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伟大付出：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我从21岁到28岁，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因为那时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也不懂得计划生育。

人们开玩笑说，我们家有“五朵金花”，因为我当时还年轻，也算一朵金花。也有人笑说，我们家有四千斤，是一辆解放牌汽车的载重量。

四个女儿如花似玉。我给她们起的名字也是花花草草的。大女儿叫薇薇。因为我喜欢蔷薇花，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墙角地边都可顽强地生长，花朵不大但繁繁密密，非常好看，还略带刺，善于保护自己。二女儿叫莉莉。“好一朵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丫，又香又白人人夸……”，江南民曲歌颂的南国之花。三女儿出生后，因为希望“品种齐全”，却又是女儿，取小名为多多，学名叫兰。兰花清香高洁，雅而不俗。四女儿小名叫余余。不言而喻，是和多多余余连起来的。当时我在省妇联工作，此名遭到妇联同志的一致反对，说有明显的重男轻女之意。好，既然生下来了，那就欢迎吧！取名欢欢。好在繁体字的“欢”字也是草字头，合欢花也是一种吉祥的花。

母爱是伟大的，母亲对女儿的付出是语言文字难以表达的。四个女儿的出生与成长，增加了我繁重的家务劳动、无尽的操劳与牵挂。但作为母亲，又是最幸福的。她们给了我亲情的温暖与快乐，精神的安慰与力量。她们是我永远割舍不了的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精神的支柱和力量的源泉。

孕育生命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妊娠期间害口，常常呕吐得滴水难进。我的四次生育，列琦都不在身边，而是出差在外，但我已习惯了不依靠他。1957年6月28日，生第一个孩子时，我从贤后街徒步走到省妇幼保健院。那时的妇幼保健院在中山林，即现在的西北民族大学东大门一带。走到上中山林的坡上，我看见卖杏子的，想到坐月子就不能吃杏子了，居然还买了几个杏子边走边吃，可见那时年轻，并不知道生孩子有多痛苦，傻乎乎的，一点也不紧张。一年以后，第二个孩子就出生了，也还是在中山林的妇幼保健院。现在回想印象已不是那么深刻，只是记得盼孙子心切的婆婆，听到又是一个女孩，她到医院去看我时，“心乏得连坡也上不去了”！第三个孩子是1962年春出生的，困难时期还没完全过去。快到预产期时，列琦从白银市给我带来一些黄羊肉，还有一个胎羔子，我将胎羔煮着吃了，将黄羊肉炒成臊子计划坐月子吃。没想到这胎羔是大补的，孩子出生时将近9斤，生产起来十分痛苦。可笑的是，孩子出生时间是3月30日，而医院出生证写成了3月21日，为了多领10天的粮票，我们将错就错，依此报了户口，而且给孩子也取名多多，这个情节和电视连续剧“金婚”一模一样，可见编剧是多么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1965年，我怀第四个女儿即将分娩，列琦又到榆中三角城搞社教去了。我住在大教梁宿舍，隔壁是妇联的一位同志，只好求助于她。那是刚刚过完春节的一个深夜，我感到肚子痛了，就去敲她的窗子，那位同志带我到省委车辆科要了一辆车，陪同我前往已搬到七里河的省妇幼保健院，没想到车到七里河桥时抛锚了，司机急得满头大汗也修不好，无奈我挣扎着步行到保健院，很快就分娩了。这时，陪我的那位同志立即给列琦电话告知，列琦接了电话先问是男是女，可见他盼儿之心切。可惜，又是一个女儿！不管怎样，他还是马上赶回来接我们母女出院，尽管是“余余”，但他仍视为掌上明珠。

