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张穆《魏延昌地形志》存稿的学术价值
《魏延昌地形志》一书，是由清代著名学者张穆撰写，后又经何秋涛补辑整理的关于北魏延昌时期的地理志著作。由于此书在作者本生前并没有完成，后来也没有正式整理刊印，结果导致许多内容逐渐散失，迄今仅留下数卷手稿。《〈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一书，就是笔者对这些存世手稿进行初步编辑、校订的成果(1)。张穆存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阮元序文、张穆自序、目录（包括总目与分目）、司州三卷等。
《魏延昌地形志》一书是张穆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很早便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本文中，笔者结合张穆学术历程与辑校工作心得，尝试对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分析说明。
一、张穆生平及学术活动简述
张穆，是清代以及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光辉的名字，在笔者个人看来，张穆称得上是清代历史地理学术成就的最杰出代表之一。他以短暂的生命挥写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辉煌的篇章，他的学术巨著是中国传统学术宝藏中的不可磨灭的宝贵财富。
张穆，字诵风，谱名瀛暹，又署字石州、石舟、硕州、硕洲等，故而何秋涛等学者尊称他为“石翁”。又别署季泄、季翘、惺吾、(斋等(2)，晚号靖阳亭长。石翁为山西平定州（今山西阳泉市）人。据《石州年谱》记载，他出生于嘉庆十年（1805）农历十月九日，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初九日，享年仅四十五岁(3)。
张穆出身于学术型的官宦家庭。据《张氏族谱》记载，张氏先祖在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迁至平定，家族成员分散居住于当地庙沟及岭西一带。世系难考，自张穆曾祖时迁至大阳泉居住(4)。祖父张佩芳，字荪圃，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举人，二十二年（1757）进士，曾历职安徽歙县、合肥、寿州、泗州等地，后晋封朝议大夫。张佩芳著述丰富，著有《希音堂集》六卷、《翰苑集注》二十四卷、《歙县志》二十卷、《黄县志》二卷、《卷州志》十卷（《考误》一卷）、《公余杂录》三十卷、《社仓考》一卷、《义仓考》一卷等。父亲张敦颐，字复之，号晓沜，同样学识博赡，曾应聘主持太平县太平书院，为嘉庆六年（1801）举人、十六年（1811）进士，后授职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治河方略馆纂修、武英殿纂修、文颖馆纂修等。
应该说，生长于这样一个充满学术氛围的官宦之家，张穆自幼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且早在十岁（嘉庆十九年，1814）时其父授职翰林院编修之后，便离开家乡，跟随父亲进入北京生活。然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张敦颐病逝于浙江建德县任上，年仅四十七岁。这对于少年时代的张穆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张敦颐为官清廉，家境萧然，然而，所幸的是，张穆受到表舅莫晋先生的扶助，安葬其父后，又进入京师，就傅莫家，继续从事传统文化典籍的研习。莫晋，字锡三，别署宝斋，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莫家也为当地显宦之家，莫晋本人也同样科举而平步青云，他为乾隆五十九年举人，六十年进士，并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编修等职(5)。浙江萧山人吴实（字朴菴），时为莫家塾师，因而也成为张穆的启蒙老师之一。
虽然迭遭变故，年少的张穆刻苦自勉，发愤图强，并很早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受到莫晋等人的高度赞赏。他对于经典学术研究情有独钟，早在道光十一年（1831）即前往山西寿阳，拜访山西籍著名学者祁寯藻，并结为终生挚友。祁寯藻，字叔颖，山西寿阳（今寿阳县）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为当时声望鼎盛的著名学者之一。道光十二年（1832），张穆再次来到北京，考取了正白旗汉教习，并与俞理燮、何绍基等著名学者相知、相识，还得到了程恩泽等官员的赏识，在京都学界声名鹊起。
