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运河对东太湖地区地貌的影响

宋元时期运河对东太湖地区地貌的影响＊

王建革（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宋代以前，太湖东部的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吴淞江中下游地区，以大圩田与塘浦河网为基础，有一套完善的水利与圩田系统。江南运河在北宋时期的加固使水环境产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推动了一个新区域产生，这就是北起吴江，南至嘉湖的碟形洼地区。此区在汉唐时期大部分在浅水覆盖之下，处于沼泽化状态。唐代的江南运河对太湖东部的水环境的影响较轻。宋代以后，随着政府对江南控制的加强，运河加固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以前，特别是吴江长堤与吴江长桥建成后，运河对太湖东部的水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运堤的阻水作用开始对整个东太湖地区的落淤形成影响，围田与河网也因此形成，碟形洼地也在此基础上得以塑造。这一区域的河网推动了新的市镇体系的兴起，新市镇体系支持了明清江南经济；围垦所产生的围岸与围田推动了桑基稻田与桑基鱼塘的产生，而桑基生成系统的产生支持了明清江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正是两宋时期的脱沼泽化和开发，才形成了明清时期的稻作、蚕桑业和市镇体系。理解这一地区的水环境与地貌变化，对理解江南明清史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早期的水域景观

宋以前的大运河以单堤形式存在于吴江与嘉湖平原上，吴江地区是吴淞江源头，当时还不是单一河道，而是一片广大的水域。运河在这一水

＊国家重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变迁史研究”，批准号：09＆ZD068；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创新基地项目，批准号05FCZD023。域区内横切，但因运河是土坝，经常坍塌，对隔离太湖所起的作用不大，太湖水域与东部平原基本上处于一体化状态。由于广泛的水流相通，唐以前太湖西部的荆溪一带都有感潮现象。

吴均《吴兴假还山夜发南亭》诗曰：浮舟听潮上。李宗谔《图经》云：荆溪至吴山下，每日潮高二尺，倒流七十里，云是吴王送女潮。今考吴江、太湖均无潮，不知荆溪之潮何道而至？今无之。⁽¹⁾

吴均是南朝湖州诗人，看到了感潮现象。宋代以后，吴江长堤隔离了太湖与东部浅水地带，吴江都少有感潮现象了，更何况荆溪一带。吴江水域在宋代以后露出的圩岸，多是在落淤基础上挖土堆叠而成的。没有落淤，挖土围田很难形成。“吴江四境皆湖泽，分流百派，交模杂出，虽一望平畴，无延袤二三里之燥土，真水面浮丘也。乡村烟火非舟楫不通。自古无挽路，至宋庆历后始相继为官塘、土塘。”⁽²⁾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下，先在水中筑堤，沿堤开圩埂，由此形成一个圩田与河道的网络。唐前期，太湖东部的开发多以屯田的形式进行，嘉湖平原上有三屯。李翰这样讲：“浙西观察兼吴郡赞皇公，谨择厥官以对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为之大。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余里。乃以大理评事朱自勉主之。元年冬，收若干斛，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颂曰：夫伍棋布，沟封绮错；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³⁾其他二十四屯主要分布在吴淞江中下游地区，嘉禾的一点屯田主要依运河之堤和苕溪河道为依托，这里的圩田开发是塘浦圩田系统的一部分，军队组织人力，先修河堤，然后沿堤修圩田。唐代文献《石柱记》这样形容吴江和湖州一带的水面：

孔氏以太湖为震泽，非是。《周官》九州岛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以具区为泽薮，则震泽即具区也，太湖乃五湖之总名耳。凡言薮者，皆人资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民；而浸则但水之所钟也。今平望、八尺（一作“测”）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为一名而已。⁽⁴⁾

太湖东岸一片浅水时有丰富的水生动植物，由于水面甚广，流动性差，堤水成田后必须水中捞泥以筑堤岸，水深无疑加大了圩田开发的难度。郏亶提到湖州水深处所特有的高大圩岸：“湖州，皆筑堤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余者，此其遗法也。”⁽⁵⁾这时的堤一般是一些塘路。平望一带基本上没有多少农田开发，也没有多少人户，环境很差。运舟过平望，蚊子伤人。唐人对平望蚊子有记述，“天下有蚊子，候夜噆人肤。平望有蚊子，白昼来相屠。不避风与雨，群飞出菰蒲。扰扰蔽天黑，雷然随舳舻。”原始森林与原始水区的蚊子都能置人于死地，这段史料正说明这一带人少，原始水区多，菰蒲多，稻田少。“江南夏景好，水木多萧疏。此中震泽路，风月弥清虚。”⁽⁶⁾光绪《平望志》引明代陈克礼对隋唐时期平望景观的描述：“相传隋唐以来，此地淼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也。自唐置驿亭于堤之旁，民居稍集，往来有憩足之所。”⁽⁷⁾当时作为单堤运河的吴江塘路尚未石堤化，对水流的影响有限。为什么宋代运河成堤后产生那样大的作用？正因为以前的唐堤是土堤，可能已崩溃。《太湖水利技术史》认为唐元和五年的堤是后期运河的西堤，后期苏州到平望的吴江长堤是东堤。其根据是洪武《苏州府志》讲宋代修运河时“为渠，益漕运。”⁽⁸⁾以渠推断其为双堤，由唐堤与宋堤相夹而成。从地理上讲，太湖岸的淤塞方向是先东后西，这时可能仍是单堤，即使有新筑之堤也可能不是东堤，而是更近太湖深水的西堤。庆历年间还筑了到湖州的运河。

庆历中，通判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为渠，益漕运，其口蓄水溉田千余顷。岁饥，出羡粟三万，活饥民万余。时知常熟范琪浚金泾、鹤渎二浦，溉田千顷。《吴江志》：庆历中，修荻塘通湖州凡九十里，按单锷云：庆历二年，以松江风涛漕运多败官舟，遂筑长堤界于松江太湖之间，横截五十六里。⁽⁹⁾

大量的史料表明，运河长期是一片水域中孤立的单堤，后期的石堤也是单堤。唐堤大部分崩溃了，唐堤对吴江和嘉湖地形无影响。早期吴江县城是浩淼水域中的沙渚，大运河南北贯穿吴淞江时，这一部分水域没能堵上，成为大缺口，其他地区的水流向缺口汇流。由于众水流向吴江口，吴江和嘉湖平原水流都难以有所改变，这时不会产生落干过程。嘉湖地区的一点开发介于山区与平原，借着早期运河之堤——荻塘运河进行，人们沿着荻塘分出圩岸。

