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副省长陈绮玲实干精神

人民公仆的实干精神

——访甘肃省副省长陈绮玲

赵素芬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崭新事业，她不仅需要一大批思想家，更需要一大批实干家。女领导的显著特点就是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扎扎实实地做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甘肃省副省长陈绮玲在这方面独具特色。

陈绮玲四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着数不尽的磨难，跨越了大大小小的急流与险滩。如今她作为中国西部大省的领导者之一，人人都说她的足迹伴随着的是勤奋、刻苦与自强不息，她的成长饱蘸着中华大地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她的沉浮蕴含着共和国走过的曲折历程。这一切，为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的再次崛起，为她作为一名人民的公仆建立了相当丰厚扎实的基础。

坎坷征途革命无价

陈绮玲1951年仅15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的年代是启用人才、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干的年代，陈绮玲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迈开了胜利的第一步，19岁时入了党，晋升为干部19级，职务是省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并与一位志同道合的小伙子结为终身伴侣，同志们祝贺她是“四喜临门”。

然而，1957年，由于那一场众所周知的原因，给她带来了四大处分，被开除了团籍，停止了预备党员资格，撤销了职务，工资下降两级。20年的沉默，她与命运抗争，她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与意志扎根于皋兰山下，黄河之滨的工厂、农村、机关的人民群众之中，她的能力、才干、人格、品德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与信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历史的转折和机遇又使陈绮玲对党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与她的才干之光融为一体，在西北高原甘肃省的黄土地上燃烧起来。

这时，她已到了不惑之年。20年的沉沉浮浮，使她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她说：“灾难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一种财富，它考验了我的意志，磨炼了我的承受能力，提高了我的独立思考、辨别是非的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党龄从1957年计算，恢复了处级干部职务。1978年，她调到省政府办公厅。不久，她被派去参与一次全国性会议的会务工作。会上，三位同龄的女性相遇了。一位是陪同领导同志参加会议的夫人；一位是参加会议的女劳模，陈绮玲曾为之整理过先进事迹；再一位就是她，这三位女性不同的生活轨迹，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女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需不需要像她这般含辛茹苦？然而，事实说明，陈绮玲所走的路让人们更为敬仰和赞美。

这是因为，人们总以为直线是最近的，然而弧线，比如说抛物线，却可以使人类到达最远的地方。大概是二十年的沉淀产生的“反弹力”吧，当然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机遇，使陈绮玲的潜能得到了释放。她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很高的工作效率与敏捷、扎实的领导风格赢得了省上领导与周围同志门的赞许。1982年，她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86年，兼任了省政府办公厅主任；1989年，又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闯进了这个历来由男性大一统的政坛圈内。她又以出色的成绩，回报了人民，回报了党和祖国的期望。

研究实招讲求实干

宁做行动的矮子，不做言语的巨人，重实干，轻浮言，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马克思说过，“一打纲领，不如一步实际行动”，毛泽东说过“共产党最讲认真”，邓小平多次讲，“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江泽民也深刻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陈绮玲工作中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以她对党对人民一片赤诚，着力实干取得的。

1992年3月9日，经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四次会议选举，陈绮玲当选为副省长。从此，她的革命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她当选后，正遇上了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大好时机，面临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期。她分管科教文卫系统的工作。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学习领会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她积极探寻新旧体制转换中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新生长点，促进科教文卫事业适应和服务于市场经济。这既符合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要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又顺应了改革的大潮。为此，她上任后开的第一次会议就是与各地主管专员、州市长以及文教口的厅局长共商科教文卫系统的改革大计。

在任职两年多时间里，陈绮玲紧紧抓住改革这条主线带领科教文卫系统各部门的同志，下基层，抓试点，寻找富有活力而又有代表性的改革典型，琢磨如何使试点经验在面上产生辐射力的有效途径，干得颇有生气！

