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笔写人生：激情岁月，火红的兰州中学故事

激情岁月

火红的兰州中学

1950年8月，在兰州中学校门口一侧的墙边，站着一位小姑娘，她扎着长长的小辫，身穿紫色小方格衬衣，衬衣的下摆掖进学生蓝的裤腰里，显得格外精神。小姑娘怀着忐忑的心情寻找墙上张榜的录取考生名单，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榜上时，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喜悦之情洋溢在脸上。

|当年的长辫子姑娘

这个小姑娘就是当年的我。

1949年父亲在酒泉起义后，10月底便带着我们全家回到兰州，租借了两湖会馆所属的几间房子住下来。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住了30多年的贤后街14号。由于已经错过了开学的时间，加之我又得了猩红热，大病一场，险些丢了我的小命，于是就耽误了一学期。到1950年春，父亲才托熟人让我到西北中学插班读初一下学期。当时的西北中学校址在小西湖，离我家太远，只有我一个女生住校，学校又没有食堂，很是不便。凑合一学期后，我便想转学到兰州中学。那时，转学也要经过接收学校的严格考试，这就出现了此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年的兰州中学，就是现在的兰州一中。始建于1902年，也是响当当的陇上名校，刘尔炘、水梓等知名人士都担任过学校校长。校址仍在现在的小沟头，和当时的兰州师范仅仅一墙之隔。兰师在西侧，兰中在东侧，两所学校的校门都坐北朝南，都是一样的中式建筑，大屋顶，对开的油漆木制大门，显得很恢宏。

兰州中学除学校最北边有一座中式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外，其余均是清一色的平房，教室很普通，学生宿舍更是简陋，约六平方米的一间女生宿舍，一个通间土炕上要挤着睡四个人，窗下除放一张课桌外，就什么也放不下了。土炕潮湿，冬天又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大家挤在一起也温暖不起来。但当时各校的条件都是如此，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学校最迷人的地方当属操场。四周长满了高高的杨树、沙枣树、榆树。清晨，莘莘学子或站、或坐在树下埋头苦读，体现出这个学校浓浓的学习氛围。下午，不论是篮球场、排球场，或是单双杠、马鞍上都有着同学们激烈的争夺和矫健的身影。整个操场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我被这种氛围所感染，我爱这所学校。

我被分配到初十班读初二。我们的班主任杨维邦，听口音是陇东一带的人，他还兼授语文课，是一位很敬业、很认真的老师。我们的地理课老师沈滋兰，是新中国成立前女界名人“三兰一菊”（沈滋兰、柴木兰、魏佩兰、王九菊）之一，也是全省有名的特级教师。她具有一种令人敬畏的特殊的气质，只要她往讲台上一站，就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她的讲课上，如果有个别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她只需把粉笔在黑板上轻轻一敲就会把你的注意力重新收回。她讲起课来侃侃而谈，深入浅出，点点入心。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位姓安的历史老师，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倒也协调。他把历史课讲得有声有色，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一堂课就到时间了。现在每当我听到中央10台“百家讲坛”的易中天教授讲历史，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当年的安老师，他们的风格有相似之处。所以，这些课程我都很喜欢，也不费什么劲就可以取得较好的成绩。唯独代数和化学，觉得较吃力，花了很多时间背那枯燥的方程式，似乎总也不得要领，但是，我还是刻苦攻读，争取不落人后。总体上讲，我在班上学习还算是可以的。

|1951年，兰州中学学生会第四届执委合影

兰州中学的政治空气特别浓厚，各项政治活动也很活跃。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家政治热情很高，年轻的中学生们更是激情燃烧的一代。

开学不久，就遇到选举学生会成员，而且是全校同学直接选举。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被选进了学生委员会，而且是唯一的女生委员，唯一的新进校插班的低年级学生。我毫无思想准备，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班上还有四位女同学，她们都很优秀，有的还擅长体育活动，也很活跃，同学们怎么会选举了我？更令人不解的是，学生会委员分工，竟让我当宣娱部副部长。我也不知道这个宣娱部长是干什么的，唱歌跳舞、体育项目都不是我的特长，我能干什么呢？后来，学生会组织全校的文艺晚会，分工让我到各班联系节目，我想，别的事我干不了，跑跑腿应该是可以的。于是，我跑遍了全校每一个班联系节目，好在各高年级的学长们都很支持。联系好的节目经过大家筛选定下来，还要不断地检查排练落实情况。总之，学校组织的文艺晚会、联欢会、运动会，或是参加市里组织的集体活动，我都是积极跑腿联络，这就是我在学生会里可以干的一点点事。

学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也很活跃。开学不久，班上的团支书就找我谈话，让我努力创造条件申请入团。我当然积极争取。我的入团介绍人叫李士钊，他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据说是随西进的老干部从老区来的，我感到他政治上比我们成熟得多，很有大哥风范。印象最深的团组织活动是七·一党的生日，我同其他几位同学作为团的代表到省委向党献花，那时的省委在通渭路，接待我们的是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他勉励我们听党的话，好好学习。我参加工作后曾听过赵守攻部长的报告，觉得他理论水平很高，知识面很广，加之口才好，表达能力强，显得才华横溢，把我们这些年轻人佩服得不得了。

那时因全国解放不久，百业待兴，各方面都急需人才。省上曾到学校动员学生报名到西藏工作，高年级的同学积极报名，最后大概挑选了十多名学生奔赴雪域高原。紧接着又是动员参加军干校，校园里贴满了极富鼓动性的标语口号，“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响应祖国号召，服从祖国需要”等等，黑板报上写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同学们高唱着：“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火红的年代，革命的激情在整个校园燃烧。在这种氛围下，我当然也不甘落后，积极报名参军，由于年龄不够，未被批准，为此还哭了一鼻子。这时主办参军工作的杨国栋（后任省人事局处长）、乔映麟（团市委）二位工作人员由于忙不过来，还抽调我去临时帮他们填写表格，统计数字。我义务地服务了一周，内心感觉被领导看重，是一种很神圣、很光荣的事。被批准参军的同学一个个穿上新军装，精神抖擞，高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看了热泪盈眶，内心羡慕不已。

青训班

参加军干校的同学走了一大批，各校学生会、团的骨干大都走了，为了培养学生骨干，省委宣传部在暑期举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训班。我被学校抽去参加学习。其实，对于举班青训班的初衷，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省宣传文教口的干部很缺，打算通过青训班选拔一批学生去充实。我们的班主任是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宗望。他是浙江诸暨人，戴着一副深色眼镜，温文尔雅，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模样。工作人员还有雷剑英，操着一口陕北话的老干部，我们都很敬重他。青训班借用了当时的女师校舍（现在的兰州三中）。全省参加青训班学习的大概有300多人。我们兰州中学有18人，被编成一个学习小组。学习的方法主要是听大报告，然后分组讨论，学习了些什么内容已记不清楚。学习了刚刚一个月，领导就开始动员同学报名参加工作。大家热情都很高，认为参加革命无上光荣，纷纷表示服从组织需要，积极报名。我再次被革命激情感染，也报了名。同样，又因年龄不够，未获批准。我到办公室去找徐宗望部长，要求批准。徐部长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年龄还小，到社会上去，很多事情你不懂，还是回学校多学些知识，以后参加工作的机会还很多……”我气呼呼地说：“年龄太小可以长大，不懂的事可以学习嘛！”几句话反倒把徐部长惹笑了。经过我的努力争取，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参加工作，并且分配到省妇联宣传部，我高兴极了。后来徐部长调到武威当地委书记，1953年我陪省妇联主任李磊到武威工作时见了他，他还记得我，慈祥地拍拍我的肩膀说：“真的长大了！”现在想起来，我深感徐部长当时劝我继续回校学习深造是很有远见的，如果当年能继续学习，文化基础打得更厚实一些，我可能会工作得更好一些。当然也不可否认我在工作实践中的学习成长，但毕竟起点不一样。可我们当时仅凭革命热情，似乎那点知识已经够了，这本身就是知识不够的表现。现在说起来，也只是一种遗憾的后话。

