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珀特·谢尔德雷克与辛西娅·洛根的《被禁止的科学》揭密

31.鲁珀特·谢尔德雷克的第七感： 和一个科学反传统派的直接对话 辛西娅·洛根

你曾经抬头看过天上的一群天鹅，然后惊讶于它们整齐划一的和谐吗？或者你曾经感到有必要回过头去，当你回头时你发现有人的眼睛在注视着你吗？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经验，前沿生物学家鲁珀特·谢尔德雷克把它们称为：“第七感”。不像第六感一样——谢尔德雷克说第六感已经被生物学家们断言是动物的电力的和磁力的感觉，扎根于时间和空间当中——第七感则“表达了心电感应的概念，基本的五种感觉和所谓的第六感都建立在我们已知的物理学原则之上，而感觉被其他人注视或者是某种预感看起来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类别。”虽然我们所看到的天鹅有一个内置的生物罗盘，让它们能够回应地球的磁场，但是谢尔德雷克认为不仅仅是磁力让它们在天空中飞成一条线的。

这个剑桥毕业的“异端”科学家，除了对动植物的爱，和擅长于遣词造句外，已经写了好几本获奖著作，这些书的内容都和它们的名字一样让人充满了好奇。《狗知道他们的主人什么时候回家，以及其他难以解释的动物能力》（Dogs That Know When Their Owners Are Coming Home：And Other Unexplained Powers of Animals，1999）获得了英国科学和医学网络图书年度大奖；《七个能改变世界的实验》（Seven Experiments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A Do-It-Yourself Guide to Revolutionary Science，1994）被英国社会发明研究所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谢尔德雷克同时还是《过去重现》（The Presence of t he Past：Morphic Resonance and the Habits of Nature，1988）、《自然的再生》（The Rebirth of Nature：The Greening of Science and God，1990）的作者；他还和拉尔夫·亚伯拉罕（Ralph Abraham）、特伦斯·麦肯纳（Terence McKenna）一起合著了《在西方边缘的三人谈》（Trialogues at the Edge of the West：Chaos，Creativity，and the Resacralization of the World，1992）和《心灵革命》（1998）。他最近的著作——《被人注视的感觉》（The Sense of Being Stared A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nded Mind，2003）深入钻研了类似的感觉——他认为这是非常值得进行研究的。他写道：“我认为那些不能解释的人类能力，比如心电感应、被人注视的感觉，以及预感，并非超自然的现象，而是我们的生物本性中的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

谢尔德雷克感觉到在17世纪、18世纪的哲学家那里成长起来的偏见严重阻碍了当下的科学研究和探索。“如果我们尽量开阔我们的心胸，努力去理解，那么我们会得到新知识给我们的巨大回报。”

谢尔德雷克不仅觉得我们应该调查在此之前没有人关注过的现象——他尤其注重这一点——而且我们应该把科学重新还给那些像你和我一样的外行人。谢尔德雷克解释到科学是建立在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说：“亿万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科学机构却一如既往的将这些经验看做是‘轶闻趣事’（Anecdotal），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Anecdotal’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词根‘an’和‘ekdotos’，意思是‘没有公开的’。也就是说‘轶闻趣事’就是没有公开的故事。”他指出今天的法庭非常重视“轶闻趣事”似的证据，往往通过这样的证据来判定被告有罪或无罪。他同时也指出了在医学研究中，“当病人的故事被公开之后，他们就被提升到了‘病历’的高度”。将人们真实的经验抹杀掉并非科学的做法，而是不科学的做法。

图31.1.　英国生物学家和作家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谢尔德雷克一直将他的科学兴趣聚焦于系统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开拓他称之为的“形成动因假说”（Hypothesis of Formative Causation），这个假说由“形态场”（morphic fields）和“形态共振”（morphic resonance）组成。谢尔德雷克说：感谢《恐龙战队》和其他小孩子的玩具，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在使用“变种”（morph）这个词时，意思都是“变为”或“进化”。谢尔德雷克的工作是从今天被广泛接受的生物学概念“形态发生场”（Morphogenetic fields，这个概念是用来解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的手和腿都拥有一样的基因和蛋白质，但是它们的形状却是不一样的）所停滞的地方开始的。

谢尔德雷克推测形态场与他们所组成的和协调的系统一起变化发展。既然场是一种“影响范围”，那么形态场就是那些能够改变或发展这种影响范围的“场”。他说我们的个体细胞、组织、器官、有机体、社会、生态系统等等都被形态场环绕着——形态场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它通过一个叫做“形态共振”的内置记忆形成。他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直觉和“种属特异性”能力会不断发展的原因。鸟儿在天上整齐划一的飞行就是因为形态场的作用，形态场让它们和经过千年的进化形成的共振记忆联系起来。