而立之后的张穆在北京如鱼得水，著述迭出，如审定祁韵士《西域释地》及《西陲要略》，校定《安玩堂藏稿》及《吴侍御奏稿》等。然而，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他似乎不能逃脱科举入仕之路，但是，张穆在科举之途中并没有延续其祖、父的幸运与荣光。道光十九年（1839），年届三十五岁的张穆参加顺天府乡试，因负才傲物，触犯场规，惹恼考官，竟被押送刑部受讯。后虽无罪开释，但被永久摈斥，不得再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挫折自然更加坚定了张穆矢志于学术研究的志向，“闭户著书，益肆力于古”。“盖其志专欲以学术名后世也”(6)。“祸福相倚”，也就在这一年，张穆有幸受到了当时的一位学界巨擘阮元的激赏，身居高位的阮元在学术界同样拥有崇高的威望，著作等身。当见到张穆的著述之后，阮元不禁惊叹为“天下奇作”，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张穆在当时学术界的知名度。“识者谓：先生之学，盖全氏谢山（祖望）、钱氏辛楣（大昕）之俦，非它家所可拟云。”(7)全祖望、钱大昕均为清代冠绝一时的大师巨子，张穆能获得如此赞誉，可见当时学术界对他学问造诣的高度认可。我们从时人的评价中约略窥知张穆的学术特征与成就，如祁寯藻在《(斋文集序》中指出：
道光间，有以文学名都下者，曰平定张石州先生。其为人豪放明锐，极深研幾。于经通孔氏微言大义，精训诂篆籀；于史通天文、算术及地理之学，议论穿穴，今昔镕冶。四库百氏，飙举泉涌，座客率挢舌不得语。海内名俊，咸想望风采，蹑屣纳刺，载酒问奇者，几无虚日……然其于学深博无涯岸，遇奇士，虽素出己下，辄折节推之……盖其学，不专主一家，而皆能得其精诣，涉历世故，益讲求经世之学，于兵制、农政、水利、海运、钱法，尤所究心……
何秋涛也评价云：
余惟先生笃志儒先，淹贯四部，当世名流，咸相倾挹。曩者，旌德吕文节公推先生为直谅多闻之友，且为余言：石州揅经似贾长头（即东汉学者贾逵），考史传似刘子元（即唐代学者刘知幾），谭地理似郦善长（即北魏学者郦道元）、王伯厚（即南宋学者王应麟），论治体似陆敬舆（即唐代学者陆贽）、白居易（唐代文学家）；行谊卓绝，文词瑰伟似萧颖士（唐代学者）、徐仲车（宋代学者）。此非阿其所好，盖天下之公言也。(8)
其后，仅仅过了两年时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穆就已完成了《魏延昌地形志》一书的初稿。阮元欣然应允为此书作序。道光二十三年（1843）岁末，当张穆收到阮元手书的序文时，十分感动，在给阮元的复信中，张穆充分表达了感激之情：
穆夙揽鸿文，心仪古学，积思愿见者，垂二十年。虽久承奖借，曲荷招徕，终以潢潦细流，难语河海之大，望门却步，诚自量也……岁杪，从子贞太史（即何绍基）处奉到手书并赐撰《延昌地形志序》，一得之愚，信心实难。及经拈出，辄用自诧，只此一端，已足千古，人间美满，不可多占也。穆年交四十，正斐然有作之时，此后岁月足珍，誓当于饥寒蕉萃之中，勉图树立，副函丈期望之雅。
据此可知，张穆对阮元的学养倾慕已久，然而，虽经阮元大力奖掖，自惭地位卑微，竟无意上门拜见致谢，其性格之刚介不群，由此也可见一斑。
但是，“天妒英才”，仅仅又过了五六年之后，性格刚介、才华卓异的张穆就走完了四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但是，其生平著述之丰富，却令人惊叹。如根据张穆之侄张继文的整理统计，张穆平生著述及学术工作情况略如下表：
其实，令人揪心的是，在张穆离世之时，“凡平生所著书，多未竟业”(9)，他的一些主要学术著作如《蒙古游牧记》与《魏延昌地形志》等都没有最后完成脱稿及刊印。
然而，张穆的学术贡献并没有因为英年早逝而销声匿迹，这就要感谢另一位清代的学术巨子——何秋涛的无私奉献。何秋涛通过艰苦的整理工作，最终没有让张穆的心血结晶付诸东流。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也是一位清代学术史上的声望卓著且英年早逝的著名学者，撰有边疆史地名著《朔方备乘》等。他晚生张穆近20年，而既为张穆的忘年之交，又是石翁的学术挚友，对张穆的学术成就十分敬重。祁寯藻在《(斋文集序》中指出：“今石州之归葬，亦赖同人襄助，其遗稿则属之何子贞太史（即何绍基）及何愿船比部。愿船既撰《石州墓志》，复为补辑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二书成帙。”何秋涛在所撰《石州墓志》中提到了当时手稿的情况：“先生既殁，秋涛偕何编修次其稿曰《(斋文集》、《靖阳亭札记》各若干卷，《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杂涂乙，未脱稿，秋涛将为理而成之。”关于何秋涛补辑工作的情况，我们从本稿所收原志目录注文中窥得一斑。如在目录按语云：“（卷之十五）以下皆据石翁初稿补目。”应该说，何秋涛所见张穆原稿还是基本完整的，只是目录尚未全部整理出来。