父母对我小小年纪参加工作不能继续深造，心里很是遗憾，但对我的革命热情还是尊重的，只好勉强同意。除了革命热情外，家中弟妹多，早一点工作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这也是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那时参加工作还是供给制，除了管吃管穿，每月只发3.6元津贴，并不能帮助家里解决困难。

这一期青训班的同学，一小部分回校继续学习，并在学生会、团的工作方面发挥作用，大部分参加了工作，地县来的都回当地党委宣传部门工作，兰州的同学都分配到省上各部门宣传处和宣教口所属的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高等院校等单位，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各单位的骨干。

在青训班结束时，整个女师校园弥漫着同窗同学恋恋不舍的友情，同学们互相在笔记本上签名留言，互相鼓励。记得有一位同学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去吧！为妇女解放事业献出你美好的青春年华吧！”我们豪情满怀，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彼此握手告别，各自投奔到革命的熔炉中去。

初识省妇联

1951年8月26日，也是兰州解放的纪念日，省妇联派了一位叫卢汉名的男同志（省妇联的传达兼收发），在中央广场叫了一辆马车（这是当时兰州的“公交车”）来青训班接我们。被分到省妇联的三位女同学把行李放在马车上，人跟着马车走到省妇联去报到。这一天起我们就算参加革命了。

当时的省妇联在中山路，一个四进的旧宅院，可能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座银行或钱庄。一进大门有一个小小的院落，右手有一间传达室，一间汽车库，然后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小楼。所谓小楼，是它的地面比院子的地面高出很>多，实际上还是一层，可能是当年的营业厅吧，现在省妇联用它当会议室。从小楼旁的过道绕进去，是一共四进的四合院，全部是平房，也就是省妇联的办公室。那时的办公室是兼宿舍的，无所谓上班下班。住在省妇联机关的都是从老区来的老干部。说老干部，只是资格老一些，年龄并不老，也就是三四十岁吧，她们中有的同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如省妇联主任刘杰，她在学生时代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入党后，在西安、兰州等地从事地下工作，那才叫“提着脑袋干革命”哩！副主任李磊也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有着光荣的抗日历史，令人敬慕。城市工作部的部长党培英同志是甘肃靖远人，1938年就投奔延安革命，其夫解放前夕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入狱，后牺牲。后来她才又重新组成革命家庭。许多女同志又都正值生育年龄，所以窗台外面摆满了牛奶瓶子，院子里挂满了尿布，我们都说这是万国国旗。我到省妇联组织部去报到，组织部长不到一岁的孩子正坐在床上提着我的档案袋玩耍哩！我们被分配住在一个单间房里，每个单间都可以放两张单人床，还可放一张小小的办公桌。最后一院是伙房，有一位厨师做饭兼烧开水。那时是供给制，全体干部和家属都在灶上吃饭，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五角，中午馒头，下午面条，吃得很简单。组织上给我们发了新的灰色制服，是一种深灰的粗布制成的，这种面料越洗越浅，越洗越好看，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时尚、最令人羡慕的服装。我们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前面的帽舌翘得高高的，显得很精神，有的同志还把辫子塞进帽子里，更是英姿飒爽。穿着这身灰制服，意味着我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是共产党的人了，倍觉优越与自豪。

|参加了革命，穿着供给制时发的灰色制服，胸前口袋里插着那支金星牌钢笔，多神气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工作可干。刘杰、李磊主任的孩子年龄和我差不多，比我小不了几岁，我就常和他们在院子里唱歌跳舞，踢毽子，玩游戏。后来，省妇联编了一个工作通讯小册子，让我们在上面盖上“请批评，请交换”的印章，然后写上信封装好发出去。我们这些年轻人做着五彩人生的梦想，怀着满腔的革命激情，追随想象中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原来是这样清淡而平凡的琐事，我感到有些失落，有些茫然。

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领到3.6元的津贴，首先花了1.2元买了一支金星牌钢笔，那时，这种水笔算是名牌了，我先给自己武装了革命的工具，打算以后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然后花了一角钱买了两串烤羊肉串，这是我最爱吃平时又吃不上的，还买了一碗元宵，算是犒劳一下自己，然后把剩下的钱都交给母亲补贴家用了。

定西土改

初到省妇联，那种“平淡”的生活并不长。10月份，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省铺开，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全部被派下去参加土改，经受锻炼。

我梦想的、向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在等待着我去投入，去战斗。

我捆绑好行李，和省上其他单位的同志一起坐了一辆名为“大道奇”的敞篷货运大卡车赴定西，车上没有座位，每人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那时的路况不好，车过之处尘土飞扬，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坐的人极易晕车。车况也不好，时常抛锚，当时有人笑曰：“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但就是这样，我们的情绪仍然很兴奋，我们一路高歌，说说笑笑地到达了定西县。

当时的定西县城，只有几条小街小巷，全部是低矮的土平房。县委的院子里也是一排排土平房。我们和地区、县上的干部一起参加了几天的“三干会”，实际是土改培训班。那时县上连个礼堂或大一点的会议室都没有，开大会听报告就在城隍庙的院子里进行。学习内容是《土地改革法》和中央、省上的有关土改政策规定。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定西县李家堡乡土改工作团。

李家堡乡离定西县城约五十华里，位于华家岭西麓，是西兰公路的必经之地。这里是国民党军政要员蒋云台的家乡。民间传说：“会说李家堡的话，一个连长少不下。”所以县委认为李家堡阶级情况复杂，把该乡作为第一期试点乡，派了较强的工作团，团长是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长王自新。

我因年龄小，被组织上照顾住在团部，但实际工作仍在团部所在地的村里，其他同志都分配住到各村开展工作。团部设在一个堡子里，堡子是由黄土夯得非常厚实的堡墙包围着的一个小院。我刚刚工作，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干，就跟着一个比我大一些，负责这个村的男同志一起到村子里去访贫问苦。

访贫问苦对我来说，第一是要过怕狗咬的关。因为农民分散住在各沟各岔，家家都养有狗，一见生人就狂吠奔来，张牙舞爪，凶恶得很。我虽然手里拿着一根打狗棍，但一见到那气势汹汹狂扑来的狗，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躲之不及，哪敢用棍子与狗搏斗？这时就全仗着男同志的保护了，直到主人出来把狗牵住，我们才敢到屋里坐定，开始访谈。

访贫问苦对我来说第二道关是语言关。从未下过乡的我，实在是听不懂当地农民那浓厚的定西方言，如把“头”叫“多脑”，把“倒霉”叫“背扇”，把“可怜”叫“孽帐”等等，至于发音，“二”用舌尖发出，和“四”有点分不清，把“安”叫“干”，把“开”叫“安”等等，很难听懂。为了和当地人交谈，我不仅要力求听懂他们的语言，还要改变我自己的语言，学会他们的语言，这样才能顺利交流，联系群众，做到当时领导要求的“和贫雇农打成一片”。土改结束时，我的口音里已经不知不觉地夹杂了许多定西乡音了。多年在甘肃各地农村工作的潜移默化，至今我说着一口“甘肃的普通话”，许多人都不相信我是湖南人了。