荻塘，在湖州府南一里余。扰旧图经载云：在州南二里。《吴兴记》云：亚太守殷康开，旁溉田一千顷。后太守沈嘉重开之，更名吴兴塘、南塘。李安人又开一泾泄于太湖。开元中，县令严谋道又开之。广德中太守卢幼平又开。《续图经》云：以今地形考之，荻塘在州城内，东枕民居，余三面溪环之，傍无可溉之田。况濒湖之地，形势卑下，苦水不苦旱，初无藉于灌溉。意当时取土以捍民田耳，非溉田也。⁽¹⁰⁾

总之，真正的变化源于对太湖出水口的堤防修建，特别长桥与长堤横截大缺口以后产生的。正是庆历年间的筑堤，将一个宽达五六十里的太湖出水口筑堤阻断。以前的出水完全是一种漫流状态，长堤与长桥改变了漫流局面。“庆历二年，守臣以松江风涛，漕运多败，官筑长堤，界松江、太湖之间，横截五六十里。”长期以来，东北流向的吴淞江河口长达五、六十里，这五、六十里的水域构成了宋以前太湖东岸的主要水环境特色。吴江长堤修成后，出水口只集中在吴江长桥一线的界面。“宋庆历八年，邑宰李问始建长桥，由是各舍舟以途来往。”⁽¹¹⁾五、六十里的漫流部分不再漫流，太湖东部的地貌也必然开始变化。吴江泛流时期，太湖口有一水过嘉兴，从海盐一带而出，此水称谷水，此水的消失当与长堤与长桥以后的吴淞江截流有关。朱长文这样考证：

谷水，据郦善长云：“松江，一东南行七十里，入小湖，自湖东南出，谓之谷水。谷水出小湖，径由卷县故城下，即秦之长水县。又东南径嘉兴县城西，盐官县故城南，过武原，出为散浦，以通巨海。”陆机诗云：“仿佛谷水阳，眷恋昆山阴。”即此水也。盖此渠足以分震泽、松江之水，南入于海也。后世谷水堙废，人不复知其名，故吴中多水。⁽¹²⁾

正是运河所形成的堤防阻水，东南水路的水流减弱，谷水因此断流。此水断流也使嘉湖地区水流相对变弱而有所落干。长堤与长桥稳定后，吴江与嘉湖平原的水流有互动关系，下游不成水灾时，嘉湖可能成水灾，下游破堤以后，嘉湖可能丰收。“元丰四年七月，苏州大水，西风驾湖水，浸没民居。凡边湖者皆荡尽，或举家不知所在，松江长桥亦推去其半，桥南至平望，皆如扫，内外死者万余人。翌日水退，村人渐获流尸，苏匠为棺，一日尽售，无以继之。人云：吴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¹³⁾平望到嘉兴段运河行于嘉湖低地地区，东西横贯，嘉湖水流难以在大水时期通过平原水路北排吴江地区，只有排入太湖，或南排杭州，才能排除积水滞留。东塘运河和东苕溪运路阻碍了这两个方向的排水，故嘉湖地区在四面运河环境下难以快速排水，丰水环境也得到长期的保持。嘉兴到杭州的运河介于高地与低地之间，落水较快，可以较早地得到开发。至于平望到湖州段运河，特别是在早期的荻塘运河不固定时，太湖与低地水流分隔得不像后期那样严重，处于丰水与深水环境下，筑塘才能开围田。除了荻塘周边外，菱湖开发也是水中开塘，“唐崔元亮开，即凌波塘也。其地产菱，居人采而焙干之，以备凶年，号菱米。”⁽¹⁴⁾开塘以后以水生植物很多，这意味着较多的水面和较低的稻麦种植水平。运河对这一地区的地形塑造程度较低，吴江一带的碟形洼地地貌从北宋起就已经开始塑造。

二、长堤与落淤

造成吴江地区落水与围田开发的主要因素是吴江长堤与吴江长桥。“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为渠益漕运，其口溉田千余顷。”⁽¹⁵⁾这里讲得一清二楚，堤太湖的同时也出现东岸农田。水流受约束，太湖口外就落干成田。郏侨言：

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唯长兴中一遭水耳。暨纳土之后，至于今日，其患方剧。盖由端拱中，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姑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初则故道犹存，尚可寻绎。今则去古既久，莫知其利。⁽¹⁶⁾

运河体现王朝利益，江南水流生态从属于这个利益。五代时吴越政权不用考虑中央政权的利益，以圩田为纲整治水利与河网，按太湖东部河流的天然走向，形成塘浦圩田。宋一统后，漕运是纲，强大的集权使运河横截东太湖东西向的河流，转运使的功能在这里得到恰好的体现。利用长堤与长桥改变了吴淞江上游河道，地形塑造也开始加速。不单是吴江地带筑堤束太湖水流，西部入太湖水流也受限。清人赵一清言：

《东坡奏议》云：溧阳县之西有五堰者，古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众水直趋太平州芜湖，后之商人贩卖簰木东入二浙，以五堰为阻，因绐官中，废去五堰。五堰既废，则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或遇暴涨皆入宜兴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泽。时元祐六年也，是时中江尚通，其后东坝既成，中江遂不复东。⁽¹⁷⁾

东坝既成，水灾之年入太湖的水量大减，太湖水位下降，这也是太湖与运东水位相差减少的原因之一。“自东坝筑后，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山诸水，而水患已大减，于宋元时，观吴江长桥以南水洞填塞，而沿堤弥望，皆成膏腴之田。其在宋元，稍塞芦苇，而水即四溢。”⁽¹⁸⁾水位差降低加强了落淤。在百渎一带，“熙宁八年时，虽大旱，然连百渎之田皆鱼游鳖处之地，低污之甚也。其田去百渎无多远，而田之苗是时亦皆旱死，何哉？盖百渎及傍穿小港渎，历年不遇旱，皆为泥沙堙塞与平地无异矣。”⁽¹⁹⁾东坝以外，郏侨还提到过浙江可以修建水利工程尽量减少天目山地之水入太湖。“杭州迁长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决于浙江。如此则东南之水，不入太湖为害矣。”⁽²⁰⁾除了太湖水位可能降低以外，运东在淤积发展的环境下，地表提升，水位升高，这也减少太湖与东部的水位之差。北宋时期的水位差是有记录的。

