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君列琦：拙笔写人生

夫君列琦

三年前，省上在海南岛买了十套商品房，提供副省级以上的老同志轮流居住，以躲过兰州严寒且大气污染的冬天，健康度晚年。于是，许多老同志就像候鸟一样在严冬到来之时飞向海南。

今年冬天，我和列琦在广州治疗眼疾之后，也第一次享受了这种候鸟生活。

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列琦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古稀之年的我。我们漫步在海南岛的滨河大道上，蓝天白云，阳光和煦，空气清新。海浪轻轻地拍击着海岸，海风徐徐吹来，林荫道上椰树婆娑，棕榈摇曳，路边各式小别墅，红瓦白墙，隐约在万绿丛中。我们或漫步或坐下来小憩，静静地欣赏，默默地沉思，尽情地享受着这美丽的南国风光。

我们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间里，自己到附近市场上买菜、买米、买面。回来他淘米，我洗菜；他烧饭，我做菜。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二人世界，远离孩子们，没有保姆的伺候，没有亲友来访，安安静静地过着晚年生活。

我们和所有老年人一样，日常生活之余，没有新的话题，总是爱回忆过去和怀旧。回忆，是将脑子里过去的录像重新放映一遍，而怀旧则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时而困惑不解，时而突然醒悟，时而激动不已，时而伤感叹息……

列琦回忆起他的一生以及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我们深深地感悟到，我们这一生中，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时代。虽然我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只是一个小小人物，是沧海一粟，但从一个人的经历中，亦可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侧影，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孩子们、孙子们知道他们的父辈、祖辈是如何生活在这个时代的。

下面，就由我来记录我的夫君魏列琦艰难、曲折、坎坷的漫漫人生之路。

苦难的童年

列琦出生于1930年8月13日，是皋兰县文山村人。父母满怀对孩子的祝福和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福海，希望他福如东海。从此，“福海娃”就成了父母对他的昵称。

但是，福海娃并没有福如东海。他一岁丧父，成了孤儿。后来母亲带他改嫁到一张姓人家。

福海娃也还是有福气的。他遇到一位善良厚道的继父，待他如己出，以致他一直认为继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继父是一个城市贫民，从小上过私塾，当过给人誊写文书的录事，收入微薄。后来连这个差事也没有保住，靠做小买卖养家糊口，生活是相当穷苦的。福海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眼看家庭困难，想叫他当个学徒，学点什么手艺，以便将来有个谋生的手段。而继父张凌汉却坚持让福海去念书，说“让娃娃先睁开眼睛再说”。他亲自牵着孩子的手，带着他到西园小学去报了名，他给孩子起了个学名叫张成琳。他亲自给孩子打“影格子”，教孩子写仿，以致孩子从小就练习毛笔字，老师常常在大楷本上对写得好的字用红笔画圈，以示鼓励。福海的本子上每页都是一片红圈。福海学习成绩很好，也很听话，放学回来还要到市场上拾瓜皮，捡菜叶，供母亲喂猪喂羊。

|福海娃

后来，弟弟妹妹相继出生，负担越来越重，生活越来越困难。到小学三年级，母亲觉得再无力供福海继续上学了，遂请一位邻居帮忙，介绍到一个印刷厂学习排字，继父知道后非常诚恳地对母亲说：“我家里只要有几双烂筷子，就有娃娃的一双。”他坚持不让福海半途辍学，而且把孩子从西园小学转到翠英门内教学质量较好的甘肃学院附属小学。

该上初中了，附近的甘院附中没设初中，福海就报考了离家比较近的志果中学。一则是当时公立的兰州中学离家太远，吃住在学校花费太多，而志果中学离家较近，中午也可以回家吃饭，花销少，虽是私立中学，但学费也并不比公立中学高多少；二是慕名校长赵元贞的高尚品德。赵是早期赴美留学生之一，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冶金工程师，柯州矿物大学工程师资格和匹斯堡大学冶金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担任过省政府教育厅长、实业厅长，但他不做官，而致力于亲自办学。这样，福海以前几名的名次考上了志果中学，而且坚持到初中毕业。

到上高中时，福海又以高分考到离家更近的兰大附中。这时魏家的后奶奶去世了，舅父和母亲商量，把福海的身世告诉福海。他的生父叫魏著侯，是皋兰县文山村人，在福海一岁时去世，由母亲带到张家。这样，福海就跟上舅父到文山魏家认宗，并给那个后奶奶吊孝。

由于列琦的舅父住石洞寺中堡村，每逢寒暑假常去舅父家，就这样，列琦往返皋兰石洞寺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此期间，在皋兰中学他碰见了住在磨沟沿的邻居海德智（此人是位回民，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兰州市安宁区副区长）在皋兰中学教书，通过海德智，他又认识了同在皋兰中学当数学教员的魏列珩，因是堂兄弟关系，一见如故，彼此很快就密切起来。还遇上了也在皋兰中学教语文的杨泽民（即杨春霖），他是皋兰石洞上堡村人，1938年在兰州上学时投奔延安，加入了共产党，1942年被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以教员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些情况列琦早就有所耳闻，可以说心知肚明。杨春霖有意识地给列琦灌输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他讲的一切道理和主张，列琦都深有体会，也痛恨国民党，二人很是投机，很快就熟悉起来。一次，杨春霖告诉列琦，兰大已有党的组织，可以同时做兰大附中的工作。但是志果中学没有党的组织，也无人团结进步青年，培养积极分子，他初中在那里学习，情况比较熟悉，希望他回到志果中学去开展工作。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列琦，即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从兰大附中转学回到志果中学读高一下学期。

