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发展

城市空间的生产

——近代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景观的形成⁽¹⁾

张晓虹　孙　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不久，英、法、美列强就先后在上海县城北部沿黄浦江西岸及苏州河两岸创设租界，建立新的居住区域。随着近代工商业在上海的确立及其迅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上海地区，上海的城市空间从此进入一个急剧扩张的时期。到1930年代，上海已由一个典型的江南县城成长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与此相应，上海县城周边的地区也从以半自然的农业生态系统为主的乡村景观演变为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的城市景观。

近几年以来，学术界已开始注意到上海地区自典型的江南水乡生态景观向城市生态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问题⁽²⁾。但总的说来，更多的研究还是集中在从历史学角度揭示开埠以后上海城市发展的整体特征方面，而对这一发展中的具体空间过程的注意仍嫌不足。也许造成此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复原区域景观的演变过程，需要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和与之相应的技术手段。而GI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使我们通过复原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过程来研究生态景观的演变成为可能。⁽³⁾本文即尝试利用GIS技术，来复原位于上海东北部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在1900至1949年间土地利用／覆盖方式转变的空间过程，进而讨论该地区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形成机理。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的获取

作为景观类型中的一种，城市景观以其特有的景观构成和景观功能区别于其他的景观类型。城市景观大致由三类要素构成：人工景观单元，如道路、建筑物等；半自然景观单元，如公共绿地、道路林带等；人为干扰下的自然景观单元，如市区河流、湖泊等。从现代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景观属于与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相对应的人工生态系统。因此，通过清理区域内人工景观单元、半自然景观单元和人类干扰下的自然景观单元的演变过程来复原城市景观及其结构的形成过程，不但可以探明城市景观的形成机理，也将有益于在城市治理实践中优化其景观结构，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系统。

我们对城市景观演变的考察，主要通过其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过程来进行。即利用传统的文献以及保存下来的各种地图，从中提取土地利用／覆盖的各类数据，构建数据库。而后根据该研究区域内的土地使用状况将它区别为建成区和非建成区，再将上述两种景观类型对土地利用的不同方式各自细分为下表所列四种景观元素，加以综合分析和讨论（见表1）：

表1　城市景观要素分类表

借助GIS工具，我们可以将各类土地利用数据的变迁过程标示在当代的地形图上，制成按时间序列的系列土地类型分布图。因为可供研究的资料限制，目前只能对道路、园林、村宅和水道进行定位，故制图时依据的主要是这四类景观元素（见图1）。

图1　研究线路示意图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区域，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即今杨浦区五角场镇及殷行两个街道所辖的区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实行大上海计划，这里迅速从一个绿野平畴的乡村转变为道路纵横的新型城市建成区。尽管由于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及突发性历史事件的影响，这一转变过程具有某种独特的个性，但它仍然有益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城市景观演变的一般特征。

二、近代江湾五角场地区景观的演变

上海置县，始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江湾五角场地区时属上海县高昌乡。清雍正三年（1725年）从嘉定县析置宝山县，江湾五角场地区遂由上海划归宝山县，分属殷行、江湾两乡。其时，这一区域是上海地区东北部重要的棉花产地，“本境民皆务农。以禾、棉、菽、麦为大宗，禾居十之三，棉居十之七，树桑育蚕之家殊不多见。”⁽⁴⁾这里的棉纺织业十分发达。殷行“木棉有紫、白两种，布亦然，其紫布以殷行为最佳，流传既久”。⁽⁵⁾而“江湾一带女工角胜，乃驾殷行上之。康熙季年，里商凌天声、戴允如以布为业，时称凌戴庄。雍正间，销路浸广，皆以殷行布为标，今则江湾有过之无不及。”⁽⁶⁾正因为以织助耕，甚至大荒之年，此间亦无饥馑之虞。“乾隆寅卯奇荒，机户无啼号之惨，实赖有此耳。”⁽⁷⁾

1843年，上海依约开埠为商港。江湾之地，“当上、宝两邑绾股之冲”；“迨五口通商，逼近上海租界，敷设铁道，直贯镇东，而水陆咸称便利。”⁽⁸⁾传统的农业经济由是受到冲击。“近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莳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⁹⁾1876年淞沪铁路的修建，使这一区域的对外联系更其便利。“水道则有走马塘之运输，陆道则有淞沪铁路之便捷，其骎骎日上之势殆将甲于全邑市乡。”⁽¹⁰⁾区域商业中心继而因经济的逐步转型与交通的迅速发达而日趋成熟。江湾一镇，“市街东西长五里，南北广一里，以秋间棉市为最旺，大小商铺三百余家。”⁽¹¹⁾而东部的沈家行则位于虬江东出黄浦江的所经之地，可以大木船循水路驶达。因为交通便利，居民在沿岸定居，当地商业也有了发展，并陆续修建起若干庙宇，渐渐成为市镇。其中“一条东西向的弹街路，长500米许。街道狭窄，宽仅3米。住宅多数分布于街的两侧，少数在其周围。镇西梢外有同治元年（1862年）里人募建的长生庵（习称西观音堂）”。⁽¹²⁾