每至五六月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处污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吴江县由是岁增旧赋不少。⁽²¹⁾

太湖水位与运河东部有一、二尺的落差，落差使水流变缓，大规模落淤必然形成。吴江地区先开始形成落淤。由于水流缓慢，下游水流不敌海潮，也形成泥沙淤陆。随着堤东的落淤发展，运河东部的地势渐高，水位落差逐步减少，湖西水流才开始缓慢并落淤而大量形成湖田。太湖水出太湖后，直流地区不落淤，缓流地区落淤，离太湖口越远，越是缓流区，故太湖口一带先落淤，长堤附近也落淤，江岸之东形成沙涨之村。

虽然增一邑之赋，反捐三州之赋，知几百倍耶。夫江尾昔无茭芦壅障流水，今何致此，盖未筑岸之先，源流东下峻急，筑岸之后水势缓，无以涤荡泥沙，以至增积茭芦生矣，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虽欲震泽之水不积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泽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²²⁾

太湖出水口部分生长着许多茭芦堵塞出水道，无论是在长桥还是长堤之处，都存在着这样的淤塞；吴淞江下游水流流势更缓，不敌海上浑潮，河道早就淤塞。“盖以昔视诸浦，无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盖昔无吴江岸之阻，诸浦虽暂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涤荡，随流以下，今吴江岸阻绝，百川湍流缓慢，缓慢则其势难以荡涤沙泥。”缓流与海潮，导致运东地区大面积淤塞。北宋时期，太湖周边河流的泥沙已经增加。长堤抵水，单锷建议将部分长堤再改为千桥，以此加大过水面积。“今欲泄三州之水，先开江尾去其泥沙茭芦，迁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为千桥，次置常州运河一十四处之斗门、石碶、堤防，管水入江。次开导临江湖海诸县一切港渎，及开通茜泾，水既泄矣，方诱民以筑田围。”⁽²³⁾尽管提议没有落实，却可以看出当时长堤外水流缓和淤涨的增加，无论在滨海江尾处，还是在吴江，都有大量落淤，且落淤阻塞了水流。落淤之地必有河流分化，也必伴随着圩田和小湖荡形成，慢慢就形成碟形洼地。运东开始成为鱼米之乡，梅尧臣一边歌咏吴江的粳稻，一边赞鲈鱼之美。“送裴如晦宰吴江”一诗有：“吴江田有粳，粳香春作雪。吴江下有鲈，鲈肥脍堪切。”⁽²⁴⁾吴江之田距太湖很近，落淤后大量的太湖肥泥可以肥田，这时的太湖农民开始大量地挖淤泥。“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落淤后碟形洼地与小湖泊大量出现，在这种地形基础上整成圩田并在圩田周边河道上罱泥，就形成了明清时期吴江与嘉湖地区的基本地貌单元。近淀山湖一带接海潮余波，更容易形成缓流与落淤。人们高筑外圩圩岸，防止水涝。“到处车声转水劳，东乡人事独逍遥。一堤滟滟元非雨，总是吴江淡水潮。”圩岸兴修刚兴起时，豪强地主的参与起了很大作用，国家力量随后参与了管理，圩岸事在国家干涉下，由乡村水利共同体操纵。“主家文牓又围田，田甲科丁各备船。下得桩深笆土稳，更迁垂柳护围边。”⁽²⁵⁾由于当时丰水环境较后期为盛，水域中一片一片地出现圩田与河道，蔡肇有“下田水落见农耕”之句。⁽²⁶⁾在陆龟蒙老家甫里一带，离太湖口甚远，唐末处于一片低洼难耕状态。

陆龟蒙宅，在松江上甫里。鲁望，唐相元方七世孙也。始居郡中临顿里，晚益远引深遁，居震泽旁。自号甫里先生，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有牛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色，先生由是苦饥困，仓无斗升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盖遂终焉。⁽²⁷⁾

甫里当时没有多少人，要不然陆龟蒙不会将其选为避世地点，但这里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落干，有圩田、圩岸与桑蚕经营。“叶老蚕登箔，泥肥燕葺巢。晓风帆腹饱，夜雨柂梢高。”⁽²⁸⁾吴江的圩田已相对有序。叶茵“田父吟”一诗有：“桃花深映水边庄，夫妇相携笑语香。耕耨有粮蚕有种，丁男戽水女条桑”。桑蚕与戽水成为丰水环境下的农耕生活，“家家柳色染轻黄，柳外归鸦噪夕阳。屋角有烟青不断，粞儿饭熟淡齑香。”圩岸种着柳树。“群来野雀绕林梢，三五人家住水坳。翁媪语人年岁好，屋山添得一层茅。”⁽²⁹⁾圩田上的村居规模是三、五人家的散居式聚落模式。

嘉湖平原的开发面积不大，东部浅水地区开发较早，西部太湖沿岸的深水地带开发较晚。湖州在春申君时有“菰城”之称，“城面溪泽，菰草弥望”。秦时所设的乌程县城位于苕溪入太湖与嘉湖平原的浅水区淤积处。三国吴时，山区一带“九邑水悉注于乌程”，晋时“移治于苕霅之上”，低地县城不稳，常迁于山区高地。河流的涨落使湖州成为“泽国，苕霅众水会于城中，浩漾湍急，既不可厉揭而涉，济以舟筏，遇风朝雨夕溪流瀑涨之际，亦有覆溺之惧”。⁽³⁰⁾借助于山区水流的泥沙，浅水区形成碟形洼地与圩田，水域环境的主体是一片浅水。宋时运堤稳定，太湖岸也稳定，太湖诸溇已建闸。

旧沿湖之堤多为溇，溇有斗门，制以巨木，甚固。门各有插版，遇旱则闭之以防溪水之走泻，有东北风亦闭之防湖水之暴涨。舟行且有所舣泊。官主其事，为利浩博，不详其始，今旧插有刻元丰年号者，则知其来远矣。后渐湮废，颇为郡害。⁽³¹⁾