国民党给他制造了冤假错案

列琦回到志果中学，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整整影响了他的一生。那时志果中学的学生有两部分：大部分是家庭比较贫寒的学生或来自农村的学生，大都学习勤奋，尊师守纪；也还有少数富家纨绔子弟，公子哥儿。快放暑假的一天晚上，民国路(现在的武都路)的三青团总部礼堂有西北行辕机关的军队演戏，一部分学生要去看戏，因为没有票，被挡在门外，遂和收票人发生争吵，直至后来把一位军官的头打破了。隔了几天，校园内传说昨天夜里辛昌明（教务主任）带领特务在宿舍里抓了6个人。这些人被抓去后，经过严刑拷问，又交代了一批学生，几乎把班上的、同宿舍的知道名字的人都咬进去了。法院就给所有被扯进去的学生发了传票。列琦也收到了传票。但事发当天晚上被训育主任兼级任老师的薛国璋晚自习点名时，他明明在教室上晚自习，而且薛老师还布置他和另一位叫何春泽的同学把班上的本学期每次考试的平均分数算出来。于是列琦就拿上传票去找薛老师。薛老师满怀信心地说，你又没参加闹事，凭什么传你，我去法庭给你当庭作证，并且给他写了一个当时点名在校的证明。其实，他们都想得太天真了。那些收了传票的学生，真的参加打人的，早已躲了起来，没有参加的，也没有把传票当回事，根本没有去法庭应诉。只有列琦一个人去了法庭，但法官根本不听薛老师和另几位同学的证明，只是让那位挨打的伪军官指认，那位军官那天晚上天黑灯暗，哪里认得清，只说了一句，他们统统参加了。无辜的列琦一心想弄清是非，还自己一个清白，但他过于幼稚，过于天真，其结果是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飞蛾扑火，自投罗网，沦为囚犯，当天就被投入监狱，原来抓的6人变成了7人。最终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每人判处两年零八个月的徒刑。这件事本身，擦亮了列琦的眼睛，让他进一步认识了旧社会的黑暗，坚定了追求民主进步的信心。后来这7个人都不服，上诉到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叫取保候审。所谓保人必须是有铺面有一定资产的人。列琦想来想去，只认识桥门街一个开小铺的张姓亲房，于是由一个法警跟着列琦去找保人。这个法警大大咧咧地背着手走着，走到人多处，列琦趁他不防，一溜烟就逃跑了。他一口气穿过铁桥，跑到朝阳村一个叫刘崇绪同学的家住了一夜，并请刘当晚到家中告诉她母亲一声，说明他要到舅父家躲一躲，请家里放心。第二天又藏到盐场堡另一个同学蔡明孝家躲了一天。听了听风声，没有人跟踪追寻，就步行到石洞寺的舅舅家躲避。后来，他听郭晓东说，那位大大咧咧的法警因此被革了职。

热血青年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

列琦到石洞寺后，即和杨春霖取得了联系，汇报了志果中学发生的事情。杨春霖则让他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习，并且给了几本书让列琦看，这些书的封面写的是别的书名，而内容则是拆开了的《资本论》。列琦回忆起来，当时对这些书并没有完全看懂。在舅父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文山小学缺教员，看到列琦没有事干，又是“我们魏家的娃娃”，经校长同意，就聘请到文山小学当了教员，说的是每月一斗小麦，两块银元，但从来都没有领到过。

1949年2月，经过前段时间的考验和严格审查，组织决定发展列琦入党，杨春霖和魏列珩是介绍人，并让他写了一份自传和履历表。他们让列琦不要写原用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从小学、初中、高中读书时都叫张成琳，经他们同意，就写了他生父生前给他取的名字“魏列麒”，因为“麒”字笔画太多，遂改写成“琦”字，并去掉了“烈”字下面的四点。这个名字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至今。

1948年冬，皋兰中学闹了一次学潮，把校长魏允之赶下了台，同时把校长聘任的杨春霖、海德智、魏列珩等一些教员也赶下了台。对这次学潮的背景和性质看法不一，互相矛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皋兰县委对此事始终未作任何结论。学潮过后，杨春霖仍留在石洞寺开了一个小中药铺作掩护。海德智回了兰州，魏列珩和魏子才次年也到了文山小学当教员，虽然离开了皋兰中学，但组织还在，活动并未停止。

从此，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他和魏列珩、魏子才等以文山小学为依托，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往返于皋兰、兰州等地，积极开展各项地下活动，一度成为皋兰地下党组织有力的活动阵地之一。

他们为迎接兰州解放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首先积极推荐进步青年作为党组织培养发展党员的对象，在兰大附中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地下党甘肃工委提出“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部署，要求地下党把工作重点从“以农村为主转向以城市为主”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精神，列琦推荐了他在兰大附中读高中时的一些进步同学和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介绍了附中同学受兰大特有的民主思潮的影响，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向往解放区，投奔解放区的思想比较突出。经研究决定在兰大附中重点联系进步青年，培养和发展党员，作为皋兰地下党的一个联系点，弥补了他去志果中学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由他和魏列珩多次到兰州找同学个别谈话，考察了解情况，在条件成熟后，按照地下党的规定，由杨春霖出面发展了郭晓东等三名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后又陆续发展了康民等四位同学为党员。

他们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附中支部建立后，通过组织春雷文艺社，办墙报，组织读书会等形式，团结进步青年，在附中形成了一个核心，并积极参加民主青年运动。他们响应皋榆工委根据形势发展而筹建的中共兰州市学委的号召，支持甘肃籍学生发起联合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学生参加的集会游行，反对以伪政府主席郭寄峤发行300万银元的所谓“建设公债”，迫使当局取消发行公债。为了迎接解放，附中党支部还在兰大华山堂东头开辟了一间秘密工作室，刻蜡版、搞油印。先后刻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通过党员各自联系的渠道，散发到各学校和社会上。当时地下党组织中，印发解放区著作的只有附中支部一家。