访贫问苦对我来说，还要过第三关——生活关。为了和贫雇农打成一片，建立阶级感情，我们到贫苦的农民家轮流吃饭，当时叫“派饭”，每天交五角的饭钱。那时，农民吃一种和田面，即扁豆和小麦一起播种，一起收割打碾加工的面粉，把面擀成较厚，切成短节节的面条，和洋芋片一起下锅煮熟，我吃起来总觉得有一股生豆腥味。有的人家放一小碟咸韭菜作调味，吃起来还稍好一点。为了填饱肚子，我尽量适应这种饭食。农民夸我“嘴壮得很”，意思是我不挑食。其实我心里清楚，我很不习惯，老觉得馋得很。

当时中央规定的土改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我们所想象的贫雇农经受地主的剥削压迫，苦大仇深，一定会积极参加斗地主，分田地，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开始积极靠拢工作组的大都是一些能说会道，脑子机灵，在外面做过生意或是一些不爱劳动的“二流子”、兵痞子等等。真正的贫雇农往往长期深受压迫，没有社会地位，加之受宗族观念等影响，认为自己受穷受苦是命不好，是先人没挣下，认为种田交租是天经地义的，并不怪罪于地主的剥削压迫，所以很难发动起来。再加上我这么个不懂社会的小丫头和刚刚学会的那几句半生不熟的政策“官话”，人家更难以信任，更谈不到他们会面对面与地主做斗争了。我很苦恼。为了和贫雇农家的妇女拉近距离，建立感情，我一进门就进厨房，她们做饭，我就帮着烧火，拉风匣，有时就帮她们抱娃娃。有时妇女到山坡上挖草根铲草皮作燃料（现在看，这是对生态的严重破坏），我也背上背篓和她们一起去挖，慢慢混熟了，就和她们拉家常，启发她们算剥削账，她们有些话也就给我说了。记得有一个农民给我诉说，有一年，保长领人来抓壮丁，他的妻子正在坐月子，不可能到很远的沟里去挑水。没有办法，只得苦苦要求给家里水缸担满水。说到此夫妻俩都伤心地流出了眼泪，我也为这一细节动了感情。但是，仅仅发动个人诉苦还不够，必须帮助他们把个人苦上升为阶级苦，提高阶级觉悟，才能勇敢地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从斗争中培养基层的骨干队伍，保卫胜利果实，否则，“和平土改”就会走过场，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细致的。

为了配合土改，省上文工团（现在的省话剧团）到李家堡来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演到动情处，台上台下哭成一片，许多农民自发地喊起了“打倒恶霸地主”的口号，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期间，我还向文工团的同志学了许多歌曲，文工团走后，每次开会前，我就教农民唱歌。记得其中的一首歌词大意是：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人劳动，粮食哪会自己长？耕、种、锄、耙，没有我们做不了，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人劳动，房屋哪会盖起来？自己的房，两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这些歌词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对发动群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地还有给妇女缠足的现象，我们就给妇女教“放足歌”，依稀记得歌词是：

女唱：叫村长，你告诉我，女人为什么要缠足？娘养女儿真难心，为什么活活受肉刑？

男唱：唐明皇是个坏皇帝，把脚缠小他耍戏？娘养女儿真难心，快快放足求解放。

至于妇女缠足是否始于唐明皇，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了。

由于教唱歌，教识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贫雇农妇女建立了亲姊热妹的关系。她们来开会时常常会把在炕洞里煨熟的洋芋、莜麦棒棒或是苞谷塞给我，有什么话也愿意给我说，有的妇女成了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以后成长为乡村的妇女干部。

群众发动起来后，为了防止地主转移财产或销毁财产，我们把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了民兵连，晚上巡逻放哨，监视地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民兵报告，蒋云台的老婆在她家园子里埋东西。我们即带领民兵到他家去查看。

蒋家住在离李家堡街一里多的一个土堡子里，堡子的墙是用土夯得很厚很高的。进了堡子门，里面是一个当时来讲很排场的四合院。其实，唯一不同的是镶上了玻璃的窗子，最奢侈的是房门的把手上镶上了一个绿色的玻璃球。现在想起来，也就很一般了。我们一进门，民兵们就大声呵斥，将蒋氏推来搡去，让她老实交代转移财产的罪行。在我想象中，她一定是埋藏了许多金银珠宝。蒋氏战战兢兢地领着大家到她的后园子里，刚刚掩盖的湿土还没有干，大家七手八脚挖出来，原来只是几个细瓷盘碟，我也觉得很失望。回去向工作团作了汇报。工作团的领导告诉我，蒋云台是国民党119军的副军长，1949年12月在武都通电起义，后被安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七军副军长，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我们应该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以后再不要领群众去斗争了。工作团的领导虽然没有批评我，但一番正面教导，使我懂得了土改中如何严肃执行党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蒋云台被重新安排为省政协副主席，而且成了我父亲的好友。后来我也担任了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每每见到他，我不由得就想起土改中的那一幕，暗暗为自己的幼稚而可笑。

第二期土改是在定西县宁远镇。这个紧靠华家岭脚下的镇子比李家堡还要繁华一些。西兰公路穿街而过，街道两面铺面一个紧挨一个，每三天逢一次集，农民可以在集市上交换农产品和日用品。我被留在工作团部搞一些统计数字和抄抄写写的工作。工作团长是时任定西地区检察长苏民，是山西来的老干部。有一次苏民同志要到县上开会，临走时安排我把全乡土改第一阶段的情况写一份小结，待他从县上开会回来要交稿，时间大约只三五天。这对从来没有写过材料的我，真是赶鸭子上架，不知从何下手。我找了报纸上的有关报导学习，又看了县上通报的有关乡的报告。再看看各村交来的书面材料，然后照葫芦画瓢，把统计数字和各村的一些典型事例塞进去，胡乱凑了一份总结报告。苏民同志回来时，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怯怯地把稿子交给他。苏民同志仔细看过后笑着说：小鬼写得不错嘛！我知道苏民同志是在鼓励我，保护我初学写材料的积极性。然后他开始修改。他一边改，一边教我写报告应该如何抓住主题，如何运用统计数字和典型事例，直到文字的表述及标点符号都作了修改，并且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真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位教我写材料的老师。后来我了解到，苏民同志在山西时曾经当过教师，土改结束后，党抽调一批老干部(从老区来的干部，实际年龄并不老）充实工交、文教战线，苏民同志调到兰州铁道学院任职。我在以后的工作中，都很幸运地遇到一些手把手教我成长的老领导以及一起工作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如李磊、陈楚平、马竹轩主任等等。我之所以有今天的工作能力，应当不忘恩师。

|1954年和李磊主任在武威农村

第三期土改是在郑家乡。这是一个典型的干旱山区，地处偏僻，延绵起伏的黄土山丘和一条条沟壑小岔，把各村各户分割得十分分散，贫瘠的土地使这里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我和省妇联的张纯被分配到一个村里工作。张纯同志虽和我同期参加工作，但比我大几岁，各方面比我成熟，生活自理能力也比我强，还处处护着我，真像一个大姐姐。郑家乡特别干旱，农民窖里积的一点水真是贵如油，每天早上房东拿碗盛大半碗水给我洗脸，我只好先刷牙，然后再沾一点水往脸上来回一抹，剩下的水还要喂牲口。由于长时间不洗澡，不换内衣，身上长满了虱子，每天晚上我和张纯都会爬在热炕上，脱光身上的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捉虱子。但虱子繁殖得很快，虽然每天都有新收获，但总也捉不尽。久而久之，我们反倒把捉虱子当成了一种乐趣，捉到一个虱子都像抓到一个敌人一样，用双指甲一掐，咯嘣一响，就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情。那时农家的厕所没有蹲坑，小便常常溅到两边裤腿上，时间长了就成了黄黄的硬硬的一块。那时只发棉衣棉裤，不穿罩衣罩裤，所以无法换洗。一个大姑娘穿着这样的裤子实在不雅。张纯就教我拆洗棉裤，这也是我学会如何自理生活的一课。以后我会做针线活，也是这时打的基础。