但是，最终，出于各种原因，《魏延昌地形志》一书在何秋涛生前也没有刊印，其手稿也遂至逐渐散失。可谓清代学术界的一大损失。现代著名学者王仲荦先生在《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前言》中遗憾地讲道：“清世平定张穆石秋（应为州——笔者注）著《延昌地形志》二十卷，欲以补魏收之阙，惜其书散亡，今所存者，惟目一卷，司州三卷而已。”这也就是张穆这部手稿保存至今的基本状况。
二、《魏延昌地形志》存稿学术价值评析
整理与研究《魏延昌地形志》，对于南北朝历史地理研究、张穆学术思想以及清代学术史都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从今天《魏延昌地形志》存稿内容可以看出，其学术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南北朝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价值
对于《魏书·地形志》及相关学术问题作出公正而明确的判定，是张穆对南北朝沿革地理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根据张穆《自序》，我们知道，张穆对于南北朝在历史地理的研究发轫于对《水经注》的研读。而其好友俞正燮提出建议，劝其应先研治《魏书·地形志》。在现有南北朝八部史书中，魏收所撰《魏书》受到批评最多，甚至在书成不久之后即被目为“秽史”。但是，古人的批评往往集中于人物评价方面，而对于《地形志》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对于《地形志》的研究，张穆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困惑，然而，经过潜心钻研，终于对于魏收撰述之旨有了透彻的认识，并豁然开朗：“此非北魏之志也。”
考拓跋氏肇基恒朔，迁鼎洛阳，两地宏规，最宜#｛赅｝备，此如颂周京者，知称丰镐，必$｛溯｝邠、岐；美汉业者，既尊三辅，敢略沛、丰？龙兴虎视，根本重地，未可率尔也。乃《收志》司州、洛尹，分析畸零；盛乐、平城，全归寄治。数典忘祖，悖孰甚焉？而其本旨则正以贡谀东魏，张贡谀高齐之本。首邺，孝静都也；次定，次冀，甸服也。以形势论，即应西叙〈颖〉｛颍｝、洛，东条兖、济，乃横厕并州于其间者，晋阳，高欢之行台也。(10)
《魏书·地形志》实以东魏政区建置为根本框架进行论列，根本无法反映北魏政区建置的历史真实，简言之，《魏书·地形志》实为东魏之志。应该承认，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使学术界对于《魏书·地形志》的性质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与理解。
既然《魏书·地形志》以东魏政区为基准，无法反映北魏政区演变的状况，那么，对于北魏政区研究而言，在《魏书·地形志》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就没有什么更大的价值了。根本的解决之道，便是另起炉灶，重撰新志。但是，对于一位生活于清代中期的学者，想要重新撰写一千多年前的北魏王朝的地理志，何啻于痴心妄想！这需要多么刚强的毅力与多么高超的才智啊！然而，张穆毅然决然地开始了重编新志的工作，“更事排纂，勒为此《志》。”
首先，笔者以为：存稿之中，价值最高者无过于“总目”与“分目”部分，从这两个目录中，我们不仅了解《魏延昌地形志》的基本撰写框架，还可以了解北魏全盛时期政区概况，这无疑是《魏延昌地形志》的学术精华与最高成就所在！其中，“分目”部分清晰地记载了各州州名、各州所辖郡名及数目、各郡所辖县名及数目。这些内容都是张穆前无古人的创造，殚精竭虑的成果！连何秋涛在按语中也不免赞叹道：“恒、朔诸州，皆石翁凿空而成，精力尽见于此。”也就是说，在《魏书·地形志》相关记载极为阙略的情况下，张穆想要恢复这些地区的政区沿革状况，需要付出惊人的心力与智慧。
如以存稿最为完备的“司州”内容为例。出于北魏末年的政治与社会的剧烈动荡，北魏时期的政区与北齐政区变动相当大，据张穆考定，延昌年间，北魏司州共领有河南尹20郡，而此20郡在《魏书·地形志》之下则分属洛州、北豫州、郑州、司州、怀州、建州、晋州、东雍州、泰州（秦州）、南汾州、东雍州、陕州、广州、襄州等十余州（见下表）。又其中，襄城郡变化最为复杂，《魏书·地形志》中共录有7个襄城郡，分属于豫州、广州、荆州、襄州、南襄州、南广州等6州之中，变动之复杂，可见一斑。
豫州：襄城郡，领县三：晋武帝置，治襄城。义绥、遂宁、武阳。
广州：襄城郡，领县二：繁昌、襄城。
荆州：襄城郡，领县九：方城、郏城、伏城、舞阴、清水、翼阳、郑、北平、赭城。
襄州：襄城郡，领县六：方城、郏城、伏城、舞阴、翼阳、赭城。
南襄州：襄城郡，领县二：陈阳、上马。
南广州：襄城郡，领县一：襄城；
襄城郡，领县二：扶城、南阳。
