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谭其骧先生的历史模型与水利实践

“历史模型”方法及其水利实践

周魁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自古就有借鉴历史的传统。历代史家在客观记述史实的同时也指出历史有为现实服务的功用。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序言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混）乎”，指出历史虽与现实有所区别，却是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班固则在《汉书·沟洫志》中记载了西汉末年关于治黄方略的朝野辩论，同时提出对各家主张“宜详考验，皆可预见。计定然后举事”，显然是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必有益于今后黄河的治理。司马光更将自己的巨著定名为《资治通鉴》，明确表明历史对认识社会的意义。当然，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为有联系，所以可作借鉴；因为有区别，则不能照搬。然而，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其间必然要做研究提炼的工作，也需要采取一些恰当的方法和途径，架设现实通往历史的桥梁。我们把这个开辟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方法和业内熟知的物理模型与数学模型相比照，称之为“历史模型”。

一、模型方法与历史模型概念

在技术领域常使用的科学实验的方法是模型实验。模型实验借助于与原型相似的物质模型或抽象反映原型本质的思维模型，间接地研究原形的性质和规律。由于方法和目的的不同，模型实验又区分为：物理模型、数学模型等。其中物理模型是依据所建模型与原型之间的物理相似为基础的一种模拟实验方法；而数学模型则是建立在二者数学形式相似的基础上。不管何种模型，都要通过对原型条件的抽象、简化、类比等方法，把原型的本质特征抽象出来，构成一个实物或概念的体系，这就是建立模型的过程。模型实质是简化和典型化的介质（替代物）。建立模型后的理论研究，就是通过对模型的研究来认识原型。虽然在建模过程中，它必然要对原型加以简化或缩小比尺，因而表现得不那么与原型相像。但是模型又极力从本质上表现原型的结构、功能和种种内在与外部联系，可以比较有效地得到对对象的本质理解，未知规律探索，以及正确理论的提炼。因此原型、模型与理论成果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用以下框图表示：

图1　模型实验方法的理论框图

地学问题（例如宏观水利问题）往往是一个多因素的动态的复杂系统，除去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外，也是须臾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的影响和制约，又反过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影响因素较多，有时难以利用数学的或物理的方法进行定量的分析，对中尺度的地学问题的研究、区域性水利规划和环境演变等问题的研究尤其有此局限，由此提出了向历史求证的可能性。诚然，由于历史是前人的实践，这种实践所显示的是综合了自然与人为各种影响因素的最终结果，因而有可能被作为参证对象。又由于历史上自然力的作用和人为的干预是客观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历史的参证一般还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生动的说服力。可以认为，对于了解江河、湖泊以及相关的水利建设（包括管理等）的演化和经验教训，从历史角度探讨区域水利的特点和规律，展望其发展趋势，是寻求解决问题答案的重要途径。比照已被技术领域广泛应用的多种科学实验方法，我们将其称之为“历史模型”。“历史模型”既不同于缩小比尺的物理模型，又不同于建立在数学关系上的以思维形式体现的数学模型，而是以历史原型及其演变为实物基础所构建的概念模型。

二、“历史模型”的构建与实验

历史模型的构建与物理模型有所不同，并非单纯地按比尺缩小其未来的原型。历史模型基于原型，但也并非天然生成在那里，而必须借助研究者的工作来构建。模型构建首先需要扎实的历史学基础，需要在浩瀚的历史和考古资料中去搜索爬梳、考辨真伪、去粗取精，选择可靠的史料，从事件的前后联系上找出其因果关系并抽绎出它的发展线索，尽可能对史实进行复原。其中一些资料来源于文人的写作，并非是一律写实和量化的记录，更需要小心翼翼地描摹和复原历史真实。同时为使其仿真，还必须配合实地踏勘和借鉴地质、地理、水利等学科的科学概念和成果，进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分析。

可见，历史模型是基于一种虽已逝去，但仍保留或凝结在文献、文物、遗存等载体中的信息。采集这些信息，进行历史复原，利用相关科学知识去透视它、激活它，借鉴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建立起反映特定对象本质特征和规律的历史模型，观察推衍历史模型在研究时段内的发展和演变，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原型的本质特征、预见其发展前景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然，由于历史与现在只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它不可能穷尽对研究对