进入20世纪后，江湾五角场地区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里的乡村景观开始向城市与乡村相交错的景观转变。但这一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它可以明显地分为几个阶段。

1.1900—1928年以乡村景观为主导

a

b

c

图2　1900—1928年江湾五角场地区景观的演变

在位于南部的租界扩展带动下，江湾五角场地区的社会、经济在20世纪初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化的整体进程。尽管如此，若将1900年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土地利用复原到图上（图2a），我们不难发现，这时候它的景观格局与传统时期仍至为接近。此时江湾五角场地区仍为绿野平畴、河道纵横的乡村景观：东部沿黄浦江有衣周塘堤岸，堤坝外是大片的滩涂，名为隐沙。而东西向的河流主要有大坟港、杨树洪、老白港、徐和浜、南老河、巽风浜、毛家浜、钱家浜、横浜、虬江、浣纱浜、走马塘等，南北向则有随塘河和小吉浦。在这片原野上分布着近90个村宅，如洪东宅、杨家宅、奚家角、金许宅、汤家巷等⁽¹³⁾。此外，还有观音堂、东岳庙、土地堂、沈家观音堂、白灵庵等庙宇。除了江湾镇外，稍具规模的市镇只有东部的沈家行，其原有的市街两侧设有茶馆、酱园、糟坊、棉花店、木行等店铺和修船工场。⁽¹⁴⁾此外，江湾大多数区域仍以种植棉粮为主，手工业则以木机织成的土布著名，而远销外省。⁽¹⁵⁾

事实上，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肇始于20世纪初。首先是1905年沿衣周塘堤岸建成军工路。1908年，浙江商人叶贻铨集资在本区西部建造了万国体育场，随后又在体育场东北部修建叶家花园。⁽¹⁶⁾同年，沪江大学在沈家行开设基督教礼拜堂，并办有学校1所。⁽¹⁷⁾1917年筑西体育会路，1921年在东北部筑殷行路，1922年起陆续筑成连接本区与相邻区域的淞沪路、翔殷路、翔殷西路（今邯郸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等5条干道，由此形成五角场交通中心。⁽¹⁸⁾在东部地区，连接引翔港镇、马桥、杨家浜镇、卢家桥、瑶阶弄和沈家行镇的马玉山路筑成⁽¹⁹⁾，1926年再筑闸殷路⁽²⁰⁾。随着以上交通干道的修建，一些城市设施也在这里开始出现：1922年，复旦大学迁至翔殷路⁽²¹⁾；1923年，虬江北岸有沈家行公民小学校落成；⁽²²⁾1924年在东部走马塘北侧建造了远东体育场⁽²³⁾。江湾地区单纯的乡村景观悄然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作为区域中心的江湾镇开始改变，已发展为在当地棉花种植基础上的棉花集散中心，有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形成颇具规模的大型市镇。⁽²⁴⁾10与此同时，1922年后，因在沈家行南修筑了东接军工路、西通江湾的翔殷路，1923年马玉山路又经翔殷路延伸至其市街西口处，沈家行镇所在地也逐渐开始向城市建成区转变。据1923年沪江大学社会调查资料记载，当时沈家行居民七八十家，约有360余人。住宅除4幢楼房外，其余都是平房。沿街设有各种商店，其中杂货店12家，饭店和酒店11家，蔬菜水果鱼店7家，肉店3家，糖食店2家，豆腐店2家，药店2家，柴店1家，衣庄1家，茶馆6家，共有47家商店，此外还有竹匠店、鞋匠店、染坊、裁缝店、理发店、铁匠店等21家。小镇上市面兴隆，营业最忙的时间是夜市和早市。附近设有派出所，街两端设置栅口，有二人守夜，以防盗贼。⁽²⁵⁾

2.1929—1937年城市景观初步形成

江湾五角场地区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是从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制订“大上海计划”开始的。大上海计划将毗邻吴淞港的江湾地区作为规划中的市中心区域，用以对抗外国势力控制下的租界地区，其规划的实施则始自1930年代。⁽²⁶⁾