运河起到了阻塞分隔嘉湖水流的作用。元丰年间的闸一方面可以为运河供水，也可以使运东圩田在旱时得到灌溉。吴江水流湍急，此区水流稳定，太湖水时有倒灌，倒灌往往使圩田被废掉，运河却可以阻止倒灌。在运河畅通的条件下，水灾时亦可向杭州方向排水减轻压力。南宋以后，江南人口大增，圩田开发，人为碟形洼地因之增多。农田景观在深水区多呈现不规则的形状。“联畴冈势断，缺岸浪痕垂。”⁽³²⁾秋夏之季的淫雨也会使圩岸不连续。许多人常常奔波于圩田与山区之间以避平原水患。“吴松江头田舍翁，年年苕溪摇飞篷。沿溪杨柳旧相识，问翁何事犹西东。心欲无言泪如洗，松楸正住西山里。”⁽³³⁾在嘉兴运河附近，圩田系统的河道之水较浅，运河也会对水环境有影响。不旱时沿运河开围田，旱时官方禁止修围以保运道。嘉祐五年五月知秀州罗拯言：“乞今后诸处湖塘及运河边田土，不得更令诸色人等及官员请射，如有私冒侵占耕作，并以违制论。仍不以年岁远近，令追理所得，租课入官。”⁽³⁴⁾与嘉兴运河相比，湖州运河常常处于积水状态。从总体上看，运东的落淤各地各有不同，改变非一时一刻可以看出。元代至正石塘修建后，水灾运东地区往往一片汪洋。

吴江居具区上游，昔吴郡也。其地滨太湖，故筑堤塘以为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为桥以达其道路，宋绍定间提刑吴渊命知县李椿重修之，自版图入国朝，以民众升州，又五十余年矣。州长诺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谋诸僚友曰：“为政莫大于安民，安民莫急于水患。由长桥而南至于平望延袤四五十里，风涛冲激，日夜无休。时置邮虑危，官具修以数，则民多蒙其害，予甚欿然。将筑以厚，完之，必镇之巨石然后可。”对曰：“斯塘之为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飓风，小石皆为之漂荡，官日修治，因循塞责，朝垒夕倾，皆虚其费。自省郡及州之官属，往往有志于斯，卒无成议。”⁽³⁵⁾

尽管太湖东堤已成，水灾时仍处于崩塌状态，运河以东与太湖一体。只有到了明代，石塘稳定，运东落干也稳定，堤西才开始湖田加速的过程。吴淞江下游和近吴江一带，都发生了地貌和环境变化。

三、围田扩张

南宋时期的水环境落干和围田所形成的人为地理塑造过程，最终使碟形洼地逐步形成。人口增多也使山区开发加强，太湖泥沙含量增加，淤积加快，水流分流，河网分化。“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低地水利大兴必然伴随着水网系统的发育。秀州“境内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淀山湖，三曰当湖，四曰陈湖。东南则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于海。西南则淀山湖，自芦历浦入于海。西北则陈湖，自姚港、朱里浦入于吴淞江。其南则当湖，自月河、南浦口中、澉浦口亦达于海。支港相贯。”乾道二年，守臣孙大雅奏请于诸港浦分作/或斗门，在张泾堰两岸“创筑月河，置一/，其两柱金口基址，并以石为之，启闭以时，民赖其利。”⁽³⁶⁾乾道年间，嘉湖平原内兴修了许多入海河道，运河沿岸可以更方便地得水灌溉，嘉兴运河附近也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湖州运河在湖溇体系稳定的同时也有深度的开发。太湖沿岸的河网在旱年往往也发展很快，因要引太湖水灌田。

（淳熙）十五年十月四日，知湖州赵思言：“湖州实濒太湖，并湖有堤为之限制，且例二十七浦溇引导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门，以为蓄泄之所，视旱潦为之启闭。去岁之旱，高下之田俱失沾溉。专委官吏访求遗迹，开浚浦溇，不数日间湖水通彻，远近俱获其利，而于斗门，因加整葺，乞诏守臣逐岁差官，亲诣湖堤，遍行相视，开浚浦溇，治斗门庶几永久。”从之。⁽³⁷⁾

湖州堤西常有许多茭草淤塞河道，淤塞导致民田失灌。既然旱年可引太湖水灌溉，说明由运河岸阻挡形成的太湖与运河外水位差是存在的，与吴江相比，变化无常，水流常处于动态。部分水流自西南而东北，自震泽入吴淞江；乾道年间，“湖州自震泽太湖泄入吴松江，平江府自练湖入白蚬江，泄入吴松江，并归大海。”⁽³⁸⁾部分水倒流太湖，还有水流可以入杭州。一般情况下是入太湖和吴淞江的，随着吴江一带的泄水能力加强，嘉湖泄水能力也增加，碟形洼地从浅水水面中逐步显露。南宋时期豪强围田，规模颇大，形成了水流阻塞。

有司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利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诏有司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按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湖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而为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幸权臣，是以委邻为壑，利己困民，皆不复问。⁽³⁹⁾

