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 未来
39.对宇宙蛋上的裂缝的进一步研究：约瑟夫·奇尔顿·皮尔斯的新书探索着超验的生物学辛西娅·洛根
觉得那些电话推销员很烦人是吧？他们（更不用说那些电脑自动控制的电话推销了）能够激怒我们中间最有礼貌的人。但是这都无法与五十年前，一个家庭所遭遇的麻烦事相提并论。半夜的时候被门前一直不停息的敲门声惊醒，房子的女主人终于把门打开以后，发现最近刚崭露头角的作家约瑟夫·奇尔顿·皮尔斯（Joseph Chilton Pearce，《宇宙蛋上的裂缝》、《神奇的孩子》、《革命的终结》等书的作者）正站在那里。皮尔斯是来推销银器的，他受到了一股他称之为“不冲突的行为”的鼓舞，他后来承认当时他感觉到了一股力量，当然他错误地运用了这股力量。
当这个愤怒的母亲、睡眼惺忪的女儿和迷惑不解的父亲站在他们的客厅里盯着面前摊开的一堆闪亮的银器时，皮尔斯感觉到他的肾上腺素正在上升，他觉得这笔买卖一定可以成功。他回忆道：“每一次这个妻子对丈夫发火，怒吼着‘把这个小老鼠赶出去时’，我都感觉到了一阵兴奋，我忍不住开始大笑，一直笑到眼泪都出来了。我笑得越大声，这个母亲变得越生气，而父亲和女儿则看起来越迷惑不解。他们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他们就会越脆弱。”最后，皮尔斯带着一大笔订单和预付的定金离开了这家人，在他离开的时候，这对夫妇手挽着手把他送到门口，还一再叮嘱他以后再来玩。“我意识到，当普通人处在不确定、怀疑、害怕等复杂矛盾的精神状态时（这就是我通常的精神状态），他们面对不冲突的行为，不仅毫无力量，而且还会严重被这一行为所吸引。”
皮尔斯开始意识到：“现实的结构是可以改变的。”在他22岁的时候，他有过三次昏倒的经历，每一次昏倒他都感觉到他的意识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去了别的地方。后来，他白天在大学里学习，晚上则工作八个小时的夜班，每周六天，没有间断。他发现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入“不冲突的状态”。于是，他的身体十分清醒地在一旁检查着他被指派给的机器，而他的意识却在另外一个地方，补充着他需要的睡眠。这样的安排效果很惊人：其他许多工人每个晚上都会被无数次的要求重新检查，但是皮尔斯却一次错误都没有犯过。
这类经验（还包括其他的经验）使他完成了他在70年代时的畅销书：《宇宙蛋上的裂缝》（The Crack i n the Cosmic Egg），这本书开始写作于1958年，出版于1970年。“裂缝”指的是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所说的“一立方厘米的机会”，和狄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所说的“间隙”，在一瞬间的时间（我们所说的是十亿分之一秒）中，我们可以进入意识的另一种状态，进入一瞬间的超验性思想当中。这听起来很荒诞，但是皮尔斯说当我们完全接受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生命的另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历史上的许多人都曾经描述过的。而且，在他最近的一本著作《超验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Transcendence）里，他宣称我们生来就是要超越我们目前的进化能力和局限的，同时他还解释了他所谓的“头脑”（head brain智力）和“心脑”（heart brain智慧）二者之间的动态联系，他说：“智慧联系着生命最深的直觉，联系着我们存在的根本。”
图39.1. 重要思想家、作家、主张教育革新的约瑟夫·奇尔顿·皮尔斯（照片由欧文·S·彼得森提供）。
“智慧存在于我们生命黑暗、神秘的内部。如果我需要用二元论来划分的话，那么智慧从本质上来说是阴性的。它是主观的、内倾的。在另一方面，智力则是客观的，向外的，在表面上影响我们的。智力以大脑为中心，是分析性、逻辑性的线性的。它总是在提问题，喜欢把事物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新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它具有创造性。以脑为中心的、客观的智力是智慧的一种高度具体化的形式，也是我们进化取得的最新成就。”他还说道，智力必须和我们的心一起合作，而且如果低级的大脑结构要求比本身必需的更多的关注，那么智力会受到阻挠。
目前的生物学认为我们的大脑具有四个神经中心：第一个是脑干，或者叫“爬虫类脑”；第二个是在中部，或称为“缘脑”（因为处于脑干边缘，因此得名）；第三个是前脑，或称大脑皮层；以及第四个前额叶。皮尔斯认为，最后这一个负责了我们超越的能力。最新的前沿神经心脏学认为我们还有第五个神经中心——位于心脏。
很早以前，皮尔斯就开始对心脏感兴趣，他认为心脏“远远不止是一个水泵而已”。1995年的时候，皮尔斯造访了位于加利福利亚博尔德河的心脏数学研究院，他说：“他们从全世界搜集各种研究资料，其中包括一卷从牛津大学搜集来的又大、又厚的医学资料，名为‘神经心脏学’（Neurocardiology）。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发现，远比在量子力学里发现非定域性更让人吃惊！”
皮尔斯概括了这门新学科的三个主要发现：1）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心脏细胞属于神经细胞，与大脑里的神经细胞一样。2）心脏是我们身体里最重要的内分泌腺，它产生了大量的激素，影响着我们身体的运行。3）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产生2.5瓦特的电子脉冲，由此产生了一个与地球磁场相似的电磁场。他的新书里包括了许多心脏数学研究院提供的图表，而且详细地解释了所谓的“定格”（Freeze-Frame）程序：当我们处于压力当中时，一种用来获得心脏智慧的方法。
皮尔斯认为不管我们是要获得超越的体验，还是要铭记我们的文化对这个星球的暴力危害，获得心脏的智慧都是非常重要的。他说道：“我们对自身的暴力、对这个星球的暴力，大大地嘲弄了我们所有的伟大抱负。最新的研究发现如果我们要解决我们文化中所存在的病态暴力，我们就必需弄明白新生婴儿、孩童他们的和平行为和暴力行为是怎样编码形成的，以及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皮尔斯认为，大脑的生理结构实际上显示了一个人的兴趣癖好——他的著作里包含了一幅“普通”人的大脑扫描图，和一幅暴力成性的人的大脑扫描图，两幅图差别非常大，相当令人吃惊！
