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自知，塑造认知者

改善的自知

改善的自知能造就更好的认知者，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在“证明”一词的通常意义上被证明过，那么我为什么敢公开宣称这种观点呢？

我举例来说明我的依据。数以千计的临床经验，每一个患者和每一个医师之间的交谈，以及医师个人的报告，对大多数有常识的人，这种经验就是一种知识，尽管它只有比较低的可靠程度。

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一“真理”的信念一定会强固得多，如果有一个仔细计划和设计的实验能在统计上说明那些健康的科学家比那些不很健康的科学家更优越，或说明那些曾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科学家显然更优越，等等。

与“临床经验”相比，这样的论据更可靠一些。但在缺乏这样的实验时，假如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的论据所能保证的信念强度，又假如我们能彼此指明这一点，我们就不是现实的和科学的吗？

知识是永无止境的，也只能说用掌握知识的程度来评价。知识的增进或可靠性的增强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些。一个案例比无案例强，两例比一例强。不论一般的知识或特殊的可靠性问题，都不是全或无的问题。在知识的大陆和非知识的汪洋中，决不会存在明显的“分水领”。

一些人认为坚持“科学的”知识必须是清楚的，明白的，不模棱两可的，无差错的，可证明的，可重复的，可传达的，合逻辑的，合理的，可语言化的，能意识到的。如果它不是这样，它便不是“科学的”，而是别的什么。

但关于科学的初期阶段，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关于上述最后形态的前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身内部很容易体验到知识的开端，我们又如何说呢？

事实上，最先感觉到的是不安——心神不定，不愉快，觉得有什么不对头。这种不安感能在找到它的解释之前到来。我们的感觉假如用语言表达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不对头，但我知道那是什么。”

甚至更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感觉可以成为全然无意识的，或仅仅半意识的，它只有在以后某一时刻回顾时才能意识到。

这样的开端，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预感、猜测、直觉、梦、幻想以及模糊的、尚未语言化的“预想”。我们被偶然的联想沿着某一方向或另一方向送到远方。我们可能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得到一个答案，然后进行验证，结果可能是对也可能是错。

在我们身内的或我们和他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往往是模糊的，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不合逻辑的，甚至不合理的。它可能躲藏在形象化比喻中，隐喻中，类比中，等等。(www.xing528.com)

我们可能意识到有点门路而开始探究，并像一个诗人那样谈论它，而不是像科学家据认为应该那样的去谈论。于是，我们可能更像一个医师或一个冒险者或一个教师那样行动，而不大像是传统的科学家。

对于那些精神分析的词句、物理学的类推和比拟，使抽象概念形象化、拟人化的说明和半神话的存在。我们能很容易地从已完成的和精微的科学的观点批判这一切。

不过，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看法是，这些说法是传达直觉的、临床的感受的摸索活动，那是还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表达的。它们是现阶段知识发展所能做到的最佳表达。

最优秀的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如果面对的任务是描述移情或压抑或焦虑等现象，也不会做得更好。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并曾由成千上万的患者体验到并以某种形式报告过，它们也曾以某种变式为成千上万的心理医师所目睹。但现在还没有可能做出明确描述，甚至在描述的用语上也不能得出一致的看法。

实验室的科学家对这一切提出最终批评就是一种谴责，因为知识的终极形态还没有达到。这就是为什么初步的知识很容易拖泥带水和模糊不清的原因。这是知识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段，没有什么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要做事情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生物学会越弄越枯竭，除非它变得更能接受出乎意料的现象，在已知事实基础上尚无法预测的现象。科学不是仅仅靠归纳、分析知识前进的，富有想像的思辩智慧是首先到来的。证实和分析的突破是以后的事。

想像依赖于感情和理智的自由驰骋，这能使我们的智慧接受来自这个世界的种种印象，把世界作为一个使人迷惑的、强大的但丰富多彩的整体来接受。我们须力求再一次体验科学青年时代的承受力，那时赞美奇迹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

鲍德莱对于艺术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天才是青春的再现。”说得更平淡些，我觉得，多数的情况是创造性的科学活动先于确立理论的操作，两者在一起造成科学。

科学各个领域中都有许多杰出的实验家曾说明他们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分析的、幻想的领悟决定的，同样的历史也表明，多数专门的科学理论都是逐渐地从粗糙的直觉的草图中涌现并发展形成的。这样看，承认草图或发展新概念的最初几步更接近的是艺术的觉知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

假如这一事实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那些批评家，带着激动的心情甚至很快就能做出有关批评家的精神分析解释，而不是以逻辑的论证回答他。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到，这些批评家往往需要简洁、准确或严密，不能容忍这些特征的缺乏，他们只挑选那些已能满足这种标准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实际上他们的批评可能发展到拒绝研究问题的本身。他们批评的对象可能并不是你的方法论，而是你这个人，因为你提出了那个特殊的问题。

需要简洁和简单的科学家通常会很清醒地避免谈论人本主义的和个人的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表明偏爱简洁而不是寻求关于人性的新知识，这是成为回避难解问题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