在实施大上海计划的过程中，江湾的中心区域迅速由乡村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在规划的市中心区域先后修筑了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为首字命名的道路51条以及淞沪铁路三民路支线。市政府和所属各职局办公楼以及36幢独立式住宅和职员宿舍也渐次建成。如1931年兴建的上海新村，就是上海银行所建的职工宿舍。⁽²⁷⁾之后又起造江湾体育场、市立第一公园、市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和卫生试验所等建筑，并在东部黄浦江边兴建了虬江码头。大约到1936年，新市中心区建筑基本落成。该区域原有的大量村宅消失，建筑密集、道路纵横的城市景观大体形成。⁽²⁸⁾

不过，除了新建的市中心区域外，周边地区仍保持着乡村景观，只有在水陆交通便利处兴建了一些工厂。如1926年至1930年在殷行建有闸北水厂、闸北发电厂和上海制酸厂。⁽²⁹⁾在新市中心区的交通枢纽地、素有小五角场之称的体育会路交叉口周围，则新建起畜植牛奶公司、种植园、小观园等。⁽³⁰⁾而在通往市中心区域的翔殷路两侧，1928年后又逐渐建成民生养殖场、检疫所、市府宿舍、市立医院等。整片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有了显著改变（参见图3）。

图3　1935年大上海计划实施后的江湾五角场地区

3.1937—1949年城市景观的变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江湾五角场地区正处于日军进攻上海的通道，新建成的市政府各职局办公楼和区域内的自然村大多毁于兵燹。沈家行除静修庵及少数民房幸存外，大多被夷为废墟⁽³¹⁾。东部的牛奶公司、种植园、小观园及其他大部分建筑也被焚毁。各处交通，如水电路等被日军封锁。⁽³²⁾居民四处流散。

兵火之余的市政府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为日军侵占。日军还在五角场及其西南地区修建了大量军用建筑以及民房。如在五角场东南角兴建了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办公楼（位于今翔殷路、黄兴路转角处）。另在今四平路、黄兴路一带修建了大量的军营和约150幢小洋房，并在军营与民房之间修筑了协进路、协睦路、协成路和新市街、旭街、庆宁街、平昌街、明和街等十余条道路。⁽³³⁾邻近的协进路附近建有日本职员宿舍（即今铁路新村）和商店，协仪路西一街有中心市场。⁽³⁴⁾这一区域渐渐形成城市建成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市南部的租界区。日伪上海市政府随之也迁往市区。而在日人聚居的区域及淞沪路附近开始有中国人搭建简屋、开设小商店，逐渐形成了城郊棚户区景观⁽³⁵⁾（参见图4）。

图4　1940年江湾五角场地区的道路与城市区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江湾五角场地区。原日军的大楼、营房被改造成兵营、物资局。另外又在淞沪路桥南西侧建有空军子弟学校、福音堂等建筑，并且修建了五角场水泥回旋道和环岛设施以改善交通。与此同时，原有居民也陆续返回。他们除在原有集聚区形成集居地外，⁽³⁶⁾另在淞沪路、邯郸路、国权路、政熙路和大八寺等处搭建棚屋定居，开设日用百货、油酱杂货、粮食饮食和理发等商店。当时这一区域最兴旺的集市在原日本人聚居的平昌街。各种货摊布满马路两旁。到1948年，平昌街一带的商铺已发展到100多家，颇具规模。⁽³⁷⁾邻近的协进路附近亦有各地居民迁来定居，市面逐渐兴盛。⁽³⁸⁾而改名为国权路的原协睦路在1945年后，也逐渐有当地居民迁居，在沿路建屋设店，市面渐趋热闹。据1952年资料统计，沿路设有店铺70余家。⁽³⁹⁾此外，在淞沪路东侧及翔殷西路（今邯郸路）一带也是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并设有饭店、中药店、铜匠店等各种店铺，但多为棚户简屋。

随着城市经济的逐渐复苏，作为上海东北郊的江湾东部地区此时也兴建了一些工厂及住宅区：原日军的海军农场被改建成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吴淞总厂⁽⁴⁰⁾；中国农业机械总公司于1946年在走马塘北岸建造了宿舍区——中农新村。⁽⁴¹⁾1947年在军工路翔殷路口创建了华丰第一棉纺织厂。⁽⁴²⁾

三、江湾五角场地区景观演变的主要特征

在对江湾五角场地区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在1900年至1949年短短的半个世纪中，这一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城市景观开始形成，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如前所述，尽管开埠已半个世纪，且毗邻的天通庵地区已“近以紧连商埠，设有丝厂、染织厂等，市面日繁，几与上海商场无异，迥非曩时村级气象矣”⁽⁴³⁾，全然为城市景观之际，而我们所研究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却仍是以乡村景观为主。不过，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一些主要干道和公共设施的修筑，江湾五角场地区终于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

