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龙吾师风范长存，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季龙吾师　风范长存

郑宝恒（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光阴荏苒，谭老师乘鹤西去迄今已近二十载，回顾往事，历历在目，至今仍铭刻肺腑，难以忘怀。

一、严谨治学，理论强调有根有据

1981年2月，笔者与另一位老师向谭老师求教关于上海崇明、川沙和青浦的得名问题。信发不久，即得回书称：不知你们详细查过方志没有，唯恐方志上也不见得讲到。我只记得崇明设县之前先有崇明沙，川沙置厅之前先有川沙堡，但不知沙与堡又如何以有崇明、川沙之称；青浦想必指青龙江，因以为名。但千万要记住，不能以意推测，总得找出文献上的根据来才行。例如唐天宝三年（744）改年为载，至乾元元年（788）复改载为年。看似很简单的一条，要使人心悦诚服，就必须寻出新、旧唐书中的玄宗纪和肃宗纪，以及《资治通鉴》中有关唐玄宗、肃宗的原始资料来，否则就无说服力。

谭老师平时审阅文稿，凡遇到缺乏证据或证据不足，便会在该段文字下面用铅笔画出，退给原作者，令其补足材料后方才放过。论文中出现“或许”、“大约”、“估计”等字样，当即在文字下予以整段删除，然后批上“另寻可靠材料”。必须指出，他经常提请大家，“有根有据”系指立论的要点上，力戒走进繁琐考证的怪圈。

二、学习宜多思，求知要举一反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得到《齐白石作品选》邮票一套，爱不释手，便展示给谭老师观赏。当他见到一枚“蛙声十里出山泉”票面时，伫立良久，说道：齐白石从小木匠成为大画家，是他一生肯动脑、勤思索的结果。你看这幅图画面上抹了几笔远山，一片急流从山间乱石间泻出，水中浮游着几只小蝌蚪。虽未出现青蛙，但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十里”以外的“蛙声”。多么巧妙而含蓄的想象力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多想出智慧”的好实例。

1988年5月，笔者见到某刊物介绍王士性文章时，将《台州丛书》误作《臺州丛书》。同谭老师提及此事，以为浙江台州之台只能作“台”，不能作“臺”，台是本字，不是简体字。谭老师略带喜色说：此言很正确。紧接着他发问，类似这些你还遇到过吗？少顷答曰：西部“党项羌”也是如此，“党”是本字，不能将其改成繁体“黨”字。谭说：正是这样。他希望平时学习期间也多留意这些小事，然后进行举一反三。若能如此，并持之以恒，对治学必有所裨益，“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三、坚持己见，不随风附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各地掀起更改地名、路名、店名旋风，谭老师有异议，在100号二楼，曾对个别老师说：地、路名等过于陈旧一定要改，但许多地名有其历史性与沿袭性，大量更换要慎重。王莽时动了许多地名，有不少嗣后又改了回来。上海南京路上的“和平电影院”，现易名“战斗电影院”，其实“和平”并不一定是坏字眼。接着他又无奈地说：这些话被红卫兵听到，要低狗头！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诗词注解全国诸家蜂起，著名诗人袁水拍当时以“国务院文化组”名义组织编写官方范本。对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的碣石地望，该书草稿倾向于“沦海说”。1970年3月，谭老师在龙华医院收到袁氏来函，询查沦海之说始于何书、何人，有否持异议的？并企望及早复函。适笔者赴医院探望谭先生，他说，阿宝，你对诗词有兴趣，请代我回一封信给袁水拍，讲明魏武碣石地望以昌黎说为是，即今河北昌黎县北的碣石山，具体论证俟我出院时再详告。他看我脸色有异样，马上附在我耳边低声说道：袁来信还有后面一条，我就是持异议者。治学几十年，违心乱说，我这个人做不来！(www.xing528.com)