他们帮助疏散、隐蔽地下党员，保存骨干力量。1949年6、7月份，新中国成立前夕，白色恐怖笼罩着兰州大地。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又加“二马”（马步芳、马鸿逵）军阀横行，到处抓丁补充人员。党组织为了保存实力，决定让地下党员暂时疏散、隐蔽。杨春霖派列琦到兰州与附中支部联系，帮助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分散隐蔽。支部书记郭晓东家在兰州，无处隐蔽，而组织委员王召平家在泾川，也来不及回家。当晚，他带他们到皋兰石洞寺中堡村他舅父家住了一段时间。他还与在上庄村以开药铺为掩护的杨春霖联系，约定时间在附近一个三陞庙内和他们见了面，并传达了一些最新消息。待他俩从中堡再次转移后不久，兰州就解放了。

他们满怀激情欢庆兰州解放，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全力支援前线。

兰州解放后，地下党派人通知列琦到兰州市贤后街五泉图书馆旧址内找已进城的中共皋兰县委报到。县委书记关守信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列琦，并简要介绍了县委、县政府筹建的情况，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让他到石洞寺通知杨春霖到县委报到。在县委召开的会议上，宣布杨春霖为县委组织部长，任命魏列珩为石洞区副区长，列琦被任命为保定区副区长。然后，他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接受党组织给的新任务，打起背包就出发了。

1950年初，列琦被调到北山区担任区长。在此期间，列琦的老同学郭晓东来信说，北京大学在兰州招生，他已报名，想叫列琦一同报考。列琦深感自己高中都未能毕业，为了建设新中国，需要进一步深造，遂专程到皋兰县委找杨春霖。杨春霖说：“你现在缺乏的不是文化，而是需要在社会大学的实践中去锻炼。”他又找到县委书记关守信，关守信说：“你是本地干部，本地工作你们不搞叫谁搞哩！”就这样，列琦不仅没有去考大学，而且被继续留在艰苦的北山区当区长。北山区就是现在的白银市，那时候可不是现在的高楼大厦，而是一片荒滩和绵延不断的干山枯岭。列琦在这两个区工作期间，参与了征粮借粮、支援前线、剿匪肃特、建立基层政权、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组织生产等一系列的工作。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一心向党，思想单纯，生活上也没有什么更高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说到上学深造，当时组织上认为列琦和工农干部比较，已属于知识分子之列，需要的不是文化，而是实际工作的锻炼与改造，列琦自己也经常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要对自己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是，没想到反对他深造的杨春霖同志却被组织送到北京马列主义学院深造，而且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调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四川省教育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大专院校任教。我们这一批当年的小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后，强调干部“四化”时，都又成了没有大学文凭的工农干部，历史给我们开了个大玩笑。

|1998年5月，列琦与1953年曾任皋兰县县长的钟华同志重返皋兰合影

1952年底，在区上工作了三年多的列琦被调到县上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皋兰县委书记。被大家公认有水平、有魄力的县委书记关守信同志非常赏识他，临调离县委时还特别交代管干部的副书记，说列琦是个好苗子，要重点培养使用。

他接受党组织的审查

1954年，党内开始了审干，列琦在志果中学“离奇”的历史被列入审查。当时的县委是负责任的，几乎派人找遍了所有涉及的人员，一遍遍地对证，一遍遍地筛查，幸好相隔时间不久远，所有当事人均在世，不过新中国成立后都分散到各地及外省，审干人员可以说跑遍了南北东西有关省、市，历时三年，最后给列琦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人交代属实，他是受国民党法院的诬陷。列琦只能感谢党组织给他澄清了事实，表示以后会放下包袱，更好地为党工作。

被审查的三年中，列琦由团县委书记调任县委宣传部长，又调任生产合作部部长，似乎是受到重用，但职务上始终是在正科级上原地踏步、徘徊不前，甚至连县委常委也没有进入。尤其是1956年大力提拔青年干部时，这根“好苗子”也被错失良机。三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一瞬也不够，但在人的一生中，也还是不短的，奈何？

反右中他又遭遇了冤假错案

组织上给列琦作了实事求是的审查结论，列琦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没有想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了。这场严重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残酷，列琦也未能幸免。

1958年，在党内深挖细找右派分子时，甘肃省党代会上挖了个“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反党集团”。当时的皋兰县委书记马云和县长等人参加省党代会。马云同志平时和同志们聊天时曾经说过，她和田广润（兰州市商业局长）结婚，梁大钧是介绍人。这一闲聊的话题，被她亲自提拔为县长的人用上了。他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写了一幅长长的大幅标语“马云必须老实交代你和反党分子梁大钧的关系！”这条标语从兰州饭店的八楼挂下来，不仅震动了大会，也把马云同志打蒙了，她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得病住院了。

省党代会之后，定西地委召开会议（当时皋兰县委、县政府已由兰州市搬至石洞寺庄子坪，由定西地区管辖），要按照省党代会的模式来揪出各县的所谓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深挖细找党内右派分子。地委会议实际上把县上搞哪些人都定了框框。定西会后，正是春耕生产期间，县委就把魏列珩、魏列琦等人都打发到基层抓春耕生产去了，而在县级机关紧锣密鼓地搜集他们的材料。

5月份，中共皋兰县第二届二次党代会召开，主持工作的杨××传达了省党代会精神，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李×发言，说是根据群众揭发，副县长魏列珩，生产合作部部长魏列琦，县检察院检察长李森，县文教局局长王怀盛等6人有问题，请大家深入揭发批判。然后，大会就划分成几个小组开始进行揭发批判。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了一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很快就理解了大会点名的真正含意，扮演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角色。

