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刍论

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程度也成了考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因而一些城市在着力发展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软实力，也日益成为发展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且在历史上曾作过某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其丰厚的历史文化，不仅使其成为该国家或地区文化之核心，更是其城市发展的独有的重要资源；因而这些城市之历史文化自当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揆诸近来之研究现状，尽管出版刊载有关城市历史文化之论著不断增加，但多为个案性实证性研究；就少量已见之涉及理论性的论著而言，所论内容尚存在一些偏颇与欠深入问题。较有深度的理论性文论专著迄今尚不多见；为更好推动这一领域之深入研究，笔者不揣浅薄，在本文中拟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几个理论性问题进行初步阐述，以求教于大家。

一、研究城市历史文化的意义与作用

当前已有多门学科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已形成一个学科群。当然，它们虽都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研究的内容均各有侧重，而目的意义又明显不同。这些学科主要有：

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城市史学，以历史上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及规律为目的。⁽¹⁾城市史研究虽也涉及城市文化问题，但其研究的主体仍在城市社会的发展。

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城市考古学。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²⁾是支持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学科。1985年经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大力倡导对古代城市，特别是其中的都城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以“吸取古代城市建设的经验，为未来的城市设计服务”⁽³⁾后，城市考古学即有长足发展，并成为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分支学科。考古学，其中也包括城市考古学，虽也研究文化层面的内容，但迄至目前，主要成果还是在物质层面上。

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近年来发展势头很强劲，推出不少个案性研究论著，至于对其研究主要内容及其目的、任务进行理论阐述的著作，迄今仍当以马正林教授等编著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为代表。⁽⁴⁾在该书《绪论》部分，他们鲜明地强调城市历史地理学（更多的历史地理学者称之为“历史城市地理学”，以便使其与历史地理学规范的学科体系中诸多分支学科之称谓相一致）着眼于研究“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其研究任务则为：研究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为城市规划服务；研究城市职能及其转化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服务；研究城市风貌的地理特点，为建设城市新貌服务；研究都市化的地理特点，为合理的都市化服务。⁽⁵⁾上述理念虽然划清了与着重研究城市兴起、发展、演变历史过程的城市史学的界线，但过于偏颇。因为只研究历史上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不联系城市历史文化之嬗变，前述之五项任务都是难以真正完成的。

中国古都学。按照其创始人之一的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所下的定义，中国古都学“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并探索其中的规律。⁽⁶⁾其研究内容则主要是：了解古都的自然因素，说明古都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探索古都演变的规律。而研究上述内容的目的则是“为当前的‘四化’服务”，⁽⁷⁾即为当前之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服务。在研究内容中所列之“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中，提及古都文化问题。该书还撰写了《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等专文，充分显示了史念海先生对古都文化研究的重视。当然，古都只是历史城市中的一部分，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城市空间组织的规律性的学科；也即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人文要素以及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之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⁸⁾其研究的城市是当今之城市。其研究内容中包含有文化要素，但并非主要之要素，仅为诸多要素之一。

城市科学，这是一个以现代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其分支学科众多，主要的有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设计与建筑工程技术）、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管理学等；虽未见有单独的城市文化学，但上述学科中之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中，应包含城市文化内容，甚至还当对历史上之文化状况及其演变有所关注。

除上述几门学科外，另外还有一门有关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1985年钱学森教授提出了建立城市学的倡议。然而他倡导的这个城市学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这么一个层次上的学科。后又提出将中国山水诗词、山水画与古典园林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概念，建设山水城市的设想。⁽⁹⁾这就使其城市学理论包涵了历史文化的内容。近年来，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影响，国内还兴起以大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即香港学、上海学、北京学以及西安学等。以北京学而言，其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是：北京学“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并且强调北京学研究不能仅泛泛地描述有史以来发生在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的客观存在的各种现象和事实，还要“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¹⁰⁾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北京学这类以大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也包容有历史文化之内涵。

由前面所述及的以古今城市为研究对象之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看，均包含有文化的要素。但因对文化要素之研究，是与其他相关之要素相结合进行，所以对研究文化要素，特别是对历史文化内容研究的目的、意义尚缺乏具体的阐述，这显然使得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缺乏明确目标与足够的动力，不利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现笔者特予补充提出，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笔者确立的研究城市历史文化问题之目的与意义是：

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

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指导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工作；

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之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以及旅游业发展。