这种开发从北宋时期开始，权臣占地显著，南宋则是军事头领占地，阻塞水道，使这一带出现旱涝不常的现象。朝廷令漕臣对“吴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相度视察，拆除当拆除的。⁽⁴⁰⁾围垦把一个较大的碟形洼地变成一个个小洼地，湖泊与浅水地带逐渐变成碟形洼地。围垦湖瀼也有一套办法。先在湖瀼的边缘处发展，“筑堤当以边湖瀼处为急。”把湖地围起来自然形成一个碟形洼地式圩田。也有相应的技术与管理办法：“如一顷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其中央与三面之田，虽有异岸，仅如门户，不能御浪。渐次吞蚀，一二日间全顷皆沈。今当先筑北堤，北边有田之人固当悉力，三边众户亦合并工同作。其边岸或稍高及不濒大水，则量因旧增崇，令与北边略相当。夫有田而无岸，水平入之，辄复罪岁。”⁽⁴¹⁾这种圩田界分后，较大的碟形洼地就逐步变成许多小型碟形洼地。大湖泊水体逐渐消失，圩田与小湖荡大量出现，河网也因此大量分化并产生。围垦的扩张妨碍了水路和蓄水湖泊，官方出令禁止，但执行的情况肯定不理想。乾道二年漕臣王炎开掘了浙西势家的新近围田，这些围田以前往往称“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势家开垦围田之处就是在这种浅水区，也往往是湖泊与荡泊之地，其中长有各种水生植物。这些河道与湖泊对原有河网的稳定，防洪排涝，抗旱灌溉都有积极的作用。乾道二年吏部侍郎陈之茂言：“比年以来，泄水之道既多堙塞，重以豪户有力之家，以平时潴水之处坚筑塍岸，包广田亩，弥望绵亘，不可数计。中下田畴，易成泛溢，岁岁为言，害民力重困。数年之后，凡潴为陂泽尽变为阡陌，而水患恐不止今日也。”⁽⁴²⁾官员已经意识到这些围田可能引起水患加剧，庆元二年，户部尚书袁说友等言：“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嘉泰元年，大理司直留佑贤、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规定淳熙十一年立石后的围田尽行开掘。令知县“点检围田”，并让这种检查成为一种制度，每年三四月知县“同尉点检有无奸民围裹状，上于州，州闻于朝。”⁽⁴³⁾体制维持官方的拆围权，也尽力维持圩岸。在开拆围田的同时，也常发令修复圩田。“隆兴元年四月十二日，诏浙西路转运常平司取见，今逐州人户，创立塍岸，包围成田。及渔户广施渔具，壅遏水势去处，疾速相度措置施行。仍令州县常切督责巡尉每岁于农隙时修治堤防，无使缺坏，及春夏之交，部集人户于河道淤塞要害之处，并工开撩，常令水路通快，从殿中御史胡沂请也。”⁽⁴⁴⁾有豪强与军队的屯垦，也有官方拆围和官方督催下的水利共同体的各项工作。在这种强大的人为作用下，一些地表被固定成为蓄水地，一些地表逐步成为稳定的围田区。查封的围田到了一定时期，即水灾不严重的时候，往往又许民耕种。官方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地貌塑造，也控制着开垦速度。

（嘉定）三年七月八日臣僚言：“乃者朝廷分遣使者，将奏册曾经有籍开掘之田，许人户入米，仍旧围里。已降指挥不许稍有过数，窃闻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广行围里，殆且加倍。又连年亢旱，江湖之滨涂洑旋生。嘱托胥吏伪造干照，或就县起立税租纳钱请佃，多围成田。又所在水荡自来止是栽种茭、芦、菱、荷之属，不妨潴水。今亦凭籍再围，指挥影射包占，不顾众户灌溉之利。又牧马草地自有标定界，止今来牧放官与管荡军兵接受赇嘱纵人围裹，以亩计者动以万数，积日累久，展转侵占，重妨水利。凡此数者，为害实广，乞诏浙西提举常平司照当来续降指挥多给文榜。晓谕官民户，除奏册有籍，曾经开掘之田，许令围裹外。如有遇数包占步田不同，虽曾经县起立税租及纳钱请佃，并候秋成之后，差委清强官分往地头，照元奏耕界至打量步亩，分留其余，尽行开掘，仍札下殿前司约束兵官，不得擅将草地私给自据，与之围裹，严立罪赏，务在必行，每岁专责诸县县丞点检有无创添围占田亩，申常平司每考，书上印纸以凭将来稽考，如此则水势疏通有所潴泄，实为民田久远之利。”⁽⁴⁵⁾

围田大扩展往往在旱年出现快速扩展。官方定界限，就是在规定围田的扩展范围。界限确立后，碟形洼地的发展也会随之有序，无序开垦受到人为约束后，地理景观的塑造也开始有序。在宋代大部分时期内，水灾时圩田不稳定。当时的丰水环境远比后期为强，而围田在丰水环境下也的确脆弱，北宋时尤其如此。政和六年八月十六日鸿胪卿王仲薿奏：“两浙积之水地多是民田，止因兴筑围岸苟简减裂，岁时风水充荡，弥漫遂成陂湖，望朝廷选差有风力人专行计置，兴筑围岸。其所差官据围裹过田数多寡特与推恩，庶几激劝诏送赵霖施行。”⁽⁴⁶⁾丰水环境下的水流在水灾时的混乱易令围田崩溃，官方只有拆围以通水流。淳熙十年四月九日张抑言：

浙西诸州豪宗大姓于濒湖陂荡多占为田，名曰“塘田”。于是旧为田者，始隔绝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虽因臣僚札子有旨令两浙运司根括，而八年之后围里益甚。乞自今责之知县，不得给据；责之县尉，常切巡捕；责之监司，常切觉察。仍许人告，令下之后，尚复围裹，断然开掘，犯者论如法。⁽⁴⁷⁾

开拆围田与修田岸都在水灾时进行。运东低地地区积水深，熙宁年间郏亶欲动大工排除积水。南宋以后，人口密集，人力塑造地貌的速度非常之快，围田密度加大，一有水患易使众多的围田崩溃。“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堙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⁴⁸⁾吴淞江中下游一带水位较浅，相对开阔，河道纵横形成横塘圩田，那不是典型碟形洼地地貌。吴江地区在北宋以后的深水围垦在无序与有序之间慢慢地形成标准的碟形洼地和细河道。这种河网没有明显的经纬河道，豪强在参与地貌塑造中无序围田，河网也无序。从吴江到淀山湖，吴淞江先被分割，后到明代甚至北移。太湖泥沙的淤塞非常之快，许多田地是在淤浅的基础上形成。

愈往南部，水流较清，流向不确定，圩田所需要的深水取土的程度也较难。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开发程度也越加进深，嘉湖地区的围田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河网也逐渐形成。在菱湖一带，如上文所述，唐代已经修了凌波塘。南宋时期，随着积水排泄，整体水环境的落干，定居与农业开始大发展，定居靠着塘路与河道。“菱湖镇，在县南四十里。唐宝历中刺史崔元亮开，即凌波塘。其地产菱，故名（《吴兴志》）。民始庐于塘东，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元末罹兵火。明成宏间，民乃濒西湖居，第宅云连，湖东西无隙地，置四栅广二里，袤如之至。”⁽⁴⁹⁾可以看出，围田增加，民居增加引起桥梁的增加，人们在定居时要“治桥梁”。在宋元时期，许多地区开发并不是出现了许多主干河流，而是出现了许多桥梁。在湖州东北一带，有许多桥梁是南宋时期兴建。正是南宋到元代，嘉湖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桥梁。嘉泰《吴兴志》记在乌程县条下有：