皮尔斯于1926年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派恩维尔市，他从小就狂热地喜爱着圣公会教堂，而且一直是“西南维吉尼亚教区最虔诚的侍僧”。他后来拿到了南部地区最好的私立中学的奖学金（随后是大学奖学金和神学院奖学金）。不过，他的母亲站出来干预了他的未来。他回忆道：“她提醒我，我们全家都是从事媒体工作的——她的兄弟和父亲，以及我的父亲——都是编辑和作家。”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严重的干预了他的未来。他的青春期后半段全是在陆军防空部队度过的，那时的他在为《我们为什么要战斗》这类电影抹眼泪，这个电影主要表现了各种暴行，用来激励未来的飞行员和炮兵队员面对各种大规模的战斗。
在空闲的时间，他读了威尔和艾丽尔·杜兰特（Will＆ Ariel Durant）所写的历史书籍。他说道：“我在荧幕上所看到了那些恐怖景象，和这类书籍所具有的智慧的洞察力，让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无神论者。然而，我还是秘密地热爱着耶稣，而且以一种非常浪漫的方式来想象着他，许多年里，这就像是在内心保持着一份秘密的爱一样。我对上帝有很多质疑，但是对耶稣，这个最伟大的人、我们最伟大的榜样，我从不质疑他。”
战争结束之后，皮尔斯在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研究机构里继续了自己的高等学业，他去了朱利亚音乐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洛杉矶音乐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日内瓦神学院，拿到了人类学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后来就在大学里教授人类学，一直到1963年。此后，他出版了七本著作，而且在美国的许多著名大学都演讲过，还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加拿大、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和泰国的一些著名大学。
皮尔斯的妻子在35岁时就去世了，他成为了四个孩子的单身父亲。在此之后，他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超自然事件，致使他“几乎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不过，又是一系列的奇迹让他保住了他的工作、他的孩子，让他能够继续写作。后来，他再婚，又生了一个女儿，现在这个女儿已经21岁了。现在，皮尔斯住在维吉尼亚的蓝色山脊地区，他很享受和十二个孙子孙女一起的生活，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的大多数孙子孙女都是在家里出生的，就像他的大多数儿子女儿一样。自然生育、母乳喂养，以及华德福教育(1)（由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创建，皮尔斯对其评价非常高，认为它是未来教育的体现），华德福教育是皮尔斯认为唯一不需要被摧毁的一种教育形式，在他看来，它对精神性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在他的书里经常都提到这个教育法。他说道：“我的七本书、儿童发展的四个中心，已经被很多大学的课程所采用了。”
的确，皮尔斯这个瘦小的男人，是孩子们的一个巨大的守卫者，他一直领导着人类发展运动——许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他是瑞士荣格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印度超个人心理学的第七次年会上作了题为《人类发展的新模式》的发言；牛津大学请他为现代分娩技术对智力发展的影响做了演讲；在加拿大政府发起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上，他和土著美洲人一起讨论怎么防范暴力和滥用药物。索尼公司举办了一个为期十七天的系列讲演，主题是日本的未来教育和夏威夷的预防犯罪委员会，邀请皮尔斯来讨论了目前在那里引起犯罪和暴力的因素。路易斯安那州发起了一个关于美国家庭所面临的犯罪的演讲；哈佛大学、加利福利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三个不同部门分别发起了与他的工作有关的教育研讨会。加利福利亚政府（前施瓦辛格政府）邀请皮尔斯为他们的两个立法项目进行演讲，这两个立法项目是关于儿童和家庭所面对的挑战的。去年，哥伦比亚大学也邀请他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的教育。
不过，他仍然有时间去从事他认为具有特殊价值的事。他以社会的方式来定义文化，认为文化是一种“学会生存的战略知识，我们通过教育和示范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文化就其本身来说，是由我们的爬虫类脑干来驱动的，它同时连接了我们反射性的、基本的防御生存本能。另一个方面，一个社会，则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性”的内容：艺术、文明、有教养的行为等等。因此，他表达了他的观点——关于将孩童们错误地“社会化”的观点，尤其是当孩子们第一次探索这个世界时，我们不应该总是对他们说“不！”他说道：“当我们听到那些我们无条件信任的人对我们做出负面的评价时，我们的内心就会经历复杂的冲突和自我蔑视。”
这种负面的评价最终导致了我们文化的形成，皮尔斯说道：“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新闻，基本都是负面新闻。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新闻、电视、政治、经济、生态学、健康、教育或者宗教，如果不是以负面的消息来吸引我们，我们根本不会去注意它。”他同时还提出了在我们的婴儿时期，缺乏养育、爱、活泼玩闹的行为，以及母乳喂养都会造成一系列的大脑反常、以及抑郁、好斗、不能控制自我、滥用药物、肥胖和暴力。
让我们再回到心脏的（阴性）智慧，这同时也是女性力量的回归，特别是涉及到繁殖、生育和抚养时，皮尔斯希望女性是人类未来之“心”。他把这称为“夏娃的复活”。创作《夏娃的神秘嫁妆》（The Secret Dowry of Eve）一书的格林达·李·霍夫曼（Glynda Lee Hoffman）认为夏娃产生于亚当之前。皮尔斯戏谑的说：“只要是个生物学家，都确信这一点。”他同时还引用了柏拉图的名言：“给我一个新的母亲，我就给你一个新的世界。”母亲的角色就是他所说的“大自然的必然模式”。