甘肃经济发展的名次在全国多年徘徊于第25位左右，而综合科技实力却在全国处于第9位，每万人中拥有的专业科技人员在全国名列第14位。甘肃有号称五路科技大军，每年通过正式鉴定的科技成果有500多项，但是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却不到15%，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只占30%左右。怎样使科研、开发、生产之间产生一种有机的联系和沟通？怎样使大批优秀科研成果被积压与传统产业落后并存的状况发生转机？这是陈绮玲抓科技改革着力考虑的重点问题。在她的积极努力下，省政府设立了科技中试基金，用首批拨付的300万元基金，支持搞了10个中试项目。这些举措，对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产生了推动力，使科研院所的改革步入了一个新发展时期，使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开始成为甘肃经济发展的新支撑点。

作为甘肃经济振兴两翼的教育，多年来在困境中艰难跋涉。陈绮玲上任后，各地政府主管领导，各高校校长都来找她反映教育的实际困难，要求增加教育投入。她反复钻研教育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结合甘肃的实际，感到摆脱教育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她当副省长的第二个月，在白银市召开了全省教育改革座谈会。她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穷省办大教育是我们的实际，投入不足既是过去长期困扰的问题，也是今后发展遇到的主要矛盾，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客观存在，积极探寻摆脱困境的有效路子。”她多方奔走，积极呼吁，想方设法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1994年11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增加财政拨款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使教育投入在原基础上每年增加一亿元左右。为广大教师建新居、办实事的“乐教工程”开始起步，发展教育的外部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同时，她又指出必须在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投资效益上下工夫，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投入不足与浪费现象并存的状况，要求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认真调整学校布局和教育结构，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深化改革、加强管理、练好内功、提高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上来。两年多来，这项工作一直是教育部门的改革重点，在一些地方布局调整、结构改革已初见成效。

在改革的工作实践中，陈绮玲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直接代表着一个省份的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甘肃是个经济不发达的省份，人民群众对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有着更为迫切的需要。为此，陈绮玲将目光聚集在占全省三分之一的那些高寒阴湿的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这里，她把这些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当做“奠基工程”，她在夯实基础上倾注了大量精力。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青、川三省交界处，历史上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是通向青藏高原的“门户”。然而，原始丰茂的草原背后，却沉睡着一个现代文化教育的荒漠。怎样使这种两极终端发生碰撞，使藏区的教育和卫生事业得到发展，陈绮玲呕心沥血探索着新的路子。

1992年11月，甘南早已是冰天雪地，陈绮玲就登上了海拔2900多米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参加甘南藏族自治州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她与大家共同研究实现“两基”的规划、方法和步骤，对州县在发展牧区教育探索的成功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又为扶持藏区教育制定了可行的政策和措施。

此后，她又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召开了民族教育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兄弟民族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

陈绮玲跑遍了少数民族地区。她回兰州后，召开了有20多个民族县的领导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后，省政府批转了《关于加快甘肃省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被人誉为是90年代民族教育新起点的113号文件。

经过几届领导多年的努力，民族和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得到了加强，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甘肃实际办学的路子。在贫困山区扶持私人办学和教学点77所，使教育网络延伸到偏远村落。在牧区和民族聚居区兴办寄宿制学校，现有寄宿制中学9所，每个牧业县有1所，寄宿制小学99所，90%以上的牧业乡达到乡乡有1所。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地区试办女生班和女子职业班，解决女童上学难的问题。同时动员全省职工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使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95．7%，民族地区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86%，女童入学率提高到83%。(www.xing528.com)

另外，陈绮玲急群众所急，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上，提出了唱好“排危、配套、管理”三部曲，把乡镇卫生院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的三年奋斗目标，要求全省乡镇卫生院到1995年实现“一无三配套”。三年来，全省已经改建新建乡镇卫生院720所，占全省乡镇卫生院总数的53%，其中644所基本实现了“一无三配套”。1993年，在全国召开的农村卫生院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

甘肃还是一个地方病高发区，有的地方还有麻风病。多年来，通过综合防治措施，全省累计发病4000多人，已治愈了90%以上。但由于社会上有人对麻风病不了解，谈麻色变，避之唯恐不及。为了宣传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的科学道理，纠正社会上存在的偏见，陈绮玲到麻风病院去看望病人，和他们握手，嘘寒问暖，病人们深受感动。他们动情地说：从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领导来看望我们。陈绮玲安慰他们说：“社会不会遗弃你们，党和国家时刻都在关心着你们。”她又对在场的医务人员讲：“对待他们的态度，不仅是工作的态度，而是对人民有没有感情的问题。”当她听说病人的生活费不足时，内心非常焦虑，立即同有关部门商定，追加了这方面的经费。