《魏延昌地形志》与《魏书·地形志》“司州”部分内容对勘表(11)
续表
①原稿按语：秋涛按：原稿据所引《寰宇记》及石州自记，仍以汲为郡治。
续表
①原稿按语：秋涛按：原稿“崤”下有“恒农县”，当依此目，移于“西恒农郡”下。
②原稿石州自记云：单属。
③原稿注云：应考。
其次，“二十四史”之中有十六部《地理志》，可以说，传统正史地理志已有了相当成熟的撰述体例格式。但是，也必须看到，各家“地理志”的体例及内容并不完全统一。生活于千百年之后的学者自然有条件对前人的撰修进行全面的总结与修正，正基于此，张穆在《延昌志》的体例上进行了较大程度上的修订与补充。
例如《魏书·地形志》颍川郡下之“长社县”条下的内容相当简略：
长社，二汉、晋属，有长葛城、长平城、望马台、鸡鸣城、钟皓墓、白雁陵。
而《魏延昌地形志》颍川郡下之长社县内容则大有扩充，如：(www.xing528.com)
长社，（在今许州长葛县西。）
汉、晋属。
有长葛城、（《收志》有。《春秋》：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杜注：〈颖〉｛颍｝川长社县北有长葛城。《北史·自叙》：茂弟辅太和中除镇远将军、颍川太守，带长社戍，绥怀招集，甚得边和。《元和志》长葛县：长葛故城，在县北十三里。）
长平城、（《收志》有。《汉志》：长平属汝南郡。《寰宇记》：长葛县，古郑邑也。《春秋》谓“宋人伐郑，围长葛”，俗亦呼为长平城。［原注：穆案：据此则长葛、长平乃一城也，恐非。］《方舆纪要》：长箱城，即今长葛县城。《十六国春秋》：东魏武定五年，清河王岳率众围西魏将王思政于〈颖〉｛颍｝川，筑此。初以车箱为楼，因名长箱城，俗亦呼长平城。［原注：穆案：长平，汉县，不待附会东魏长箱之名，疑亦误。］《洧水注》：洧水又东南径辰亭东，俗谓之田城。今此城在长平城西北，长平城在东南。）
鸡鸣城、（《收志》有。《潩水注》：皇陂水出西北皇台七女冈北，｛皇陂｝即古长社县之浊泽也。其陂北对鸡鸣城，即长社县〈西北〉｛之浊｝城也。）
龙渊水、（《洧水注》：洧水又东南，与龙渊水〈减〉｛合｝，水出长社
县西北。有故沟，上承洧水，水盛则通注龙渊，水减则津渠〈辄〉｛辍｝流。其渎中［%］泉南注，东转为渊。〈绿〉｛渌｝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严〉｛类｝若乘空矣。所谓渊无潜鳞也。稽之故说，县无龙渊水名，盖出近世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长社北界有禀水，但是水导于隍堑之中，非北界之所谓。又按京、杜地名，并云：长社县北有长葛乡，斯乃县徙于南矣。然则是水即禀水也。）
望马台、（《收志》有。）
白雁陂、（《收志》有。《渠水注》：龙渊水又东南径凡阳亭西，而南入白雁陂，陂在长社县东南，东西七里，南北十里。）
染〈工〉｛泽｝陂、（《渠水注》：白雁陂又引渎南流，谓之长明沟，东转北屈。又东径向城北。又东右迄为染〈工〉｛泽｝陂，而东注于蔡泽陂。）
［夹注：染工陂当入“中牟”下。］
钟皓墓。（《收志》有。皓，字季明，长社人，《后汉书》有传。）
不难看出，张穆不仅在长社县所附条目上增加了“龙渊水”、“染工陂”两个条目，而且对于每个条目都进行了考订。既与《魏书·地形志》相互比较，又汇辑历代地理及地方文献对于各个条目进行系统的考察、说明。据此，也可证明，《魏延昌地形志》实则在总结历代地理著作（特别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名著）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个新的体例或“范式”。
（二）对现代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价值
清代在古籍整理及文献版本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突出的事例便是对于郦道元所撰《水经注》的整理与研究之上。其间，一批最杰出的学者均对《水经注》整理工作付出艰苦的努力，其中包括全祖望、戴震、赵一清等人。经过这些学者的卓越工作，《水经注》一书始以善本面世，供学者使用。现代学者将《水经注》的研究称为“郦学”，而可以肯定地说，在传统时代“郦学”的伟大殿堂之上，清代学者无疑居于其中翘楚的地位。没有清代学者的艰苦工作，也就没有现代“郦学”建立的基础。
由“自序”可以看出，张穆撰作《延昌地形志》的源起，主要出于对《水经注》研读的需要。而从张穆所撰《自序》同样可以看出，《延昌地形志》撰成的另一大目的，也是服务于《水经注》研究。而综观该稿，《延昌地形志》的创作，其实是与《水经注》的研究分不开的，我们甚至可以肯定，没有《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伟大史地著作，也就不可能有这部《延昌地形志》的出现。《水经注》虽以研究水系为主，但相当详尽地记述了水系及流域所涉及的区域历史地理的变迁，这些记载无疑是反映北朝时期历史地理最直接、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而魏收等人在撰写《魏书·地形志》时，恰恰遗漏了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