他说道：“发展需要一种可以促使大脑获得能力的模式。如果没有这种模式，就没有发展。人、自然和这一模式的特性决定了人、自然和智慧的发展。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得是这样的人。”
虽然，皮尔斯后来也研究过穆塔南达尊者(2)，与SYDA瑜伽教派基金会合作了十二年，而且他认为大多数有智慧的人都有过超越的体验，但是每当皮尔斯想要描述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时，他还是会回到他幼时的英雄那里去：“现有的文化既孕育了宗教和神话，同时也被宗教和神话所孕育，作为一个新的智慧进化的模板，耶稣因为现有文化的作用，而遭遇了、或一直遭遇着一个无情的命运。但是对我们来说，十字架既象征着死亡，也象征着超越——我们文化的死亡和我们对它的超越。如果我们把十字架从它的宗教神秘性和《圣经》神话传说中提取出来，十字架就是我们文化宇宙蛋上的一个裂缝，它打开了我们对自然的新的看法，是我们文化发展的真正方向。”
虽然，他还没有网站，但是你可以登录迈克·门迪亚（Michael Mendizza）为“接触未来”创建的网站在线了解一些皮尔斯的观点。（ttfuture.org——select“Joseph Chilton Pearce”）
40.质疑公认的现实： 一个最新的流行电影让人们开始思考那些不能思考的问题 帕特里克·马森勒克
电影《我们到底知道多少？》让人们讨论了是什么构成了现实，以及我们的意识对现实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部电影以量子物理学为切入点，试图建立一种另类的宇宙观。这部电影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其实很简单：我们的意识确实在我们所经历过的现实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个信息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像一神论教会、巴哈伊宗教(3)组织，以及意念科学协会(4)这样的团体都认为这个电影所表达的内容与他们的信仰相符。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保守的宗教、主流科学界和心理学家则认为这部电影错误地阐释了科学，是在误导观众。
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一般意义上的量子物理学——是怎样质疑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现实，以及是怎样颠覆我们的信仰的。稍后，我们会给你一个简单的练习，你可以自己来挑战你对现实的理解。
在量子理论中，有很多关键的概念都在威胁着主流的唯物主义观念，而后者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关键的概念包括：构成现实的基石不是物质，而是量子，也即一团又一团的能量或信息；现实依赖的是事件，而不是事物；量子事件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更准确地说，一切东西都天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事件具有互补性，我们必须用既是身体的、又是能量的方式来描述它们；最后，量子事件具有一个奇怪的特性——观察者的意识往往会影响量子事件。
正如电影里所展示的那样：观察者效应通常被用来作为那些非唯物主义者们的“依据”——那就是，意识非常重要，它并非仅仅是我们大脑的副产品。在量子物理学中，意识和物质是互相联系的。科学唯物主义者——那些无条件的坚持物质第一位的人——很讨厌这样的联系。意识的地位现在变得越来越高，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在两个阵营里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的原因。
量子物理学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与我们曾经被灌输的什么是现实的观念完全不同。即使是那些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也会发现短时间里很难掌握非定域性、量子相关的、宇宙的基本不可预测性这类概念。就像这个电影所做的那样，当我们认真思考这类问题，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质疑我们公认的那些关于现实的真相。这一整个思考的过程会严重颠覆所有我们认为正常的观点，也许会让人很不舒服。
图40.1. 在《我们到底知道什么？》的电影中，由马莉·马特林（Marlee Matlin）表演的怎样通过图片与阿曼达（Amanda）建立大脑的精神联系。
心理学家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创造了一个词汇：公认的现实导向（Consensus Reality Orientation，简称CRO），用来指称我们普通的、日常的意识。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精神催眠。当我们被催眠的时候，它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去，同时也会将我们限制到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中。这种文化催眠比我们曾经有意识地接受过的任何建议、催眠都更加强大和彻底。我们当前所接受的唯物主义观点已经统治世界超过三百年的时间了。这种公共的催眠从我们出生就开始影响我们，贯穿了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在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时达到顶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另外的世界观的原因。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科学家通常就是最坚持“公认的现实导向”的人。
当然，总是会有一些人提出一些与公认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这通常会引起相当严重的后果。两千四百年前，苏格拉底的思想被人们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被判了死刑。他的学生柏拉图因此提出了“洞喻”，他让我们想象人们都被限制在一个洞穴里，只能看到一个影子的世界。他的这个寓言故事无疑是对社会“公认的现实导向”所作的评论，同时也指出了要改变思想是多么的困难。如今，为了维护文化的CRO，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压力。不久之前，一个敢于冒险提出非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家，很快的就被拉入了黑名单，变得声名狼藉。给一个科学家贴上“疯狂”的标签就如同判他入狱一样。