|四朵金花

我养育孩子最大的困难是缺奶，别看我长得健健康康，两个乳房也很丰满，可生孩子后就是没有奶水。第一个孩子月子里奶水不足，爸爸骑着自行车满城买猪蹄子给我催奶。无论多好的营养品，把我吃胖了，可仍然没有奶，好在那时还可以买上牛奶代替。生二女儿时仍然没有奶，市场上牛奶供应已经开始紧张了，就用牛奶掺米粉，倒也把她喂得胖胖的。孩子出生不到一百天，妇联领导就要求我出差，虽说奶水不多，但坐在火车上没有孩子吸吮，奶涨得生痛，悄悄地跑到车厢的厕所里一边挤奶，一边更加想念孩子，眼泪夺眶而出。现在想起来，妇联的领导，同是女同志，却对做母亲的毫不照顾，如果是现在，一切以人为本，没有哪位女同志会如此服从组织。生第三个孩子是1962年，牛奶更是难买到，我每天傍晚端上牛奶锅站在大教梁门口等待那卖奶的铃声响起，但有时候，太阳已经西沉，天已近黑了，还不见卖奶的到来，于是失望地回到家里开始熬小米粥，撇出上面的浆灌在奶瓶里来喂孩子。幸好省妇联有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同志叫刘波，她的爱人李培福是省级干部，那时青年农场省级干部宿舍的牛奶是保证供应的，于是刘波同志主动帮我订了一份牛奶。从此，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工作多忙，刘波同志每天都会从青年农场给我带来一瓶牛奶，从不间断。每每想起来我都从内心非常感激。在1965年生第四个孩子时，整个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牛奶供应已不成问题了。

抚养孩子最大的矛盾是和工作的矛盾。五六十年代，老一辈的领导总是教导我们，革命第一，家庭第二，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革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因此，作为母亲的天职被忽略了，作为妇女儿童的权益被忽略了，这不能不说也是“左”的思潮的一种反映。省妇联都是女同志，谁也不能要求组织照顾，尤其我们这个年龄和政治情况的女同志，更是下乡的主力。生了第一个孩子，过了56天产假后，我把孩子日托到邻居家，早送晚接。这时列琦工作的皋兰县委由兰州市区搬到90公里以外的石洞寺，家务是一点也靠不上他了。孩子半岁后，按省妇联的规定，我必须下乡了，无奈送到婆婆家，直到三岁才送到省委幼儿园全托。怀莉莉时正是大跃进年代，省妇联把我们三个临产的干部都放在榆中清水公社去蹲点，还要和妇女们一起参加劳动，所以时时出现“险情”，弄得卫生院医生也无奈地直摇头，直到允许我回兰州一礼拜后就生产了。产后也是在母亲住的院子里找了一位邻居寄托，我早晚照顾。那时“大跃进”把人折腾得都癫狂起来。省妇联和省委各部委在一座大楼办公，有一天不知哪位多事者给省妇联贴了一张大字报：“白天叫喊没时间，晚上楼上不见人，别的办公室灯火辉煌，唯独省妇联漆黑一片。”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当时在家主持工作的某领导就每天晚上召集大家开会，没事也要找些事，总得让会议室和办公室灯火辉煌。会上不是翻来覆去念报纸，就是由那位领导训话，她又没多少水平，无非是重复报纸上那些官话、套话、假话，磨够了时间才散会。这对我们这些抚育襁褓中婴儿的女同志简直是大折磨。我看看表，心急如焚，在笔记本上胡乱宣泄我的不满，写道：“说话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抑扬顿挫，像念藏经”、“空洞无味，言之无物，专嚼别人嚼过的馒头”等等。那位领导还以为我是在认真记录她的讲话哩！好不容易等到十点以后散会，我骑上自行车箭一样飞到家中，赶紧给孩子拆洗那尿渍浸得硬硬的小棉裤，烤在炉子旁，待第二天凌晨起来缝好再赶紧去上班。我就是这样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地抚育着我的孩子。在妇联，我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不知什么时候领导会叫我下乡，也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所以只要有机会回到兰州，我就会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把孩子们冬天的棉衣都拆洗缝好，把她们的棉鞋做好。第三个孩子也同样是寄托在母亲的邻居家。第四个孩子是请了一个保姆在家带，那时粮食是定量供应，常为保姆把粮食偷拿回家而苦恼。不管怎样，在孩子长至三岁后，就送到省委幼儿园全托，以减轻我的负担。在60年代初，省委幼儿园是省委书记张仲良的夫人杨芝兰当园长，这位老大姐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尽心尽力，我们这些常出差的干部把孩子交给她十分放心。记得1960年我在静宁抢救人命，莉莉出麻疹合并肺炎，是杨大姐把她送到民族学院附设医院，并亲自陪孩子住院直到痊愈出院，竟然没有通知我回来。现在想起来，不管张仲良犯过多大“左”的错误，但他的夫人，一位朴朴实实的老共产党员，却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地当了个幼儿园的园长，为孩子们日夜操劳，为同志们尽心服务，不得不令人敬佩。

