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富：鄞州私人藏书文化的开创者

鄞州的藏书文化

朱国富

鄞州私人藏书始于宋代，有史记载的最早收藏书籍的是北宋的楼郁和陈谧，开创了鄞州私人藏书的先河。从此鄞州的私人藏书一发不可收，在历代私人藏书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明嘉靖年间范钦的天一阁藏书楼。

楼郁，宋皇祐五年（1053）进士，曾任江西庐江主簿之职，后因母亡回家丁忧，服满后失意致仕，赋闲在家，攻读诗书，并开始收藏书籍，渐聚渐多，达到万卷。楼郁的藏书中光抄本就占了一半。

陈谧性喜藏书，其子陈禾，元祐初试国子监擢第一，元符三年（1100）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其孙陈曦，绍兴八年（1138）进士，先知休宁县，后知濠洲，政称第一，召拜翰林学士。上疏言四镇五帅之计，甚得高宗赞许。陈禾父子，从政之余，继承和发扬了家庭的藏书之风，成为当时鄞州私人藏书第一家。陈曦著有《藏书记》，记载了世代藏书的全过程。

到了南宋中期，鄞州私人藏书蔚然成风，以楼钥的东楼和史守之的碧沚收藏最富。东楼位于月湖的竹洲，碧沚也在月湖，位于芳草洲，这两家藏书楼的数量均超过1万卷，而且都地处月湖，故有“南楼北史”之称。

楼钥（1137-1213），字大防，又启伯，自号攻媿主人。其资禀高明，仪表俊整，只拘大节，不计小事。从小喜欢读书，潜心经学，融贯史传，又识古文奇字，多才多艺，满腹经纶。隆兴元年（1163）考进士时，文章极佳，本可名列前茅，但在对策时偶犯忌讳，被降为末等进士。楼钥任过宗正寺主簿，又出知温州，迁给事中，后又改任显谟阁直学士，出知婺州，又调任知宁国府。楼钥知政期间，鄞政爱民，告老归家后，家居十三年，读书养身，闭门不出，韬光晦迹。楼钥因才能和品德，重新被朝廷起用，任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迁端明殿学士。嘉定初年同知枢密院事，升参知政事，又授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楼钥性乐易，善奖掖后进，不掩人之善，喜藏书，聚书逾万卷，皆亲手校雠”。

史守之，字子仁，史弥大之子。以承事郎监平江府粮料院。跟随杨简、袁燮四处游学，非其叔史弥远所作所为，以朝奉大夫致仕。史守之中年避势远嫌，退居月湖。著有《升闻录》，杜门讲学，宋宁宗御书“碧沚”二字赐之。后史守之闭门谢客，开始收集大量的孤本珍本，很快家中藏书超过万卷。吴中藏书家有“旧学史氏”及“碧沚”藏书印的，均是从史家流传出去的史守之的藏书。

元代藏书一度衰落，唯独留下袁桷藏书楼。该藏书楼位于县城学士桥，其藏书数量“甲于浙东”。应伯震筑花屋书院，于其中藏书五千卷。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鄞县南门人。因父袁洪曾在外任职，故袁桷生于钱塘。袁桷天资聪明，少负异才，幼年丧母，为学清苦，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初从戴表元学，后拜王应麟为师，从小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又与诸硕儒交游，遂博闻广记，长于文学，精于史学，在元初为一学术大家。大德元年（1297），荐为翰林国史馆检阅官，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又迁升修撰。后又迁侍讲学士。泰定元年（1324）辞官归乡。袁桷在朝二十余年，朝廷制册，勋臣碑板多出其手，其文章博硕伟丽，又工书法，融冶晋唐诸家，自成一体。辞官归家后，修建南园，建造“芳思”亭，读书其中，倒也安逸。袁桷著述丰富，所撰延祐《四明志》二十卷为著名宋元的“四明六志”之一，成为浙东地方史的重要文献。此外，还著有《春秋说》《五朝实录》《读书记》《清容居士集》等十余部。

