指出其“研求书法，纠正是非，亦千虑不无一得，固未可恶其刚愎，遂概屏其说也。”^［13］

由上可知，《春秋本义》与《春秋或问》、《春秋三传辨疑》相辅相成，是程端学一生研治《春秋》的心得之作。四库馆臣虽批评其体例不精、过于疑传，但还是肯定其有独到之处，不乏卓见，故“别白而存之”，^［14］将其作为一家之言而收入四库。

综观程端学之治《春秋》，明显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主张治《春秋》当先明大义、次观世变

作为朱学传人，程端学对“《春秋》大义”的理解秉承朱熹。朱熹曾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又说：“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霸，内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15］程端学的解释大体也是如此，他说：“孔子何为修《春秋》？明礼义，正名分，辨王伯，定中外，防微慎始，断疑诛意，其书皆天下国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复礼而已……若董子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又此经之大旨也。”^［16］“《春秋》者，正义明道之书也。”^［17］而“《春秋》大义”又体现于属辞比事之间，故《春秋》“不书常事，属辞比事，使人自见其义而已”。^［18］因此，学者治《春秋》，当先明圣人立义之旨，于事观理，研究其归，方可探其蕴奥。

所谓观世变，程端礼说：“孔子述《书》至文侯之命而终者，平王之始年也。隐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报也……盖迟之四十九年，而无复一毫振起之意，圣人于是绝望矣。由是而上则为西周，而下则为春秋，此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又云：“入春秋而楚始横，然犹时有胜负也。盖至于获麟之前岁，而吴以披发文身之俗，偃然与晋侯为会矣；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犹未至于窃位也。盖至于获麟之岁，而齐陈恒执其君，齐自是为田氏矣。在鲁，则自季孙逐君之后，鲁国之政尽在三家，而鲁君如赘旒矣。在晋，则自赵鞅入戚之后，晋国之政尽在六卿，而赵籍、韩虔、魏斯为诸侯之渐已具矣……故自获麟之前，其世变为春秋。自获麟之后，其世变为战国。此又非世道一变之会乎？是《春秋》之所以终也。”因此，“《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变也；《春秋》之终，是世道之一变也。”而合《春秋》一经观之，则“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在他眼里，整个春秋是王道衰微的时期，“大抵愈趋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而上，则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尧舜之传；沿之而下，则七雄分裂之极，不至于秦不止。”显然，所谓观世变，即是要厘清整个春秋的衰变史，从宏观上把握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研求事理，以求圣人经世之志、救世之心。

程端学认为，学《春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观世变以研事之实，则《春秋》一经亦思过半矣”。^［19］

2.反对《春秋》凡例、褒贬说，创“大属辞比事”和“小属辞比事”说

程端学对汉代以来儒者以凡例、褒贬说《春秋》极为不满，指出：“自凡例、褒贬之说兴，而圣人之心不白于世，其书虽存，其用泯矣。”“《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贬害之也。”^［20］他认为，《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为法于天下，未尝设凡例以其事而书之；《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其议人之罪，将以惩其恶，使之反其无恶而已。然而，后儒但知《春秋》议人罪恶，此凡例、褒贬之所由生也。由此，他对汉代以降儒者治《春秋》作了总结，说：

三传者之作，固不可谓无补于经也，然而攻其细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遗一事之义，以日月爵氏名字为褒贬，以抑扬予夺诛赏为大用，执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则辗转生意，穿凿附会，何（休）、范（宁）、杜（预）氏又从而附益之，圣人经世之志泯矣。后此诸儒，虽多训释，大抵不出三家之绪，积习生常，同然一辞，使圣人明白正大之经，反若晦昧谲怪之说，可叹也已。幸而啖叔佐、赵伯循、陆伯冲、孙泰山、刘原父、叶石林、陈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传之非，至其所自为说，又不免褒贬、凡例之弊。复得吕居仁、郑夹漈、吕朴乡、李秀岩、戴岷隐、赵木讷、黄东发、赵浚南诸儒杰然欲扫陋习，而