他说道：“‘天性’是一个用来形容遗传的行为模式的相当模糊的概念——传统生物学认为天性是被编码在基因里的——我认为基因被抬得太高了，它只起到了我们吹捧它的一半的作用。它们干的事只不过是编排氨基酸和蛋白质——形成恰当的化学产物。”在《七个能改变世界的实验》这本书里，他仔细观察了白蚁，它们是怎么聚集的，怎么修建拱形的巢穴。他说道：“当然，昆虫们都有遗传密码促使它们按一定的模式来行动，但是它们建巢的实际过程、它们聚居的地方的和谐一致，都是由形态场来完成的。”对于那些觉得“形态场”这一概念很难理解的人，谢尔德雷克给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就像一个磁场能够影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的铁屑的活动，一个形态场也能影响其中的个体细胞的运动或组织里的某个成员的行为。”他同时还坚持就是这种形态场形成了主人和他们的宠物之间的联系。至于这个是他最喜爱的研究内容：宠物和人之间互相关爱、互相学习。

谢尔德雷克在全球范围内征集了研究助理（其中包括伦敦、苏黎世、加利福尼亚、纽约、莫斯科、雅典等），因此他收集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宠物主人数据库，这些宠物主人参加了“你自己来做”的实验，这个实验非常简单但是很严谨，完全可以给他提供他想要的证据。他宣称：“数百个录像带录制的实验表明狗的确可以预感到它们的主人，就像心电感应一样。”另外一些数据显示猫、鹦鹉、信鸽和马也就具有非常高的心电感应能力。

虽然有些人认为他的观点和结论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实际上谢尔德里克有一个非常雄厚的学术背景，值得我们严肃地对待他的理论。他在剑桥学习了自然科学，在哈佛学习了哲学，他曾是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的研究员。他于1967年时在剑桥拿到了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他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研究员，毕业后直接在那里从事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的研究一直到1973年。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一名研究员，他主要研究植物的生长（主要涉及激素促进性生长），以及细胞的老化。在皇家学会的这七年时间，他享受到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讨论和奢华的居住招待。

他回忆道：“我住在一个17世纪的房子里，它有一个很美丽的院子。当铃声响起来时，我就穿上我的学院长袍，穿过院子，坐在一张盛满了可口的饭菜和醇酒的桌旁。吃过饭后，我们坐在一个专门的‘普通’房间里，喝着波尔多葡萄酒，谈论数小时。因为我们都从事着不同的专业，因此和这些人的谈话让我有了跨学科讨论的宝贵机会。”

学术交流和轻松的人际交往混合的模式非常适合谢尔德雷克。他在各种科学杂志上已经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了，对于各种批评来者不拒，他说：“健康的怀疑主义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激发创造性的思维和进一步的研究。”他区别两种不同的怀疑主义，其中一种是头脑开阔的、健康的怀疑主义，这样的人主要对证据感兴趣；另一种他则界定为是那些坚持超自然的现象是不可能的人。在他的规模很大的个人网站上（www.sheldrake.org），他列举了好几个怀疑主义者对他的具体批评的地址。他建议道：“如果你想知道他们对我关于动物的无法解释的能力的意见，请点击他们的名字，你同时还可以看到我对他们的回复。”尽管他被其中的一些人嘲笑奚落（“当我说我要去打一个电话时，我的一些同事会建议我别打电话了，就用心电感应吧”），当然同时也有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他的观点很有意思、而且很有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说量子物理学家大卫·博姆（David Bohm）就在谢尔德雷克的“形成动因”和他自己的理论——在显析序的物质世界背后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隐缠序”⁽¹⁶⁾——之间看见了许多相似的地方。(www.xing528.com)

谢尔德雷克6.2英尺高，看上去瘦长、精力充沛、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一双没有被眼镜遮住的眼睛熠熠闪光，看上去就是一个科学精英。让他描述自己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的性格时，他说“在中间”。他是那种你会在一个聚会上去找他聊天的人，你和他在一起可以进行热烈的、富于启发性的谈话。如果你运气好，他也许还会表演钢琴演奏，大多数情况下会是巴赫。如果你也有机会弹奏一番，他会很高兴的和你来个二重唱。在家里的时候，他喜欢和他的儿子们一起玩游戏，他的儿子们都继承了他对动物的热爱，喜欢参与他的实验。

年轻的时候，谢尔德雷克养了信鸽。他说：“我一直都对植物、动物很感兴趣——是它们让我投身于生物学。我同时也对化学很感兴趣，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兴趣，另外就是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一个药剂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热心的自然主义者。我的父亲在自己家里就有实验室，他喜欢做业余的显微镜实验。”谢尔德雷克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只有一个弟弟，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眼科医生。

谢尔德雷克的理想是“能够开阔科学的世界，让那些现在被忽视或者被否定的现象进入到科学的领域中来”。他希望这种对科学的“扩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和植物、动物，以及和宇宙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地球看做是一个整体。他说道：“这样的科学不会再和精神性的东西相冲突，而且还会成为它们的补充。同时它也能治愈科学和宗教的分裂对我们的文化所造成的破坏。”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这种分裂已经被治愈了，虽然花了一些时间。