魏列珩参加了县政府小组的会议。会上发言的人中有个姓王的，本是魏列珩发展的地下党员，但在小组会上，为了划清界限，却说他不是党员，是魏列珩硬把他拉入党内的。魏列珩听了很激动，在会上表态说：“请组织查证落实，如果是这样，我自己处理自己！”当时有一些人就起哄批判质问。魏列珩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从未受过如此诬陷侮辱的他，思想不通，非常气愤，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有人高声斥责：“你这是拉帮结派！”“必须老实交代！”就草草收场。小组会后，大家都到食堂去吃饭时，魏列珩却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拿出手枪，照着太阳穴扣动扳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鲜血喷出直射到顶棚上，现场惨不忍睹。会议被这突然的事件所震惊。尽管大会主持人在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丑恶表演”，说了一些“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整个会议都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事情发生后，县委的人立刻想到了魏列琦也有枪，立即派人到他宿舍将他的枪没收了。第三天定西地委书记×××到河西去开会，路过皋兰时专门在会上讲话，宣布魏列珩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并且专门看了一眼坐在前排的魏列琦说：“死一个我们不怕，就是死两个我们也不怕！”事后列琦给我说：“列珩自杀后，我当时很痛苦，压力也很大，确实感到生不如死，死是唯一解脱的办法，但又丢不下正在怀孕的你，丢不下受苦难的两位老人！×××讲话后，反而激醒了我，我觉得列珩自己把自己结束得太早了，总有我们说清楚的一天嘛！别人想叫我死，我还偏偏不死哩！”

列琦参加的是县委小组的揭发会。当时揭发出最有“质量”的几个问题是：对提拔×××当县长不服气，有不满情绪。对组织审查他有牢骚，说周总理说“十五贯”是个好戏，建议干部们都看看。魏列琦也说建议审干的干部也好好看看，没有钱买票我请客。生产合作部的干部申请入党，支部没有通过，魏列琦说他是“媳妇子生娃娃，公公有力出不上”，是挑唆党群关系。又如：1956年是一个好年成，在总结时列琦说，天时占60%，合作化优越性占40%，被批为污蔑合作化运动。更有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无中生有，无限上纲，越说越荒诞，尽是一些无稽之谈。列琦在聊天时曾经说过，他上兰大附中时，有个女同学长得很漂亮，兰大有个老师写信追她，她嫌年龄大不同意，回信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老师一看，已经领会，从此不再追她。这么一段话，也被牵强附会成污蔑共产党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类似这样的无限上纲，莫须有的“罪行”还揭发了一些，但最后也实在挖不出什么了，小组会出现了冷场的局面。

县党代会开了五天，闭幕时宣布，魏列珩、魏列琦、李森、王怀盛四人划为右派反党集团，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且做了不同处理。列琦的处理决定是：开除党籍，保留公职，交群众监督劳动。

会议结束后，县委还专门派人到他们的家乡文山村“肃清流毒”。当听了来人宣读的材料后，群众奇怪地说：“我们以为杀人放火了，搞得忽雷闪电的，才是说了几句实话、闲话！”

魏列珩死后，留下高堂老母，不久也去世了。丢下妻子和两个儿子，小儿子60年代浇水时陷入泥潭而亡；大儿子叫信邦，自学中医在农村当赤脚医生。西兰会议后，列珩平反，经列琦与恢复皋兰县委后又任县委书记的马云同志商量，同意拟安排信邦到农村社教工作队参加工作，被信邦一口谢绝，他受刺激太大，宁当农民，不愿再当干部。李森被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他当检察长时处理过皋兰一个大地主的案子，这家的儿子也在夹边沟劳教，见了李森，幸灾乐祸地说：“检察长，你怎么也来了？”李森在夹边沟劳教，口粮低，劳动重，已经奄奄一息，西兰会后，通知家属去接人，才算留下一条命。王怀盛被送到引洮工程监督劳动，几乎饿死，也是西兰会议后，引洮工程下马，才遣散回家，捡了一条命。

五天的县党代会，现在回过头来看，简直是一场荒诞的闹剧，但这场闹剧，又是多么残酷无情，多么血淋淋的啊！

五十多年来，每每想起这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列琦总是无法介怀、悲愤难平，尤其难忘含冤而死的族兄魏列珩^[1]，他曾写诗追念：

五十春秋两渺茫，音容笑貌总难忘。

家乡父老独怀旧，都道清官功德长。

地下党员岂畏艰，个人危厄视如烟。

追求真理不停步，入死出生亦等闲。

天资聪慧德才优，执教育人桃李稠。

从政清廉人共仰，清明垂世典型留。

历经人世劫和忧，无限忠诚志难酬。

不为瓦全宁玉碎，羊公碑前泪横流。^[2]

悲欢离合世间事，圆缺阴晴天上月。

月亮不全能再圆，人去悲留成永诀。

满腹经纶究可哀，未能尽展囊中才。

怜兄在世命多舛，每每思之伤忆怀。^[3](www.xing528.com)

再说列琦在县党代会后被发配到石洞乡中堡队参加劳动，因他舅父是生产队长，怕受到包庇，又把他分到魏家庄生产队劳动，没有想到这魏家庄的人更是照顾他，分他到瓜地里去和一个叫魏建功的老汉一起务瓜。这个老汉按辈分应该是列琦的父辈，他说：“上面交代你是犯了罪的人，他们让我监督你劳动，咱们不管它那一套，在人前头咱们不说话，没了人咱们该说啥说啥！”就这样，列琦在生产队集体食堂吃饭，晚上住在舅父家。早上提上一个热水瓶，拿上一些干粮到生产队的砂地跟上老汉捋瓜、压秧、上粪、锄草，倒也平静。