上列三项不仅标明了研究城市历史文化之目的与意义，还表明研究城市历史文化任务之繁多与作用之重大。其研究成果，既可加深对城市以往发展之规律与当前城市特征之认识，还会有助于今后城市之和谐与持续发展。

二、关于“历史城市”之界定

研究城市之历史文化，其研究对象所依附之地理实体是“城市”，然而该“城市”又必须既是历史时期的，又必须是城市而非乡村聚落。因而这一问题是研究城市历史文化首先必须明确的；然而在此前一段时间内又是经常令人困惑的一个难题。

关于必须是历史时期的这一问题，学术界现已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只是对我国城市起源时间尚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原始社会晚期，也即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是中国城市的雏形，也就是中国早期的城市。⁽¹¹⁾然而当时我国先民筑城只不过是“所以自守也”，⁽¹²⁾所筑的城还只是防御性设施，而并不具有城市之功能。当然我国历史上“市”也出现得很早。《世本·作篇》记有颛顼时“祝融作市”，唐人颜师古注释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由此可知，那时的“市”只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非稳定的商贸市场。揆诸史实，我国历史上“城”与“市”结合为一体，容纳多个阶层人群聚居，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处于一个地区核心地位的“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因为尽管西周前的商代，史籍文献，如《六韬》上有“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等记载；但此“市”是在宫中，显非通常所说的商贸场所。同时在郑州商城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考古发掘中也未获得城内或其中之宫殿里有“市”之实证结果。⁽¹³⁾商代尚且如此，商代之前的夏代就更勿论了。至于西周，记载都城丰镐规制的《周礼·考工记》中已有“前朝后市”之明文记载。同时《周礼·司市》中还记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担负“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职能；而且“市”还有多种类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可见西周时“城”中之“市”已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城市于是出现。至于中国古代的都城，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¹⁴⁾所以其出现较城市要早。目前我国古都学界论定的最早古都是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其遗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下辖之登封市王城岗，其年代，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为公元前2070年。⁽¹⁵⁾今后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大型学术文化工程与古都学的深入开展，也有可能将我国古都的起源上溯至五帝时代。

以上就我国城市出现年代之上限所作的论述当然说的是总的概况，至于单座历史城市之产生年代自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而论。

关于对我国历史城市开展研究之时间下限问题，一般看法是断限在1911年清朝覆亡之年，当然大陆城市也可断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有学者若要断在当今，以便直接与当下之有关问题相衔接也无不可。这可视所研究的城市历史文化之具体问题而定。

关于判定“历史城市”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确立判别“历史城市”的标准问题。对于现代城市之定义以及划分现代城、乡界线问题，城市地理学、城市科学均有明确的论述。例如：

城市地理学家对“城市”之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¹⁶⁾

城市学家则对“城市”形成如下主要认识：城市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是区别于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要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需要，发挥城市特有功能；城市必须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和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¹⁷⁾

城市地理学以及城市学家均论定现代城市必须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以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为主，承担多种社会功能。

城市史学家对历史城市之定义则缺乏上述具体内容。他们中有的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¹⁸⁾有的则认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¹⁹⁾正是因为城市史学迄今对历史上的城邑，哪些可列为城市未作出明确的论定，所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曾批评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者常常采用一种不得已的历史城市标准，即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就作为历史城市的做法。认为按这种行政标准确定“历史城市”存在明显的缺陷。就此他举例说，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省东部的一些地方住过，浙赣铁路线上有座横峰县城，规模很小，当地民谚说：“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但因是县治所在，就可以称作“历史城市”。而附近的景德镇，虽号称当时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却因没有县政府，只能称作“历史集镇”。⁽²⁰⁾陈桥驿先生同时还述及，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尽管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才脱离汉阳县的管辖而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马正林教授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中却毅然打破了前述按行政标准确定“历史城市”观念的束缚，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加以论述。他对此举予以充分肯定。⁽²¹⁾然而马正林教授此举，仍然在行政建置等级确定“历史城市”之框架内。因为汉口毕竟到清末升级为县级行政建置。而且此举也未能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也切合实际的判定历史城市的标准。在此，笔者借鉴现代城市科学为现代城市所下之定义，对我国“历史城市”作出如下界定，即：

我国之历史城市，是自西周王朝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

上述定义没有给“历史城市”硬性加上必须是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但却要求要有军政衙署，即要有行使管理统治职能的机构；对聚居之人口数量与聚落的规模没有作出定量规定，但有定性要求；对功能性设施没有强调必须要有城墙，但却指明了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与坛庙庠塾等五类设施，即不论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必须“五脏俱全”。这样它们自然会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挥出它们作为一座城市之作用。

