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苦命的婆婆
1955年，大约在初夏，我和列琦的恋爱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了。他建议我到他家里去，拜见拜见他的双亲。我说，去就去吧！俗话说，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何况我并不丑哩！
我跟着列琦从贤后街出发，经过西关什字，过了与兰州卧桥并排的新桥，顺着雷坛河的西边稍台走到黄河边上，再沿着河岸向西拐，就到了磨沟沿53号（也就是现在工人剧场后面）。大门坐南朝北，面对滚滚黄河，河边还有几棵硕大的柳树。我们经过一个小小的缓坡，就进了院门。这是一座简陋而陈旧的土木结构的四合小院，院内住着几户人家，我的婆婆住在上房。
这就是我的婆家！
见面之后，我的未来的婆婆脸上堆满了云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热情地拉着我的双手，亲切地让我坐在炕上。而我未来的公公，一个非常安静而内向的老人，虽然也很高兴，但显得十分拘谨。
我环顾四周，仔细打量了这个家。所谓的三间上房，总共不超过20多平方米，进门的一间，靠墙朝门摆着一条长条桌，一个方桌，桌前还系着一块白色的桌围子，两边各摆了一把老式靠背椅。西面一个紧靠窗子的通间大炕就占满了一间房，炕上靠里墙放着两个炕柜子，两个木头箱子，红色的油漆已经脱落得斑斑驳驳，看来有些年份了。中间房的东面有一个小门，里面是一间厨房。这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家当。屋里虽然收拾得整整齐齐，但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城市贫民之家。
坐下来之后，我又仔细打量了这位即将成为我的婆婆的老人。她当时也不到50岁，眉清目秀，身体不胖也不瘦，个子大概不到一米六，头上梳着小髻，身着黑色大襟上衣，黑色的裤子，裤脚还用黑色的带子扎起来，露出一双尖尖小脚。也许是那一身打扮，给人的感觉她似乎很老了；也许是我们那时年轻，看着比我们年龄大的人，都觉得很老；也许是时代的原因，历经沧桑催人老。总之，我看现在50多岁的人，都还充满青春的活力，都不像我婆婆当年那样的苍老。
可能列琦已先介绍了我的情况，我婆婆知道我是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她给我做了米饭，还炒了两个菜。但我知道他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和兰州普通市民一样，早上吃糁饭，晚上一般都是一锅子洋芋面。这说明，今后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但我们已开始彼此互相适应。由于对列琦的爱，我同样对我的婆婆从内心里产生了好感。结婚后，我应该改口叫她妈妈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总不好意思开口。有一次，我的婆婆给我做了一双墨绿色条绒面子、千层底的棉鞋，她让我试试，而自己却到厨房里做饭去了。我试了一下，非常合适，就跑到厨房里把一只脚抬起来，喊了一声：“妈，你看，挺合适的。”这难开口的第一声妈一叫，我发现我的婆婆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这就拉近了我们婆媳之间的感情距离。
我的婆婆接着送给我一个银顶针，还有一个给列琦补袜子的袜板子，因为那时只有棉线袜子，很不结实，所以补袜子就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知道婆婆这是给我交班了，以后给列琦补袜子的事就要我做了。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两件礼物，把它作为婆婆给我的“传家宝”。
1956年春节，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的婆婆特别高兴，她做了许多“筒子菜”，就是粉条、白菜、肉片、夹沙、丸子等大烩菜，装在一个个瓦制的筒子里，吃时一热即可，还炸了许多青海湟鱼，蒸了许多花卷馒头。我和列琦觉得很可口，尤其是列琦，大吃特吃了一番。那时我的小叔子还不到10岁，居然也跟着喝了几口酒，竟喝醉了。据列琦说，这是他们家最为丰盛的一次春节，也是他母亲和全家最高兴的一个春节。
|我的婆婆