改变CRO有着十分强大的内在困难。那些经历过濒死体验的、灵异事件的、或者宗教觉醒的人有时会出现精神和情感上的不稳定。一方面，他们也许会感觉完全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无法交流他们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们也许会遭到压制、批评和嘲笑。不幸的是，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自我毁灭和死亡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而另一些人，也许会重新获得健全的理智，但是却很难再掌握它。就像在你清醒了之后，很难继续做之前的梦一样。如果一个经验无法融入你个人的、或者文化的CRO，那么它就很难被记住。
图40.2. 作家、教授查尔斯·塔特是国际著名的超个人心理学研究家、通灵学研究家和精神状态改变研究家。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来自于其它的“公认的现实导向”的深刻经验，那么这些经验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一分钟“灵魂出窍”的迷狂体验可以产生一个能够延续一生的全新的目标感。
如果我们对这部电影、或者对量子物理学的含义有着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反应，那么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我们的反应也许会让我们接触到我们的“公认的现实导向”的最基本的假设。问题也许就不是“什么是现实？”而是“如果我们总是通过我们个人的‘公认的现实导向’这个过滤器来感知事物，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现实呢？”我们都根据我们自己内在的“公认的现实导向”来接受或者抵制不同的思想。当我们想要相信某件事时，我们就相信，根本不会考虑那些相反的证据。琼斯镇上的那上千名吉姆·琼斯(5)（Jim Jones）的追随者显然相信他们正走在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上。我们这些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当然不可能理解他们选择死亡的含义。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是幸存者，我们肯定他们都是错误的。
当我们改变想法的时候，我们会从每一种“错误的”催眠中走出来，我们能更好的理解现实，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在一个更真实的现实当中。在这一过程当中，每一次“公认的现实导向”的改变，都会成为一个新一轮的催眠，否认之前的所有判断。就绝对的真实而言，没有任何观点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只知道阴影，那么阴影就是真实的。只有传统的理性主义才会寻求对绝对真实的具体化，妄下判断。如果意识是制造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总是在改变我们的意识和观点。谁能肯定我们当前的“公认的现实导向”是真实的呢？
那些属于新时代运动的人认为这部电影再次确认了他们所了解的现实，或者说确认了他们想要去了解的现实。但是对那些唯物主义者来说，这部电影明显是错误的，它提出了一个威胁到现实的根本基础的危险思想。这两个结果都足以证明我们上面提到的关于“真实”的观点。
我们的意识很擅长于将这个世界融入于一个科学的思维模式中，知道这一点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能够制造一个观点、一次观察和一次经验，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是否符合这个观点。科学思维要求我们用真实的经验来检验我们的观点，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喜好。但问题是，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样的经验是真实的。在不同的“公认的现实导向”中，一个经验的真实性是不同的。唯物主义者说只有可以被客观研究的才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定理无法运用于那些无形的现实，比如重力、爱和意识。然而，科学家们却正是由此来决定重力存在的真实性和上帝存在的真实性的。唯心主义者则认为这只不过是意识而已，“我在”存在于所有的经验当中，这就是最终的“真实”。在不同的“公认的现实导向”体系中，以上两种观点都可能被看做是正确的。
量子物理学将科学家和唯心主义者拉拢到了一起。量子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深深地为意识如何影响现实而着迷。他认为我们的语言以一种强有力的、细微的方式将我们的世界建构为碎片化的和静态的。思想倾向于在我们的脑海中创造一个固定的结构，这会将动态的事物固定化。玻姆用一个慢动作的方式来说一个名词，这是指我们的思想是怎样缓慢地固定化的。举个例来说，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的这一页很显然是一个固定的存在，但是我们都知道就在这一刻这一页都在发生着变化，它无疑正处在逐渐变为灰尘的过程中。
在量子物理学里，单纯的对量子——能量和信息的最基本的组成形式——进行观察会导致他们要么进入一个物理电子学的领域，要么进入一个能量波的领域。与之相似的，我们的思想也将宇宙中无边无际的创造力变为了具体的客观对象，而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影子而已。当每次我们试图用语言来描述一个对象，或者思考一个问题时，我们就在进行着这样的变形。