未暇致详也。^［21］

在他看来，自“三传”兴，儒者治《春秋》多囿于所谓凡例、褒贬之说，从而使圣人经世之志晦而不彰；中唐以降，啖助、赵匡、陆淳等攻驳三传，然其为说又不免落入褒贬、凡例之窠臼；南宋吕本中、郑樵、黄震等辩驳褒贬、凡例，欲尽扫其弊，惜语焉不详。因此，程端学对凡例、褒贬之说的批判，无疑是在宋儒基础上的一次全面清算。对此，四库馆臣指出：“盖不信三传之说，创于啖助、赵匡，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于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22］

值得注意的是，程端学有感于《春秋》“一事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后相联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轻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而先儒“或略之，乃于一字之间而究其义”，从而派生出种种附会、测度之说，于是，他结合治经心得，提出了《春秋》“大属辞比事”“小属辞比事”之说：

传称属辞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门传授之格言，而汉儒记之耳。而说《春秋》者，终莫之省，甚可惜也。夫《春秋》有大属辞比事，有小属辞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春秋之始，诸侯无王未若是之甚也，终则天王不若一列国之君；始也，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张也，终则专国而无诸侯；始也，吴、楚未若是之横也，终则伯中国灭诸侯；始也，诸侯之伐国未甚也，终则至于灭同列之国。其小者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始也，大夫执一国之权，终则至于弑其君；始也，子弟预一国之政，终则至于篡其位；始也，诸侯专恣而妄动，终则至于灭其身；始也，夫人婚姻之不正，终则至于淫乱而奔亡……凡《春秋》之事，无不皆然。

对这一大、小属辞比事说，程端学颇为自信，以为：“人知此法，则一字褒贬与先定凡例作《春秋》之说，久当自废，不必多辨也。”此法同样贯穿于《春秋本义》之中，如《春秋》桓公三年有“有年”条，胡安国、孙复证诸桓、宣二公，端学则认为，“至治之世，人事顺，阴阳和，四时序，风雨节，未有无年者也。《中庸》所谓天地位、万物育，《洪范》所谓五事修而休征应也。春秋之时，人事乱常，阴阳乖戾，四时错令，风雨不时，《洪范》所谓五事不修而咎征应，《诗》所谓天降丧乱，降此蟊贼，稼穑卒庠者也。故五谷伤耗，荒凉鲜薄，观夫大旱大水，螽螟蝝蜮，蜮无冰木冰杀菽李梅，实可见矣。故此书‘有年’，以见其余未尝有年，五谷间熟而无全熟也。岂特桓、宣而已哉？”^［23］又如“（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条，端学以为“自成（公）七年书‘孙林父出奔晋’，十四年书‘孙林父自晋归于卫’，又见于钟离、善道之会，又来聘而遂盟，而终之以卫侯出奔，则权臣逆命，晋厉党恶，皆可为后世鉴，不特卫侯之不君也。”^［24］

不难发现，程端学的《春秋》大、小属辞比事之说，与其“观世变”的治经方法互为一体，反映出其因大体、观事势、于事求义的治经特点。正因如此，其《春秋》三著对《春秋》凡例、褒贬的批驳往往能中其要旨，入木三分。

3.博采众说，不囿门户

对前代儒者的治经成就，程端学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大凡先儒传此一经，必有一得，特以褒贬、凡例之说汩其心思，故不得尽善耳。”因此，在引录诸家之说时，他明确表示，“非敢自执己见，凡非己意者一切去之”，而是“必究其指归而取其所长。”即便是对“三传”，程端学的态度也是如此。他说：“学《春秋》者舍三传无所考，而士之有志者，类欲尽束三传，独抱遗经，岂非以其互相抵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说乎？窃尝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谷近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谷乃经生也。惟其曾见国史，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惟其出于经生所传，故虽近于理而事多缪。二者合而观之可也。”其《春秋本义》对“三传”也多有征引。因此，四库馆臣说他“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主于诋传以邀名”，^［25］显然失之片面，与事实不符。《春秋本义》录一百七十六家之说，也足以证明其治经重博纳这一特点。