外濠桥、里濠桥、三里桥、九里桥、西余桥、钱村桥、升仙桥、遇仙桥、黄闵桥、旧馆桥、既村桥、范村桥、祜村桥、鲁墟桥、东迁桥、朱墟桥、栗墟桥、浔溪桥。右十八桥系自迎春门至浔溪一带。官塘通泄溪流入太湖，与近湖诸溇脉络贯通去处。《续图经》载清风桥、明月桥在浔溪，并绍兴初建。兴德桥、济远桥、通安桥、美利桥、安利桥在乌程，绍圣以来建。旧编增山源桥、游仙桥，在菁山，亦无创建月日。县境多水，凡村墅皆有桥，出于近时创建若此类者至众。既无考证，本不足书。若悉数之，不止逾百。⁽⁵⁰⁾

桥梁与有网无纲的河道大量兴起，促成了大量围田与湖泊洼地。经过长期经营，湖州府明初显出“畇畇大田国，沟塍交错”的景观。“本府地多陂泽，常畏水涝，故田围隄防，视为至重。每岁春初，县官一员督工修筑，府官巡视焉。”至正六年，湖州府的“实征田土六万三千八百八十四顷”；洪武十年，“成熟田土”数目有“四万九千四百九十二顷”。说明元代的开发已经达到一个极致水平，后期难有大量的增加。在溇港区，出现溇港淤塞现象，“沿湖之隄防多港溇，皆为斗门，视时之旱涝而闭泄焉。近世以来，渐就堙塞。”⁽⁵¹⁾运河以东的清水贮量已经因围田而减少，水位提高，浊水常倒入太湖，形成淤塞。

四、元代的淤塞与水脉

宋末元初，吴淞江进一步淤塞，中下游河道出现大量淤塞，上游大量分割。淀山湖东岸与北岸出现海潮形成的大量淤塞，东部淤淀更多。“此湖之水自大盈、赵屯二浦以泻吴松江，既近且便，较之诸湖惟淀山湖之东岸、北岸与浑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则潮沙由此以注湖内渐成淤淀。”吴淞江出太湖口的长桥附近，河道因淤塞而狭窄。战乱期间，人们在水道上置栅阻河。河道原有许多的木桥与水洞，“上则通行，下则泄水者，盖欲仗其急流奔注河冲涤泥沙，免致水患，然忧虑桥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或便于行路，则坝塞河口；或堕于巡防，则密置椿橛，此又不止于桥柱之阻水也。矧以茭、荷、鱼簖等物，障遏妨害农耕，必得官司于此处榜示告诫，使之咸知利害可也。”这是在原桥柱处置栅的情况，置栅不单阻水，也封闭村庄。吴江长桥一带的环境更加淤塞。“吴江两桥，长洲宝带桥，至元二十九年据本路询究得西长桥古迹元长一百八丈，今两堍筑塞四十八丈。所谓东长桥者，古来无之，乃是归附后添置。元长一百一十七丈，今两堍筑塞六十丈。”由于普遍存在着水道封闭，官方一度不再像南宋那样实施强的水道疏通与管理，有时任民间封闭河道，甚至任乡村进行水道封闭，“各自钉塞，地分河港。”这样做的目的是防匪盗，吴江长桥水网因此多被封闭，原河网封闭，对内部更细的分支形成有利，对碟形洼地的地貌的小型化也起到推动作用，只是整体的水流排水速度受到影响。三十六座桥道“实乡村河港众流之脉络。多被钉断，日久岁深，浮秽壅塞，亦有桥道被筑实坝，水不通流，所以不流不活，不疾不驶，不能随即涤去淤塞。以致淀山湖东小曹港口、大沥口、汊港口等处潮沙日壅，积成数十里之广，三、五尺之厚，被权豪势要占据。为湖水、潮水不相往来，积水不去，往来泛滥。”又有不断加强的淤塞与落干：“吴江县沿塘第四桥，此处一条水路来自湖州大钱汊，又名南江，冲出下塘湖泊，间下笠泽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至淀山湖。自来此水甚险，归附后回（路）被占，湖泊为荷荡，造桥筑堤，水路狭浅不甚通彻。”⁽⁵²⁾吴江长桥一带的水流明显有东西水势差。大德八年浙江行省的咨文中有：

至元三十一年，钦奉开挑之时，其上项湖田尝官为收系，定立界畔明白。富家嗜利，巧计瞒官，仍复回付。今则淀山之围田愈广，太湖之流势愈迟，每五六月之间水涌之时，吴江石塘东向之水每低于塘西之水数寸可以为验，无怪乎东向之潮沙日盛于一日，平江松江之围田常困于淹没，其患盖由乎此。以今浙西八郡之地。钱粮如此，其大生灵如此，其众诚不可不为之虑也。⁽⁵³⁾

前已所述，北宋苏东坡和单锷的观察是：“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⁵⁴⁾经过几百年的淤塞，东部地区尽管仍然处于水位较低状态，落差也只有数寸了，远不及北宋时的一、二尺，这是长期东部地区落淤过程的结果。实际上体现了湖泊与浅水水流逐渐变成碟形洼地的过程。南宋时官方在吴江设置专门的水军治理长桥与长堤，疏通与之相关的水脉，元代河道被断，管理失控。潘应武言：“吴江长桥实三州太湖之咽喉，沿塘桥道，实乡村港河之脉络。前宋立水军三四千人，吴江知县衔带堤督湖塘河渠县尉，衔带巡视湖塘河渠，设官田米三千余石，名‘修桥米’。归附后，几有桥道坍毁，水路堙塞。”⁽⁵⁵⁾淤塞与封闭，正推动了这一急流浅水区的碟形洼地的形成。值得关注的是，元人观察沉降从东部开始向西部发展，自吴淞江下游始，向吴江县一带扩展。

近年以来渐至淤塞，有若平地。愚生尝究其淤塞之因，盖为闭塞住吴江、平望沿太湖河道口子，无太湖急流下淀山湖，而淀山湖东向与潮相接，先自东向积淤潮泥，渐为富豪围占，变其湖为田地。由是二浦与湖相去渐远，而注泄亦迟，不能冲海浑潮，此即淤塞之因也。⁽⁵⁶⁾