当然，利用《水经注》资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郦学”的第一步工作便是不同版本的校订，因为各种版本的记述内容存在差异，这会直接影响到其资料的使用。而不同版本的判断与选取，会对使用者的学力提出相当高的要求。其次，在版本确定之后，《水经注》所载水系相当复杂，相互交织，与地理名物的对应问题也相当棘手。其过程犹如披荆斩棘，错综复杂。张穆对《水经注》所做出的选取与校订，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水经注》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这部存稿中，除《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南北朝名著外，石翁还引述了众多史地名著，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通鉴》胡注以及《读史方舆纪要》等。因为当时缺乏今天古籍整理的大量成果，学者们对于这些古籍的使用，都面临一个版本及相关问题的辨别问题，这同样是对使用者学力与判断力的考验。张穆在引述过程中，对各种名著所存在的错讹之处也进行了不少分析与说明，这些论列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这些名著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对于同时代学者的著作与成果，张穆也是相当重视，每每引述，因此，也可以说，这部存稿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清代学者在南北朝史地研究的集体成就。张穆引述的著作，既包括《大清一统志》、《河南通志》等官方修订的大型著作，也有《日知录》、《尚书后案》、《癸巳类稿》等私人撰述，均反映出他非凡的识见与渊博的学问。部分引述的内容（如《永乐大典》内容）甚至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魏延昌地形志》原稿虽然散失不全，但如前贤遗珍，还是受到现代学者高度重视。如在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点工作中，唐长孺先生主持《魏书》的校点工作，而我们从校勘记中可以发现，唐长孺先生利用了《延昌志》的内容，来校订《魏书·地形志》的相关内容。如《魏书·地形志》“广武郡中牟县”下有“中汤城”，中华书局校勘记云：“《延昌志》‘汤’字改‘阳’，引《水经·渠水篇》（卷二二）‘承水又东北入黄瓮涧，北径中阳城西，（中略）《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郑厘侯来朝中阳者也。’《杨疏》于上引条下亦云《地形志》‘汤’为‘阳’之讹。”可见，张穆的精辟见解得到了学者们的赞同。又如《魏书·地形志》“荥阳郡密县”下有“治容城”的注文，中华书局校勘记云：“诸本‘密’作‘容’。《延昌志》卷二‘荥阳郡密县’下改‘密’，云‘今本《地形志》作容，误。’杨校：‘《志》例：县已移治者，于故城则曰有某城；未移治则云治某城。容与密形近，其为密之误无疑。’温径改‘密’，无说。按杨说是，今改正。”这里所云《延昌志》同样是这部《魏延昌地形志》的存稿内容。
又如《魏书·高允传》载云：“（时任怀州刺史高）允秋月巡境，问民疾苦。至邵县，见邵公庙废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阙而不礼，为善者何望？’乃表闻修葺之。”但细察《魏书·地形志》，并未有邵县之置。而古今学者大多未提及此事。张穆在“河内郡白水县”境内“邵公庙”下按语注云：“古无邵县，魏皇兴中立邵上郡，后改为邵郡，亦未尝以邵氏县。”又如《通典》卷二六《职官八》“司农卿”下有“+官署”云：“+官署，（+，择）周有舂人，秦汉有令丞，属少府。汉东京令、丞主舂御米及作干糒（糒音备），属大司农。历代皆有之。”然而库本及中华书局校点本《通典》均以“+”为“导”。张穆指出：“穆案：导，当作+。郑德注《封禅文》云：+，择也。《汉书·百官表》、《后｛汉｝书·殇帝和帝纪》皆有+官，《注》皆云：+官，主择米。〈后魏盖沿汉制而设此官。〉段氏玉裁曰：《后汉书》：邓后诏：减大官、+官，自非〈共〉｛供｝陵庙，稻粱｛米｝不得+择。光武诏：郡国异味，有豫养+择之劳。凡作导者，讹字也。”显然，这些修订对于今天的古籍校勘工作仍具有参考价值。
（三）对于认识清代学术史及学术精神的重要参考价值