明代的私人藏书又开始复苏，嘉靖年间的范钦建造了“天一阁”藏书楼，收藏图书七万余卷，其丰富的藏书以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为主要特色，别具一格。范钦由此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藏书家，“天一阁”也成为我国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此外，丰坊的万卷楼、范大澈的西园、陈朝辅的四香居、陆宝的南轩书屋均负有盛名。

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明正德元年（1506）九月十九日生，嘉靖七年（1528）举于乡，嘉靖十一年（1532）成进士。先后任湖广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江西袁州知府、按察副使、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等职，嘉靖三十九年（1560）升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去官归家。万历十三年（1585）九月二十八日卒，享年80岁。

范钦自幼喜爱读书，后又开始藏书，从政之余的最大爱好就是每到一地，收集各种典籍。辞官归乡后，更集中精力从事抄书、校书、刊书等文化活动。明人沈一贯说：“司空公于书无所不蓄”，嘉靖四十年（1561）范钦在自家的住宅东边建造天一阁藏书楼，历时五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天一阁藏书楼全面竣工，收藏图书七万余卷。

范钦用他毕生的精力和财力创建了天一阁藏书楼，为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独具匠心，精心设置了各种书籍的防护措施，为书籍的永久保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百多年来，历经战火及各种自然灾害，大量的藏书均安全地保存下来，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成为中外藏书史上辉煌的一页。

范钦为了把天一阁的藏书保存下来，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为了防火，他把书楼和住宅分隔开来，书楼四周留有空地，楼前挖池，又严格规定禁止烟火入内。“天一生水”的楼名也有讲究，千方百计隔绝火源。为了保证书籍的完整性，他规定代不分书，把天一阁藏书作为单列的一份财富留给后人。相传“侍郎二子方析产时，以为书不可分，乃别出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因次子已死，媳受银万两，而由长子大冲继承图书，藏书才得以完整保留至今，成为美谈。

清代的私人藏书方兴未艾，仍然十分兴旺。有了明代的天一阁，以后众多的藏书大家，没有一位能超过它了，但在鄞州最终还是涌现了十多家私人藏书楼。在这些藏书楼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万斯同的寒松斋、陈自舜的云在楼、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的抱经楼、徐时栋的烟屿楼等，可以说层出不穷，各具规模。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万泰第八子。幼时贪玩，天资聪颖，读书刻苦，十四五岁时就把家中丰富的藏书读遍，而且“皆得其大意”。后又专攻“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都能成诵，显示了不凡的记忆和才华。后师从黄宗羲，学业更有长进，他是继黄宗羲之后第一个破例登上天一阁，被允许翻阅藏书的非范姓学者。在天一阁藏书楼除了不断汲取营养，扩大知识面外，万斯同大开眼界，从而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藏书，最后使寒松斋藏书多达十余万卷，可惜的是被其弟子钱名世巧取豪夺，毁于一旦。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学者称谢山先生。洞桥镇沙港口村人。生于月湖边桂井巷。4岁入学，资禀甚悟，初读经子诸书，便能粗解章句。8岁时已能读《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史书。雍正十年（1732），全祖望应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其行卷，大加赞赏。他还到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楼等处搜阅秘本，丰富自己的知识。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入庶常馆，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和李绂共借《永乐大典》，每日必读二十卷，还把其中珍贵之处抄录下来。全祖望的祖父全大程受上代影响，酷爱藏书。手头宽裕时，购买各种古书，无钱购书，便动手抄录。父亲全书也是同样喜欢书籍，日积月累，家中藏书逐渐丰富，并把藏书处定名为双韭山房。全祖望辞职返乡时，一直住在双韭山房，一心读书写文章，同时不断扩聚藏书，最后积书数万卷，成为浙东有名的藏书家。(www.xing528.com)