只要我们继续用逻辑的思维方式来寻求现实，继续用语言来构建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永远处于局限当中。寻求一个“真实”的现实，同时就是建构一种思想，它限制了我们的意识。玻姆会说没有一种绝对真实的现实比得上一个真实的日出、一个吻和一首诗。我们所寻求的真实，实际上，也许就是一个不能被概念化的创造过程。动词“求真”（truthing）可能是一种用来描述我们所经历的更加真实、更加有意义的事情的更好的表述方式。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惊奇，为什么玻姆对量子物理学的研究会让他在后期转向了对意识和意义的研究。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在与人交谈时，或者在自然世界中，保持对我们思想过程的自觉意识，那么我们就能够学会怎样消除我们思想中固有的假设和信仰。玻姆的这种对话方式，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特殊的真实，也不是为了劝说他人接受你的观点，而是为了分享有意义的经验。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底知道多少？》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部分原因。这部电影就是为了获得这种开放式的对话，将我们从我们自己占主导地位的CRO中解放出来。不管我们想要提出的是什么样的真理或者还是非真理，任何意识的改变都是有意义的。
塔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集体无意识和催眠术，他发现当个体处于深度的催眠当中时，或者处于其他迷狂的恍惚状态时，他能够让超出他自身的CRO发生改变。我自己也是一个催眠术疗法治疗师，我在工作中见过类似的情况。当你重复的问一个正在进入催眠状态的人相同的问题时，比如说：“你是谁？”他或者她最初也许会回答你名字、工作或者其他身份标志，但是随着他或她的精神状态的改变，答案也会发生变化。在深度催眠当中，最初的身份标志会逐渐减弱，他会感觉到自己所具有的某种特定的身份和结构的限制在变少。在塔特所写的一篇关于深度催眠的论文里，他描述了他的一个病人怎样在催眠中变得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具有无限的潜能。他感觉到自己就是世间万物，毫无限制。他的经验无疑附和了量子领域里的量子潜能理论。(www.xing528.com)
量子物理学的批评家们宣称这一理论不能应用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当中。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客观的、物质的现实上，我们永远都不会看到量子效应。我们内心丰富的体验因为并非是理性、有效的，所以总是被忽略。但是神秘主义者们，那些处于深度催眠中的人们，以及其它逃脱了CRO的人们的经验确实反映了量子潜能。这些人也宣称，在决定什么是现实时，非理性的精神体验至关重要。
我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对我的病人的观察，清楚地知道改变CRO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改变观点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小的改变——濒死体验并不是一定的，也并非可取的——都让我们远离某一种特定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更能贴近生活。
我很感激这部电影让我们创造性的想象，让我们扩展我们自己的CRO。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我并不完全是靠理性思维来发现的相对论。”科学必须通过创造性和开放性来获得知识。我们必须体验其他的观点才能知道它们的价值所在。如果你只知道客观的理性，你就不会发现非理性的意义，不会发现催眠的意义，你也不会尊重这些经验。
这部电影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练习，用来体验一种不同的世界观。乔伊·迪斯彭奇博士（Joe Dispenza）说他是这样来创造他的生活的：“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按照我想要它发生的方式来创造我的生活。”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想象他是一个天才。然后他继续他的日常生活，等待着变化的产生。“在一天的某些时刻，我会突然出现一些惊人的想法，这些想法会让我的身体无缘无故地打了一个寒颤。”这些想法和感受证实了他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给了他创造现实的体验。
在我所教的自我催眠课上，我看到过类似的有意识的改变。一个学生制造了一个有效的自我暗示，他先是进入催眠状态，然后向他自己的潜意识重复这一暗示。接着，当他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时，他的行为会根据他的意图发生重要的改变。当然，以上的这些都不能证明意识会影响现实，但是有过这一经验的人确实感觉到他们能够更好的控制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开始了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和体验。这个效果是真实的。如果你练习制定一个目标，你也会感觉到你的思想在发生改变。这也是我为什么同时在练习和教授远距离观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直接感知某一事物强迫我脱离了分离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公认的现实导向”。
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是想要巩固你的“公认的现实导向”呢，还是有兴趣试一试其它的世界观呢？如果你想要改变，那么你就去看看《我们到底知道多少？》这部电影吧。现在这部电影的DVD也已经出了。你还可以去参加相关的讨论。不过要注意，如果你想要知道量子物理学所认为的现实，你还得有真正的体验才行。单单是讨论还是不够的。你必须寻找机会迫使你自己开阔视界，感受其它的观点。这也许不会是愉快的体验，但是它值得你去试一试。