张穆生前极其重视对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他自幼便喜读先儒学案，成年之后，撰成《顾亭林（炎武）年谱》与《阎若璩年谱》，其目的便有总结与继承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以鼓励与引导后学。如他在《阎若璩年谱题识》中指出：“癸卯（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穆改订《亭林年谱》既卒业，念国朝儒学，亭林之大，潜丘（即阎若璩）之精，皆无伦比，而潜丘尤北方学者之大师，因取杭大宗、钱晓徵所为传，及《札记》、《疏证》诸书，排次岁月，为《潜丘年谱》，将以诒吾乡后进，兴起其向学之心……此本虽罣漏仍不免，然于潜丘束身力学之大纲，约略具矣。学者倘能循潜丘读书之法，研证经史，勉成实学，而不蹈标榜声誉，苟简自封之习，是则区区举似前贤之微意也。”
在《魏延昌地形志自序》中，张穆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态度均进行相当明晰的说明。如云“三代以来山川古迹，班、马两《志》甄录已多，收书或繁，或啬，绝无条理。今亦不复盗袭前修，以炫耳目。”传统时代的学者往往以古为尚，述而不作，而像张穆这样提出“盗袭前修”弊端的学者恐怕是不多见的。这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也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关于张穆的治学特点，何秋涛在《(斋签记序》中曾经指出：“其人精舆地之学，凡所考证，多有依据。其论乌洛俟又转为俄罗斯，能即地理、方物以订前人聚讼之说，实足与《钦定皇朝文献通考》相发明，亦非他书所能及。”其弟子吴训谨在《(斋诗集序》中也指出：张穆“为学专以笃实为主。尝言：为文而无学，其文皆虚；为学而无行，其学皆虚。故凡著书为文，皆精深刻挚，务使足以抒性情，裨经济，不肯避迂阻以猎取浮名。末年常切切以时事为念，四方有兵革、水旱，闻之殆废寝食，若身历其艰。于漕、河、盐诸大政无不讲贯，穷极脉缕。生平意气峻厉，不能随俗俯仰，至遇绩学之士，莫不虚心商榷，诚恳动人。”从这些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张穆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度学术成就的缘由。
最后，关于《延昌地形志》的卷数，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如《清续文献通考》卷二六一载云：“《北魏·地形志》十三卷，张穆撰。”现代学者范希曾在《书目答问补正》中也强调：“张穆《延昌地形志》，未见传本。此书为补正《魏书·地形志》而作，全书未成，仅成书十三卷。”本稿所辑《魏延昌地形志目录》十分明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这本目录共有二十卷的内容。吴履敬在《(斋文集序》指出：“《地形志》夏州以后未得草稿，皆赖愿船先生编校缀缉，约略完善。”夏州在目录的第十五卷，可以说，前十四卷的手稿内容还是较为完整的。然而，如果结合阮元序文分析，其中还有阙疑之处。因为如果张穆没有完成初稿，显然不可能送与阮元撰写序文。况且，在目录的注文中，何秋涛还是多次提到手稿内容，如在卷十五“夏州”下按语中指出：“以下皆据石翁初稿补目。自夏州以下一篇原稿未完，东夏州以下全阙，秋涛依原例《签记之》辑补成书，语足成之。”这说明张穆手稿没有经过整理，目录也没有全部理清，但至十五卷夏州的内容还是较为全面完整的。而在十六卷“巴州”下何秋涛又注云：“《收志》郡县阙，此皆石翁｛州｝补目。”“徐州东海郡”也注云：“石翁补。”可以推定，何秋涛可能在石翁的残稿中得到这些补正内容。
当然，还必须指出，在何秋涛接到手稿之前，已经完成的手稿不少内容又有散佚。其中，最为可惜的当属附图部分的流失。张穆治舆地之学，重视地图，而阮元在《序言》中已提到原稿有“总图”及“各州郡图”，但在何秋涛修订后的目录中却没有提到附图。
在现当代研究南北朝历史沿革地区的学者中，王仲荦先生无疑是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名著《北周地理志》在现代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先生对于《延昌地形志》极其重视，《北周地理志》中便附录有《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一文，即有意续补《延昌地形志》之阙遗。王先生在该文前言中明确指出：“荦既撰集《北周地理志》成，每苦北魏时北边州镇，废置不详，地望难准，窃欲补亡，以附此书之后。”文中所谓“此书”，便是指《延昌地形志》。据此，也可以说，《延昌地形志》已在事实上成为北朝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提与基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当然，还需指出的是，这是一部传统时代学者的著作，其不足与缺陷也是毋庸讳言的。