河网封闭，水位差减小，东来淤积加强。潮泥自东而来，淤塞从下游开始，下游推动上游水缓落淤，只是吴江的淤塞多是太湖水落淤，肥力较高。吴淞江出水口日益狭窄，落淤也发展，使吴江碟形洼地的塑造更加强烈。落淤使得吴淞江整体排水成问题，元代后期花大气力疏通吴淞江。“若欲浙西水势通流，少遇水患，必开吴松之故道，复淀山之旧，规底乎可以有济然。而吴松古江已被潮沙堙涨，后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淀山蓄湖多为豪户围裹成田，恐亦未易除毁，即日太湖之水迁回宛转，多由上海、新泾、太仓刘家港等处流注于海。”⁽⁵⁷⁾吴淞江上源从四十里宽度发展成一些很窄的河道，是一个历史的环境变迁过程。许多的河浦不再入吴淞江，因没有足够的清水泄沙，刷沙船也停滞难用。

今询众讲究得，吴松江西自道合浦，东至河沙汇，约长六十余里之间，元阔六七里或三二里，目今两岸涨沙将与岸平。其中虽有江，洪水流止润三、二十步，水深不过二、三尺，至甚浅窄，湖水通流比元旧日十分不及一分。海水昼夜两潮，浑沙日日增多，湖水力弱，潮落之时船底固，是靠阁水势，泄缓无力，岂能冲泄泥沙。若诸巷之水果能并归江中，其势深广，船只自然漂浮，亦难冲击。况水性就下，人力何能使之逆行，聚归于江，诚为非便。⁽⁵⁸⁾

元代至正石塘修成以后，淤塞已开始向运河西发展，在太湖里面扩展，危及太湖水体，使湖田与河港得以发育。由于运东的淤塞已达到临界点，淤积更多在太湖内发展。长桥水流已达平衡状态，水流任风吹而变化。“止筑围岸，不浚河港，水无泄处，则沟浍皆盈，东风则淹湖西之田，西风则破湖东之岸，故河港不可不浚也。若止开河港而不筑围岸，或值狂风骤雨，无岸可御，一时暴涨，水瀺入围，农民便有数日车戽之劳。稻苗淹没数日，根株必腐，故围岸不可不筑也。”⁽⁵⁹⁾南宋到元时期，围与围已相联成片，相应的里甲组织已经形成，筑岸，种桑柳固堤已推广。“栽种榆、柳、桑、柘所宜树木，树木三、五年后盘结根窠，岸塍赖以坚固。”⁽⁶⁰⁾固堤与固岸使碟形洼地得以巩固。如果大水之后不修围岸，这种人为的地貌景观便会遭到破坏。

乡村钉塞筑坝，河港皆在田围中间。古来各围田甲头，每亩率米二斤谓之做岸米，七八月间水涸之时，击鼓集众，煮粥接力，各家出力，浚河取泥做岸。岸上种桑柳，多得两济。近因水涝，围岸四五年不修治，状若缀旒，桑柳枯朽。⁽⁶¹⁾

运东围岸多种桑柳，大水没岸时围圩连续景观被破坏，桑柳会枯死。吴淞江水流的缓慢导致下游无力刷浑。元官方兴大工于吴淞江下游，疏而又淤，淤而又疏。到明代，官方只好在上游另择水路。吴淞江变细变弱，这时反而不再出现苏东坡所讲的上、下游矛盾，淤塞与湖田发展，使各地入太湖水量发生变化，太湖容量减小和吴淞江的淤塞才导致了这种稳定。在南部嘉湖地区，一片水域中刚刚形成大量的围田。

筑围圆合具，其中地势之高下，列塍域以区别之。涝则以车出水，旱则别入水。田有堤塘，自古然矣。今郡境东南乡分，延袤百里，田旧有围塍岸，岁修崇固，悉为上腴，亩直十金。西北诸乡，接近山溪，春夏水易暴长，向年悉为湖泊。畎亩荒芜，十岁九潦，今渐复起塍围，岁亦有收矣。旧谚云：“诸郡旱，我有岸；诸郡熟，我无谷。”今不然也。然西北之田，终以地势高下不齐，水骤长而易退，多病干隘，非东南乡比也。⁽⁶²⁾

湖州东南乡围田历史较长，西北乡历史较短，早期那些围往往是宋时形成的。东南乡为东南低地的腹地，是围田碟形洼地区；西北乡离太湖近，在运河以西的湖溇围田区，属于后开发地带。随着吴江一带与太湖水位的相对持平，嘉湖水流也不再太多地下流吴江，在人口压力增加的条件下，开发程度自然加强。“本郡北距太湖，众溪交流，地势平下，素号泽国，西南则有冈岭蔓延，林木荟蔚，兴毘陵、桐州、临安诸山相接故水陆之品粗备。比年又为行都辅郡，五方杂处，户口繁庶，污田日治，缙绅多居，苑圃花果视昔稍盛。”⁽⁶³⁾围田与河网分化必因此增加，水面逐步河道化与围田化，浅水集中于河道，也伴随着水面落干。东部高地地区最先有感应，嘉兴运河区的杉青闸有蓄水防旱涝的作用，元时连水源都成了问题。“本都古置杉青闸堤，备水旱之患，遇涝则下闸板，验水深浅从上减放，容水自上细流于下，免有淹没下乡田禾，遇旱则闸闭潴水灌溉上乡苗稻，庶几上下乡民皆得其便。今耒切照今岁，天时久晴，上乡河道浅涩，（水）势退减，幸得下乡河水通流于运河，接济舟楫通行。”⁽⁶⁴⁾渠系河道为市镇兴起提供了地理基础，市镇是江南经济在明清时期得以繁荣的核心。大量的围田在河网稳定以后也开始有序化，使江南水乡景观在南宋以后开始稳定。分湖“东西袤八里，南北如之，湖分而半，一属嘉禾，一属姑苏。”至正年间文人杨维祯有这样的描述：“朝出自武陵溪，过伍子滩二里许北望，风鹊巢乔树颠，杏花与水杨柳绯翠相间，长竿旆出弼绯翠顶。主人云：‘西顾村也。’又五里，所见修篁、乔木、蔌芾、亭台于岩洞之上，遂解舟维来秀桥。”⁽⁶⁵⁾乔木和竹林构成的水乡，需要长期稳定的农业开发。另外，尽管淤塞与落干已经深入发展，吴江与嘉湖的水脉仍有一体化特征，明嘉靖年间徐献忠言：