无愧历史敬对祖先

甘肃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沿革，甘肃的历史文物不仅优势显著，而且数量巨丰，被认定为我国六大文物省区之一。全省已查明的地上地下文物点共13600处，其中国家级13处，省级445处，馆藏文物达39万件，地面可见的文物仅次于陕西省，名列全国第二位。甘肃人称彩陶之乡、石窟之乡，距今约7000多年的大地湾文化彩陶是中国最早的彩陶之一，马家窑类型的彩陶被誉为世界彩陶艺术的瑰宝。中国四大石窟，就有两个在甘肃：莫高窟和麦积山。其中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古长城在河西一带保存完好，据遥测，历代长城在甘肃境内就有近万里。

文物是民族的优秀遗产，是历史的缩影，它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确保文物的安全，不容置疑地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陈绮玲当副省长后深感这副担子的分量，始终把文物保护工作紧紧抓住不放。

甘肃的文物分布线长、点多面广，文物保护工作非常艰巨和繁重。特别是近几年来，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在金钱诱惑和利益驱动下，盗掘古墓、贩卖文物的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屡禁不止，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困难。

1993年是文物保护最不平静的一年。年初发生的麦积山和南、北石窟文物被盗案件，正在追查破案中，又发生了礼县、西和大规模盗掘古墓葬的犯罪活动。陈绮玲的心被深深地震怒了，她决不允许国家的宝贵文物受到践踏。1993年11月13日，她亲赴现场，指挥了一场保护文物，打击破坏文物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

礼县、西和位于西汉水流域，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境内埋藏着自新石器时代和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代古遗址、古墓葬。盗挖、贩卖文物的犯罪分子看准了这块宝地，肆无忌惮地盗掘古墓，大片良田被毁，大批文物被盗。一时间，盗挖现场成了部分农民发展“第三产业”的集市，各类交通工具齐全，礼县盗墓，天水贩卖，广州出境，形成了盗、贩、运一条龙。直至11月14日陈绮玲带领省公安厅、文物局的领导同志赶到现场大堡子山时，盗墓贼还在现场盗挖，气焰嚣张，令人发指！

当晚，陈绮玲在县招待所，思绪万千，无法成眠。“这是一场文化的浩劫，这批不可再生、不能再造的无价之宝，毁于一旦，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怎样对历史负责？真是于情不合、于法不容！”她披衣伏案，奋笔疾书，亲自写出了向盗墓犯罪活动讨伐的动员讲话稿。

第二天一早，在她召开的陇南行署和礼县四大班子打击盗掘古墓犯罪活动现场会上，她列举了大量事实，深刻分析了盗墓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要求各级政府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负起保护文物的历史责任，限期刹住盗墓风。

为了堵源截流，11月16日她又赶赴天水，召开了打击文物走私、整顿文物市场会议。安排部署各方面力量，形成强大攻势，加强文物市场的管理，捉拿文物贩子，收缴各类文物，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文物犯罪分子。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盗墓风终于被遏制。查获盗掘、倒卖文物的违法犯罪分子25名，追回各类文物61件。其中有的犯罪分子是在飞往广州的机场上截获的。公安干警在这场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陈绮玲提议要为他们请功。这场斗争打击了犯罪分子，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省又一次敲响了保护文物的警钟。

温馨的家诚挚的爱

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陈绮玲作为女省长，也有一个温馨的家。这个家，是她避风的港湾，是她逆境中奋进的加油站。