图2　历史模型实验方法的理论框图

象的所有认识。同时，像其他模型方法一样，其成果也还需要实践检验和进一步修正。由此可见，历史模型的概念与前述以框图表示的模型方法的原理相比照，其科学内涵和功能是一致的。历史模型研究的路径与目标也可大致概括为如下框图⁽¹⁾。

历史模型所反映的是包涵自然与社会诸种影响因素的综合结果；与原型处于同一空间，又有长时序的1∶1的时间比尺和几何比尺，因此更加真实、生动和接近实际，尤其适于宏观问题研究。历史是时间的轨迹，时间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规律藏在其中。在这里，由历史表示的时间非但不是无谓的因素，反而是研究事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坐标。以模型概念而论，哲学的认识更加概括和趋近于本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科学模型”条认为，模型是：“按照科学研究的特定目的，用物质形式或思维形式对原型客体本质关系的再现。通过对模型的研究，获得关于原型客体的知识，这是现代科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并且强调指出：“尤其是对那些‘时过境迁’、不能再现，因而也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更需要借助于模型研究”⁽²⁾。显然，历史模型方法与科学模型定义和范畴并无不适，而对“时过境迁”现象的研究又恰恰是历史模型之所长。

“历史模型”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认识是历史思维的体现，是在长期的认识和实践基础上逐步建立的。利用历史文献解决现实问题的做法古已有之。早在两千年前，我国就有根据日蚀、月蚀等天象记录来制定历法；利用历史物候资料来确定节气；依据历史灾害的统计规律来制定国家物资储备政策等卓越的科学实践。

充分利用我国特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是能够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的。例如竺可桢（1890—1974）1973年提出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³⁾，在搜集了大量的历史物候现象的基础上，进行历史与气候的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我国近五千年气温变迁的规律。这一结论和国外对挪威雪线研究得到的气温变迁规律基本一致。这篇论文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研究方法的一个创新，是在历史悠久并具有丰富文化典籍的中国才有可能提出。可以认为这是历史模型研究的先导性成果，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综合、整体、辩证的科学思维的优势。又如，在获得国家特等科学奖之后，数学家吴文俊指出，他所开创的“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在《东方数学的使命》⁽⁴⁾一文中再次强调，现代计算机数学和我国古代数学算法的思维方式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最古老的数学，也是计算机时代最适合、最现代化的数学”。他指出计算机科学大师Knuth也有相同的认识。既然现代基础科学尚可以从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推陈出新，在经验性很强的以大自然为背景的科学技术领域，其边界条件更加复杂，尤其要进行综合研究。

当然，我国传统科学存在明显的弱点，例如理论概括不够，定量分析缺乏和实验观测不足。然而，我国传统科学技术也有其突出的优点，例如，重视整体性和广泛联系是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显著特点，即重视从整体上认识研究对象和重视对象与相关事物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吕氏春秋·审时》认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⁵⁾主张把农学放在气象、土壤、耕作普遍联系的环境系统中去研究，从总体把握局部。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也说：“治河之法，当观其全”，同样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

西方科学则侧重分析和分解。长期以来，西方自然科学思维的基本轨迹就是将整体的复杂系统分解成各个部分，或把运动现象作为相对静止的来处理，复杂现象从而得到简化。这种思维方法在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也逐渐发现，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质，把事物的一个个侧面分解开来逐一进行微观研究，尔后再加以叠加以显现全貌的做法，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部特性。而当科学技术深入发展，却暴露出本来似乎不相干的多种事物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研究对象与其影响因素往往构成一个大系统，由于系统庞大，系统内诸要素间的耦合非常复杂，往往难以通过实验或计算直接求得数值解。然而，历史上的水利建设活动原本是前人的实践，这个实践既包括相关的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资源、环境等条件的制约，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通过历史模型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可以说，人们越是关心自己周围的客观世界，就越是要研究它的历史。传统科学技术虽然大都陈旧了，例如古代水利技术，但是它在数千年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所显示的自然变迁规律，都是可宝贵的和具有借鉴意义的，而这正是历史研究对现代技术进步的价值所在。科学研究在纵深发展之后，又回过头来在其统一性和相关性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历史模型方法提出于1985年，起初是要表白历史研究与水利科学交叉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水利科学研究院里，要用自己的成果表明自己“有用”，这对水利史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是迫切的。当然，就水利史学科而言，历史模型方法的应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是利用历史与水利交叉研究的优势研究当代水问题的部分。此外，水利史有着更宽广的领域，诸如古代水利科学的起源与发展、水利工程建设的兴衰和利弊、水利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促进与制约、水利政策与法规、水利人物与水文化、古代水利典籍的整理与出版等众多方向，其中一些无需借助历史模型方法。这些求真的研究成果更多表现为公益性质，是水利史学科宝塔的底座，是支持历史模型的基础，为历史模型的应用开辟了宽广的舞台；而由于应用历史模型方法解决现实水问题可以直接表现为“有用”，尤其在尚不被理解的时候，它扮演着打开局面的关键角色，并有助于学科走出经济困境。