从我们绘制的示意图中可以发现，1900年至1928年是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连通外界的干道的兴修以及一些城郊特征的景观单元开始出现。如1908年兴建了万国体育场后，东西体育会路随之出现。而1918年连接上海县治与吴淞的军工路的修建，是为了加强淞沪兵防联系。而1929年开始启动的代表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大上海计划建设，是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的黄金时期。其特征是构筑了以市政府为中心的道路系统以及兴建了各种市政建筑，形成了一片新型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城市建成区。然而这一黄金时期被日军的入侵所终结，江湾的城市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吊诡的阶段：原市中心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仅被简单地中止，而且还由于战火及失修，许多道路湮灭，随后被难民重新垦殖为农田。但在研究区域的东南部，由于日军以及日本平民的入居，这一地区被纳入到城市化进程中，由乡村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成为这一时期江湾五角场地区发展的轴心。战争结束后，尽管国民政府仍希冀1946年的大上海特别计划来重启这一区域的城市化，可惜因内战再起以及不久之后的国民政府退出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再次受到阻滞。

2.城市建成区分布不均衡，景观碎片化特征显著

除了上述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在时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外，其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最初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建成区主要是沿各交通干线分布。如1922年翔殷路修建后，道路两侧兴起了不少商店，同时复旦大学也迁入这一地区（详上）。但由于交通干线主要是联系江湾和其他区域，因此在20年代末期之前，其城市建成区互不相连，呈线状、单街区分布格局。1929年大上海计划启动后，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建成区集中分布在以市政府大厦为中心的区域内（见图3），出现了连片集中分布的城市景观。然而，日军的入侵不仅使得这一区域的城市化中止，甚至使国民政府近十年的城市建设努力化为乌有：规划中的市政府区域的城市建成区大幅度萎缩，其他的建成区域也多被毁坏。最著名的就是远东公共运动场。这一建于1924年、占地面积达57万平方米的运动场，由嘉定银行老板范惠春集股创办，是继万国体育会后国人经营的第二个跑马场。该跑马场建成后，每年5月及11月举行赛马活动，因此在沿马路又兴建有多幢小洋房，成为当时上海北郊重要的休闲场所，一些公共活动也常在此举行。如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总工会李立三曾在此召开万人大会，声援反帝大罢工。然而，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即被日军占领，辟为军营。抗战胜利后，大部分改作农田。⁽⁴⁴⁾不过，战争的爆发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以江湾五角场为圆点，在与上海市政府相对的东南部地区形成了成片的城市建成区。

这几处不同时期形成的城市建成区，在地域上呈现出断续的、不相连属的特征，造成了江湾地区城市景观的碎片化，继而影响到江湾地区生态环境的演进。

3.自然生境受到扰动、生态通达性有所降低

城市景观中承担自然生境功能的单元类型主要有林地、草地、水体以及少量的农田。而伴随着城市建成区的扩大，江湾五角场地区半人工的农田景观单元以及自然的林地景观单元在20年代以后开始减少。其中，作为江南地区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河网体系，其密度不断下降，产生了消极的环境后果。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得江湾五角场地区的河道系统被扰乱，一些河道先是水流不畅，继而干涸，最终导致河流的消失。比如杨树洪东段自黄浦江起至军工路，在1936年修建虬江码头后，出浦口受到堵塞，引起水流不畅，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灌溉。⁽⁴⁵⁾而改变最大的是隐沙地区的水道系统。1937年前隐沙的北部有水漏浜和老白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将老白港吹泥填土建造电台。⁽⁴⁶⁾从此，改变了这里港汊、沙滩纵横交叉的景观。显然由于人为干扰组分的阻隔，自然生境之间的联系通道被割断或破坏。但从另一方面，人工干预也使得一些河流得以畅通。其中，在1929年至1934年间建设新市中心区时，虬江作为主要排水河道和小型船只航运需要，曾经得到大力疏浚。⁽⁴⁷⁾但后来流经沈家行内的虬江由于疏浚不及时，水道在抗战期间淤塞，不得不又在镇东另开凿一段水道，两端仍与虬江相接用于交通。⁽⁴⁸⁾