1957年6月，我生了第一个孩子，尽管列琦是单传，他的母亲希望我能生一个男孩，为魏家传宗接代，但当得知是一个女孩后，她仍然很高兴，为孩子做了小衣小被，给我烙了许多油锅盔，还煮了红鸡蛋。孩子半岁后，妇联派我下乡，我只好把孩子交给婆婆去带，她从内心里高兴自己能抱孙子。他们从附近养奶牛的回民家买了直接挤出的牛奶喂孩子，她按照传统的习惯让孩子在一个简易的木头箱子里扶着学站、学走，没有几个月就把孩子喂得胖胖的了。
从1955年到1957年，我的婆婆又娶儿媳妇又抱孙子，这两年，是她人生最高兴、最美好的两年了。
当然，过去也还有美好的时候，那就是她第一次婚姻和生儿子的短暂的两年。
我的婆婆娘家是皋兰石洞寺中堡村的杨家，一共兄弟姐妹七人，其中五个姑娘，她排行老三。由于大姐、二姐都嫁到了当地文山村的魏家。杨、魏两家都是皋兰的大家族，彼此结亲已成为公认的最好联姻。我那未见过面的公公魏著候，自幼勤奋好学，长得也一表人才，考上兰州市的某中学毕业后，被招录到邮政局当职员。由于夫妻恩爱，他把妻子接到了兰州，并且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我的夫君魏列琦。不言而喻，这两年，少年夫妻，早生贵子，当属我婆婆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
但是，这美好的时刻在我婆婆短暂的一生中，仅仅像流星闪烁一下即刻熄灭，更多的时间是眼泪伴随着她的一生。
我的公公在邮政局工作了两年，当时好像是甘、宁一省，省邮政局要在磴口县成立新的邮政局，遂派我的公公去当局长。磴口靠近内蒙古，处于腾格里沙漠边缘，是一个很偏僻荒凉的小镇，我的婆婆抱着一岁的娇儿，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跟着丈夫上路。当时交通不便，没有汽车，遂雇了两个驮轿（由前后两个牲口抬的简易轿子），日行夜宿赶到磴口县。没想到，我的公公上任不久，不知是由于吃了不卫生的东西，还是水土不服，拉起了肚子，也许是痢疾，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拉了两天竟撒手人间。可怜我的婆婆，孤儿寡母，人生地不熟，遇此天塌地崩的大事，只有哭天喊地，悲痛万分。幸好上级邮政局派人安抚，并给了一笔抚恤金，买了棺木将遗体入殓，雇一顶驮轿让我婆婆母子坐上，一辆马车将棺木拉上，我的婆婆抚着灵柩，走一路哭一路，日夜兼程赶回文山老家安葬。由于我的婆婆之前在兰州居住过，文山没有了安身的地方，又加之当时当家的是她的后婆婆，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儿子回到中堡村娘家暂住。
年轻守寡，常住娘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开始有媒人上门作介绍。娘家的长辈也劝我的婆婆再向前走一步。
在众多介绍的人中，有一位被认为比较合适，这就是后来列琦的继父。我的这位公公叫张凌汉，是兰州河口张家台子人。他的父亲给兰州市孙家台子孙家地主当长工，主要任务是操务园子，给冬果梨树上吊果子，实际是干活不给工钱，吃饭不收饭钱。干了一辈子，老了，干不动了，孙家就将磨沟沿三面破旧的十一间房子给他，顶了一辈子的工钱。这就是我的公公继承的唯一家业。我的公公小时念过私塾，练得一笔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于是找一些公家的单位当了“录事”，也就是专门誊写文书的差事，收入虽然微薄，但还比较固定。他中年丧妻，留下一个10岁的女儿。
经媒人说合，双方都认为比较合适，张家就给魏家送了聘礼。我婆婆的那位后婆婆收了聘礼，还将每块银元用嘴吹吹，放在耳边听听，看是否是真的，然后就给我婆婆说，儿子你可以带走，7岁以后送回魏家。
就这样，两个可怜的人儿结合在一起，两个残缺的家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家。两个人都将对方的子女视为己出，希望能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没有想到，病魔不断地“光顾”这个家庭。张家前房留下的那个女儿，由于自小皮肤很白，故叫白姐，到12岁时，已经可以帮我婆婆分担一些家务了，她经常在附近一个木材储运厂刮一些树皮作为家里做饭的燃料。没料得了麻疹，那时医疗条件极差，许多儿童都因麻疹不幸夭折。这个活泼漂亮，听话懂事的小姑娘，也没有躲过这一关。后来，我婆婆又生了一个儿子，长到两岁不知得了什么病，从盐场堡请了一位中医，吃了几副汤药也无济于事，还是夭折了。我婆婆天天以泪洗面，常梦见蹒跚学步的娇儿从大门里回来了，思儿之苦一直折磨着她。