保留公职，一般来讲还是应该发生活费的，但县上却分文不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四口人生活无着落。这时省妇联把我的工资也降了两级，两个孩子全由我负担。列琦没办法，把手上戴的山度士手表也卖了。后来，他被迫到白银市（皋兰这时已撤销划为白银市管理）去找市委组织部部长贺启明同志，申述了自己的困难。贺启明同志通情达理，答应向市委书记汇报。不久，市上通知他到白银钢铁厂去当工人，每月有48元工资，可以缓解他的家庭困难。钢铁厂分配他到硫黄车间去炼硫黄。这是一群土法上马的小土炉，劳动强度很大，尤其是出硫黄时，为了抢时间，烟还没有冷却就要人进去出黄，非常呛人，附近牲口闻之都落荒而逃。列琦在这个环境中劳动了几年，身上一股硫黄味，虱子都不长。后来检查身体时，肺部留有许多钙化点，气管不好，至今还常常咳嗽不止，可见对身体伤害之大。炼硫黄是特重体力劳动，每月按52斤供应口粮，当时经过层层克扣，都不能全部吃到嘴里，加之没有油水，体力消耗大，吃多少都觉得肚子饿。列琦到食堂里打糊糊的那个小面盆，后来我们家里用来和面。那时工人也有对付食堂的办法，每人一个饭卡，打饭时由炊事员在卡上划个×。有的工人就轻轻用刀片刮掉，再用肥皂擦光，可以再混一顿。有的工人混多了就给列琦一个馍馍。还有什川一个本家工人魏学永在矿山管粮票，常常偷偷塞给他一点内部粮票。在善良人的掩护下，列琦有时挨的饿就少一些。那时厂里每月要群众评议一次右派，列琦要在会上汇报自己改造的情况，大多数工人都是庇护说一些好话，应付走走过场。厂长张玉林（后调省畜牧厅工作）也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所以到1960年有了“摘帽子”政策后，就给列琦摘了帽子，并且把列琦调到厂部办公室搞文秘工作，躲过了那特重体力劳动。

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主持党代会整列琦的×××，在1958年大跃进时，为了实现全县通电话，在调整区划时，趁机将南部森林砍伐拉到北山各区当电杆用，被定西地委以破坏森林撤销了县长职务，也下放到白银钢铁厂劳动改造，当炉前工。生活困难时，同在厂部成立的生活办公室工作，并和列琦住在一个宿舍。整人的、被整的最后都是一样的下场。

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他平了反

1962年，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后，开始有了给反右后期党内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的通知。白银市委组织部通知列琦去谈话，问起当年皋兰县党代会的情况，让他写一份材料。皋兰县党代会上给列琦做了什么结论，定了什么“罪行”，给了什么处分，列琦从未见过组织上的书面材料，也未让本人签过字。这些都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所以列琦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位同志说，那你就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一个材料吧！列琦回忆自己从党的整风到反右派运动中，他一直下乡抓生产，从未参加过一次鸣放，也未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任何右派言论，这个“右派”不知从何而定。于是把党代会上大家口头批判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个材料以澄清事实。组织上经过查阅党代会材料，查阅个人档案，经过组织部研究，报市委讨论通过，作了结论。白银市委通知列琦，甄别结论为“右派定性不准，处理过重，应予平反。恢复党籍，恢复职务，恢复工资级别”。后来，还给他补发了工资，调到白银区委郊区工作部任部长，后又调到白银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总算恢复了他新中国成立初就已是的正科级待遇。列琦感激万分，更加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

不久，省委农村工作部要从基层选调一批干部。由于50年代初期皋兰县是省上直管，列琦是县上生产合作部部长，工作多与省委农村部有联系，许多同志都了解，便积极推荐。1962年底，列琦调到省委农村工作部给部长李正廷当了几年秘书。

那时的秘书是要给领导写材料的，不像现在的秘书只负责领导的日常事务工作，大的讲话材料都由调研室起草。列琦除了写报告材料外，从1963年到1965年“文革”开始之前，更多的时间是跟随领导下乡。所以虽然调回了兰州，我们仍是聚少离多。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列琦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小心谨慎地为领导服务。

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审查

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吸取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刻教训，列琦对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持谨慎小心的态度，从不表态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参加任何组织，后来实在躲不过了，他看农村部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红联”，也随大流参加了“红联”，但很少参加“红联”的活动，基本上是一个冷眼旁观的“逍遥派”。幸好后来省上成立了生产指挥部，组织上调他去那里工作，从此经常出差到各地“抓革命、促生产”，回避了各项派性活动。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劫难还是躲不过。“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被下放到徽县红旗山“五七”干校接受审查，问题还是中学时和地下党那一段。审查人员又沿着50年代组织审查的路线重新找那些人审查了一遍。列琦则在干校劳动了两年，也接受审查了来两年，最后没有查出任何新问题，只好维持原结论。这时适逢省整党办公室要人，遂被调到省整党办公室，参加整党建党工作组在河西三地两市下乡。1971年留在省革委会政治部组织组工作。

靖远八年

1972年底，省革委会政治部干部组的同志说让他去看一个文件。原来是根据中央决定，解放军退出“三支两军”工作，不再担任地、县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列琦被任命为中共靖远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接替由定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张虎臣担任的上述职务。列琦毫无思想准备，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从干校回来，又在东乡县农宣队工作了半年，希望能在兰州安定一段，以尽照顾家庭的责任，要求组织上考虑能否不去靖远，答复是文件都已发下去了，不能不去。从1973年到1980年担任中共靖远县县委书记，这一去就是8年，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

那时我已下放到兰州轴承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列琦一走，四个孩子全由我一人照顾，困难之多，可以想象。我们两地生活的时间多于在一起的时间，就是他在兰州工作时，也多数是下乡，家务事是依靠不了他的。既然组织上定了，那也没有办法，那就服从吧。我把他从农宣队带回来的被褥、棉衣、棉裤拆洗了，补好了，为他送行。我们又过起了“牛郎织女”的生活。

|1975年，列琦任靖远县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合影

临行前，列琦对我说：“我想了想，下去混几年，也是几年，下去干几年，也是几年，与其混，不如好好干几年。”他怀着这种对党负责的雄心壮志来到了靖远。

靖远县是属历史上有名的“陇中苦甲天下”的18个干旱县之一。全县除沿黄河水川区和一部分井灌区外，大部干旱地区人民生活仍不得温饱。当时的省上领导把这里的情况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听了后都动了容，落了泪，并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调拨了大批救济粮款和军用物资，帮助灾区农民度灾荒。“吃的回销粮，穿的黄衣裳”就是当时干旱地区贫困农民的真实写照。他到任后，摆在面前的突出任务就是生产自救。从1953年开始，基本上年年有灾，就是轻重不同。不少地方不仅缺粮，而且缺水吃。县、社干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每年安排群众生活上，无暇顾及长远建设和当年生产。