我会用一个简单的、实用的练习来帮助你改变CRO。你需要准备一个辐射计、一个光源，以及一个开阔的心胸。辐射计是一种科学设备，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电灯泡，在近乎真空的内部悬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风向标。当光接触这个风向标的表面时，会让它旋转起来。然后你将这个辐射计放在一个位于光源下的平坦的、稳固的平台上。接着你就可以尽情地欣赏风向标的转动。不需要去控制顶上的那个光源，你可以用你的意念来让这个风向标停止转动。当我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风向标旋转的运动当中，我想象我自己和它融为了一体，在我自己的体内感觉到这一转动。当我感觉到这一联系建立起来时，我停止了我的想象，让我的身体平静下来，而这个风向标也随着我的平静慢慢地停止了转动。（知道怎样冥想，或者怎样自我催眠会更有帮助）。当它停止转动时，我亲眼见证了我的意图。你可以自己试一试，你也许还能发现一个更适合你的方式。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停止一个风向标的转动也许没有多大的意义。然而，通过这个练习，你可以认识到你的意识能够影响物理现实。这个认识有着巨大的意义，它说不定能改变你所处的现实呢。
41.从阿波罗到零点：什么时候在月球上行走才能成为再普通不过的事？J.道格拉斯·凯尼恩
对于身兼宇航员和灵异事件调查者两种身份的埃德加·米切尔（Edgar Mitchell）来说，上个世纪40年代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附近的一个家庭农场长大，对他以后的命运影响重大。举个例，在他去上学的路上，他会经过在此隐居的火箭专家罗伯特·戈达德（Robert Goddard）的房子，罗伯特在20年代鲜为人知的研究启迪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弹道导弹，也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米切尔自己的月球任务铺平了道路。这里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用木头和胶布做成的飞机可供飞行——对于一个年轻的、想要尝试的飞行员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米切尔的第一次个人单独飞行是在14岁时）。米切尔年少的时候，正是美国秘密开发原子能的时代，他亲眼目睹了布满白沙岛附近天空中的诡异燃烧，相当震惊。不久之后，另一个更加奇怪的事发生了，据说一个飞碟坠毁在了离他家只有几十英里的地方。这件事同样给米切尔的未来留下了影响的痕迹——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才渐渐显露出来。
图41.1. 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照片属于NASA）。
作为少数能够在外太空欣赏过地球的人之一、以及作为少数能够真的登陆另一个星球的人之一——就我们目前所知，全世界仅有十二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米切尔和另一位作家德怀特·威廉姆斯（Dwight Williams）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探索者之路》（The Way of the Explorer，纽约：普特南出版公司，1996）。这本书描述了许多在外太空和在地球上的与众不同的经历，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比权威科学机构告诉我们的更加神奇的和更加神秘的宇宙。在这一方面，大多数米切尔的同行都勇敢地承认过宇宙实际上远比我们知道的更加神奇。
在这本书里，米切尔详细地描述了他所经历的大量传奇的事件——全部是以科学的方式，比如他在月球上试图用心电感应的方式来和地球上的同事们交流，这个戏剧性的事件从未被报道过，然而，实际上，它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不过，他与无穷真正重要的相遇是在1971年的这次任务中，他在返回地球的行程上经历了一次永远改变他的生活的事。这次遭遇最终形成了他在这本书里的革命性的结论，当然，同时也是充满争议的结论。
他写道：“……当我把视线从远处的地球转移到浩瀚的太空中时，我突然认识到宇宙的本质与我所被告知的完全不同。我过去所理解的那些分离的、相对独立的天体运动知识被彻底摧毁了。我的精神产生了一次新的顿悟，这种顿悟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和谐——我感觉到我和飞行器外的那些星体都融为了一体。”
图41.2. 埃德加·米切尔在月球上行走（同上）。
对于米切尔来说，这次经验——他后来把它描述为一次顿悟——是如此深刻和动人，它将无可挽回地改变他的生活。虽然他后来继续从事太空计划，并为阿波罗16号充当后备人员，但是这种探索未知问题的冲动一直主宰着他，因此他很快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建立了意念科学协会（theIn 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
米切尔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过航天学和太空航天学的博士学位，这使得他能够充分认识到西方科学在处理意识和无形的现实这类复杂问题时的缺陷。他自己的研究就已经得出了许多数据，这些数据都与当前关于可能性的认识不相符合。
不久之后，他遇到了陈罗布（Norbu Chen），一个在西藏接受过佛教训练的美国人，他让米切尔大吃了一惊，因为他成功地治愈了米切尔母亲的慢性眼疾。从此之后，陈罗布为米切尔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后来，米切尔又遇见到尤里·盖勒（因为能够用意念将汤匙柄弄弯而闻名的以色列人），他们俩随后一同发起了大量的实验，用来证实他们所认为的真相。（米切尔坚持认为盖勒并没有成功地被戳穿过，不像某些人宣传的那样，实际上，刚好相反，那些揭秘者们还有很多需要去解释的。）
图41.3. 在成功实现月球行走后，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返回地球（同上）。
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再加上前沿科学界所取得的一些更加奇特的实验结果，得出了“事物之间的非定域性内在关联”的证据，这在他的书里被他称为可以解释一切的一个“二元”（dyadic）模式。他总结道：宇宙都是由一组一组不可分割的二元结构所组成的，这些二元结构都是从一个“零点”（zero point）产生到时间和空间中去的。零点指的是宇宙的自我智能生成源头，它是存储了和保存着所有信息的地方，它能在宇宙中引起共鸣，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够从它获得所有的知识——这与某些宗教所说的“启智”非常相似。