她的丈夫魏列琦忠厚、纯朴，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是一个极有责任心的人。他们夫妻4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互相敬重，互相支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彼此互爱，互为精神支柱。反右扩大化时，老魏被打成地方宗派主义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瓜棚里看瓜。陈绮玲跟随妇联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所在市的党政干部前呼后拥地迎接妇联的领导同志，另一个角落里，老魏正在悄悄地等着看妻子一面。陈绮玲最了解丈夫，她知道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亲人的理解和安慰，在众目睽睽下，她毅然离开了喧闹的队伍，坚定地向丈夫走去……这份情、这份爱，使老魏那颗受尽伤害的心温暖了，有了在沉重打击中顽强生存的力量和勇气。一些不理解她感情的同志惋惜地说：“绮玲这样如花似玉的姑娘遭受了这样的打击，真是命运不济呀？”当时，也有人代表组织做她的工作，要她与丈夫划清界限，但是，她眼望窗外，一言不发，默默地抵抗了这种政治压力。

结婚的第二年，皋兰县迁址至离兰州90华里的石洞寺，她开始与丈夫过起了“牛郎织女”的生活，老魏1962年平反后，曾调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1973年以后又调到县上任县委书记，后来又当过地委副书记，直到1983年他调到省农业厅担任领导工作，夫妻才算真正团聚了。陈绮玲风趣地说：“牛郎织女已经变成牛爷爷、织奶奶了。”

在那段政治气候寒冷的岁月，四个宝贝女儿先后出世了，她们给这个艰难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温馨。前两个女儿，取薇薇、莉莉，第三个孩子怀孕时，他们盼望是儿子，结果又是个女儿，爸爸妈妈就给她取名叫“多多”，言下之意是“多余的女儿”。第四个孩子又是女儿，夫妻俩乐了，“就叫欢欢吧，尽管又是女儿，还是非常欢迎她。”

丈夫长年在外，陈绮玲一人抚养着四个孩子，尽管她的工作一直很忙，但她从未放松过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她说：“抚养孩子是母亲的天职，我之所以没有在逆境中消沉，家庭和孩子也是一份力量，一份很强的精神支撑力量。”孩子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困难，她总是亲手为孩子做衣服，捻麻绳给全家纳鞋底做鞋，尽管简朴，但孩子总是穿戴整整齐齐。孩子渐渐大了，她又十分注意孩子品德和情操的形成，教育她们好好学习，做个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她的两个大女儿，中学毕业就下乡插队，虽然是在爸爸工作的县上，她也不让她们经常回家，教育孩子安心在农村锻炼成长。孩子们刻苦好学，通过上电大和成人高校，四个女儿先后都取得了大专学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地工作。

如今，她已是儿孙满堂，每逢周末、节假日，女儿女婿带着孩子都欢聚在她身边，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刻。每个星期天她都早早起床，亲自上菜市场买菜买鱼买肉，然后精心配制各种菜肴，或亲手烹饪，或者指导女儿女婿下厨，真是其乐融融！女婿们戏称，家里实行的是“丈母娘领导下的夫人负责制。”

她不赞成女性走上领导岗位后就不干家务，不顾子女，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强人”。她总是把做家务当做一种生活调剂，一份乐趣。无论外面工作多忙，回到家中都要亲自操持家务，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为自己创造一个愉快的生活环境。也许是她早年经常与农村妇女在一起同甘共苦，养成了勤俭持家的好习惯，对家里的衣食住行各类家务样样在行，做家务就像从事艺术一样，总是兴味无穷爱动脑筋，使家庭用具物尽其用。毛巾旧了当抹布，衣服旧了改给小孩穿，被单汗衫破了又想方设法使它们成为漂亮的“蹭鞋垫”。l991年三八妇女节，办公厅机关举办女职工巧手大奖赛，她为外孙改制的一件小大衣，黑色的绒布上绣着大红的花朵，由于做工精细，构思巧妙，美观大方，被评为一等奖。

有人称上世纪50年代的干部是思想的富矿，是虔诚的革命献身者，他们把自己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陈绮玲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代表。她既刚强果断又柔情似水，领导干部与贤妻良母的气质，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得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正是这种品格的升华和积淀，组成了支撑她事业和生活的丰厚内涵，促使她总是默默从事着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紧密相关的实际工作。她不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她抓的工作，也许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见效。但是，她牢记马克思的格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那时我们所感觉到的就不仅仅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是的，陈绮玲副省长的工作并不是显赫与轰烈，但她的事业是造福人民的。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政坛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