传统时代的学者们有着他们特殊的生活环境与教育，特殊的情感认同及意识形态。而这些特殊情感与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手稿之中。例如，笔者在手稿中惊奇地发现，不少空阙之字，比如“旧”，“顽”、“乖”、“瑕”等，都是石翁有意为之。也许是感怀于坎坷的身世，也许是某些字眼刺痛了作者的内心世界，这可以视为一种历史文化心态，但是，这在校勘问题却形成了大忌，必须加以纠正与说明。否则极有可能以讹传讹，造成新的问题与误解。另外，《魏延昌地形志》手稿虽然卷帙不多，但是引述繁富，且很多内容存在重新修改、排定的问题，后来增加的内容也相当多，又全系手工抄录，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与研究造成了不少的障碍与困难。
三、《魏延昌地形志》存稿之辑校
《魏延昌地形志》是张穆最有影响的学术巨著之一，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很早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出于流播与散失的问题，大大局限了它应有的影响与价值。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提到了张穆的《魏延昌地形志》，并注云：“此用延昌时为标准，补正《魏书·地形志》也。”也正为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未睹《魏延昌地形志》之真容，自然更无法谈及阅读及利用了。而现代学者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均因有缘得到《魏延昌地形志》的抄本，方得以运用于校勘。
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可以说是笔者做《魏书·地形志》汇释工作的一项意外收获。早在十余年之前，笔者就接受恩师葛剑雄教授的委托，开始了《魏书·地形志》的汇释工作。“正史地理志汇释”工作，是当代历史地理学巨匠谭其骧先生生前所主持制定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魏书地形志汇释》就是其中的一部。接受任务之初，鉴于学力，笔者根本无法真正了解这项任务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感到这份工作的艰巨与复杂。时过境迁，十余年过去了，这部汇释依然没有完成。值得庆幸的是，这项工作让笔者能有机会深入到传统沿革地理学之堂奥，窥视到中国传统学术殿堂的博大与精深。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接续前贤学术烛火，并努力使之发扬光大，是后代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担负。也许是仅仅只剩下数卷的分量，《魏延昌地形志》存稿一直未能整理出版，这对于学术界来讲无疑是一大缺憾。回想当初本人为寻找这部书稿所遭遇到的种种辛苦，因此，笔者很早便有意将存稿整理出版，所以，几年来，作为笔者所承担的《魏书·地形志》汇释工作的一部分，我一直在抽时间整理、标点《魏延昌地形志》的文稿内容。另外，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现，由于没有最后的校核与整理，这部存稿内容中错漏、脱讹之处甚多，如果不进行全面整理及正式出版，甚至无法运用于《魏书·地形志》的汇释之中。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存稿辑校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另外，现代中国学者对于存稿中所引用的许多古籍名著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水经注》的研究也不例外，整理、搜集及利用这些新成绩与新成就，无疑会大大提升这部存稿的学术含金量。
科学校勘学的发展，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指出：“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夫的范围之外。”显而易见，在现代古文献校勘工作中，善本的取得与对校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善本的取得相当困难，而且，善本的完善也是相对而言的，本身也会存在一些需要订正的问题。因此，“聚古人于一堂”，采取多种版本进行对校及理校，是今天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取向。