城市化的另一个结果，便是在建成区内形成大面积的不透水材料所覆盖的地面。江湾五角场地区早期道路的修建，大多采用透水性能较好的煤屑路面⁽⁴⁹⁾，其对自然的水热交换过程影响有限。随着30年代兴建的市政府中心区域，其主要干道的铺设改为透水性能较差的沥青或柏油路面。⁽⁵⁰⁾甚至一些原来是煤屑路面的干道在后期也加以改造，如筑于1922年的翔殷路西段原为煤屑路面，1935年拓宽时改铺柏油路面，1947年在改用美军将领魏德迈名字命名时重又用沥青石子铺设路面。⁽⁵¹⁾这一转变对自然的水热交换过程的损害可想而知。

在城市建成区内部，其自然组分萎缩更甚。在30年代大上海计划建设的市中心区域，尽管人们已意识到景观的重要意义，但自然半自然景观组分只是零星分布在极少数的公园或道路绿地中，空间分配很不均衡。于1935年10月竣工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园，占地5.12万平方米，为新市中心区建设计划中的配套建筑。在当时出版的《上海地理及社会概况》一书中，对这一区域作如此介绍：“国和路之市立公园……举凡假山、河道、桥梁、草地、花朵、苗木，无不应有尽有，诚为沪上不可多得之公园。”⁽⁵²⁾然而，毕竟这些绿地构成比起自然生态系统往往类型单一、覆盖稀疏，又缺乏空间层次性，使得其难以完成应有的生态功能，即物种扩散、能量流动、风险转移等，而系统所具有的涵养物种、净化环境的能力随之呈非线性降低。

四、江湾五角场地区景观演变的驱动因素

从上述对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来看，城市化的意义在于原本为田园景象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转变为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的城市景观和半人工生态系统的乡村景观交织杂错，景观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引起这一景观空间格局变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上世纪前半叶已纳入全球经济中的上海城市经济以及系列历史事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从时间序列来看，交通区位的改善是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的首要条件。

交通干线的兴建，可以直接导致沿途的乡村用地转化为城市居住用地，形成城市的发展轴线的规律，在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的早期表现得十分突出：1922年连接江湾与沿江军工路的翔殷路修通时，沿路多为村舍、农田，有洪东宅、东沈家宅、沈家行镇、浣纱浜、范家巷等。⁽⁵³⁾但不久就在沿线兴起了一批城市用地：复旦大学在1922年迁邯郸路现址（当时占地70亩）⁽⁵⁴⁾；1928年后逐渐建有民生养殖场、检疫所、市府宿舍、市立医院等。⁽⁵⁵⁾同样，1922年筑远东体育场和马玉山路，随后在附近的卢家桥村东连接马玉山路的地方就有3家茶馆店开设，并有说书唱戏和豆腐店、糟坊、烟纸店等形成集市。⁽⁵⁶⁾闸北水电公司也分别于1925年和1928年在军工路沿途建造了水厂和电厂。⁽⁵⁷⁾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晚清时人即已充分认识到：“昔日之瓦砾荒滨，今则化为康庄大道，从此铺户繁多，商贾屯集，市面为之振兴。”⁽⁵⁸⁾显然，一旦交通状况有所改善，各种城市要素迅速汇集，短时间内沿交通干线处即由乡村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

同样，城市道路亦会因其他城市要素的汇聚而得以构筑。如位于江湾东部走马塘河滩边的河滩东路，原为自然形成的乡间泥路。自万国体育会建成后，沿走马塘北岸定居人口渐多，故拓宽并铺设煤屑路面。⁽⁵⁹⁾同样，城市道路也会由于其他城市要素的汇集而得以维持。翔殷路两侧1935年时因有6路公共汽车驶经，故日渐热闹，⁽⁶⁰⁾甚至在城市化受到严重影响的抗战时期，因有交通车驶经翔殷路、淞沪路，以及复旦大学和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专车线通往外滩、静安寺等地，⁽⁶¹⁾故这里的道路仍得以维护完好。

但是，真正对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其邻近吴淞港的区位因素。

上海虽在20世纪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但其经济实力以及城市区域都集中在租界地区。这一点让国人极为愤懑。“上海，东亚一大商埠也，商业之盛，冠于全国。然商业之枢纽，丛集于外人势力下之租界。我国市区，仅为彼之扶助市场耳。”⁽⁶²⁾故当时兴建我国自己的城市中心以及商港的想法极为流行。此时位于黄浦江入海口的吴淞港的兴建就自然提到了议事日程，“且租界沿浦，外洋巨轮，不能停泊，轮埠建造，又不甚妥善，不能应将来之需要，是以又有开辟吴淞之计划。”⁽⁶³⁾然而，吴淞港距离上海市区过远，尤其是华界，无论是闸北还是南区，都难以从空间上形成一个整体：“然吴淞离上海商业中心过远，无异于上海独立，是以虽屡经规划，究不易实现。”此时市民也纷纷为政府出谋划策，但所考量的区域仍不出吴淞与市区之间：“鄙意以为引翔区南邻租界，东沿浦江，西接江湾，若能加以规划，而辟为新市区，必能吸收租界财富，而渐移其商业中心也。”⁽⁶⁴⁾而江湾地区最终在区域博弈中胜算，无疑与其邻近吴淞港的区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不论是大上海计划中的新市中心区域，还是汪伪政权的上海市政府以及日军控制下的江湾，都是以此为中心进行考虑的。