到靖远后，经过向各方面了解情况，充分地调查研究，他发现和皋兰一样，1958年按照省党代会的错误模式，靖远县也制造了一个以县长欧化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共涉及科级干部11人，此案本应在1962年按中央精神甄别平反，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平反，群众有看法，干部积极性也受到影响。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十多年，但深有体会的列琦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央精神给这些干部平反。他向定西地委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征得地委同意后，由县委决定给欧化远等同志平反，并聘请为县革委会顾问，不仅解放了这些干部，促进了干部政策的落实，而且赢得了人心，大大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列琦长期在农村工作，尤其是在干旱的皋兰县工作过，深知“水是农业的命脉”这个道理。到靖远后，他跑遍了全县22个乡（镇），经过调查研究，召开基层干部座谈会，深入到农户家中访问，看到靖远水利资源比较丰富，黄河从西南的乌金峡入境，流经该县的北湾、糜滩、乌兰、东湾、水泉、石门、双龙和兴隆8个乡（镇），至北部黑山峡出境，全长147公里，是靖远县的主要经济区。同时，地下水资源也较丰富，特别是宝积、共和、水泉等乡可以打井提灌。小型水利工程投资小，见效快，许多地方当年或第二年就可以受益。而在干旱山区，尤其是若笠、曹岘、种田、复兴一带，十年九旱，人民衣食难保，生活十分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地方，不搞水利建设就没有希望。“不能抱着金饭碗讨饭吃”，“要干着吃，不能等着吃”，充分利用黄河水改变靖远面貌，这是全县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呼声，也是县委一班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共识。在省、地委领导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时任地委书记黎中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县、乡两级领导班子狠下一条心，冒着风险，按照当时只能“民办公助”的一条办法，走上了自力更生发展水利建设的路子。在这8年中，先后决策启动了刘川、三场源、兴堡川三大水利工程，为以后争取外援创造了条件，给脱贫奔小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先说刘川工程。刘川属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位于靖远县城西北。1975年县上决定兴建刘川电灌工程，列为全县“三大翻身工程”之一。设计灌溉面积7.5万亩，10级提灌，总提程240米，工程总概算控制在1153万元之内。其中，国家补助690万元，其余由地、县包干完成。实际投资3624万元。由有移民条件的若笠、曹岘、北湾、刘川、糜滩5个公社兴建。当年冬季近千农民工进驻石板沟，开展了艰苦的施工，获得当年一泵站建成试水成功。1983年10月，全线通水至10泵站。刘川工程建设后期，不仅得到省、地及国家的关怀和支持，而且还得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特别是近几年，灌区开展再次创业，新增有效灌溉面积4600亩，保灌面积3500亩。刘川工程的建成，使刘川结束了“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活靠贷款”的历史，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

再说三场塬工程。这个工程位于靖远县城东南40公里的大芦、高湾两个乡境内，塬区地势平坦，土层厚，光照充足，但气候干燥，雨量稀少，总耕地11万多亩，产量低而不稳，大旱之年颗粒无收，人畜饮水困难。1971年，靖会工程兴建时，曾被列入工程一支渠，但因故未能落实。1974年后，经县上多方争取，列入靖会工程总体规划，以后列入“两西”投资项目，由总干六泵提水，兴建10级泵站，总投资控制在730万元以内，发展水地面积38000亩。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1982年试车上水，1986年10月全线通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将黄河水引上了滴水贵如油的三场塬，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昔日北滩旧居及新农村

三是兴电工程。兴堡川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位于甘肃、宁夏两省的靖远、平川、海原、中卫4县区的接壤地带。兴堡川内辖8乡、82村，12万多人。境内有宜农面积55万亩，土地集中连片，地势平坦，土质较肥，光热条件充沛，适宜多种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但降水量仅有250毫米，雨水稀少，风沙多，干旱贫瘠，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干旱年份人畜饮水都靠汽车、拖拉机拉送，是全县最贫穷地区之一。

兴堡川电灌工程是1976年8月县委决策启动的又一个大型电力提灌工程。开始是民办公助，1977年省计委批准列入基本建设项目，1982年省政府列为基本建设重点，1983年3月，列入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项目，短短几年“连升三级”。该工程总长29.8公里，其中泵站18座，隧洞14座，长度10059米。全部工程共投资1.0464亿元，计划灌地16万亩，1984年9月，总干渠胜利通水，至1987年全线建成通水，灌溉面积实际达到18万亩。

以上三项水利工程，都是根据民办公助的原则开始兴建的。刘川工程所在的五个乡抽调5000多人。三场塬工程所在的两个乡抽调2140多人。兴电工程所在地8个乡抽调10000多人。县上抽得力干部组成三个指挥部，各有一名县委和革委会负责同志挂帅。当时的口号是“三人工作两人干，抽出一人上电灌”。三个工程土建任务基本上是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的，也是靖远县几届领导班子接力赛的成果。特别是1981年争取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兴电工程粮援项目，对加快进程，完成配套起了决定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原来自力更生的基础，没有前期工程的立项和省、地、县投资形成的初具规模，一个县同时进行三大工程的建设是不可能的。