米切尔最近将零点定义为：“零维度。在数学上来说，是一个点，而非一条线、一个平面或一个固体——它是量子涨落——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但生成的是一个实质上的图像，它逐渐地形成了宇宙的共振。”米切尔对尼古拉·特斯拉、约翰·基利，以及其他致力于——而且已经明显取得了成效的——将宇宙开发为普遍可利用的能量源头的这类工作充满了热情，他在其中发现了能够进一步证实自己观点的可能性。他谨慎地说道：“如果他们是对的，当然，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所说的能量源）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非定域互联性的零点场。”
有一个实验是他特别重视的。巴黎大学的一个名为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的物理学家向我们展示了产生于同一个源头的次原子粒子们，不管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它们仍然保持着彼此之间的适当的量子关系，不管其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关系始终存在。这意味着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超越时空的限制，超越了光速。
最近，米切尔同意与我一起分享他的想法。我与他在他位于弗罗里达州的家里碰了面，他与他的第三任妻子希拉，以及儿子亚当住在一起。他在安抚了那只一直咆哮不停的雪纳瑞之后，我们一起喝了草药茶，然后他向我谈论了他的那本书、他的理论、不明飞行物、政府掩盖计划、远古神秘事件等等极具争议性的问题。
尽管近些年来，阿斯佩实验对于大多数宇航员来说是个禁忌话题，但是偶尔他也会根据谈话的氛围和别人谈论一下。他轻声笑着说：“在我飞行之后，很多我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他们说‘告诉我你的经历，这太刺激了’，但是他们看上去都神神秘秘的，尤其是他们进来时，都小心翼翼的，总是很谨慎地关上门。”
对于埃德加·米切尔来说，每次公众要接受他的观点时，他都能发现关上门的这种情形，不过他不愿对此置评。虽然他承认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他更愿意指出这是因为这一领域还很难拥有确切的证据：“我们要处理的是自然界中极其微小的层面，需要非常复杂的验证过程，同时还需要大量的金钱。”至于目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他认为是同行审查系统，即那些专业杂志有权决定出版他们的研究论文到底有没有价值。在这个方面，他认为这整个系统都是“令人恶心的……坦白的来讲，大多数编辑都不具备良好的素养、缺乏正确的评判能力，因此他们总是否定我们的文章。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文章，他们就会把它推脱给同样也不会喜欢这篇文章的人。如果他们喜欢这篇文章，他们就会推荐给同样也会喜欢这篇文章的人。同行审查制度就是这么的政治化。”最后，他重申了他的观点，并强调在理论上他并不反对这一制度。
最糟糕的是虚伪，正如在人类的大多数工作领域都会出现的一样：“我们谈论科学之美，谈论客观性，但是我们仍然让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贪婪——我们人类的劣根性——参与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中，这包括同行审查制度。”他是否在暗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个体还是更愿意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真理？他说道：“当然！我们虽然已经停止将巫师们处以火刑，但是我们显然还没有停止迫害！”
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政府总是在限制某些消息的传播，但他仍然很愿意揭露某些被压制的事情真相，尤其是在涉及到1948年发生于罗斯威尔的“外星人”事件的问题时。他抱怨道：“你所想要做的不过是在信息自由的权利下了解一些信息而已，但是你得到的却是空白文字。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多知道更多的罗斯威尔事情真相，而不仅仅是官方所给予的热气球爆炸的答案，你除了那套标准的陈旧说辞外，还是什么都不会得到。这些说辞都经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审查，它是毫无意义的。”
米切尔说罗斯威尔事件发生时，他17岁，但是他本人并不清楚事件的经过，不过他的父母们都知道。最近这些年，他与当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很多目击者都有过接触，其中包括小杰西·马塞尔（Jesse Marcel Jr.）。米切尔很清楚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很害怕说出真相。因此米切尔承认他并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手消息，他只是说道：“那些有过第一手经历的人们，都签署了相关的安全协议，这确保了他们不会泄露出任何有关外星人访客的消息。”不过他乐观地期望有一天罗斯威尔事件会真相大白。
1996年NBC的日界线（dateline）节目访问了米切尔，他在节目里说道：“我曾经遇到过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宣称曾经和外星人有过亲密的接触。”在这个节目里，他还嘲笑了美国空军所给出的罗斯威尔事件是由于测量天气情况的侦查气球爆炸而产生的这一解释：“当地的人们都说这纯粹是胡扯。”那么他是否认为这是外星人来访呢？“就我所知，以及就我当时所经历的，我认为证据是很明显的，但是政府将大部分的信息都保密起来了。”他同时还告诉日界线节目，他从一些官居要职的前美国官员们那里得知，美国政府从罗斯威尔的外星不明飞行物那里获取了许多工程秘密。但是日界线栏目除了官方所给予的那套陈旧说辞外，没能从官方那里再获得任何其他的回应，因此这个节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斯威尔事件中所出现的‘不明物体’是地球外的生物。”
至于那种认为现代科学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已经失传的远古知识的观点，米切尔认为这只是部分正确。他说道：“现代科学生产的是特定性，是一种观察细节的新方式，现代科学用来测量细节的方式是过去的人无法做到的。远古的人只能在直觉上感觉到事物的一个大致轮廓，但是细节他们无法知道。要把这些东西整合到一起，就需要现代科学。”