但是，在上述交通区位因素考量下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的最终实现，却是得益于民国初年以及随后的政治历史事件。

民国十七年（1928年）正式出台的“大上海城市规划”⁽⁶⁵⁾是以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打造而成，是以建立一个理性、效率、秩序的新的中国都市生活为主旨，以动员民族主义、促进民族认同为目标的都市规划⁽⁶⁶⁾。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上海市政府极力主张另辟新区建设一个理想中的现代都市，以对抗以租界为中心的旧有上海政权。新区的市中心就选择在租界以北、邻近吴淞港口的江湾五角场镇地区。⁽⁶⁷⁾

这一新型的城市规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开始具体实施。上海特别市政府通过一次性收买规划中的市中心区域土地，修建道路及建设或迁移各种公共设施，使当时地属江湾、殷行乡的这一地区土地利用方式由原有的农业用地直接转变为城市用地。如原址在毕勋路（汾阳路）19号辣斐德路1352号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也于1935年秋，迁至江湾市京路（民京路）456号。⁽⁶⁸⁾从表2中，我们发现1929年（民国十八年）度上海市土地局所颁发的土地执业证以江湾、高桥、殷行三个区域最多，其中，江湾与殷行两地发给土地执业证分别为848和647，为全市第一与第三位，占到全市总数的36.15%。联系到1929年至1930年正是大上海计划启动之时，这一情况的出现无需赘言。

载《民国史料丛刊》第162册，第351页。

尽管不久因财政上的困难，大上海计划陷入停顿，收购来的土地没有全部得到开发。⁽⁶⁹⁾如当时市政府征用的闸殷村的土地，就一直未及经营，后来有苏北等地来沪谋生者在此搭草棚栖身，形成村落。⁽⁷⁰⁾也有一些规划中的道路没有及时修建，中原路直到1953年才筑成。⁽⁷¹⁾而一些已建的工程也修改计划，减少资金注入。如虬江码头是市政府中心所依托的内外贸商港。但由于资金紧张，上海市政府不得不缩小原来的工程规模，仅投资200万元，到1936年秋才竣工营业。⁽⁷²⁾不过，尽管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步履维艰，但还是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生态景观，在原本以农田为主的乡村景观中兴起了连片的城市景观：环绕市政府大厦的府东外路、府西外路南侧建有卫生试验所、市立医院、博物馆、图书馆设施。⁽⁷³⁾位于市中心的民京路两侧建有独立式住宅三十六幢，并有中国工程师学会工业材料试验所、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等单位。⁽⁷⁴⁾其中，三十六宅，系大上海计划兴建市政府大厦时由信谊信托社筹建的36幢独立式花园住宅，建成后卖给市政府的高级职员和大资本家。⁽⁷⁵⁾

然而，正当江湾新市中心区域的城市化区域渐成规模，大上海计划却戛然而止。其原因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抗日战争的爆发。

江湾地区地处上海的北大门，因此成为日军进入上海、控制吴淞口的必经之地。1932年“一·二八”战役时，日军曾炮击江湾镇，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据我们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本研究区域内被毁的村宅约33个，道路16条。⁽⁷⁶⁾如西天东寺先在“一·二八”战役中受损，后又在“八一三”抗战中全毁。⁽⁷⁷⁾全家宅在抗战时全部被毁，后日军在废墟上建成兵营。⁽⁷⁸⁾祝家宅及其以东新建的上海市政府社会、教育、卫生、民政四局，在抗日战争中也毁于兵燹。⁽⁷⁹⁾

但是，对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原有的城市建筑被毁坏，城市建成区大幅度萎缩：由浙商叶贻铨于1908年集股创办的万国体育场，占地面积80万平方米，系上海国人第一个跑马场。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后被占，改成种植大豆农作物的军用农场。⁽⁸⁰⁾1934年在汤家浜的北侧建造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音专对面设有小商店，并有三四户居民，当时统称汤家浜。抗日战争中住房被烧，仅剩两埭五间平房。再有，日军圈占土地建造江湾飞机场时，亦将本区29个村庄和殷行镇居民驱走。⁽⁸¹⁾但其中最为可叹的是民生养殖场的被毁。