湖州运河东达平望，几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水半泄其间，自运河以南诸溪港会同北流，余不诸溪及运河之水，一泒皆南出于石门，一泒出于皂林，一泒由严墓东南出嘉兴，一泒东出王冈泾，一泒出平望。其间港汊经泄之处，为民间所占，日渐狭小，而上源诸漾积受洪流之处，渐至填塞为芦埂圈筑为藕荡者，又不知其几也，是可不为严禁以防阏闭之患哉！大抵岁多南风则水患多在姑苏，岁多北风则水患多在吴兴，此又分外所加之患也。⁽⁶⁶⁾

由此可见，吴江与嘉湖地区的水流在长期围垦已分散细化，但一体化程度仍然很强，在水灾时流向不定。如要排水，往往必须拆围田腾出占垦水域。

五、意义

宋元时期，吴江和嘉湖地区在运河与落淤的作用下，河网分化，圩田棋布。南宋时期发展最快，元代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河网与碟形洼地。这种地貌为桑基稻田与桑基鱼塘提供了生态基础，为市镇形成确定了河网条件。吴江、平望有运河时就是市镇，同里是在早期吴江淤陆形势下形成的市镇。平望以南的大量的市镇，是这一地区的核心市镇区，依靠运河系统和围田河网形成了大量的物流。湖州与天目山诸溪相连，通过运河与杭州相联，渠系化较早，市镇化也较早。南浔、震泽、织里、梅堰等市镇，几乎完全需要运东地区的落淤才能发展。随着运河闸坝体系与落淤水域通过河道连为一体，东部的乌镇、桐乡等市镇也形成了。这一市镇体系在地理上构成江南市镇走廊。这是宋元水流淤积变化的结果，随着浅水水域的落干和深水区域的开发，随着桑蚕区人口的增加与开发程度的加强，河网与市镇体系在明代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这一切的结果，都与环境变化所形成的新地貌形态分不开，尽管环境变化不是主要原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实，江南史正是生态、经济与人文一体化发展的结果。

【注释】

(1)嘉泰《吴兴志》卷十八，事务杂志。于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2800页。

(2)［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一，吴江县城内水道图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第34页。(www.xing528.com)

(3)［宋］王应麟：《玉海》卷177《食货》。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广陵书社，2007年，第3252—3253页。

(4)［清］郑元庆：《石柱记笺释》卷二，震泽，清粤雅堂丛书本。

(5)［宋］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7页。

(6)［唐］吴融《唐英歌诗》卷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道光《平望志》卷首，凡例；卷一，沿革。

(8)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166页。

(9)［明］正德《姑苏志》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嘉泰《吴兴志》卷十九，塘。第2822页。

(11)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四，津梁二，吴江县城外桥，“元袁桷记略”。

(12)［宋］朱长文撰，金菊林校点：《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江南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3)《吴郡志》卷四十六，第613—614页。

(14)嘉泰《吴兴志》卷五，湖，第2536页。

(15)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四，津梁二，吴江县城外桥，“元袁桷记略”。

(16)［宋］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

(17)［南北朝］郦道元撰，［清］赵一清注：《水经注释》卷三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顾炎武：《天上郡国利病书》第五册，苏下，稿本。

(19)［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九，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明成化本。

(20)《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第282页。

(21)［宋］单锷：《吴中水利书》，清嘉庆墨海金壶本。

(22)［宋］单锷：《吴中水利书》。

(23)［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九，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明成化本。

(24)［宋］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四十九，杂咏，第654页。

(25)［宋］陈起《江湖小集》卷十二，毛珝：《吾竹小藁》，吴门田家十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吴郡志》卷十八，川，松江，蔡肇：“除夜宿垂虹亭”，第257页。

(27)［宋］朱长文撰，金菊林校点：《吴郡图经续记》卷下，第62页。

(28)［宋］陈起：《江湖小集》，卷三十四，陈必复：《山居存稿》，吴江道中。

(29)［宋］陈起：《江湖小集》卷四十一，叶茵：《顺适堂吟稿》，“田父吟”。

(30)嘉泰《吴兴志》卷二，乌程县，卷十九，桥梁。第2487，2496，2814页。

(31)嘉泰《吴兴志》卷五，河渎。第2533页。

(32)［宋］陈起：《江湖小集》，卷三十四，陈必复：《山居存稿》，嘉禾境上。

(33)［宋］陈起：《江湖小集》卷四十，叶茵：《顺适堂吟稿》。

(34)《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稿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第5921页。

(35)［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四，“张天英至正石塘记”，至正七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第906页。

(36)《宋史》卷九十七，河渠七；卷一百二十六，食货上，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2413，4183页。

(37)《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第5940页。

(38)《宋会要辑稿》食货八，第4949页。

(39)　《宋会要辑稿》食货八，第4 9 3 5页。

(40)　《宋会要辑稿》食货八，第4935页。

(41)“范文穆公《水利图序》”于［明］姚文灏编辑，汪家伦校注《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39页。

(42)《宋会要辑稿》食货八，第4936，4938页。

(43)《宋史》志第一百二十六，卷一百七十三，食货上，一，第188页。

(44)《宋会要辑稿》食货八，第4937页。

(45)《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第5946—5947页。

(46)《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第5926页。

(47)《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第5937页。

(4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第5923—5924页。

(49)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六，区庄村镇。

(50)嘉泰《吴兴志》卷十九，桥梁，第2818页。

(51)《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马蓉等点校，《吴兴续志》田赋，湖州府；港溇，湖州府。中华书局，2004年，第748—749，806页。

(52)任仁发：《水利集》，卷之三，明钞本。

(53)任仁发：《水利集》，卷之四。

(54)［宋］单锷：《吴中水利书》。

(55)《吴中水利通志》卷第十，公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221册，第455页。

(56)任仁发：《水利集》，卷之三。

(57)任仁发：《水利集》，卷之四。

(58)任仁发：《水利集》，卷之八。

(59)任仁发：《水利集》，卷之五。

(60)任仁发：《水利集》，卷之三。

(61)任仁发：《水利集》，卷之三。

(62)嘉泰《吴兴志》卷二十，物产，第2828页。

(63)嘉泰《吴兴志》卷二十，物产，第2826页。

(64)任仁发：《水利集》，卷之八。

(65)乾隆《分湖志》卷七，集文，杨维祯：《游分湖记》，于吴江市汾湖经济开发区、吴江市档案局：《分湖三志》，广陵书社2008年，第77—78页。

(66)徐献忠：《吴兴掌故集》水利，嘉靖三十九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