由于在宁远镇土改学习了写材料，增强了我写作的兴趣。我看到《甘肃日报》上有《土改工作队员的日记》专栏，自己也每天写日记，把土改中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一些感受记下来，很有意思。可惜，这些日记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为了怕惹是非，全部付之一炬了。记得我当时还积极给报社投稿，大部分未被采用，只有一次登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块”，收到了三角钱稿费。大家让我请客，我就买了三角钱的韭菜，请房东给大家包了一顿韭菜盒子，大家还真吃得很香哩！

八个月的土改结束了。我们背着行李回定西县时，沿途天兰铁路已经铺轨通车。听到长长的火车鸣笛声，感受到如此迅速的现代化建设，对祖国的发展充满了无比的信心与希望，我们惬意地走在铁道上，踏着一节节的枕木欢呼跳跃，同时高唱着歌颂祖国的歌曲，那个高兴劲呀，还真没法说。

参加了三期土地改革运动，确切地说，是我在土改运动中去学习锻炼。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确实学了不少东西。首先，我在土改中初涉社会，初步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知道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封建剥削制度。其次，使我知道了什么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想问题首先要想到群众，工作中要学会发动群众，办事要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要具体化。第三，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学会了生活自理。

1954年8月，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张仲良同志在中共甘肃省第一次党代会报告中说：“我们在社会秩序获得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行了空前地，大规模地社会改革运动。全省改革土地制度的工作，除20余万人的蒙、藏、哈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到今年春耕以前，已经全部结束。共有424万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1027.86余万亩土地以及其他大量的生产资料。”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做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我庆幸自己亲历了这一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皋兰土改复查

1952年冬到1953年春，我参加了两期土改复查。因为皋兰县当时是省上的直属县，所以许多农村工作的试点都在皋兰县进行。我和皋兰县开始有了缘分。

第一期土改复查分到皋兰县的忠和乡，就是现在有名的十三公里吃羊羔肉的地方。可那时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山沟沟，没有公路，我们跟着拉行李的木轮马车，从沙沟里走到忠和乡，沟里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坑坑洼洼，要么就是厚厚的尘土，我们走了整整半天才到了乡政府。乡上把我分到一个叫野马沟的小山村去工作。野马沟，顾名思义是野马曾经出没过的地方，可以想象当年的偏僻荒凉。村干部将我带到一户农家居住。这家人姓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们家有一位老奶奶和一儿一媳，靠山挖了两孔窑洞，我和老奶奶住一个窑洞。窑洞里除了一个通间土炕，炕上有一个简单的木质面柜，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老奶奶热情地帮我打开行李，并且把靠炕口最热的地方让给我睡。和老奶奶交谈时，我发现她吐痰时直接朝窑洞的墙上吐去，我抬头一看，只见窑洞四壁从上到下都沾满了干的痰渍，心里感到很恶心，但还是强迫自己接受这一现实，硬着头皮住了下来，直到土改复查结束。

|土改归来

这个小村庄仅仅十几户人。我吃饭是挨家到各户轮流吃，也便于了解情况，联系群众。这里是干旱山区，砂田里种的小麦虽然产量不高，但很劲道，这种小麦后来成了皋兰的品牌——和尚头面粉。尤其是这里的妇女都会擀长面，虽然没有蔬菜，用葱花炝一点酸汤，就着咸韭菜也很好吃。早饭大部分时间是洋芋糁饭，也能吃饱。派饭轮到我的房东家时，一想起那满是痰渍的窑洞我就倒了胃口。但老奶奶十分热情，她买了一只小羊羔，给我做了一顿羊羔肉，羊羔的香味完全诱惑了我，倒把那痰渍的印象淡忘了，让我美美地解了一顿馋。那时因天旱，小羊难以生存，一只羊羔只卖五角钱，我知道老奶奶家困难，硬是在伙食钱外另加了五角钱给她。当时正逢老奶奶的儿媳生孩子，那里讲究坐月子只能喝小米汤，奶水不够，娃娃整天哭闹，我劝她喝些羊肉汤，结果竟把奶水催了下来。

土改复查的任务主要是看阶级成分划得准不准，有没有漏划的地主富农，群众发动得是否充分，土地分配是否公道合理。这个十几户人的小山庄，阶级情况很简单，没有地主富农，只有中农和贫农，所以工作量不大。我就重点宣传互助合作的好处，发动大家自愿成立互助组，做好备耕工作。(www.xing528.com)

一个人住在这个小山村，仅有的十几户人，也不是天天东家进，西家出的。白天我实在也不愿待在那个满是痰渍的窑洞里，所以有时感到很孤独，很寂寞。那时兰州市还保留着每天在白塔山放午炮的传统，午炮一响，大家都忙着核对自己的手表是否准时。每天快到12点，我就爬到附近一座最高的山顶上，朝着兰州的方向，等着听那一声午炮响。这时一种强烈的想家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很想哭，可又觉得我现在是经受锻炼的时候，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呢？这大概就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作怪吧！后来和同志们交流思想时，我总觉得这种表现丢人得很，不愿意坦承。现在想起来，一个城市小姑娘，只身一人到这个小山沟开展工作，生活单调而艰苦，感到孤独和想家，是完全自然的，可以理解的。而我自己竟以“革命者”的形象要求自己，扭曲自己，是多么可爱又可怜啊！

第二期土改是在新城乡，也就是现在“504”厂的地方，当时归皋兰县河口区管辖，但那时黄河上没有桥，到河口区去还得坐羊皮筏子。新城乡地处黄河南岸的一片平川，靠黄河水车自流灌溉，自然条件比北山好多了。居住也很集中，有一条小街，群众生活也比北山好。我们工作组集中住在一户中农家的大院里。工作组都是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同志，有杜锡英、王拓、高登九等，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资格老。杜锡英同志很善于总结工作，材料写得很好，王拓稳重干练，高登九心直口快，很是泼辣。有他们领着开展工作，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任务也顺利完成了。记得那时省上的工作通讯上还常常登有新城乡的经验介绍。

麻家寺抗旱

对于十年九旱的甘肃来说，旱象年年有，只是天旱的时间长短和受灾面积的大小不同而已。而1953年的大旱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由于久旱不雨，许多地方墒情不好，不能下种，农民心急如焚。于是，省委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下农村，和基层干部一道领导农民防旱抗旱。

我在省妇联的干部中，是没有家庭孩子拖累，又刚参加工作必须到农村经受锻炼的年轻人，虽然我刚刚参加了两期土改复查回来，但这次抗旱仍然理所当然地抽调上我。

大概真是和皋兰县有了缘分吧，这次抗旱又把我分到该县的麻家寺工作。麻家寺离兰州市70华里，从兰州出发沿着西兰公路走，一路都是缓缓的上坡，所以估计比兰州的海拔要高一些，它又紧靠马衔山麓，如果正常情况下，沿山村庄是不会受旱的，但今年也旱了。