“吃水不忘掘井人”。20多年后的2005年6月，在三大翻身工程充分发挥效益之时，靖远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班子，邀请魏列琦重访刘川、三场塬和兴堡川工程。他们看到刘川工程效益很好，昔日的干旱滩已经变成了米粮川。从干旱贫穷的曹岘、若笠两个山区乡，沿河人稠地狭的糜滩、三滩、平堡、中堡等乡迁出的一部分农民，到刘川灌区移民的6千多户，2万多人，其中80%已经解决了温饱，20%开始致富。三场塬工程为了节水，扩大灌溉面积，推广了喷灌、滴灌的新技术，大力发展甘肃品牌的大板瓜子，经济效益十分突出。尤其是兴堡川工程处提出“二次创业”，在巩固原设计面积15万亩的基础上，灌溉面积已扩大到28万亩，2005年底可达到30多万亩的奋斗目标。受益区为甘肃的靖远县、平川区和宁夏的海源、中卫县，共计两省4个县区，9个乡，14万人。总之，所到之处，人民安居乐业，一片郁郁葱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列琦深感当年抓水利是一项正确的决策，也感谢之后的历届班子继续努力，加强灌溉管理，效益不断提高，应两个管理处同志的要求，列琦欣然题词。

|靖远县老百姓心中的“公仆楷模”

给白银市兴电工程管理处的题词是：

忆往昔万众一心牵来银龙染绿百里旱塬新堡地；

喜今朝接力有人二次创业构建富裕和谐幸福川。

给靖远县刘川工程管理处的题词是：

一代风流牵来河水刘川走；

接力有人小康路上写春秋。

临行时，县委、县政府以靖远县老百姓的名义给列琦送了一块匾，匾上题的字是“公仆楷模”，这对列琦来说，是最高奖赏了。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此之前，靖远县原政协主席杜培灿同志专门以《一个县委书记的水利情结》为名把列琦等一班人在靖远抓水利的过程写了一本书出版。原省人大主任卢克俭同志给该书题词是“三大工程泽民生，沧桑之变公仆情”。

（补记：2009年在举国欢庆建国60周年之际，靖远县委、县政府决定评选奖励“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靖远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人物”，经过几上几下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列琦被评为全县十大人物之一，靖远县委、县政府授予他荣誉证书和奖杯。没想到，离开靖远30年之后，靖远人民仍然没有忘记他，这是何等崇高的荣誉啊！已经80岁的列琦，满怀激情地再次踏上靖远这块热土，在乌兰广场的庆祝大会上，他身披红色绶带，精神抖擞地到主席台领奖，台下群众对他们的老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1980年组织上决定调列琦到定西地委担任副书记，分管干部和政法，那时，刚刚是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过去极“左”路线下遭受迫害的干部和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的任务很大，而且由于长期“左”的影响，思想阻力不小。列琦是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干部，有着切肤的感受。他在地委领导下，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给曾受“左”的迫害的干部进行平反昭雪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并且按干部“四化”的标准，大力提拔年轻干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省委的安排下，在省委整党工作组的帮助下，搞了全省地区机关整党试点工作。定西工作了四年，又是一个“解放战争”。

|2009年国庆，列琦参加“奖励对靖远县做出突出贡献的十大人物”颁奖大会

农业厅的近十年

1983年初，组织上将列琦从定西地委调回兰州，安排他为省农牧厅副厅长，当年农牧分家，他则担任农业厅长。我们长期的“牛郎织女”生活结束了。但这时列琦已年过半百，我们已成为“牛爷爷、织奶奶”了。

在农业厅工作期间基本是顺利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着各项工作蓬勃发展，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他在任期间，在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的同时，为农业持续发展方面抓了一些关键性的基础措施。从1984年开始，每年都较好地完成了与省政府签订的种植业各项技术指标，连续8年保持了种植业生产持续增长的势头。1986年12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由于任务完成得好，成绩突出，个人曾获得省政府颁发的一等奖和荣誉证书。

在抓好当年生产的同时，在抓基层，打基础，增后劲方面，抓了一些关键性措施：

一是抓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截止1992年，全省共建立农技推广站1208个，占农业乡镇的82%，明确提出了乡站必须达到的“四有”标准，即有稳定人员，有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必要的仪器设备，有可靠的经营服务项目，到1992年达到“四有”要求的乡站707个，占应建乡站的58.5%。

二是加强了商品粮基地建设。从1986年开始，利用“以工补农”资金，选建的26个县和95个乡商品粮基地，经过5年的努力，提高了生产能力，开始进入发挥效益时期，1990年基地县、乡粮食总产达到385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59.4%，以瓜果为主的名优特基地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是坚持贯彻科技兴农方针。常规技术应用面积逐年扩大，积极引进、实验、示范“两杂一薯”良种带状种植，间作套种，配方施肥等新技术。陇南地区玉米营养钵栽培和酒泉地区种子包衣技术的试验示范，都取得了新进展和良好的效果。

离休之后

1992年，组织上通知免去他的农业厅厅长职务，离职休养。同时通知的还有监察厅、国防工办、物资局等“八大厅局长”。这一通知一反过去的惯例，在省级机关引起了反响。因为过去正厅职在58岁以后，还会安排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再离退休。这批人以后至现在，对其他厅局长也是这个做法。唯独这一批打破了常规，而且工作粗糙，没有组织谈话，一纸文书一发了之。他们给组织部部长提出意见要求谈话，组织部部长奉命行事，说他们因年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无法安排。

|离休后，在珠海旅游

唯一的办法是换一种思维方式想问题。“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一种维持人格独立的退路，是心灵的净化剂。列琦只能面对现实，调整心态，适应离休生活。他一辈子只知道工作不懂得生活，不会打麻将，不喜欢扑克，又不爱钓鱼，干什么去呢？由于从小受继父的影响，喜欢写毛笔字，临摹习字，苦练过童子功。参加革命后忙于公务，无暇顾及。离休后，重拾旧好，他参加了老年大学书法学习班，从初级班学到中级班，又从中级班学到了高级班，还是不愿“毕业”，老年大学又收了这些老同志，笑曰“研究班”。苦练多年，师传统，法名家，笔耕不辍，列琦的书法颇有些功底了，近年尤着力于隶书和章草，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很适合他的性格。他将自己的斗室取名“菊砚斋”，给自己取名“沧海闲人”，现为甘肃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学会会员、甘肃省毛泽东书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参加省内外各类书法展，多次受奖或被评为优秀作品。2006年就有三幅作品参展后被收入省书协出版的临帖展、省丝路协会出版的秘书之友、甘肃省陇西李氏文化诗书画大展等三个书画集中。2007年参加在湖南长沙市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毛泽东诗词”全国书画大赛中获金奖，颁发获奖证书，并授予光荣称号，作品入编大赛优秀作品集，并被组委会永久收藏。2007年被特别邀请参加纪念怀素诞辰1270周年全国书画大赛中获金奖，颁发获奖证书，作品被编入大赛优秀作品集《中国当代实力派书画家代表作典库》，并被组委会永久收藏。