民生养殖场，亦名民生农场。坐落在沈家行以西，翔殷路两侧。1928年5月，民族资本家张善芝以改良禽类品种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集资开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无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经理。民生养殖场以养殖良种鸡群为主，兼养鸭及兔、猪、奶牛等。该养殖场从良种培养、房屋建筑、设备到饲养管理以及经营方式等全部采用欧化。1934年时已成为一座独具特色、规模可观、远近闻名的现代化养鸡场。据1937年前实业部资料，其全部资产已达时值59 400美元。就是这样一个当时沪上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养殖场，在1937年“八一三”抗战之初为日军所毁，后其场地被日本陆军圈作伤兵医院。⁽⁸²⁾

正是由于战争的影响，使得大上海计划所规划的市中心区域的城市建成区大多被毁，兵火之余的建筑也多为日军所占，城市化进程被迫中止。

五、结论

作为中国现代城市的策源地，上海的城市化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不过，历史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上海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特点与转型⁽⁸³⁾，而地理学者则重点研究当代城市化对上海生态景观的演化问题⁽⁸⁴⁾。事实上，开埠以后上海地区的迅速城市化所导致的景观格局的演变，不仅仅改变了当时上海地区的生态环境，而且对今天上海的景观结构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经我们的研究发现，1900年以后，随着近代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尤其是1930年前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民族资本主义的迅即发展以及国民政府主导下民族政治的勃兴，城市化主要发生在租界之外的华界地区，特别是围绕着吴淞港为中心的大上海计划，对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景观形成影响甚巨。这一过程不仅仅使得本研究区域由以乡村景观为主向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交错分布演变，更典型地反映了在半殖民地政治结构下中国城市空间二元结构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了上海市政府为对抗租界当局而另辟城市中心的企图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江湾之所以形成新的市政中心，与这一地区邻近吴淞港的区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原文载《地理研究》2011年第10期，本文发表时有修订）

【注释】

(1)＊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771056）、国家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项目“上海城市化与长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空间扩展研究”（批准号：05FCZD004）项目成果。

(2)参见吴俊范《从水乡到都市：近代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演变与环境（1843—1949）》，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3)牟振宇：《近代上海法租界空间扩展及其驱动力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4)　《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

(5)　《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

(6)　《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

(7)　《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www.xing528.com)

(8)　《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

(9)《江湾里志》钱淦序；卷一，《舆地志》。

(10)　《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

(11)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市镇》。

(12)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市镇。

(13)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14)参见《杨浦区地名志》，第3、54页。

(15)《杨浦区地名志》，第92页。

(16)《杨浦区地名志》，第3、92页。

(17)Y.Ding，The Evolution of Ye’s Road through the Century：An Example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Vol.3（1）.

(18)《杨浦区地名志》，第92页。

(19)《杨浦区地名志》，第88页。

(20)民国《上海县志》云：“在引翔镇北。民国十一年由粤商马玉山倡捐巨资筑成，故名”。

(21)《杨浦区地名志》，第54页。

(22)《杨浦区地名志》，第3页。

(23)《杨浦区地名志》，第92页。

(24)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市镇》。

(25)转引自《杨浦区地名志》，第92页。

(26)据上海市府秘书处编《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1929年）》一书内“上海市土地局发给土地执业证统计表（十八年度）”登录，仅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的一年中，江湾与殷行两地颁发的土地执业证分别有848和647件，在全市居第一与第三位。由此可见这两地是当年上海城市建设最集中的区域。载《民国史料丛刊》第162册，第351页。

(27)《杨浦区地名志》，第101页。另有“1929年在（沈家行）镇西梢建造5幢市府宿舍”（第92页）；“1937年在费家巷的北部，闸北水电公司修建职工宿舍，名水电新村”（第104页）。

(28)参见《杨浦区地名志》，第3页。

(29)参见《杨浦区地名志》，第54页。

(30)《杨浦区地名志》，第87页。

(31)《杨浦区地名志》，第92页。

(32)《杨浦区地名志》，第88页。

(33)参见《杨浦区地名志》，第88页。另在殷家宅自然村北部，1940年日商建造9埭砖木结构日本式两层楼房46幢，三层楼房21幢，名明和街（见第108页）。

(34)《杨浦区地名志》，第212页。

(35)《杨浦区地名志》，第88页。

(36)《杨浦区地名志》载“抗战胜利后，部分居民陆续返回故地重建家园。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在（沈家行）镇的南部，沿翔殷路北侧空地亦形成为居民集居地（多为棚屋），有一部分为华丰厂建造的工房。当时居民都称之为沈家行，商店仅有10余家”。见第92页。