我到乡政府去报到。

乡政府在麻家寺小学旁边一座小小的四合院里。小学设在一座高冈上的庙里，这座庙就叫麻家寺。庙里原来有一座大钟，敲起来声音洪亮，十里八乡都可听见，所以当地曾流传：“麻家寺的钟，猪嘴岭（现在的定远镇）的葱，岳家巷道的姑娘邴家湾的……”（记不清了）。但是，我并没见到这个大钟，不知被毁于何时。乡政府的这个院子大概也是原来庙产的一部分。当时的乡政府只有两名脱产干部。乡长姓杨，大约40多岁。文书叫孙耀文，20多岁，都是当地人。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插个问号，现在一个乡起码三四十个干部，有的还有七八十个，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事业发展的需要，还是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乡长见我是个女同志，就将我分到乡政府所在地的村里工作，包括一条叫横路子的小巷和西兰公路两旁的半条街。

|1953年，省妇联干部合影

我被安排在一个叫陆家奶奶的家里吃住。这是汽车路边的一座车马店，面向马路有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铺面，是给客人提供吃饭的场所，紧靠铺面的是通向大院的大门，汽车和马车均可出入，院内有两排空房可供客人居住，院中间还可停放车辆，很是宽敞。以前马车从兰州出发，或从定西出发，这里刚好是一个驿站，可能比较繁华，但汽车通了后，这里就逐渐萧条起来，所以陆家奶奶的店基本处于停业状态。陆家奶奶的丈夫已经去世，大儿子已结婚另住，她和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共同生活。这么大的院子显得很冷清，她热情地打开了一个小房间给我居住。

房间里有一个通间炕，地上放着一个黄色小方桌，两个小凳子。我开始打扫房间，然后把行李整整齐齐铺在炕上。我兴致勃勃地在路边采了许多野花，要了一个空酒瓶插上，摆在桌子中央，一下子使满屋充满了生气，散发出幽幽清香，十分温馨。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旱要抗到什么时候，我要在这里住多久，但不管如何，我得学会生活，给自己创造个较舒适的小环境。

我决心不要浪费我宝贵的青春，抓紧时间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我给自己规定，每天早上十点以前在住房里学习，十点以后再到村里去工作。我深知自己基础差，起点低，因此渴望学习，提高自己。省妇联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我是借书最多的一个。那时马竹轩同志是省妇联副主任兼宣传部长，曾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图书室的书都是由她挑选买的，不仅有马列的理论书籍，也有文学名著。我如饥似渴，博览群书，但又盲目性很大，抓住什么看什么。记得我当时带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毛主席的一些著作，还有《马恩列斯论妇女解放》，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小说有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卓娅与苏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规定早上必读理论书籍，晚上在煤油灯下看小说。那时盛行的苏联小说可以说影响着我们整整一代人。

我向村干部和当时的互助组长了解情况。他们带我到田间地头去看旱情，离山越远的土地旱象越严重，土地龟裂，庄稼黄萎。商量对策时，大家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人定胜天”这句口号显得空洞且软弱无力。麻家寺的汽车路南面，小岔沟的出口处有一座水磨，附近的农民都靠这座水磨加工面粉。但因天旱水小，水磨也打不动了。我们沿着水流朝沟里走去，只见满沟都是乱石头滩，水在满滩漫淌，沿途渗漏不少，走了好几里地才走到水源地。当地干部说，泉水小了，如能掏挖一下，可能会增加一些水量。我和他们商量，能不能利用这仅有的一点点水先浇地？他们说不可，因为水量按亩分到各村的，但是轮到下游浇水的日子，水已中途渗漏完，而上游也不能浇，等于把水白白浪费了，因下游涉及另外一个乡，所以要向区上汇报等待协调，但是区上迟迟不给答复。

我心急如焚，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寄到甘肃日报社，批评区上的官僚主义。没几天果然在“读者来信”栏目里照登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一下捅了马蜂窝，惹下了一场风波。区委书记李树祥很生气，召开全区干部会进行讨论，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进行反击。他发动下游的干部批评我没有全局观念，片面地站在上游考虑问题，甚至说我捏造事实，说水是可以流到下游的等等。这个会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我的一次批判会。还是当时的甘报记者王明远同志说了几句折中的话，才给我解了围。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办事简单得很。尽管这个意见是对的，如果我想问题成熟一点的话，应该亲自去向区委书记汇报，讲清群众的反映和我的看法，也可陪书记到沿途现场去看看，尽量用事实说话，而我一下子就捅到报纸上，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惹来了一场批判，连自己也保护不了。不过，李树祥同志后来在反右斗争中横遭批判，被打成反革命，出狱后病死，我反而又同情起他来了。

这件事情惊动了县上。县长钟华同志亲自到麻家寺了解情况。她没有限于上下游之争的问题上，而是认为应该掏泉修渠，增加水量，防止渗漏，使上下游都受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听了后暗自佩服这位大姐的水平真高，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写到这里，我得介绍一下这位甘肃省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县长。她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一个书香门第，上中学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她在上海、广州当过纺织女工，在地下党领导下发动工人闹工潮，为此被捕入狱，出狱后辗转香港。1937年党组织送她去延安学习，从此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1953年她被任命为皋兰县县长时只有33岁，一上任就遇上了大旱灾，北山一带是赤地千里，她带领全县干部投入抗旱第一线。那时下乡可没有小汽车，也没有柏油马路，她凭着自己的双脚跑遍了皋兰的沟沟岔岔，她发动群众修水渠、安水车、打井、挖涝池，夏田旱了种秋田，秋田不收再抢种蔬菜。每条渠道上都有她的足迹。麻家寺小岔沟的这条渠道只是全县整修一百多条渠道中之一。真是一位可歌可敬的大姐。1954年由于她丈夫奉命出国工作，她也被调到北京市崇文区担任区委副书记。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老同志，尤其是女同志都热衷于当红娘，钟华同志也不例外。临走前她告诉我，县上已决定发动群众整修这条渠道，她将派县委一位宣传部长来领导修渠。她介绍说，这个小伙子20多岁，是甘肃的地下党员，曾担任过团县委书记，工作能干，人品也好。然后她挤了一下眼睛，诡秘地笑着说：“你一定会喜欢他的。”一句话说得我满脸通红，心里直跳。

钟华同志走了没几天，魏列琦果然奉命来到麻家寺。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正在陈井区（现属永靖县管辖）下乡，接到通知后，也就是钟华同志告诉了他那个信息后，就连夜从陈井步行赶到兰州，第二天又步行到麻家寺，脚上都磨起了水泡。这时省水利厅也派来了技术人员，省人民银行的行长石现之也亲自到现场予以指导，区委书记也来了。在研究方案时，水利厅的技术员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用石头，水泥衬砌，可防止渗漏，也美观，缺点是投资大，工期长，且过冬时水泥是否会冻裂的技术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第二方案是土法上马，利用当地的石头和红膠泥衬砌，渠面两边铺上草巴子（带根的草皮），如果保证质量，同样可防止渗漏。优点是就地取材，工期短，见效快。缺点是寿命不长，几年后要不断维修。经过再三权衡，大家一致同意第二个方案。第二天，区上就召集上下游各受益村的干部开会，讲了第二方案，征得大家同意后，按受益的土地面积分配了任务，各自包干一段，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施工由技术员统一指导，质量由技术员监督把关。各乡、村干部都很积极，情绪很高，领了任务回去就开始抽调民工，备足材料。一场掏泉修渠的战斗就打响了。