过了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同样拉扯到两岁多又因病夭折了。我的公公婆婆在悲痛万分之余开始找原因，他们不知道贫穷和疾病是紧紧相连的，而是认为住的这个房子风水不好，于是决定租了雷坛河东面北园街4号的三间上房住下，将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别人。1937年，我婆婆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保住这个儿子，他们找到附近一个儿女多的马姓回民给儿子拜了干爹，并取名马保子，意思是马家给保住了。事也凑巧，这个儿子健康成长了。两年后，我婆婆又生了一个女儿，他们求了一百户人家，每家给一角几分的，然后将这些凑起来的钱，打了一把“百家锁”给女儿带上，并取名为金锁子。果然金锁把孩子给“锁”住了，这个女儿也健康成长了。两年后，我的婆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又拜了一位多子女的王姓男子为干爹，取名王存子。这个王家也把孩子存下来了。这样我婆婆一生中前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了四个，她更相信风水和命运了。
孩子能健康成长，对我公婆来说，精神上得到了安慰，但贫穷和生活的压力却向他们袭来，使得这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夫妇只得为糊口而艰难地挣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公公那份薪水极低但尚有保障的差事被解聘了。没有了生活来源，又无其他一技之长的忠厚老实的公公，只好做些小本生意，从作坊里进点零食，夏天卖甜胚子，冬天卖软儿梨。他挑一副担子，用两个长盘摆上软儿梨或者用一个盆子盛上甜胚子，带着小碗筷。因为年纪大了，跑不动，就点着一个小煤油灯，伴着豆大的火星，双手筒在袖里，蹲在附近太清宫门口，等待雇主直至深夜。我的婆婆则靠给人家打糊做鞋的“袼禙子”挣点零用钱。据列琦回忆，他从记事起，家里很少到市场买过肉吃。我婆婆每年喂一头猪，全靠他们在黄河边拾菜叶子，在市场拾瓜皮用来喂猪，年底杀了后腌制起来吃一年。那时雷坛河边是一个很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很多菜贩子批发来的菜在黄河边上洗净整理再担去零卖。列琦从小就在黄河边上拾菜叶子，好的自己当菜吃，不好的喂猪。至今列琦还喜欢吃青笋叶子，因为从小他妈就把笋叶子煮熟后凉调当菜的。这种艰苦生活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期，后来列琦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定为18级，每月工资102元，可以补贴家用了，加之继父老矣，已无力做小生意了，一家四口人就靠列琦的工资维持。我和列琦谈恋爱时，从未问过列琦还有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觉得我爱的是他的人，如考虑经济负担，似乎不够纯洁高尚，和现在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
再说张家留下的那唯一的房产。新中国成立后孙家的后代不想承认他们先人写的契约，要求退回房子，经人民法院判决否定了孙的要求。孩子们一个个成长起来，我的公婆开始有了安全感，又搬回磨沟沿居住，除自己居住外，多余的几间用于出租，那破烂房子每间每月的房租才两元。其实，在那个院子租住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城市贫民、小商小贩等，在1958年极“左”的政策下，他们的结局也很悲惨，有的以搞投机倒把判了刑，有的大人被判了刑，家里女人改嫁，小孩跌到河里被淹死。在1958年房改时，这几间破房子又被政府房改了，60年代又纠正退了回来，但“文革”又开始了，住户都理直气壮地不交房租。所以这点房子可以说没有什么收入。改革开放初期被某单位强制拆除，只给了极少的补偿。