谢尔德雷克成长于英格兰诺丁汉郡的纽瓦克市，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最早上的是一个圣公会寄宿学校，在这个地方他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极端的新教传统和一个“愤怒的、具有天主教的所有缺点的”英国天主教的夹缝之中。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学校所教授的机械的生物学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偶然之间他发现了一篇德国哲学家歌德的论文，这篇论文认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不会把注意力全都放到事物的具体细节上，同时也包含直接的经验和一个人的感觉，这篇文章激发了谢尔德雷克的好奇心，并启迪了他。正是出于这样的兴趣，他去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的哲学和科学史。（“在这里我觉得每个人都把我当个孩子一样对待”）。谢尔德雷克回忆道：“我读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它大大的影响了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界。”

从哈佛回到剑桥之后，他继续他的毕业设计，同时巧遇了一个名叫“顿悟的哲学家”（Epiphany Philosophers）的组织，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小组，成员包括哲学家、物理学家、嬉皮士、治愈师、神秘主义者、以及修道士。他说道：“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一起在诺福克海岸边的风车房里住上一个星期，一年四次，一起讨论量子理论中的新思想、科学的哲学观、通灵学、另类医学，以及其他60年代的话题。我们就像某种先锋。”

1974年至1978年间，他是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ICRISAT）的主要植物生理学家，在印度海德拉巴市工作。在那里，他研究热带豆类植物的生理学，一直担任生理学的顾问，直到1985年。之后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住在比德·格里菲恩斯（Bede Griffiths）神父的修行所里，后者是生活在印度南部的一个本笃会⁽¹⁷⁾僧侣。在这里，他写了《生命的一种新科学》（A New Science of Life）这本“巨著”。当然，生活并不仅仅是工作，完全没有消遣。正是在印度，他遇见了他的妻子——吉尔·珀塞（Jill Purce）。1982年国际超个人协会的会议上，他们俩都是发言人，那一年会议的主题是“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科学”，她演讲的是“古老的智慧”，而他演讲的则是“现代科学”。自那以后，这种融合就一直体现在他们身上。现在这对夫妇生活在伦敦，他们有两个儿子、三只猫、一条金鱼和一头迷你猪。

就像著名的内分泌学家甘德丝·柏特（Candace Pert）一样——柏特发现了大脑中的鸦片成瘾体——谢尔德雷克认为意识并不局限于我们的大脑。当柏特博士致力于挖掘可以证明神经肽遍布于整个身体的化学依据时，谢尔德雷克博士建议意识所能扩展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它连接我们的思想和意图，就像在自然中制造“记忆”一样。他写道：“我认为形态共振的发展直接穿越了时间，而并不是被储存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就像数据存在一个光盘或一个硬盘上一样。”谢尔德雷克发现阿卡西记录⁽¹⁸⁾的精神理念“就像一个以太的档案柜”，“太专门化和太局限了”。不过，他还发现“以太（能量）体”这个概念和他的理论很吻合。他解释道：“形态场拥有很多种类型，而形态发生场则是组织身体的那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身体以生命的那一个。”

谢尔德里克认为遗传并不仅仅通过基因的这种观念最后转到了细胞的老化问题上。虽然他研究细胞老化的文章在他的理论形成之前就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谢尔德雷克一直以为它是很恰当的。他说道：“大量的信息都不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是通过形态共振。既然这些形态场含有一个内在的记忆，他们就能改变和进化。”作为一个坚持了二十五年的素食主义者（大部分出于道德的原因），他觉得我们能够通过饮食、锻炼，以及冥想来影响老化的过程，但是细胞积累的缺陷最终将不可逆转。

“我们不能完全地将我们的细胞重新设定。虽然我们能减缓衰老的过程，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完全扭转它或者让它停止。老化是一个与形态场相对抗的机械过程。”出于现实的和实际的立场，谢尔德雷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但同样也能在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拳。他沉思道：“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但是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都教我们否定自己的经验。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我们所看到的动物身上，和我们自身的经验上。不要被今天仍然在科学界和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给吓到了。”

谢尔德雷克现在为三藩市理论科学研究院工作，他看到了他的“场”所产生的一种效应——“影响个体的责任感和意图”。注意到社会场的建立依赖于围绕着他们的能量，进而影响集体的行为，比如说“聚众暴力”，谢尔德雷克警告道：“形态共振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和意图是能够产生影响的，我们必须对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事物负责。现在我们的世界里发展速度最快的习惯是消费主义……全世界的孩子都想要模仿美国的孩子。但是想一想，通过那些祈祷和冥想的组织又能够发生些什么？”

对于谢尔德雷克来说，一切都进展得很好。更多的书在计划当中，包括另外一本和神学家马修·福克斯（Matthew Fox）合著的书。他之前和马修合作过《自然的恩惠：关于科学和灵性的对话》（Natural Grace：Dialogues on creation，darkness，and the soul in spirituality and science，1996）和《天使物理学》（The Physics of Angels：Exploring the Realm Where Science and Spirit Meet，1996）这两本著作，其中一本详细记录了他的实验情况。他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很满意，他认为这是在今天这个繁忙的社会中能保持的最平衡的生活方式，他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这一在科学研究和探索上的先锋角色同样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