我们省上、县上来的干部全部集中住在陆家老奶奶家。我们早上吃完早饭，带着干粮，戴上草帽，扛着铁锹和群众一起进沟修渠，中午在工地吃，晚上收工后才回到住处，陆家老奶奶给我们做凉面或汤面吃。由于劳动量大，大家吃起饭来狼吞虎咽，陆家奶奶园子里那点白菜很快就吃完了。我很不好意思，于是收工后发动大家顺便在林子里采集一些蕨菜交给陆家奶奶。热火朝天的修渠场面使我兴奋，尤其是和列琦在一起，心里觉得很愉悦，真的印证了钟华同志说的“你会喜欢他的”那句话，我喜欢上他了。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观察他每处理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干练得体，我看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男子汉的青春活力，甚至他那一口土得掉渣的兰州话我也没觉得有多难听，他那狼吞虎咽的吃相，蕨菜吃了一盘又一盘，我也觉得很有趣。

由于按乡、村包干，任务完成得很快，不到一个月，一条十几里长的渠就修好了，泉眼经过掏挖，出水量比以前大了，原来满滩乱流的水，整整齐齐顺着渠道往下流，蒸发渗漏的问题也解决了，下游也可以浇上水了。部分地缓解了旱情，大家都很高兴。

修渠结束后，省、县、区的同志都要回去了。临行的前一晚，我们在陆家奶奶的餐厅里吃了一顿饭，大家说说唱唱热闹了一通，然后各自回房休息。这时，列琦却磨磨蹭蹭不走，我估计他有话要对我说。果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明天就要回县上了，我们能做个朋友，今后保持联系吗？”我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截了当，于是低着头也干脆地回答了“我同意”三个字。复杂的难以启齿的爱情表白竟然如此简单坦率地完成了。他走后不几天，我收到了他从兰州寄来的一封充满感情的绵绵情书，我们就这样鸿雁传书地开始恋爱了。麻家寺这条渠融进了我燃烧着的激情，传递着我们的爱情。小岔沟，是一条甜蜜之沟，爱情之沟。由于这里风景极好，四十年后，这里被兰州市开发为度假村。修了一些楼房别墅，但是，沟口那古老的水磨不见了，那长满了挺拔的白杨树的“同生火柴厂林场”不见了，那充满神秘味道的小庙和老道不见了，只有沟两面坡上茂密的灌木丛和盛开的野花依旧，触景生情，我仍留恋那50年代初期的小岔沟和那条甜蜜的小水渠。

渠修好后，我被留下来继续抗旱，加之麻家寺当时又被确定为普选的试点，这是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一件大事，各级政府都倍加重视，所以我又是普选试点组的工作人员。旱情并未完全解除，夏田几近绝收，县上拨来了一批小日月种子，我们又发动群众种小荞麦和糜子，还种一些蔬菜，千方百计增加食品渡过灾荒，一直到秋收以后我才奉命回到兰州。

焦家庄蹲点

1954年春耕开始时，省妇联决定让我到永昌县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去蹲点。刚开始是省妇联秘书长唐可权带我去的，但她只待了几天就回机关了，留下我一个人，这个点一蹲就是8个月。

焦家庄位于永昌县城以西15华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辖区东西长18华里，南依祁连山下的中坝，北靠甘新公路，南北宽1.5华里。这个合作社自1951年11月土改后即开始筹备，于1952年2月正式成立，是全省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什么土改后没有经过农民个体经营及互助组的过程就直接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呢？因为土改前占总户数2.8%的9户地主，却占有了土地总数的57.4%，而且是集中连片，其他生产资料如耕畜，农具和房屋，也和土地占有的比例一样。所有地主全部采取雇工剥削的方式，所以雇农占农户总数的53%，农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因此，经武威地委上报甘肃省委和西北局批准，决定在这里直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试办工作是十分谨慎而稳妥进行的，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在处理土地、牲畜、农具入股分红和劳动力记工分以及副业生产收入等问题上，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实行自愿两利、等价交换和保持土地所有权的原则，社员入社也采取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经过工作，先后分四批加入。全社共319户、1605人、8154亩地，分成了3个生产大队，15个生产组。在群众的思想基础、组织习惯，生产条件等都不完备的情况下，要建立和巩固好这个相当大规模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永昌县委非常重视，派县委宣传部部长房峻峰担任社长，合作社直接属永昌县政府领导。西北局在批示中曾要求：“只许办好，不许办垮。”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个社不仅巩固下来了，而且生产迅速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较充分地显示出合作社的优越性，为全省后起之合作社树立了典范。

1954年，全省许多地方已开始试办农业合作社。在全国合作社高潮的前夕，如何做好合作社的工作，已经引起了各部门的重视。我在焦家庄蹲点时，已有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带领工作组在那里调研合作社的党建工作。西北团委和团省委的工作组也在调研合作社的青年工作。省文联的作家赵燕翼、李战、高天白都在那里体验生活，后来他们创作了一个讴歌合作社的剧本，叫《雨过天晴》。卫生厅派了一个妇幼卫生工作队长期驻点，十几位全是清一色的大姑娘，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和推广新法接生，调研合作社在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时如何保护好妇女劳动力。省上还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在焦家庄试办了全省第一个拖拉机站。年轻英俊的拖拉机手和妇幼队的姑娘们也有谈情说爱的。后来的省农机局局长张嘉斌夫妇就是当年成功的一对。此外，经常来采访的新闻媒体、学习取经的单位也络绎不绝。除妇幼队集中住在一大队外，其余均集中驻在合作社总部的一个四合院里，有集体食堂，倒也非常热闹。

|在焦家庄农业社的后花园里

省妇联领导当时只给我出了一个大题目，研究合作社中的妇女工作。这个题目太大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非常苦闷。这就逼着我只好向周围的同志们学习，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当时有一位驻社妇联干部叫袁金莲，她对合作社的情况很了解，和妇女群众也很熟悉，我就主动和她一起下到生产组里和妇女一起参加劳动，一起拉家常，了解妇女的思想情况，针对性地开展思想工作，并且培养妇女骨干和我们一起做工作。我还主动和妇幼卫生队取得联系，和他们一起到妇女群众中去宣传妇幼卫生知识。

经过深入群众，我了解了许多合作化过程中妇女新的思想情况和一些新的问题，也摸索了一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但是，只是一些原始的素材，如何加工提炼，总结提高呢？我没有这个水平。当时西北团委领导蹲点的惠庶昌（西北团委副书记，后调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非常可惜的是“文革”开始，不堪红卫兵的揪斗而跳楼自杀），他的水平很高，总结起工作来头头是道，我非常钦佩，于是我主动要求他们研究总结工作时允许我参加学习。他们说，青年妇女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一起研究吧！参加他们的研讨对我启发教育很大，他们分析入社青年思想状况和如何针对性开展教育时，我就联想妇女的思想状况和如何采取妇女易接受的方法进行教育；他们研究如何培养青年骨干，建立合作社团的组织时，我就联想如何培养妇女带头人，建立健全妇女组织；他们研究解决青年人的特殊要求时，我就联想起如何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如何在安排农活时照顾妇女的经期、孕期、哺乳期等等。我开始一边做工作，一边注意收集材料，一边总结提高。焦家庄的妇女过去很少直接从事田间劳动，但是参加农业合作社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尤其在薅草、集肥方面，妇女都是主力军。但是，我也发现，因为社里规定每薅三分地的草记一个工分，有的妇女为了多挣工分，赶急图快，把草薅不净。当时的肥料主要依靠农家肥，社里规定每交一驮人畜粪（约120斤）可折合三升小麦，每交一车灰粪可折合一升小麦，秋后还粮。某些妇女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多掺土充好粪。又如给社里挖红萝卜时，把许多小的红萝卜丢在地里就不拾了，而对自家的自留地却精耕细作。发现这些问题，各组除加强检查验收外，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当时根据斯大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理论指导，提出了在合作化过程中如何向妇女进行爱社如家的集体主义教育，帮助他们自觉地克服小农经济的自私观念，当一代集体化形势下的新农民、好社员。我们正面表扬了许多大公无私的好人好事，发现培养了一批妇女带头人。我和袁金莲同志就是这样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在合作化新形势下开展妇女工作的新经验。