卢址（1725-1794），字丹陛，一字青。出身于诗礼之家，平生博览嗜古，尤喜藏书，遇有善本，不惜重价收购。听到亲戚朋友有异本，必千方百计借来抄录，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十分投入。搜罗三十余年，聚书数万卷。按天一阁书楼式样，在县城石板巷建成藏书楼，书楼取韩愈寄卢仝诗句“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意，定名“抱经楼”。卢址对“天一阁”极为推重，把抱经按藏书也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按类排列，抱经楼藏书之丰富，可与范氏天一阁、郑氏二老阁相鼎足。乾隆年间，鄞县修县志，卢址尽出所藏，供修志参考。

抱经楼藏书主要得于全氏双韭山房，还有来自叶氏绿竹堂、黄氏千顷堂、毛氏汲古阁、汪氏古香楼等。既丰富了自家藏书，又保护了一大批古籍善本。其中宋刻本开庆《四明续志》十二卷、宋乾道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金刻本《经史类证大全本草》存二十三卷；明抄本《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册府元龟》一千卷，以及《十四朝实录》等。以上这些书籍多钤“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可惜卢址晚年双目失明，为了读书，派人在旁朗诵，他专心听之。抱经楼藏书于咸丰时太平军进城之际，被游民盗窃一空，后由鄞县人杨坊以银2600两收回其部分藏书，以归卢氏，清末犹存2100种。1926年，卢氏后裔以2万元售给上海书商，至此卢氏藏书全部散失。

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号柳泉，学者称柳泉先生。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两次考进士不第，即不复应试，后以输饷授内阁中书。徐时栋是浙东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自幼聪明好学，家有藏书数万卷，读之不够，又逐渐增添。他曾说：“吾十龄外即喜聚书。”其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竟购书十万卷，尽发而读之，广采博览，受益匪浅。

徐时栋藏书与读书的地方，开始定名为恋湖书楼，年轻时曾撰有《恋湖书楼诗余》二卷。徐煜昌《四明恋湖书楼记》的描述是：“凭槛远眺，湖光一碧如万顷琉璃，玲珑四映。凡志所称花屿，柳汀、碧沚诸形胜，无不争妍献媚于其前。”因藏书楼在月湖的烟屿，后又改名为烟屿楼。据传徐时栋勤奋好学，读起书来，常常是彻夜不寐。湖边早起的渔民总可以看到烟屿楼的灯光。正像他在《五十七岁小像自记》中所说：“四十年来苟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释卷也。”

徐时栋爱书如命，立有烟屿楼书约，规定：“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抓伤，勿夹别纸，勿作枕头，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并把书约刻在木章上，木章分五行，竹简式，用蓝色盖印在每册书的上面。徐时栋用自己的财力和心血积聚来的藏书，两遭兵火，一再被毁。但他始终不渝地失而复聚，从烟屿楼到城西草堂和水北阁，直至生命的最后，与书为伴，自得其乐。

清光绪十年（1884），宁绍台道薛福成用洋药税款购置典籍，在后乐园设藏书处，供士人阅览；1913年，六邑公会在后乐园新建薛楼，将薛福成、吴引荪、喻庶三和教育工会购赠图书收入其中，向社会开放，成为鄞县第一个公共藏书楼。1922年，鄞东大堰村戴东原兄弟在东钱湖滨创办私立邻湖图书馆，成为乡村私人图书馆之首家。1927年，鄞县私立甬江女子中学设学校图书馆。1930年，县政府设立鄞县县立流通图书馆，设总馆于教育局内，另设八个分馆于各区中心小学；次年，与宁波市立图书馆合并，建立鄞县县立图书馆，共有藏书2700多册，成为鄞县第一个官办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创立，使鄞州的藏书文化从私人藏书封闭式的管理状态，逐渐向开放式的方向转变，藏之以学，藏之以用，服务大众，面向平民，蔚然成风。

在私人和公共图书馆创立的同时，鄞州的私人藏书一直没有停止过，仍在继续。其时私人藏书则以张寿镛的“约园”（在上海）为最丰，藏书总量为16万卷之多。

张寿镛（1876-1945），字伯颂，号约园，鄞县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县学生员，二十九年（1903）中举人，以候补知府分发江苏，任江苏淞沪捐厘总局提调。1910年，任江苏度支公所科长。不久回宁波任宁波政法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等省财政厅厅长、财政部次长等职。1925年创刊办光华大学，任校长20余年，并亲自任教讲课，其讲稿后被辑为《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经学大纲》等。其著述有《约园杂著》《约园诗文选辑》《乡谚证古》等。