三、历史模型的水利实践

1.水文考古与历史水文研究

即使在科学昌盛的今天，许多自然现象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仍然是难以捉摸的。考察自然现象的历史演变，把事物放在其演化的历史背景中去进行综合分析，考察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将进一步暴露出事物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对于气象、水文、地震等自然现象来说，在未能完全掌握其成因和演化的内部机理的时候，难以进行量的计算。而如果能延长资料序列，则可探求其间的统计规律。历时愈长统计结果愈接近实际。例如现代水文观测记录一般只有数十年至一百多年，而我国有大量的水文历史记录，进行历史复原和定量研究，将显著延长水文序列。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水文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时曾开展全国范围的历史洪水普查和重点洪水的专题研究。通过古代水文题刻、文献研究和现代水文、水力学计算方法相结合，得到1870年宜昌站长江洪峰流量为10.5万m³／s，为近800年来的最大值。⁽⁶⁾这一成果已作为长江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的水文依据。再如，黄河1843年洪峰流量3.6万m³／s及其重现期的研究结论成为小浪底水利枢纽的设计依据⁽⁷⁾。同时，研究的投入也极为有限。

图3　长江干流李庄至汉口河段1870、1905、1954年历史洪水位线

2.三峡大型岩崩滑坡的历史研究

三峡水库库区是岩崩滑坡的多发地区，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生机制目前仍难以清晰判断。我们通过查阅有关的历史文献，对宜昌至云阳区间的大型岩崩和滑坡地带进行了文献研究和三次实地踏勘，并参考了有关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论证报告。报告阐述了此前2 000年间三峡地区大型岩崩滑坡的基本情况，对本区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地质灾害，在地理分布、发生诱因、可能的规模和频率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参考，报告为预测今后工程运行以及城镇和航运安全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历史模型”取得了地质理论分析所难以做出的成果。研究报告被收入长江三峡论证地质地震专家组论证文集⁽⁸⁾。

图4　课题组成员1985年7月3日考察湖北省秭归县新滩滑坡后缘

3.荆江河床淤积研究

1998年长江洪水量级小于1954年，尤其是在同一流量下，1998年比1954年各站水位分别高出0.5—1.5 m，于是有人问，是否由于河道淤积导致水位升高呢？通过提取沉淀在古建筑物上的、古文献中的，以至河相沉积层中的历史信息发现，近千年来荆江河床是有淤积的。历史考证得出：荆江大堤建成后，堤内滩面淤积基本停止，而堤外滩面仍在不断落淤，清初以来的350年左右，堤外（临水面）滩面一般淤涨3—8 m；此外，荆江河漫滩上年代愈老的垸子，相对高程愈低，漫滩上的黏土、亚黏土愈薄。反之，年代愈新的垸子，高程愈高，黏土与亚黏土愈厚；对古墓葬、古建筑、古文献等的考察指出，近5 000年来荆江洪水水位上升达13.6 m，其中荆江大堤建成后的800年间上升速率加快；荆州万寿塔400多年来被堤防填埋8 m多。历史研究计算出14—19世纪的600年间，荆江淤积速率约为0.7 cm／a。⁽⁹⁾江床淤积和历代山地垦殖、水土流失等环境因素直接相关。在有丰富的历史记录情况下，结合现代考古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使这类复杂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途径。

图5　明嘉靖年间所建荆州万寿塔第一层塔身已被掩埋至堤顶以下8 m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见，事物发展表现为随时间推移、激化、缓和、调整和再出现，表现为阶段性。在这里，时间是关键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坐标。通过长时序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有助于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预见未来。换句话说，为着全面了解其内涵和外延，就需要超出这些学科（有限系统）的界线，从整体（更大的系统）把握局部，力求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