孩子们成长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从小吃了不少苦头。记得有一次星期六回家，幼儿园给薇薇、莉莉一人发了一个馒头，顶当晚她俩的口粮，二人想着回到家里有饭吃，就把馒头偷偷地藏在一个墙根下用土埋起来，以便星期一回幼儿园饿时再吃，没想到星期一到那墙根去找时，馒头早已不知去向，二人哭得好伤心啊！1960年我在静宁抢救人命，春节没能回家，省委给我们每人发了半斤点心以示慰问，我心里挂念两个孩子，原封不动地请慰问团带回家给孩子吃。列琦单位春节给每人分了半斤肉，他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把肉煮在锅里，两个孩子一边坐一个，眼巴巴地看着等着，他给这个夹一块，又给那个夹一块，等肉煮好了，也吃完了。我1960年到静宁下乡之前，莉莉正在蹒跚学步，但待1961年回来时，她却腿软得挪不开步了，可见饥饿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

那个年代，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两个孩子从小就学会了带一个小板凳去排队，过年过节排队的任务更重，她们常常两个小手冻得红红的，两只小脚冻得在地上来回跺。有一次排队到了跟前，身上装的两块钱却不知怎么丢了，两人哭哭啼啼回了家，害怕我因此打她们。唉！想起来就让人心酸。那时我们住的是平房，吃水都要到公共水站去挑，姊妹俩从小就学会了抬水，后来稍大一点就用两个小桶担水，冬天水管下冻起了冰溜子，姊妹俩常常滑倒，水洒了一地，水桶也撞坏了，只好哭着回家。莉莉从小顾家，省委锅炉房一倒煤渣，她就爬上煤堆去捡尚未燃尽的煤渣给家里用。有一次，她把裤子膝盖处磨了许多小洞，我为此打了她一顿，孩子不认为自己有错，倔强的她打死不告饶，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内疚。说起莉莉那泼辣的性格和倔强的脾气，我常常想，会不会因为怀她时，正是我在省妇联挨批判时，内心的不服和抑郁影响到胎气，故而影响到孩子的性格。不过，遗传学上没有听到有这一说。

那时，不仅吃的困难，穿的也非常困难，每年发一次布票，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单的，棉的，铺的，盖的，全就是它了。1960年，省妇联分给了我一张缝纫机票，我凑了钱买回来。从此，这台飞人牌的缝纫机在我家立了大功，四个孩子从小到大，衣服全靠我缝纫。尤其是春节，孩子们盼望穿新衣过年，我吃过晚饭安排孩子们睡觉之后开始裁剪缝纫，到凌晨就能基本缝制好一件，把孩子叫起来试试长短，然后根据试的结果完成最后一道工序，长了多扎进去一些，短了少扎进一些。孩子们睡得迷迷糊糊，揉揉惺忪的睡眼，尽管很瞌睡，但还是很配合。因为，女孩子更喜欢过年穿新衣。记得有一次，我发现商店卖一种紫红底色、上面印了一些小白点图案的粘丝绸的大手绢，不要布票，我排队买了几条，拼起来给薇薇、莉莉一人做了一条连衣裙。她们姐妹俩仅仅相差一岁，后来长得个子一样高，好像双胞胎似的。她们穿上我做的连衣裙照了一张相，作为童年的美好回忆，至今还摆在各自的床头。就这样：大的穿了小的接着穿；个子长了，衣服短了，就把边子放下来，或是再弥一截；哪里破了就打个补丁。我打补丁的技术也很高，有时还绣一朵花或将一个小动物图案贴上去，不仅看不出是补丁，还以为是艺术加工呢。就这样，四个孩子没有买过成衣，也没有上裁缝店做过衣服，就凭着我勤劳的双手，依靠着那台缝纫机，孩子们凑凑合合，但也漂漂亮亮地长大了。虽然那时生活苦，但我们仍然热爱生活，千方百计地装扮我们的生活。