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城市之历史文化研究是一个涉及时段长，包涵内容广的学术研究领域；举凡一个城市形成以来发生在该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并与之有关联的文化事件现象以及留存下来的文物遗迹均在研究之列。现为有效推进这一领域之研究，特提出以下几点原则性见解：(www.xing528.com)

其一，研究城市历史文化，必须充分关注城市赖以兴起与发展之地理环境及其随着城市兴衰发展所产生的变化；同时还要密切结合城市史学与城市考古学之研究成果以及城市科学关于当今城市发展动态以及今后发展之新动向、新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对城市历史文化之研究具有广泛深厚的根基与前瞻性动力；使其研究成果既具创新性，能处于学术前沿，又切合时代需求，发挥有用于世的积极作用。

其二，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可分三个层次推进。

第一层次，属基础性的，即城市所属地区之地域文化研究。我国地域辽阔，在历史时期因自然环境的差异与历史进程的不同，形成多个地域文化。就其大者而言即有中原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陇右文化、青藏高原文化、新疆西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关东文化等多个地域文化区。它们虽然都属华夏文化体系，但也各具特色。因而在各地域文化区内形成的城市，其历史文化也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该地域文化之烙印，是研究城市历史文化必须加以注意的。同时还应指出，在上述我国多个地域文化区内，文化状况也还有更下一级的分异。如三秦文化区内，关中与陕北、陕南三个区域之文化就又有所不同。陕南秦巴山区，因属长江水系，其文化受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而陕北黄土高原，其文化则受蒙古草原文化与晋北文化影响更多一些；而关中却是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²²⁾因而，如研究西安之城市历史文化，就应对三秦文化，特别是其中之长安文化及其对西安城市文化之影响注重研究；对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就要与荆楚文化，特别是其中江汉平原之地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第二层次，属主体性的，即城市区域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及其嬗变之研究。其中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既包括现存的，也包括历史上曾出现，现仅有遗迹与余韵的。就其大者而言即有建筑文化（包括城市规划、建筑物设计与施工技术等）、礼仪文化（包括祭祀活动与伦理道德等）、宗教文化、学术艺术、服饰饮食文化、歌舞竞技、民俗文化等。

第三层次，属升华理念性的，即制度文化与理论观念等方面之研究。就是在前两个层次研究基础上，将城市所属地域文化与城市主体文化结合起来，上升至理念层面进行提炼与总结，从而在制度文化与理论观念上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取得理论性成果。如关于城市规划，不仅对历史上之规划内容及实施情况厘清陈明，还应将历史上古人作出该规划之指导原则与思想观念揭出阐明。

其三，还当着力加强对研究城市历史文化理论问题之探讨。这与前述之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问题进行研究时应开展的第三层次，即制度文化、理念性研究是两个范畴之理论研究工作。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部分相关问题倡导进行升华性研究，只是针对具体历史文化事件与现象所进行的研究。而这里所倡导的则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整体研究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其目的是为了更理性地推进这项当前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深入开展。我相信随着这一领域学术研究工作更广泛深入地推进，在这一领域整个学术研究的理论性探索上必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研究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支持。

【注释】

(1)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自序》，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

(2)《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3)夏鼐：《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光明日报》，1985年3月10日。

(4)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

(5)详见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7—16页。

(6)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第6页，中华书局，1998年7月。

(7)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第7—21页。

(8)周一星：《城市地理学》，第8—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9)钱学森：《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1985年8月）、《关于山水城市给吴良镛的信》（1990年7月31日），载鲍世行、顾孟潮主编：《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5月。

(10)张宝秀：《北京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北京学研究文集2008》上册，同心出版社，2009年6月。

(11)杜瑜：《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事实上通过考古工作者之发掘，后在郑州市西山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之古城遗址，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800—5300年，表明中国最早的古城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详见《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10日第1版报道）。

(12)《墨子·七患》。

(13)参见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之郑州、洛阳部分，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14)《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15)参见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序》，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16)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编著：《城市地理学》，第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

(17)《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城市”条，吴良镛执笔，第4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5月。

(1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第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

(19)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前言》第1页，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2月。

(20)　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之《序》（陈桥驿撰），山东教育出版社，1 9 9 8年1 0月。

(21)　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之《序》（陈桥驿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

(22)参见朱士光：《关于长安文化之形成及深入推进其研究的管见》，载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