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对《民国丛书》的贡献及纪念

谭其骧与《民国丛书》

傅德华（复旦大学历史系）

《民国丛书》自1988年6月9日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二楼接待室召开编辑出版筹备工作会，迄至1996年12月第五编出版，前后历时近八载。编辑出版此套大型丛书的目的，旨在“抢救文献，保存史料”，重点选收具有学术和史料性价值的著作。为编辑出版好这套丛书，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上海书店组成了以周谷城先生为主编，由各学科知名学者，包括谭其骧先生在内的编辑委员会。其间，谭先生对《丛书》的编辑出版，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并为此带病上岗，不辞辛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笔者从原《民国丛书》编委及编辑小组组长王明根先生退休前移交本人的《民国丛书》编纂过程中保存的全部资料中，发现内有谭先生致王明根的六封信函，以及《丛书》简报和部分宣传资料等。这些留下的文字资料真实地记载着谭先生在《丛书》编纂及出版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国丛书》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二楼接待室召开。从收藏的会议后拍摄的照片与编委会成员名单对照，除王元化、罗竹风、伍蠡甫、叶孝信等外，《丛书》编委会及编辑小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本人作为编辑小组成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主编周谷城主持。谭先生最先在会上就辑印《丛书》的重要意义和选书标准，作了详细而又系统的发言，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成为指导编辑出版《丛书》的指导方针。同时，他还特意为《丛书》开印，亲笔题写了下面一段文字：“民国是介于二千多年封建王朝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个历史大转变时代，《民国丛书》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在学术上的风貌成就和水平。”落款为“《民国丛书》开印纪念，一九八八年夏谭其骧。”（详见图1）

图1　谭先生为《民国丛书》开印纪念的题字

1988年6月11日，谭先生在上海书店假座市政协礼堂召开的编辑出版《丛书》座谈会上，在论及编辑出版此套大型《丛书》的意义时，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丛书》对于中青年同志更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史学研究应该很注意辨别史料真伪，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中是很注重的。现在有些青年没有接受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丛书》的辑印将可弥补这方面的缺陷。”⁽¹⁾谭先生这一发自肺腑之言语，虽距今已过去了20余年，但对于现在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

八年的实践证明，《民国丛书》能否编好，关键在于确定好选书原则。在此问题上谭先生是极其认真的。他为此专门给王明根先生写了一张字条，详细地阐明自己对本套《丛书》预选书目原则之看法。他提出，“先出解放后大陆台湾都未出过的。次出台湾出过而大陆未出过的，大陆出过的放在后面（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同一性质的先出一二种，其余后出。”这是其一。

其二，“资料（书）出不出？如伪政府出版公报（伪满洲国、临时维新、汪伪）。”如何选择上述资料书，谭先生承认，“有的未看过，有的虽看过，印象不深，决定选目时最好能看看书。”这说明，谭先生对这一部分选目是极其慎重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其三，对那些部头比较大的图书，谭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谭先生写道：“有的书分量太大，可否有选择地编印其中一部分代表性篇章，如《古史辨》七册，选四或三分之一即可。”（详见图2）谭先生的上述中肯意见，都被《丛书》编委会采纳了。

图2　谭先生为《民国丛书》选目给王明根先生写的字条

（三）(www.xing528.com)

应将哪些书编入《民国丛书》，对于每位编委来说都是极其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因整套《丛书》涉及十一个大类，3 000余种。每类由一个编委和一位编辑小组成员作为副手，共同挑选。最后由编委会集体讨论确定。在涉及某本书有分歧时，究竟是选还是删，最终是根据其是否有学术价值、保存价值和史料价值而定。主编周谷城先生对此曾提出过这样的选书标准，“在讲人的时候，不因人废言；在讲言的时候，不因言废人。”⁽²⁾已出版的《丛书》入选书目，基本上是遵行和符合这一标准的。

在王明根保存下来的谭先生自1989年11月7日至1991年3月17日的六封信函和相关材料中，谭先生对入选书目同样是极为认真的。他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据周谷老确定的选书标准，对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图书，提出过不少具体的意见。例如，在最早一封《致明根同志信》中，在王明根请其对《丛书》第二编选目进行审定时，谭先生在复信中写道：“我对民国丛书第二编拟目，认为历史地理类中有两种可删，有四种可补。兹在目录上标出，供主持其事者参考。”经查阅相关目录获知，谭先生提出的删去的两本书，经编委会讨论后还是收入《丛书》中，对增加的四本书，最后只收录两种。《丛书》1—3编出版后，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未

图3　谭先生《致明根同志信》

发现谭先生有对此结果的不同意见。遵循谭先生生前在此信中的留言“因有删，务请保密”（详见图3），故在此不便提供具体的书名。

除此之外，谭先生对葛绥成著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翁文灏著的《中国地理》、吕思勉著的《燕行札记》，还有钱穆著的《国史大纲》，包括何炳松著的《浙东学派溯源》都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有的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在推荐《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时，他写道：“请考虑能否将此书列为民国丛书的一种。书的内容是有特色的一家之言。”还有对于后来成为反动派帮闲的陶希圣著的《辩士与游侠》，谭先生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席编委会的讨论，为此写满一整页的意见，并托人转交给王明根先生，请他交给编委们讨论。其详细内容如下：“《辩士与游侠》一书，撰写于六十年前。其时战国史事多未搞清楚，作者沿袭旧说，因而错误不少，最显著的如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旧说以为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后经钱穆、杨宽等人考证，知实际情况正相反。本书采用的还是错误的旧说。但这种错误都是始见于《史记》的，似不能怪作者。书中引用了许多见于《史记》的很著名的战国故事，参以战国时诸子中的文字，读者可由此了解其时有关辩士与游侠的风气，俱有一定的可读性。作者后来投靠蒋介石，成为一个反动派的帮闲，但此书看不出有何反动之处。谭其骧，90.12.10”（详见图4）。

图4　谭先生推荐陶希圣著的《辩士与游侠》一书的意见

上面提到的图书，除翁文灏著的之外（翁著作为《中国经济年鉴》第二章，因以后将收入《丛书年鉴专辑》，暂未收录），均编入了《民国丛书》。

（四）

在谭其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笔者之所以要写此文参会，并第一次将珍藏的上述信函公布于众，意在让学术界更多地了解谭先生。尤其是现在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让他们从这些以往鲜为人知的史实中，知道谭先生不仅在中国历史地理方面主编过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中国的学术界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而且在保存民国时期出版的文献，抢救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繁荣学术等方面也同样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其功不可没。

2011年4月12日

【注释】

(1)《民国丛书》编辑出版简报，1988年第2期。

(2)《民国丛书》编辑出版简报，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