在焦家庄蹲点时，我已向省妇联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我当时自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早上坚持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些段落我几乎可以背下来。至于工作，没有人给我提出具体要求和安排，全凭我自己去主动想问题，找任务，开展工作。

8个月的蹲点并不孤独，生活也是充实的。至今难忘的是那条开满马莲花的干河滩，马莲花虽然长在荒滩石缝中，但那朵朵蓝色的花像飞翔的蝴蝶，配上尖尖向上的青翠绿叶，甚是优雅。她没有芝兰之室的兰花那些骄娇之气，有点儿水分就茂盛，有点儿阳光就灿烂，争奇斗艳于荒滩乱石之中，非常好看。我和袁金莲同志从社里往四组工作时，就常常会在这个花丛中的石头上坐下休息一会儿。我们无忧无虑地欣赏着湛湛蓝天，悠悠白云，鲜花怒放，和风徐吹。我们快乐地高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端午节时，社员家端出用新嫩的艾叶擀成的面条招待我们；中秋节时，社里食堂改善了伙食，还给每人发了四个酥皮月饼，我们集体赏月，思家的情绪被冲淡了许多。夏天热时，我们背上煮熟的洋芋到南面祁连山上游玩，山上虽然没有树木，只是一些荒草，但凉风习习，登高望远，也很惬意。最令人愉快的莫过于借上一辆自行车，奔驰在甘新公路上，然后到永昌县城的小饭馆里吃上一顿臊子面或肉夹馍，那真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就这样，从春耕到秋收，我在焦家庄这个点一蹲就是8个月。

省妇联通知我回机关汇报工作并同时参加筹备全省妇女工作会议。听了这些鲜活的工作汇报后，省妇联的领导表示很满意，让我把这些经验在全省妇女工作会议上介绍。虽然我经过精心的准备，但第一次上台发言，面对全省县级以上的妇联主任，不免有些紧张。但这些事情都是我在实际工作中亲历亲为的，又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加工提炼的，所以讲着讲着我就放开了，不仅把事例讲得生动活泼，也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当时全省正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发言使大家感到很新鲜，也有超前的借鉴意义，一时反应很好。

当然，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国农村合作社一样，经过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又到双层经营承包责任制，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和艰难曲折。2000年我到金昌视察工作时，专门寻访了当年曾在焦家庄工作的姚风鸣同志，他已退休，但热情地陪我重访焦家庄。那时正值初秋，中坝流淌下来的泉水仍然那样清澈，社员们正在渠边清洗硕大的红萝卜装进编织袋，甘新公路边排列着许多的大卡车等待装车，运往四川等地。我们再往南走，进了一个红萝卜加工厂，在全封闭的生产流程中，一瓶瓶红萝卜原汁正在装箱待运。一路上，送红萝卜的手扶拖拉机一辆接一辆，一派繁荣景象。群众说，今年的红萝卜丰收了，个大味甜色鲜，价格好，销路也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再往乡政府的路上走，两边地里全部是塑料大棚，种满了各种蔬菜，完全打破了过去河西是冷凉灌区，不宜种植蔬菜的习惯。走访了几户群众家，发现家家盖起了新房，现代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生活大幅提高，改革开放使这里的群众得到了实惠。我看后感慨万千：可敬的焦家庄人，昔日合作化路上的排头兵，如今在奔小康的致富路上仍然没有停步，一切都在与时俱进中。

那时，永昌县正在大力宣传，传说这里是一支古罗马军队东征时留下的后裔，汉代曾建骊轩县，现在还在焦家庄发现有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后代，学术界为此争论不休，可意大利人已经到这里来拍摄电影了。神秘消失的古罗马军队，把永昌县的旅游业给炒热了。永昌县还专门建起了一座骊轩人的雕塑树立在甘新公路的路边，更增加了一种寻幽探古的神秘氛围，这已经是后话了。

从初级社跳到高级社

1954年底，省委召开了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提出全省拟建6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1954年冬，我被统一抽调到皋兰县麻家寺乡去参加建社工作。

我被分派到堡子村工作。这个村在麻家寺乡东南面山梁的一个坡上，约有二三十户人家。以这个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规模是比较合适的。由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宣传舆论的强大攻势，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形成了合作化是大势所趋的势头，所以农民对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似乎不需要做太多的思想动员工作，农民就争先恐后地要求入社。我们按照本人申请，群众大会讨论通过的办法分批吸收群众入社。先入社的农民感到很光荣，喜气洋洋，无形中给暂未入社的农民形成一股压力。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当时有一张姓农民积极申请入社，但此人平时有掐青扭黄的毛病，所以第一批入社时未被群众通过，他感到压力很大，一时想不通竟上吊自杀，幸被家人发现急救而未死亡。我知道后心里非常内疚，遂到家中安慰，并作思想工作。这件事也惊动了县公安局，他们派专人来村调查，怕有阶级敌人破坏而造成事故，因为保卫运动健康发展是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调查否定后即撤出了。但我为此一直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感到自己太大意了，只看到群众热情高涨的一面，没有估计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工作不深入，不到位，应该吸取教训。经过做群众工作，顺利通过了他第二批入社。我们当时建立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政策性还是很强的，工作中都是依靠原有的互助组骨干，严格按照土地入股，牲畜农具作价入社，社员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等原则进行的，所以整个建社的做法还是符合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在接受牲畜农具入社时，农民都给自己的牲畜披红戴花，敲锣打鼓送到合作社，一派祥和的气氛。全省在1955年春耕前都按要求完成了建社任务，经检查验收后，省委又立即提出了暂停发展，巩固提高的要求。这些任务就交给当地的党政组织去完成了。我就和工作组一起撤出，回到机关。

就在省委推动对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巩固提高的时候，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批判了此前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右倾”，是“前怕狼后怕虎”，是“小脚女人走路”。8月中旬，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检讨了自己的右倾错误，重新修订了全省农业合作化发展计划。但是，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1955年12月，毛主席又提出：“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省委又再次修订了计划。1956年7月，省党代会上提出，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由初级社转高级社的高潮，并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下去领导这一运动。

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妇女工作的中心，这是妇联组织的优良传统。我又被抽调到皋兰县麻家寺乡去参加转高级社的工作。

我被分派到薛家营村工作。这个村在麻家寺的北面，比堡子村人口多一些，自然条件也好一些，是和堡子村同时在1955年建立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建社时间短，社干部还没有来得及学会管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也没有完全习惯集体化的生产，初级社的半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未完全发挥出来。我已记不清当时做了多少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只记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基层干部和群众就表示拥护，敲锣打鼓贴标语、喊口号，欢呼“我们一个蹦子就跳到社会主义了”！我们就宣布初级社那一套土地入股、生产资料折价等办法通通作废，土地实行集体化，全部按劳分配。工作就在这么一片大轰大嗡中顺利完成了。这一年年底，全省99%的农民都加入了高级社。

在这一年中，根据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四十条），我还参与协助麻家寺乡制订了乡上的发展纲要。那时，兰州城里的省市干部一批批到麻家寺乡参观学习，我奉命当讲解员，使大家都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欢欣鼓舞。

这一年，甘肃风调雨顺，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农民都喊粮食太多了，仓里装不下，洋芋到处滚蛋蛋，窖里也放不下了，我们都误认为，这都是合作化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我们这些亲历合作化运动的干部，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我们忘掉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觉得农民都拥护党的政策，真是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办不到的，我们都随着毛老人家的指挥棒而头脑发热，飘飘然，社会主义就这样轻易实现，那共产主义也不是遥远的未来了。如果用“胜利冲昏头脑”这句话来形容当时全党上下的情绪，是非常贴切的。