作为理学传人，程端学的《春秋》学思想继承了程、朱。他本人就说，《春秋本义》“大纲大领，一宗程、朱”。^［26］但程端学并未因此而拘泥于门户，相反，本着学求其是的精神，他对程、朱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如程颐《春秋传序》云：“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27］端学认为，其中“子丑寅建正”之说与经意不合，故《春秋本义》“阙而不录”。^［28］又《春秋》卷三载：“（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程子断以桓公为兄、子纠弟，朱熹又复取其说于《论语集注》中。对此，端学认为：“谓桓公为弟、子纠为兄者，公羊、谷梁之论而荀卿、司马迁、杜预、孙泰山、胡安定、刘原父、胡邦衡、孙莘老、吕东莱凡三十余家之说也。”他考经证史，指出：“程子以大义推之而疑桓公为兄，非有所考也。”并明确表示，其《春秋本义》虽祖述程、朱，但“一事之有疑，一义之未安，岂可雷同其说而不之辨乎？”充分反映出其不守门户的为学特点。

正是程端学本着求真的精神，敢于疑前人所不敢疑，不囿门户，择善而从，故对《春经》经义的阐析多有独到之见。

三

自《春秋本义》《春秋或问》《春秋三传辨疑》问世后，明清学者对其多有评论。明代学者程敏政认为，程氏三著“多扩前贤所未发”。^［29］陆粲在辩驳胡安国《春秋传》中“吴子使札来聘”条释义时，即征引程端学之说。^［30］清代学者朱彝尊也认为：“四明时叔程先生，以《春秋》一经诸儒议论不一，未有能尽合圣人作经之初意，于是本程朱之论，殚平生心力，辑诸说之合经旨者为《本义》以发之，订三传之不合于经者为《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诸家之说者作《或问》以明之……若夫此书之发挥圣经，嘉惠后学，则亦不待赘述。”^［31］黄宗羲、全祖望的评价则更高，以为“论 《春秋》 之精，未有若先生者”。^［32］尽管清代四库馆臣站在汉学的立场上，对其一些论说多有贬词，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其经著不乏卓识，持论亦多正确。事实说明，程端学的《春秋》经学对后世所起的影响确实不容低估。

综上所述，程端学一生心力俱付诸《春秋》，作为朱子后学，其《春秋》学虽秉承程、朱，但并未因此而囿于门户；相反，他本着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据经求义，勇于探索，从而在浙东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www.xing528.com)

【注释】

［1］（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卷八七，《静清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2］《宋元学案》卷八五，《深宁学案》。

［3］《宋元学案》卷八七，《静清学案》。

［4］（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九〇，《韩性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

［5］《宋元学案》卷八七，《静清学案》。

［6］《元史》卷一九〇，《程端礼传》。

［7］（明）曹安：《谰言长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8］《宋元学案》卷八七，《静清学案》。

［9］（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经传阙疑》。

［10］《春秋本义·通论》，《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1］《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本义》。

［12］《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经部·春秋类三》。

［13］《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经部·春秋类·春秋三传辨疑》。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经部·春秋类一》。

［15］《朱子语类》卷八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春秋本义·原序》。

［17］《春秋本义·问答》。

［18］《春秋本义·原序》。

［19］《春秋本义·纲领》。

［20］《春秋本义·通论》。

［21］《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五。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三传辨疑》。

［23］《春秋本义》卷四。

［24］《春秋本义》卷二十一。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经传阙疑》。

［26］《春秋本义·问答》。

［27］《河南程氏文集》卷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8］《春秋本义·通论》。

［29］《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0］《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1］《经义考》卷一九一，浙江书局本。

［32］《宋元学案》卷八七，《静清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