远古时期的人是否拥有先进的科技？米切尔承认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证据，比如说那些远古遗迹在工程学方面、在精细的结构方面都显示出了高超的科学水平；还有他们的思想中所暗示的天文学知识，比如说岁差现象等，米切尔似乎顺理成章地倾向于远古时期的太空人的解释。同时米切尔也对撒迦利亚·西琴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他很愿意看到这一方面有更多的严肃研究，希望这些研究能够进一步证实地球上的文明起源于外星人的移植。
至于其他相关的话题，我们就不得不戳到米切尔的痛处了。最近太空研究家和作家理查德·霍格兰（Richard Hoagland）在华盛顿特区的新闻发布会上控诉道：阿波罗12号和阿波罗14号的宇航员们降落在了月球上的远古遗迹当中，但他们发布的照片却是在掩盖这一发现。米切尔对霍格兰的发言表示蔑视。米切尔指出，阿波罗计划采用的是向全世界现场电视直播的方式（这让霍格兰所说的掩盖变得不可能），而且霍格兰在提出指责之前也并没有向他寻求任何证实或意见（虽然做一切不需要费什么劲）。“除非他拿着枪对着我，我才会说：‘嘿，快来看看，这里有好东西。’如果他说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说我们错过了一些东西，或者说我们掩盖了一些真相，那么他就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我们没有掩盖什么，也没有错过什么。月球上什么都没有。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胡扯。”不过，米切尔承认，也许霍格兰在他的那本书《火星上的遗迹》里所提出的“火星上的人脸”的猜想有一定的道理。米切尔认为，很多统计学的分析都显示了在基多尼亚平原(6)上不仅仅存在着纯自然的信息。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开展一个火星计划，希望能够以此来解答所有的问题。
不管他认为未来的星际探索也许会有怎么样的发展，米切尔并不是那么肯定我们能够对那个超越了死亡边境的“未知的王国”有多少了解。虽然他认为人死之后也许会留下些什么，但是他怀疑：“整个过程和我们曾经预想的也许大不相同。”在米切尔看来，个体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他更愿意用信息这个词来描述它——会完好无缺地保留在宇宙的零点场中，而另外的个体可以通过适当的共鸣来获得它。他认为这解释了前世今生的那些传闻。在米切尔看来，这一现象和我们对灵魂的经典描述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并不相信脱离了肉体的灵魂能够在三维的空间里存在——软件总是需要硬件的。他解释道：“当前一个人类是一个自觉的有机体，但是在这一刻之前的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记忆。一切只不过是存在于你记忆里的信息，或者也许是存在于另外某一个地方的信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经验——以信息的形式存在——根本不会消失。因此，在原则上来说，任何一个能够拥有这个信息——总的信息——的人就是本质上的那个人。”
对米切尔来说，零点在本质上是与上帝相等的——智慧、自我组织、利用信息实现发展。“如果我们是宇宙的产物，我们自身是自我组织的、智慧的，那么宇宙就是自我组织的、智慧的，它与我们所描述的神是一样的。”
埃德加·米切尔对自己的未来的描述是“更像现在”。意思是说他还会写更多的书，对意识的巨大潜能进行更多的探索，而且也许是和具有艺术特质的媒介一起合作。
米切尔已经开始和好莱坞的制片商罗伯特·沃茨（Robert Watts，他曾经和乔治·卢卡斯以及斯皮尔伯格一起合作了《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和《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电影），以及其他一些人联合制作北塔（North Tower）的电影。他们的目标是要生产能够提高自我意识的东西，用来帮助促进我们这个小星球所需要的发展。米切尔认为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科学家一样”。但是，他同时指出：“媒体必须能够公正客观的报道。”
一个科学、政府和媒体和谐相处的世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好的开始。在米切尔看来，月球仅仅是走向无限的第一步而已，不管是外部世界的无限，还是人类内在的无限。希望，不久之后，其他的人也能够有机会开始类似的探索，而且能够不受到某些“文明机构”的干涉。如果这些机构执意要干涉，那么也许他们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就跟用木头和胶布制造的飞机一样的过时。
【注释】
(1)华德福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注重身体和心灵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由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斯坦纳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现已遍布全球。
(2)Swami Muktananda：印度神秘主义大师。
(3)Baha’i：巴哈伊教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创建于19世纪的波斯，但由于教义发展已经脱离了伊斯兰教的观点，形成一个新的宗教。现已遍布世界各地。
(4)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由米切尔博士于1973年创建，主要从事科学与精神层面的相关研究。
(5)吉姆·琼斯1953年在美国创立人民圣殿教。最初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宗教团体，后来变成了邪教组织。1978年11月18日，这个教派的上千名信徒在南美洲圭亚那琼斯镇发生集体自杀事件。
(6)Cydonia Plain：火星上的某个地区。1976年，美国的“海盗1号”火星探测器在这一地区拍到了一张“人脸”照片，尽管美国宇航局宣称这张火星“人脸”照片是阳光阴影形成的特殊效果，但很多科学家认为这证明了火星上曾经存在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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