在常人心目中，由于脱离古代的语言环境，现代年轻一代学者进行古籍整理工作，似乎是勉为其难，甚至会得到吃力不讨好的后果。在开始从事整理工作时，笔者也不免心存忐忑，缺乏信心。然而，随着工作的开展，笔者的心态与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几十年间，大陆学术界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以“二十四史”点校本与《资治通鉴》点校本为代表，当代中国学者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不容低估，这些优秀成果无疑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与这部辑校直接相关，《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著在近年来都有相当完善的校点本刊行，这对于笔者的校勘工作有着极大的助益。其次，电子书籍及检索功能的提升，为今天的古籍校勘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与帮助。在这部存稿的校勘工作中，笔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今天最新的电子文献及检索工具的使用，这部存稿校勘工作的最后完成恐怕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购买了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库》与《中国方志库》，能够很方便地登录与检索，这种便利与效率是以往学者所梦想不到的。其三，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研究者在网络上及时查找相关信息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今天的研究者真正可以做到不出家门而“看遍天下”与“搜遍天下”，而丝毫没有“闭门造车”的担忧与弊端。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校勘学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技术方面的巨大飞跃，必然为当代古籍整理工作注入强大的活力，同时，也会激励更多年轻学子投身于古籍整理的队伍中来。
山西是笔者出生及长大成人的故乡，多年来，乡土情缘促使笔者积极致力于山西地方史地问题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对张穆学术研究的深入，笔者对于这位乡贤高山仰止的崇拜之情与日俱增。能够有幸整理他的遗稿，让笔者感到无上的光荣。必须重申的是，这部辑稿是笔者个人深入研究南北朝历史地理及张穆学术思想的一个重新开始。因为个人学力以及时间关系，笔者对于北魏历史地理的很多问题尚无力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说明，而且辑校时间持续较长，前后也不免有疏漏及不一致的地方，对于引证资料涉及的许多复杂考证问题也无法深入探究。这次辑校整理工作一定存在不少失当之处，还望学界师友不吝赐教。笔者特别希望，这部辑稿的推出，能够积极推动中外学术界对于南北朝历史地理以及对张穆学术研究的关注。如果这部辑稿的出版，能促使张穆更多版本遗稿的整理出版，那不仅是当代学界的幸事，也是中华传统学术的幸事！石翁不朽，华夏学术永存！
【注释】
(1)（清）张穆原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齐鲁书社2011年。
(2)据清人蔡侗所加按语称：据何秋涛（愿船）考订，“(斋”本为张穆读书之所，因以为号。
(3)（清）张继文编辑，蔡侗审订：《石州年谱》，附录于《(斋文集》，《山右丛书初编》第十一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本文引文非特别注明外，均出于《石州年谱》及《(斋文集》。
(4)见《石州年谱》所引《希音堂集》，第2页。
(5)参见张穆撰：《故内阁学士前仓场侍郎会稽莫公事略》，《(斋文集》卷七，《山右石刻丛编》第十一册。
(6)见何秋涛撰：《石州墓志》。
(7)见《石州墓志》。
(8)见何秋涛撰：《(斋文集序》。
(9)见（清）吴履敬撰：《(斋文集序》。
(10)见《〈魏延昌地形志〉自序》，其中文字之校订，参见《〈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
(11)所引表中内容修订之处，均见《〈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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