(37)《杨浦区地名志》，第3页。

(38)《杨浦区地名志》，第212页。

(39)《杨浦区地名志》，第205页。

(40)《杨浦区地名志》，第54页。

(41)《杨浦区地名志》，第102页。

(42)《杨浦区地名志》，第282页。

(43)《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

(44)《杨浦区地名志》，第332页。

(45)《杨浦区地名志》，第251页。

(46)《杨浦区地名志》，第143页。

(47)《杨浦区地名志》，第252页。

(48)《杨浦区地名志》，第92页。

(49)《江湾里志》卷七《交通志》载“体育会马路：一自本镇火车站起，通至体育会会场。宣统三年（1911年）筑，俗名煤屑路，计长三百余丈，面宽五丈。”

(50)参见《杨浦区地名志》中的相关部分。

(51)《杨浦区地名志》，第202页。

(52)参见郭奇正《泡沫化了的新国族召唤——大上海计划与1927—1937年间上海的都市政治》，《地理学报》（台北）第29卷，2001年5月。

(53)《杨浦区地名志》，第269页。

(54)　《杨浦区地名志》，第221页。

(55)《杨浦区地名志》，第315页。

(56)《杨浦区地名志》，第122页。

(57)《杨浦区地名志》，第302页。

(58)《申报》，1897年12月4日。

(59)《杨浦区地名志》，第209页。

(60)《杨浦区地名志》，第221页。

(61)《杨浦区地名志》，第88页。

(62)金敬宗“开辟引翔区之意见”，载《申报》1928年6月21日“市民之言”。

(63)金敬宗“开辟引翔区之意见”。

(64)金敬宗“开辟引翔区之意见”。

(65)《申报》，1928年2月14日在“张市长回沪后之谈话：以国府慰留，辞意已打消，大上海计划月内可颁布”标题下载：“张市长当在其私邸向记者表示云：余在宁与国府诸委员所接洽之问题，已有相当结果，发展大上海之计划书，将于一月内呈报国民政府颁布施行”。

(66)郭奇正：《泡沫化了的新国族召唤——大上海计划与1927—1937年间上海的都市政治》，《地理学报》（台北）第29卷，2001年5月，第27—66页。

(67)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城市规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68)《杨浦区地名志》，第331页。

(69)关于大上海计划的财政问题，可参考郭奇正《泡沫化了的新国族召唤——大上海计划与1927—1937年间上海的都市政治》。

(70)见《杨浦区地名志》第133页。另，1929年建设新市中心区时，张江巷属征地范围，后因财力不济征而未用。见第129页。

(71)《杨浦区地名志》，第189页。

(72)《杨浦区地名志》，第230页。

(73)《杨浦区地名志》，第190页。

(74)《杨浦区地名志》，第196页。

(75)《杨浦区地名志》，第117页。另外，一些小型的道路也会引起附近城市要素的集中。如《杨浦区地名志》第197页载：“民府路，1932年市中心区道路规划取‘民’为首字命名为民府路。路址原系农田。1933年始建自市和路至闸殷路，1935年铺柏油路面。……原沿路在市兴路与市京路之间北侧建有7幢独立式住宅，还设有菜场，商店，较为热闹。”

(76)据《杨浦区地名志》所载统计。

(77)《杨浦区地名志》，第123页。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西张江巷：“据传该村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原有长达一里多的石子路。100多户居民大多聚居在街的北侧。中段有茶馆店、三官堂庙、私塾等。1932年和1937年两次抗日战役中，村宅全部被毁。日军在街的东部和中部造红房子宿舍，将石子路改为煤屑路。居民逃避战祸，散居各处，回村的很少。”见《杨浦区地名志》，第123页。

(78)　《杨浦区地名志》，第1 2 5页。

(79)《杨浦区地名志》，第137页。

(80)《杨浦区地名志》，第330页。另，《杨浦区地名志》载：筑于1933年的民献路，抗日战争中被毁为农田（第241页）；八字桥，在抗战前村南侧有万国体育场，村北侧为日本人高尔夫球场（泗泾球场）。西有西洋式花园洋房2座，一时成为热闹地区。“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抗战，村庄、花园、马棚全毁（第114页）。

(81)　《杨浦区地名志》，第125页。

(82)《杨浦区地名志》，第331页。

(83)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84)高峻、宋永昌：《基于遥感和GIS的城乡交错带景观演变研究——以上海西南地区为例》，载《生态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