列琦离休时，孙子大为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每天早送晚接也是一大任务。后来上小学更是一天接送四趟，无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直到小学毕业，一晃就是近十年。列琦离休后，我当选为副省长，“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出差又多，很难顾及家务，列琦买菜烧饭，自己洗衣搞卫生。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我对他关心不够，尤其是心情上的安慰不够，本来性格就内向的他，很难战胜孤独感。但他还是自己努力，调整情绪，尽快适应这种生活。这时，疾病就开始关照他来了。在位的时候忙于工作，没有做身体检查，离休后体检时才发现得了糖尿病，什么时候得的也不知道。他开始吃降糖药，严格控制饮食。这对本来饭量就大的他来说，也是一件痛苦的事。随着年龄的增大，吃药已难控制好血糖，开始打胰岛素，先是一天一次，后来改为一天两次，现在一天三次还要同时吃药。除了糖尿病的困扰，近三年得了荨麻疹，严重时，满身红色风团，奇痒无比，夜间尤甚，折磨得列琦心情烦躁，苦不堪言。医生让他忌吃发物，搞得他海鲜、鱼、羊肉均不敢吃，以至香菜、茼蒿、葱、韭、蒜、辣椒等刺激物也不敢吃。我这几年也是多种疾病缠身。我们常常感慨老年限制饮食的可悲，“年轻时是有牙齿没锅盔，现在是有锅盔没牙齿”。政治上的困扰解除了，工作上的劳累没有了，孩子们都大了，经济上的困难也没有了，应该是愉快地安度晚年了，可疾病又缠绕着我们。唉！人生大概都如此吧！

|离休后的列琦，悠然自得

执子之手，坦然白头

也许是一种巧合，他曾叫张成琳，后叫魏列琦，其中都包括了我名字的一个音，张家成全了我们的婚姻，魏家将我列为他家的媳妇，这似乎也是一种缘分。回首往事，我们夫妻从1955年结婚至今已53年，如果加上恋爱两年，相识相知55年，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时而在阳光和煦的岁月燃烧激情，时而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跌跌撞撞，时而在饥饿的年代同甘共苦，时而在疯狂的年代跌打滚爬，时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显露才华。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俩都有过欢乐，也有过痛苦。我们共同送走了彼此的双亲，共同养育了四个女儿。我们恩恩爱爱了一辈子，也争争吵吵了一辈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年轻时聚少离多，见了面恩爱都来不及。有时也嫌他外出不写信，情感不丰富，缺少甜言蜜语的温柔。但那种抱怨是由于爱，不叫吵而叫嗔。后来有了孩子，家务负担重了，我总是嫌他干家务事不主动，也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他争吵，他从不还嘴，我吵够了，他几句“检讨”、“道歉”，几个亲昵动作，我的气就烟消云散了，真正是“夫妻无隔夜之仇”。但是，我们家庭出身不同，成长环境不同，性格也完全不同，我比较开朗活泼，他比较内向严谨，处理一些事我比较简单果断，他比较谨慎多虑，尤其是经过反右派运动，他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谨言慎行，有的同志说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如果说这是他的优点，有些时候也伴随着缺点的一面，我们如果在性格上能够互补的话，那就太好不过了。不过，我体会到，夫妻之间只有向对方学习，互相宽容，才能和睦相处，谁也别想改造谁。尤其是进入老年后，列琦的心态比过去更封闭了，很少交流，平时寡言少语，不时蹦出一句话来能把你一头撞到南墙上。争吵时他不像过去那样让着我，也暴躁地和我对着干。我们开始冷战了，而且每次争吵后冷战的时间延长了。但我那得理不让人和从不承认错误的倔强性格也是一个大缺点，列琦则坚持不住，冷战到一定时候，最后主动缓和气氛，争取和解的还是他，我也就见好就收。孩子们评价说：“年轻时妈妈脾气大，爸爸脾气好，年老了爸爸脾气大了，妈妈脾气好了。”

过去的日子，我们虽然很穷，但每一分钱都会带给我们快乐，我们遭受困难和挫折，但我们牵着相爱人的手共同面对，我们就充满希望。未来的日子，当然还是相依为命，执子之手，坦然白头。2005年8月13日，是我们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列琦写了一首小诗抒怀：

风雨同舟五十载，何期有幸到金婚。

青春岁月鹊桥渡，振荡烟云忧患均。

冷对文灾右厄酷，铁坚山誓海盟亲。

贤妻良母卿无愧，抚幼孝尊劳苦珍。

这是我给列琦写的一篇小传。

往事如烟，但又历历在目。写到这里我忽然理解了《渴望》这部电视剧当年收视率为什么那么高，主题歌为什么能唱遍大江南北，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人们的心声。那么，就让这段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注释】

[1]魏列珩，字玉川，皋兰县石洞乡文山村人。1918年生。毕业于甘肃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在兰新公路、长春铁路从事勘测设计工作，任高级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皋兰县中学校长，皋兰县副县长等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含冤而死。

[2]羊公碑，即晋人羊祜之碑，羊为晋太傅，征南大将军，平吴有功。为官清正爱民，深得民心。祜卒，百姓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曰“堕泪碑”。

[3]此诗载于《陇风》诗书画刊2009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