“历史模型”方法尤其在气候、地质、地貌、水利、环境等地学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如遥感技术在环境演变中的应用。遥感为确定古河道、湖泊、洼淀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但其埋深和形成时间则需要借助地质手段和历史资料分析获得。我们曾通过遥感成果显示了海河水环境历史演变的图像。又如在防洪减灾领域中经常采用洪水仿真模型来模拟洪水演进，而模型构建既要靠水力学经典公式，但对有重要影响的糙率系数的选择，也往往要从已发生的在不同边界条件下的洪水运动实例中提取和率定。

四、历史模型研究成果成为政府决策的借鉴——灾害的双重属性概念

在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洪水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大，但是，洪水灾害的危害却有增无减。如此尖锐的矛盾也促使水利史研究者参加进来。我国有数千年的治水经验，对这些宝贵经验的学习，通过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提出了“灾害的双重属性”概念，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社会活动对洪水灾害的影响，给出了初步的看法。

首先要提到的是在公元前6年贾让提出了系统的治河上、中、下三策。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留出）川泽之分，度（量）水势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¹⁰⁾一语道破黄河水灾的发生和人类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对河滩地盲目围垦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贾让之后，历代不仅对黄河防洪(www.xing528.com)

图6　《汉书·沟洫志》有关贾让治河上中下三策的部分书影

提出过精辟的见解，而且在长江、海河等流域也有许多类似的认识。

北宋时期黄河也频繁决溢，治河议论频出。苏轼（1032—1101）在一篇《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¹¹⁾从全文可以看出，其中之理即水灾的自然属性，人情即水灾的社会属性。

元代延祐元年（1314）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在一文书中说到：“黄河涸露旧水泊汙地，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滥，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¹²⁾

在清代，荆江防洪形势日渐严峻。道光年间赵仁基提出的防洪减灾规划大体分为工程防洪与综合减灾两个方面：“治江之计有二：曰广湖潴以清其源；防横决以遏其流。治灾之计有二：曰移民以避水之来；豁田粮以核地之实。”⁽¹³⁾即治江——自然；治灾——社会。明确提出在加强工程防洪能力控制洪水的同时，必须合理规划社会经济发展以适应洪水。

这些认识都是在单纯运用工程防洪措施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提出的。看似消极，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发展要主动适应洪水客观规律的合理内核。当然，随着人们调蓄洪水的工程能力的不断提高，适应洪水的规模和形式也会有所不同。

如果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如果由此认为，只要出现异常洪水就将发生灾害，防洪减灾只需针对洪水修建防洪工程，那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大量降水，就会有洪水出现。至于洪水灾害则只在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才会发生，在无人的荒漠地带尽管洪水滔天，也无所谓灾害。可见洪水灾害概念应该包括这样两层含义，一是致灾因子——自然态洪水；二是承灾体——人类社会（通常只将人类社会视为承灾体，其实无视自然规律的社会发展和国土开发也是另一种致灾因子），灾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是灾害的本质属性，缺一不成其为灾害。灾害双重属性简明而生动的表述，在1998年被中国防洪主管部门采纳和在200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得到体现，水利部汪恕诚部长在以《中国防洪减灾的新策略》⁽¹⁴⁾为题的文章中，肯定了水利史学界的贡献。防洪方略研究不仅涉及的变量和参数甚多，而且其中很多因素难以测量，然而在千百年防洪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却可以得出中肯的说明。灾害的双重属性概念的提出，是向历史学习的结果，也是向美国、日本学者学习并进而使认识得到深化的一个例子。⁽¹⁵⁾《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理论”条认为：“用过去科学的遗产或者采用恰当的比喻来给一个理论作解释，这不是理论的固有要素。但是，只要小心谨慎的运用，这类解释就比较易于领会；找到新的应用；提出较为重要的修正；把理论及其所解释的定律联系起来；特别是当它们十分复杂的时候。”⁽¹⁶⁾“灾害的双重属性”似可作为这种应用的一个例子。

五、历史演进何以能够作为当代的借鉴

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以为依靠科学技术人类无所不能，而把天与地都视为供人类利用之外物，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性开发，走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误区。事实说明，无论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如何强大，但却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社会的确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从属于自然界的，而不是相反。危害自然就是危害人类自身。