我前边已经说了，1956年前后我婆婆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段时刻，就像流星闪烁一下即刻消逝，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残酷地伤及到这个家庭，从来不懂政治为何物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首先发生问题的是我的小叔子张成琦，也就是那个被马家保下来的马保子。他和我同岁。1952年本来已考上了兰州师范，但他考虑到家庭生活困难，放弃深造，考上了省商业局的招干，被分配到定西华纱布公司工作。成琦像他的父亲，性格十分内向，平时寡言少语。反右斗争开始后，他也从不在会上发言，这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认为他对反右斗争态度不积极，有思想问题，逼着他写检查作交代，多次过不了关。后来越斗越凶，无限上纲，这个从小胆小怕事，涉世不深，从未经过政治运动的小青年，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吓蒙了，一听见开会，他就躲起来。后来，他又想念在兰州的父母亲，想坐火车回兰州，刚跑到火车站，就被抓了回来，被定西一个法庭以“破坏反右斗争”判刑两年，送到安西双塔水库劳改。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是何等的荒谬。但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那么认真地向这个无辜的青年显示了它的威力。
话说我的婆婆得知这一消息后，真是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只是整天以泪洗面，痛苦而无助。然而祸不单行，“屋漏又遭连阴雨，船破更遇顶头风”。我婆婆引以为骄傲的大儿子列琦在1958年又出事了。反右后期提出要在党内深挖细找右派，省上挖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县上召开党代会，照此模式，也挖出了一个“三魏掌权”的反党集团。作为当时县委生产合作部长的列琦，在反右斗争中，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过一次言，没有任何右派言论，也硬是被拉进“集团”打成了右派，受到了开除党籍，保留公职，交群众监督劳动的处分。这一消息传来，对我婆婆更是雪上加霜，她实在是无法承受这无情的打击。她常常彻夜无眠，坐在炕上面朝窗外等待天明。她困惑不解，心想：老天爷啊！你睁睁眼睛，我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你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么大的劫难？老天爷啊！你公道一点吧，我的儿从小乖巧，工作奉公守法，你为什么让他们受这么大的折磨？老天爷啊！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吧!让他们平平安安吧！她想一阵，哭一阵，诉一阵，祈祷一阵，从黑夜等到黎明。新的一天来临，迎接她的仍旧是痛苦忧愁。本来就患有哮喘病的她，彻底被压垮了，从此一病不起。那时，治疗哮喘病的麻黄素很难买到，我托人给她购买了一些，但这并治不了她的心病。由于长时间流泪哭泣，她的双眼几乎失明了。
这年冬天，我被省妇联派到马滩（当时的马滩还是农村）搞调查研究，小叔子王存突然来找我，说我婆婆病重。我赶忙回去一看，婆婆已处于昏迷状态，无法去医院就诊，我就到兰医二院去请医生出诊。那时病人太多，医生明确表示无法出诊。无奈，我只好坐在医院的台阶下等待，直到十二点，那位医生已经下班，准备回家，看见我仍在等待，知道病人肯定病得不轻，就放弃回家吃饭，让我交了救护车的费用后就带上护士出诊了。他们根据病情打了一针强心针，就用担架将我婆婆抬上了救护车。无奈二院没有床位，又送到了附属一院，一院也没有床位，就在过道里加床让我婆婆住下了。那位医生忙来忙去，中午也没回家吃饭，把一切安排好后才离开。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深感那时的医德医风真好，我从心底里感谢那位不知姓名的好医生。
由于我婆婆病情严重，我只得挂长途电话请皋兰县委办公室通知列琦回来，但打了多次都没人去通知。多亏接线员是一个亲戚，她主动去通知了正在石洞寺劳动的列琦。这时我的小叔子也坐火车去皋兰叫大哥。好不容易等到大儿子回来，我的婆婆已到了弥留之际，当她清醒时，只是睁开眼睛看着儿子说：“回来了！”就又晕了过去。而二儿子，她是等不住了。苦命的婆婆啊，怀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时年53岁。