通过以上二件事，我们看到了在非常的年代里，一位正直学者铮铮铁骨的大无畏气概，令人可敬可佩。

四、实事求是，谦虚谨慎

1989年8月，校点、整理顾炎武未定稿《肇域志》会议于昆明召开，谭老师在会上关于该稿引用《水经注》如何正确表述的讲话，留给与会者深刻的印象。他说顾炎武殁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去世以前所见到的《水经注》当是明朱谋!的《水经注笺》，清全祖望等三大家的《水经注》校释、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以及近人杨守敬、熊会贞的注疏皆未出来。因此作校释时不能将纠正后的结论，强给顾氏戴上错误的帽子，要实事求是，否则就会犯给古人着西装结领带的毛病。但为了给读者有个正确的答案，建议在按语中予以交代。如陕西西安府商州下，“甲水又东南径魏兴郡之兴晋县南”。兴晋县南，底本作兴阳南，川本、沪本同。按此据朱谋!《水经注笺》，清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已指其误，改作“兴晋”，并增“县”字，见杨守敬《水经注疏》。

1990年2月，谭老师八十华诞，在复旦历史系祝贺会上，笔者赋诗一首：“南极星辉耀八方，冈陵献颂附门墙。潞公寿考崇清望，涑水文章有耿光。学沼宛溪资读史，图成裴秀审封疆。廿年四化观成日，更为期颐晋一觞。”散会后谭老师即跑来说道：我履历很简单，主要做三件事，一为教书匠；二是写了一些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章；三与大家一起编绘历史地图。诗中用文彦博、司马光、顾祖禹等人相提并论，欠妥，宜改，切切。一定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可说过头话！

五、重视各方意见，尽力回答读者求教问题

1973年8月，历史地理室接到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先生对中国历史地图集部分征求稿的复函，云：原写有一些意见，但整理者没有把鄙见全部采入，自己又有“敝帚”之享，故去信询查可否将全部意见寄出，供你们参考。谭老师见函后十分高兴，说此君就是将毛主席《七律·长征》诗中的“金沙水拍云崖暖”，改为“金沙浪拍云崖暖”的罗先生，了不起。他们单位删缩了他的原件，真不应该！赶快发信，欢迎他把全稿寄来。最后别忘记写上向他致谢的话。

1973年10月间，在谭老师桌上见到一封浙江化工学院数学系某青年教师和其同乡、新加坡一华侨，联名向谭先生求教“客家人是不是汉族”的来信，写道：发出好几封，至今均石沉大海，听说先生也是浙江人，今冒昧寄出了。在原信下面又看到谭已用回纹针夹好，有好几张纸字体非常工整的复函。经征得应允后，笔者便将其内容抄录了下来：“×××同志，来信收悉。因为我们工作较忙，没有功夫细查前人的研究成果，现仅就我所想到的情况简复于下，希见谅，并请转告你的海外朋友。谭其骧，十月十二日。”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客家话很明显是汉语的一种，中间保留着许多古汉语的读音，客家人和其他闽粤汉人（闽北人、闽南人、广府人、海南人等）的祖先同样来自中原，不过其他汉人是陆续而分散地迁入当时四面是非汉族的地区，长期过着与集团以外不相往来的生活，因此他们的语言风俗便和其他闽粤汉人有所不同。过去有些闽粤汉人根据这一点竟否认客家是汉族，这是极端荒谬的看法。其实就时间而言，客家人的南迁大致犹在其他汉人之前（约为六朝时期），就血统而言，他们的汉族成分应该比其他汉人更“纯”一些。

解放前罗香林等人做过一些研究，发表过文章，也出过一本书。解放后没有见过有这方面的著作发表。所以没有人研究，大概主要是由于它已不再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对一位素不相识青年人的答疑，大大超过原来的要求。笔者当即脱口而出：谭先生您一定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他拉大嗓门道：许多人不愿意回答一般读者来信，特别是青年人提出的问题，常常将函件束之高阁，或使信成为“付诸沉浮”之物，很不好，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还记起我，千里来鸿雁，不回书是师之惰！面对桌上即将发出的长信和刚才关爱后生的一席话，当年同样是年轻人，且是谭师的受业者，为之动容，顿时眼眶里充满着泪花。我们今天在校园里正需要像谭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一代宗师已离世整整十九载，斯人虽逝，风范永存，“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师之风，山高水长。《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界和全体复旦人怀念谭先生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