在开发和建设成就的背后，有时会发生始料未及的情况，其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并非自然变异所致，而是人类社会无序发展的结果。一百多年前恩格斯（1820—1895）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已指出，利益趋动—不停顿地索取—陶醉于征服—漠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反馈和始料不及的后果，这个发展的链条促使人们向历史学习和对现实的冷静思考，促使人们进一步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也就是说，当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显著提高、有能力迅速将自然环境和资源转化为经济实惠之后，就往往偏爱眼前利益，争相掠夺本属于公共所有并应顾及后代子孙利益的资源与环境，忽略了为取得效益所付出的代价及其长远影响，演变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竞相占有，甚至导致整体失控，进而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大系统协同起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如今已成为中国的治水新思路，这是理论思维与水利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进步。

在高科技时代，为什么还能够从传统哲学思维中寻求借鉴？这是由于现代比之古代，就人类社会自身来说，生产力有了巨大的进步，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人力与自然力相较又何以堪？我们能左右四季变换吗？能让印度洋暖湿气流吹过喜马拉雅山，让东南季风吹到青藏高原吗？眼下日本九级地震不是也给我们以新的警示吗？古代生产力低下，自然力对人类社会处于支配地位，人们不得不怀着敬畏的心情，更多地关心和记录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注重天文、地理与人事之间的综合思考。虽然前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及今人深刻，但这种综合思考的原始自然观和世界观，反映的却是和现代相同的客观事实。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其间有天然的实质的联系，学习历史有助于认识人类活动和自然演变的丰富内涵，由此加深对现实的理解而发挥经世致用的作用。

历史模型方法是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畛域的一种途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哲学”条说：“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不同的态度都有正确而重要的方面，但是这两种极端都引起了可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大多数科学哲学家的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可以接受的中间道路，从而可以对理论的经验基础和理论的内部组织作出适当的处理。”⁽¹⁷⁾历史模型似可看作是一条把经验基础（历史）和理论的内部组织（当代科学）联系起来的桥梁。

科学史讨论的是科学的历史，是过去的东西，但过去和现在是相通的，现在也必将成为历史，可见历史绝不是陈旧的代名词，不是木乃伊。由于本质上与现在相通，我们把历史真相发掘出来，将其精神彰显出来，历史就是鲜活的。而只有被激活的历史，才是更生动，更富于现实意义，融入现代生活并为人们喜闻乐道。可见，在科技创新中，我们需要创新的技术，也需要创新的思想。现代化是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一味地向前捕捉什么。还有必要时时回过头去看历史，也总会有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

近代科学的分解带来了研究的深入，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综合研究的基础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来就是统一的。今天，虽然科学技术比起古人是高度发达的，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结，需要不断发掘和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不断趋于完善和正确。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历史学科提出了挑战，提出了要求，同时，它也为历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比过去先进的方法和手段。换句话说，科学的发展非但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和信息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历史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将没有止境。

【注释】

(1)周魁一：《历史模型——科学研究方法的新进展》，载《水利的历史阅读》，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

(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科学模型”条，第40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

(3)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第475—498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4)载《光明日报》2003年12月12日。

(5)夏纬瑛：《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第88页，农业出版社，1956年。

(6)陈国达等主编：《中国地学大事典》，第564页，“1870年宜昌洪水过程线的推求”，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7)《历史洪水研究成为大坝设计依据》，宋正海等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21—127页，学苑出版社，1994年。

(8)周魁一、郭涛：《长江三峡地区大型岩崩滑坡的历史与现状概述》（1986年），长江三峡论证地质地震专家组刊印于《地质地震专题论证文集》，1989年，第596—609页。

(9)周魁一：《荆江洞庭湖的演变与防洪规划的历史研究》（1998年），载《历史地理》第十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107页。

(10)《二十五史》第1册，《汉书·沟洫志》，第5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苏轼：《东坡全集》卷四十八，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第379册，第121页。

(12)《二十五史》第9册，《元史·河渠志》，第74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3)武同举等：《再续行水金鉴》（长江卷）第2册，第98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载《中国水利报》2003年6月5日。

(15)谭徐明等编译：《美国防洪减灾总报告及研究规划》（中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该书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环境工程部主任爱德华H.布莱恩等编著《A REPOPT ON FLOOD HAZARD MITIGATION A PLAN FOR RESEARCH ON FLOODS AND T HEIR M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80年）。高桥裕（1984）：《洪水灾害研究的现状及展望》，载卢振恒等译《自然灾害及对策研究》，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第60—63页。

(16)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国际版）第4册“科学理论”条，第7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17)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国际版）第4册“科学哲学”条，第72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