婆婆走了，我们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因为列琦虽说是保留公职，但工资全无。为了养家，他把手表都卖了。我在省妇联被降了两级，一人负担着两个孩子的开销。仅存的80元，又被皋兰县通知交了所谓的手表税款。无奈，我们到陇西路（那时卖棺材的一条街）买了一口最便宜的薄棺材。我和列琦从家里的箱子里找出婆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老衣到太平间去给婆婆穿衣入殓。列琦怕我害怕，让我在外面等待，但我等待多时，眼看天已黑了，北风呼啸，寒风凛冽，就推开太平间进去了。眼前的一幕令我终生难忘。只见列琦正在号啕大哭，那位看太平间的老头已经给我婆婆穿好了老衣，只是我婆婆的脚肿了，鞋穿不进去，老头将鞋口剪开一个口子，一边穿一边说，奶奶你将就着些，鞋穿好了好走路啊！就硬是把我婆婆那双小脚塞进了鞋里。这时我才发现，旁边的两张床上各躺着一具遗体，身上覆盖着白床单。我问老汉是何人，为什么没人来收尸，老汉说，可怜啊！都是乡下来的，都三个月了，没有钱交医疗费，连遗体也撂下了。这一晚，我很难入眠，恍惚之间梦见两具骷髅，跪着向我讨棺材钱。我知道这是白天太平间的刺激太深的原因。
我的婆婆走了，我们连一块墓地也给她找不下，到河口张家台老家联系，当地说那块老坟政府要征用，不能进去。正在无奈时，平时相好的邻居窦哥，是个很仁义的人，说可以先埋到他家的老坟里。他向我们借了30元钱用，我们很爽快地给他了，这才为婆婆找了入土为安的地方。
婆婆去世的消息传到她的娘家，列琦三舅扛了一把铁锨来到磨沟沿，和雇请的几个人把棺材抬到坟上，除了家里的人和一些院邻外，再没有人来吊唁。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在凄凄惨惨，肃穆而无言中进行。我这才深深体会到“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贴切。不过，这时我们在经济上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政治上也蒙冤落难打入另册，人们要和我们划清界限，也是可以理解的。
婆婆走了，丢下她的四个子女，其中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还正在上学中。婆婆走了，丢下了她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个忠厚老实，与世无争的老人，静静地孤独地度过余生，直至72岁因脑出血不治而亡。
婆婆走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先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我们托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福，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但这一切，婆婆再也看不到了，她如在天有灵，应该会感到欣慰。
婆婆离开我们已经50年了，列琦写了一首《祭慈母逝世五十周年感怀》，现摘录如下：
（一）
弹指一挥五十年，慈颜常映入眼帘；
病床难寐多怀旧，老母恩情重泰山。
（二）
一岁父亡于磴口，扶柩抱儿归故园；(www.xing528.com)
千里行程多苦难，葬夫入土始心安。
（三）
幸蒙继父多疼爱，操劳抚养胜亲生；
百计千方筹学费，才能负笈入黉门。
（四）
寒暑无分明与暗，日夜缝补费辛劳；
育哥哺弟呕心尽，为娘何事不心操。
（五）
供儿上学望成龙，原想倚儿养老终；
失意人生常八九，痴心愿望全落空。
（六）
金城解放万民欢，儿媳入门我有薪；
母亲舒畅喜无比，合家安泰乐天伦。
（七）
在劫难逃五八年，弟兄先后俱蒙冤；
我成右派弟入狱，霎时灾难受熬煎。
（八）
食不下咽宵不眠，母亲疼子泪流干；
同龄九十尚康健，失恃五三归道山。
（九）
子孙运乖孽深重，祸延身后老人身；
树思安静风犹动，子欲养亲亲不存。
（十）
监督劳动在农村，可算处分留厚淳；
若要送交夹边沟，九死一生早牺牲。
（十一）
保留公职有薪金，却都截扣无分文；
家徒四壁无活路，弟妹分奔去务工。
（十二）
半生崎岖路途艰，兄弟幸蒙平屈冤；
往事如烟缥缈散，精神振作度余年。
（十三）
人生苦短不平多，自古文章血泪和；
历历悲欢浮笔底，一字一泪一哀歌。
（十四）
深恩未报费思量，欲泣难消痛断肠；
长记母仪传后世，望空遥祭慰心房。
谨以此文此诗作为婆婆逝世五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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