|薇薇和莉莉穿着大手绢做的连衣裙

在孩子们开始上学时，又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种超强的政治压力和“红色恐怖”也同时鞭打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薇薇在教室里拾了半截粉笔放在铅笔盒里。那时常常听说有人因被怀疑用粉笔写“反标”而遭批斗，胆小怕事的列琦看见了孩子铅笔盒里的粉笔，唯恐因此惹上麻烦而说不清，不仅没收了粉笔，还无端把孩子骂了一顿，吓得孩子大哭了一场，也弄不清什么原因。莉莉在班上“早请示、晚汇报”时，不慎把“红宝书”拿倒了，让后排的同学打了一个耳光，并且把她当“反革命”斗。列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我被集中到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而且规定必须集体吃住在现在的铁一中，我因有四个孩子无人照管，经军宣队允许，可以住在家里，但必须赶早上六时早操前报到，晚上十时晚自习结束后才能回家。我十点以后骑着自行车赶回大教梁宿舍，才开始准备孩子们第二天的饭。那时最大的薇薇不到12岁，最小的欢欢仅4岁，午饭和晚饭就靠她们自己了。学习班快结束时，大部分人都将去干校，列琦已在徽县伏家镇找了一间农民的房子，准备举家去干校。学习班宣布去向的那天，晚上十点钟我回家时，发现四个小脑袋同时抬起来，问妈妈去不去干校，可见孩子们也为此感到压力而睡不着觉哩！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兰州轴承厂工作，家也搬到了武都路。早出晚归，爬公共汽车上班，有时挤得人“肠粘连”，下班时3路车因为挤满了乘客，常常在轴承厂站不停车，我必须步行到西站始发站去挤1路车，从西关什字下车后再步行到武都路的家已经是很晚了。四个孩子乖乖地站在大门口等我，懂事的薇薇已经学会洗菜、醒面片子等准备工作。我是两头摸黑，尤其是冬天，五点钟就得起床，把火炉子烧好，给孩子们把馍馍烤到炉子边，然后急急忙忙地去赶公共汽车上班。她们大的给小的梳辫子，然后拿上馍馍去上学，中午回家自己热着吃我给她们准备好的饭。孩子们健康时还好，最怕的是她们得病。欢欢曾被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我每天都要带她到厂里医务室注射链霉素。有一次四个孩子同时得了猩红热，高烧不退，我的家就成了家庭病房，好在她们都非常乖，无论多么痛苦，不哭不闹，吃药打针都能自觉坚持。孩子们越是听话懂事，做母亲的就越是心疼。那时，我们院邻关系也很好，我不在家时，孩子们经常受到他们的关照与指点。这一段时间，我只能保证孩子们的基本生活，吃饱穿暖，至于她们的学习我是一点也顾不上，全凭她们自己，能学多少是多少吧！

|1973年全家合影(www.xing528.com)