这就为以后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的“左”倾蛮干埋下祸根，酿成了苦果。

再忆50年代“曾经的我们”

从1951年参加工作到1956年，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我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最快的时段。前面记述的只是几件大的事情，至于平时工作都没有提及。最近，我看到当年和我在省妇联工作的杨淑同志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曾经的我们》。杨淑同志和我是同龄人，也是当年省妇联的才女之一，而且“文革”后又回到省妇联当办公室主任直到退休。后来因为她受命编写《妇女志》，所以有机会翻阅省妇联当年的档案材料。她的回忆对于当年的我们做了非常确切生动描述，使我感同身受。现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那时的省妇联有三四十人，除搞行政杂务的几位男士外，全是女同胞，有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但绝大部分是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单纯、透明，充满活力……”“最难忘的那长年累月下乡的日子，难忘那泥土的芳香，艰苦的农村生活和贴心的农家姐妹。那时的我们，住机关的日子屈指可数，而在基层，在农村的日子则很长很长。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心任务一个接一个，妇联是党的助手和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妇联工作的中心。从减租土改、互助合作到大跃进、整风整社，妇联干部几乎人人到农村长时间参加实践；那时的妇女工作重点亦在农村，要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以指导全面。永昌的焦家庄，武山的文家寺，皋兰的连搭沟，榆中的三角城，酒泉的银达乡等都有省妇联的干部常年蹲点。那时的我们，虽然思想不够成熟，但政治热情很高，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那时的下乡，因为交通不便，多数地方只能凭两条腿，山大沟深，行路艰难，一进农庄就睡农家炕头。下到牧区，和牧民一样逐水草而居，住帐篷，喝奶茶，挥起牧鞭赶牧，和牧民交朋友。”杨淑同志还满怀深情地回忆着：“最难忘的是妇女工作的广阔天地，使青年无知的我们变得成熟起来。那时，我们从校门到机关门，社会是什么，妇女工作是什么，一无所知，靠着老同志、老前辈的传、帮、带，将我们真正领进了妇女工作的阵地，使我们逐渐学会了书写公文材料，下乡调查研究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等，磨炼出我们的综合分析能力，提高了我们的文学水平。50年代《甘肃妇女工作资料》上，每期都有省妇联同志在基层总结的最鲜活的妇女工作经验材料和妇女群众最迫切的呼声；《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和党刊《甘肃工作》亦经常载有省妇联干部写的消息、通讯、工作报告等，《甘肃日报》有些三八节社论亦出自省妇联干部之手。1957年冬，为贯彻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全省开展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运动，省妇联武山洛门试点经验曾在《甘肃农民报》以整版篇幅刊出……翻开省妇联的档案，里面永久地存着一代妇女工作者为甘肃妇女运动发展所做的贡献。”

看到这里，我已被她准确生动的描述而深受感动，也同时被带回那火红的年代而感慨万千。是的，她文中提到的永昌焦家庄，武山洛门文家寺，皋兰连搭沟（麻家寺属连搭区），榆中三角城，酒泉银达乡等地方都有着我的足迹，她没有提到的天祝哈溪区，皋兰的什川、忠和、新城，白银的王岘，靖远的三合、水泉、东湾，陇西的文峰，西和的大桥，武都的五风，岷县的梅川，泾川的高平，七里河的狗洼山，榆中的清水、金家崖，永登的红城……都是五六十年代我做过调查研究的地方。她提到的《甘肃农民报》的整版报导，是我和武山县妇联同志历时三个月试点所总结的“杰作”。她提到《甘肃日报》三八节社论，有的也出自我之手，其中一篇还是我生孩子坐月子期间写的。杨淑同志写的《曾经的我们》，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其所以现在要引用这一段，不是为了摆功，而是为我曾经是这一代妇女工作者的一员而自豪。同时也是对党，对省妇联当时的领导同志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以及对那美好年代的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像杨淑同志一样去省档案馆翻翻那些尘封的文件，把我带回到那火红的年代和激情燃烧的岁月。

|“曾经的我们”如今都已白发苍苍

四喜临门

1955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我个人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是非常顺利的，喜事连连，同志们戏称我是“四喜临门”。

一是结婚之喜。我和列琦经过两年多的恋爱，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虽说我当时只刚过18岁，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但那时并不提倡晚婚，加之列琦比我大6岁，年龄不小了。

我们于1955年8月13日结婚，只因这一天是星期日，并没有什么单双日的考虑，那时的皋兰县委机关就在贤后街东北口“五泉书院”，我们家住在贤后街14号，相隔也就五六十米，不用汽车接，我和陪同的同志们有说有笑就走到县委了。

那时的婚礼很简单，就在皋兰县委的会议室里，买些瓜子、糖果往桌子上一摆就行了，不兴请客吃饭。双方单位的同志们都参加了，当时的县委书记马云和省妇联副主任马竹轩是主婚人。马云是个很泼辣的女同志，说起话来粗喉咙大嗓门，她说：“我们的尕魏是个好小伙子，是个好女婿！”马竹轩反应很快，立即接着说：“我们的绮玲是个好姑娘，好媳妇！”惹得全场鼓掌大笑。接着就是新郎新娘报告恋爱经过啊，唱歌呀等等大闹一场。这些节目省妇联的同志作为娘家人，处处护着我，最让人感动的是，大家叫我唱歌，省妇联的马贤同志竟急着为我解围，替我唱了一首《敖包相会》。后来，马贤同志每想起她太热心，就很后悔地说：“人家结婚，我干吗去唱歌啊！”可见那时同志关系之亲密。

二是入党之喜。经过本人积极申请，党组织的严格考察，1956年5月19日，省妇联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就是省妇联副主任孟林和秘书长唐可权。这二位都是当时省妇联掌权的实力派（可万万没想到，两年后支持整我的仍然是这二位实力派）。支部会上同志们都非常诚恳地分析我的优缺点，语重心长地提出今后的希望，使我从内心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同志间的温暖。我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紧紧跟着党走，听党的话，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三是提拔之喜。几乎是与入党同时，经过省妇联上报省委组织部批准，省妇联党组织宣布任命我为省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这使我大吃一惊，毫无思想准备。有人提醒我，这个职务是副县级干部，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一个19岁的年轻人，参加工作也就是6年，现在也只是一个21级的办事员，连个科级干部也不是，怎么会一下跳到县级干部呢？有人改口叫我部长，我马上满脸通红，非常不好意思。其实，那时正是党强调大力培养提拔年轻干部的时候，也是正确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对家庭出身问题“有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时候，所以省妇联党组织也是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胆提拔了我。我决心不辜负党的期望，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岗位的要求。

四是涨工资之喜。由供给制改薪金制时，领导给我定的是22级，后来调整工资中，又给我加了一级，变成了21级，现在职务变了，又遇上普遍调整工资，所以就给我连升两级，变成19级，月工资92.8元，就这样，还没有达到县级干部的最低级，只是科级干部的最高一级，我已经很满意了。这个工资除1958年—1962年给我降为21级外，我一直拿了20多年。

“四喜临门”当然是好事，人生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呗，不过，别忘了另一句古人言：“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四喜临门”已经潜伏着祸根，风雨难测。很快，我就从政治高峰跌入政治深渊。从此，厄运伴随着我，而且，一栽就是20年，压力如山的20年，不堪回首的20年。人生有几个20年？何况正当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