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籍利用的几点思考
罗玉芳
古籍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中国古代的书籍。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浩如繁星的古代典籍，如《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和各种方志等历史文献，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知识财富，对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留存下来的古籍，主要收藏于各级图书馆，散藏于博物馆、寺院、道观及其他民间收藏机构。由于古籍的文物特性，各类收藏机构一直奉行“保管重于流通”的管理理念，使古籍尤其是善本深藏“闺中”，难以与广大读者见面，难以发挥其文献研究价值。妥善处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努力提高古籍的利用率，已成为当下各级图书馆和古籍管理工作者必须思考和面对的现实课题。
一、“藏”属无奈——古籍保护形势严峻
书籍自初唐产生雕版印刷始，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西夏、金，延袤于元、明、清，时间跨度约为1300多年。胡应麟在其《经籍会通》中根据历代书目，将各朝所藏的图书数量统计如下：西汉三万三千九十卷，东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晋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东晋三千一十四卷，东晋孝武增益至三万余卷，宋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齐一万五千七十四卷，齐永明增益至一万八千一十卷，梁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不计佛教书在内，普通年间增集至三万余卷，隋初一万五千余卷，大业中三万七千余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八万九千余卷，唐开元中八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开成中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宋庆历中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后增益至四万余卷，南宋淳熙中四万四千八十六卷，后增益至五万九十余卷。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朝政更迭以及“焚书坑儒”等多种原因，大量典籍散佚。两宋时刻书出版事业最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官私刻书有1万多种。到明代权相严嵩被劾而抄家时，据说抄出的实物中还有宋版书籍6853部。迄今中国所藏宋刻完轶、复本、残本通计超不过2000部，可谓万不存一。元代据不完全统计刻书也有3200多种，国内现存元代刻书的完轶、复本、残本大概超不过1200部。由于现存的典籍非常稀少、珍贵，且具有不可再生性，使各级公共图书馆不得不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对其百般呵护，“谨藏慎用”成为无奈的选择。
二、“护”存尴尬——古籍保护仍面临诸多问题
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古籍保护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一是古籍老化损毁严重。俗话说“书不过百年”，道明了书籍保护的难度。相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潮湿，更不利于典籍的收藏和保护。同时，由于空气污染、虫叮蛀咬和人为原因，古籍老化、损毁仍呈逐年加剧之势。二是古籍保护修复人才匮乏。我国的一些传统的古籍修复技术存在失传的危险；一些高新技术由于成本较高，大范围使用还较为困难；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人才极度缺乏，如广西不足百人的古籍保护和修复人员需承担近万册古籍善本、几十万册古籍的保护和修复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籍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三是古籍保护经费不足。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李致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古籍如兵，养‘书’千日，用‘书’一时，国家不知道哪一天需要用书，因此古籍保护需要千日去养。”我国的古籍的系统保护工作从2002年才正式起步，调动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力量保护古籍的良好机制和氛围尚未形成，经费投入尚缺乏“法定性”保障。
因上述困难，各类收藏机构包括各级公共图书馆对古籍都普遍采用“真空式”的保护措施，对古籍的借阅规定有比较烦琐的程序，客观上拉大了古籍与借阅者的距离，容易使一些读者对图书馆产生误解和反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古籍功用的发挥。
三、“用”为所趋——“藏”、“用”矛盾亟待破解
保护的目的在于利用、在于传承。列宁曾指出“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十六世纪的版本或十世纪的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吸引了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二节第四十一页）对公共图书馆而言，图书收藏以实现为读者提供服务为最终目的。如果只“藏”不“用”，便失去了藏书的意义。所以，各级图书馆必须努力克服“藏”、“用”矛盾，积极探索古籍利用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1.进一步加大古籍影印、缩微工作力度
从工作实践来看，地方图书馆古籍的利用主要是地方志书的利用。可通过对一些常用古籍、重点古籍进行影印、缩微，实现古籍的原貌再现。一方面可以使“原书”不流通、少流通而得以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古籍史料长久传承。
2.大力实施古籍校印、再造工程
古籍校印是对古籍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另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如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简体本的《二十四史》，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文白对照全译《明通鉴》等。善本再造是指通过对古籍善本进行系统、全面的清理，使珍贵古籍化身千百，为学界所用，为大众共享。如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聘请文史专家挑选最珍稀的古籍版本，影印复制具有中国传统古籍特色的再造善本。从2002年起实施至2007年完成的工程一期出版的《唐宋编》、《金元编》共758种1394函8990册，向国家图书馆及31个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各赠送一套，教育部向全国100所重点高校图书馆配送一套，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成熟，很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古籍校印、再造善本的能力，应将古籍校印、再造善本作为提高古籍利用的重要抓手。
3.积极推进古籍的数字化共享(www.xing528.com)
古籍数字化是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进行整理的工作。全国目前大约有40亿字的古籍被数字化。国家图书馆建成的“甲骨影像及拓片资源库”、“中国石刻拓片资源库”、“敦煌遗珍资源库”、“馆藏西夏文献数字资源库”、“数字方志资源库”等古籍资料库。各地图书馆近年来也相继开展了古籍数字化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上海图书馆已完成3223种馆藏善本的数字化工作，数字化总量为130万页。辽宁省图书馆对珍藏的60万册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已建成“古籍精选”数据库等数据库。但就总体而言，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工作无论在标准化、规范化还是在资源总量上，与读者需求都还有较大差距。各级公共图书馆应结合馆藏特点，建立专题特色数据库，设立面向公众的古籍门户网站，努力实现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共享，努力打造古籍利用的新平台。
4.努力整合、挖掘古籍资源
我国现存的古籍除主要收藏于各级公共图书馆外，部分散藏于博物馆、寺院、道观及其他民间收藏机构，少量为个人收藏。为丰富公共图书馆的收藏，各级图书馆可在古籍普查的基础上，积极争取相关收藏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与合作，通过影印、复制等手段，将“私家（人）收藏”变为“公共收藏”，使古籍成为惠及公众的文化资源，努力拓展古籍利用的新领域。
5.努力提高古籍管理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古籍保护和利用工作专业性强，古籍借阅者需求不一。古籍管理工作者业务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古籍利用的效率和效果。当下的图书管理员应努力成为研究型的管理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急读者之所急，努力为读者提供优质、高效的专业服务。
6.加大古籍知识普及力度和深度
各级公共图书馆还应积极开拓文化教育功能，通过讲座、展览、培训、研讨等形式宣传古籍保护知识，促进古籍利用和文化传播，积极营造古籍保护和利用的良好氛围。
参考书目
1.张树华、张久珍编著：《20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雪涛：《图书馆藏书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
4.李国祥、杨昶主编：《国学知识指要——古籍整理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作者单位：广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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