70年代中期，薇薇、莉莉相继高中毕业，她们响应党的号召，到靖远县去插队。按理，她们在爸爸当县委书记的地方去插队，会得到一些照顾，可孩子们除了星期天偶尔去县上食堂吃顿饭，还要按规定交钱交粮票外，其余时间都在生产队和其他插队青年一样老老实实地参加劳动。尤其是莉莉，干起活来十分泼辣，从不惜力，割麦时她连爬带滚，硬是和当地强壮妇女劳力一样赶上趟子，老队长为此常常表扬她。莉莉也懂得劳动果实来之不易，生产队分给她的小麦、莲花菜等都设法带回家。那一个个硕大的莲花菜，我腌成酸菜可以吃一个冬天。列琦在县上当书记，当时知青劳动两年即可送去当工农兵大学生，孩子劳动了一年多，他竟不懂得“变通一下”，仍然坚持原则。许多家长知道即将恢复高考时，都把孩子叫回家复习功课，而我们那时是“一根筋”，总是让孩子老老实实在农村锻炼，不要给爸爸脸上抹黑。结果两个孩子虽然报名参加考试，但平时没有复习，基础不行，仓促上阵，名落孙山。孩子们插队两年后，许多机关工厂都到靖远招工招干，当时有的同志都托列琦帮忙把孩子调到机关工作，而我和列琦则受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影响，把两个孩子都送进工厂，并让她们学当钳工，觉得学一门技术专长，可以当一辈子的饭碗。那时钳工要学徒四年才能转正，其他工种是两年转正。我俩的死脑筋决定了孩子此生错失良机，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多多、欢欢的中、小学也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的。加之她们所上的中学教学质量不高，那时列琦在靖远，我工作之余很难顾及她们的学习，甚至连一次家长座谈会也没参加过，所以孩子们高考时都落榜了。我责备孩子们时，欢欢说：“妈妈，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学习环境，老师把我的座位安排到最后一排，连黑板上写的什么也看不清，我们班有些男生上课时还吵吵闹闹，我们听不清老师讲什么，有时老师制止不了他们，气得课没上完就走了。”我平时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听了后心里十分内疚。无奈，两姊妹都只好相继参军去部队学习锻炼。

薇薇和莉莉结婚生孩子后，才感到离上班的工厂太远，没办法抚育小孩。于是，她们被安排到离家较近的单位工作。薇薇被调至省广电厅下属的一个新成立的音像中心工作，后此单位又被撤销，全部人员交给省电视台，她也就成了省电视台的职工。孩子们工作以后，深感没有上大学，没有文凭之苦。这些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一代人，只能拼命学习，抢回失去的时间。薇薇当时只要听到哪里有夜大或业余大学招生，她就去报名，以至得了失眠症，这个毛病一直困扰着她多年。后来经省电视台领导批准到兰大新闻系脱产学习两年，取得了大专文凭，这才有了参与职称评定的资格。在负责译制片译制、发行工作中，她干得很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很快评上了副高职称。直至退休前，又被评为正高职称，这是组织上给予她的充分肯定。

莉莉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姑娘。在长风厂时，她觉得厂子很好，师傅待她也很好，整天高高兴兴的。调到飞天公司后，她又喜欢上了新的单位，觉得领导和同志们都对她很好，也整天乐呵呵的。后来领导又给了她一个深造的机会，送她到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学习两年，取得了大专学历，并且提拔她当了公司工会副主席。没想到改革开放后，飞天公司也濒临破产，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无奈，她又去了省总工会下属的职工大厦工作。莉莉到职工大厦后，感到这个单位风气很正，和领导及同志们的关系同样处得很好。她很喜欢客房部的管理工作，把客房打理得干干净净，管理得井井有条，热情地送往迎来。高高兴兴地在这个单位干了十年的副总经理，在两届领导退休后，她终于从副总升到党政一把手，在她的领导下，单位效益不错。莉莉现在已年过半百，她意识到，这个小小的三星级酒店的一把手，这个奋斗了一辈子才得到的“七品芝麻官”，已经是她人生的顶峰了，但她仍朝气蓬勃地坚守着、努力着。

|我的四件小棉袄

多多复员到汽配公司后，利用业余时间艰苦学习，终于取得了电大的大专学历，领导提拔她当了公司的团委书记，算是一个科级干部吧！她调到省建行人力资源处做干部培训工作，被聘为高级培训师。

欢欢复员后分到当时的省顾委工作，顾委撤销后又分到新成立的监察厅工作。此时，她已深感文化程度的重要，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几年，取得了电大的大专学历，后来参加中央党校函授班学习，拿上了本科文凭。调到省地税局工作后，她努力钻研税务业务，先后在局工会工作，到局发票中心当副主任，两年后又调她到直属分局主持工作三年，年年被评为优秀。直属分局撤销后，被调局人事处当副处长，一年后又被调回发票中心当主任。她在地税局工作十几年，先后调换过五个岗位，这对她熟悉业务，提高工作能力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过程。

孩子们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机会正规学习，所以起点低。当许多同龄人都抓住机遇扶摇直上时，她们却在忙于“补课”中度过青春。她们脱离不了时代的背景，连爬带滚，跌跌撞撞地进入了社会。所幸，政治上都表现不错，都成为共产党员，工作上也都尽职尽责，生活上总算还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份稳定的收入，比起有的同龄人，她们也算是幸运的了。