张寿镛自1930年起致力于搜集宁波地方历史文献工作，其博采广收，历时十余年，汇编成《四明丛书》共八集（原计划出十集）。到第八集刻印未半病逝，后由其子星联、芝联等续成。《四明丛书》搜集之广、卷帙之巨，为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很有文学和历史价值。

张寿镛不但是一个大学者，而且是近代鄞州的一位大藏书家。张寿镛年轻时即开始收藏图书典籍，从政之余常以藏书自乐。自以为“由鄂调燕此数年最无足述，然收罗书籍之多，实在数年中。随得随读，以补历年仕途中未读之失”。民国《鄞县通志》称：“（张寿镛）自幼好书，弱冠至壮所得皆文集也。后需次吴垣，三年在浙，三年在鄂，政务杂冗，无暇购书。购收之广，盖自庚申年始，善本之得亦肇于是。乙丑而降，久居上海，所获益精，而以己巳之收购陶氏涉图书，庚午之收购歙县宋氏一览楼书为最富者。自庚辰以至壬午，访书所得，及故家抄本，皆录焉。积五十载之时光，储十六万之卷轴。”由此可见张寿镛藏书之执著和艰辛。最后约园藏书16万卷、共4万余册捐赠北京图书馆，部分归中国社会科学院。

曹炳章（1877-1956），字赤电，鄞县曹隘村人。出身经商家庭，14岁随父到绍兴，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工作之余钻研中医，后从师名医方晓安，历时7年之久。曾主编过《医药卫生报》《浙江中医药》月刊等。曹炳章从医之余，专门收藏中医类典籍，他的收入除保证日常开支外，均用来购买医籍，曾在鄞县、绍兴等地搜得3500多种，后又向上海、北京、南京、苏州等地收集。并把藏书处称为“集古阁”。

自民国三年（1914）起，曹炳章费时20余年，苦心收藏了几千种中医药古籍，编辑成我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医学丛书《中国医学大成》。该书1936年由大东书局出版时，中医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誉为“集医学之大成”。其著述之精、校勘之丰在同时代医家中首屈一指，主要得益于他的治学之严谨和收集之广泛。曹炳章所藏医书于1952年全部捐赠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共有3400多种。

马廉（1893-1935），字隅卿，别署平妖堂主人，鄞县人，近代藏书家。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总务长，又任北师大教授，主讲中国小说史。马廉的藏书以戏曲、小说为主，因旧时这些书籍不为人们所重视，其藏书处被称为“不登大雅之堂”。又有藏书《三遂平妖传》，而号为“平妖堂”。马廉共有藏书928种、5300多册，全部售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其著述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鄞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曲目录》《鄞居访书录》《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等。

在鄞州的近代私人藏书中，可以说是人才济济，除了以上几位以外，还有张之铭、李庆城等人。张之铭（1872-？）字伯岸，号遁翁，鄞县人。曾侨居日本东京横滨数年，喜好藏书，其藏书分在两地：一是日本，二是上海。藏书处称为“古室”。国学大师章太炎撰有《古室记》。民国《鄞县通志》对张之铭的藏书也有记载：“之铭于书惟粗涉其大意，不甚求解，而嗜之逾于性命。”

萱荫楼的主人李庆城（生卒年不详），字连璇，先后供职于浙江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李庆城也是一位近代藏书家，他的藏书大多得于同里蔡氏墨海楼。因蔡氏经商失败，欲出售全部藏书，李庆城斥巨资将其全部购入，并在其东楼设立藏书室。

抗战时期，李庆城为防藏书散失，由其弟李庆坤将藏书运至鄞县凤岙，逃过一劫。1942年又运回宁波。全国解放后，李庆城把私家藏书2800多部、3万余册，全部捐献给国家，由浙江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