我唠唠叨叨说了一些尽是孩子们成长中带给我的艰辛和操劳，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是孩子们的成长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尤其是在她们为人妻、为人母懂事之后，对父母的那份体贴，那份牵挂，那份孝顺，都给了我们无限的安慰。许多人说，女儿比儿子更会体贴父母，我没有儿子，无法对比，但我已深深感到亲情的可贵，“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穿在身上又贴身又暖和，何况我有四个“小棉袄”呢！

忘不了，在我和列琦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是女儿们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动力和勇气，是作为父母对女儿的责任心给了我们活下去的信心。1958年列琦在皋兰县被批判打成右派时，他事后告诉我，当时他压力很大，如果不是想到我和孩子们，他几乎没有勇气活下去。1958年我在省妇联受到错误批判，感到无限的委屈与烦恼时，回到家里抱起我可爱的女儿，双手将她举得高高的，听到她咯咯的笑声，看到她灿烂的笑脸和天真无邪的双眼时，我的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了，还有什么比抚育我的女儿成长更重要的呢？女儿才是我生命的全部。

忘不了，当年我整夜踩缝纫机，缝制一件件新衣，或是一针一线编织各种花色的毛衣穿在女儿身上时，她们一个个翘着小辫子跳来蹦去，是那么的漂亮可爱，我的心里感到无限的慰藉，再苦再累心也甜啊。

忘不了，当我们一天天老去，身体每况愈下时，女儿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列琦和我都有糖尿病，她们千方百计地买无糖或低糖食品。我腰腿疼，欢欢一次就买来了两对护膝，薇薇则到处求中医，找偏方为我治疗。我们住院了，她们轮流到医院陪护，送吃送喝。1998年我两次在北京住院都是莉莉陪护的，做了冠状动脉造影和胆结石手术后的几天几夜都是她细心照料。尤其是2009年3月，我到北京做双膝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住院二十多天，薇薇一直在病床前侍候，喂饭送药，端屎端尿，白天围着病床转，夜里在床边的沙发上和衣而眠，细心体贴，更使我体会到女儿的一片深情。

她们怕我们出门买菜不方便，星期六回家都要带一些菜回来，以至冰箱里常常塞得满满的。至于日常用品，从穿的衣服鞋袜，内衣内裤，乃至洗脸毛巾，日常用品，甚至卫生纸等等都是由细心的女儿们采购来。为了减轻我的家务劳动，多多、欢欢每次回家都急急忙忙地帮我拖地搞卫生。后来欢欢又找了个小时工来给我搞卫生，怕我舍不得花钱，故意把价钱说得很低并由她支付。前几年，又专门跑到家政公司给我找了一个保姆，每月工资500元。她怕我嫌工资太贵，则和保姆商量，由她每月给200元，当我的面只说是300元一个月。欢欢工资不高，负担也重，一个人默默地做贡献，为的是让老妈少干点家务。这个保姆在我家干了几个月后，我不知实际工资是500元，觉得每月300元工资太低了，就主动给她涨到400元，而欢欢也不知我给保姆涨了工资，又给保姆每月涨到250元。这样，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保姆的工资涨到650元。后来她的姐姐们发现了，认为让欢欢一个人负担不妥，遂背着我改为大家分担。我不是出不起这笔钱，而从这里可以看出女儿们的孝顺和用心良苦。

再说我退休后已没什么公务活动，穿着打扮已经很随便了，而女儿们总是希望她们的母亲仍然风采依旧，看见适合我穿的衣服就买了回来，我怕她们乱花钱，每买回一件衣服总是先批评一顿。批评归批评，女儿们还是乐此不疲，似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她们的一片孝心。尤其是我的生日是在元月份，所以女儿们总是给我买冬天穿的各式棉衣。现在，我的衣柜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棉袄。我这一辈子大概也穿不完。

“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有四件贴身又贴心，温暖又漂亮的小棉袄，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人世之时，唯一舍弃不下的还是我的这些“小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