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在求真中求是

在求真中求是

——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

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

一、开头的话

二三月间，收到邀请我参加纪念谭其骧先生一百周年学术活动的信件，谭先生享年八十二岁，我今年也八十一岁，所以这封信再一次激起我为纪念谭先生说点什么的冲动。谭先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花了一辈子心血，三十多年的努力，绘就了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他从沿革地理出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他在复旦大学留下了历史地理研究所，留下了一支能继承他事业的队伍。这些成绩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到我进一步去阐释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三十多年来矢志于此，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下实现他的理想，这能为后人提供哪些警示和启迪。在说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谭先生作出这些成果时所处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社会大环境之下，他是怎样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所抱定的宗旨，这个大环境既有支持他的一面，也有困扰他的一面，我只想比较客观地说明这一问题。

从1950年进复旦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为止，我与谭先生断断续续相处的二十七年的历程，始终让我难以忘怀，而这许多相处的日子，也正是我们国家建国三十年来革命运动激情澎湃的时代。我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我们之间是工作上的关系，它毕竟是一个小环境，它离不开外部的大环境，许多因素是由大环境决定的，我与谭先生都是在那个大环境中走过来的。谭先生一生在历史地理这一学科上的成就，也与这个大环境息息相关，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建国以来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群众运动，作为群众运动，总还包含两个方面，既有其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又有它非理性的情绪性的一面。理性与感性是人认知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如果没有激情，那什么事情都会缺少动力，而激情奔放的时候，往往又会出现非理性的情感冲动，也会坏事。

我写过一篇《谭其骧先生的二三事》，那是讲谭先生在土改中的生活。土改是一项群众运动，谭先生去安徽参加土改，是知识分子到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谭先生以工作队员的身份下去抓一个自然村的土改，他作为上级机关的代表，当然还能使整个运动处于受控的状态。然而土改毕竟是一场群众运动，斗地主的大会，控诉地主剥削与压迫的大会，难免出现各种非理性的行为，打一下，踢一脚，会场上出现各种宣泄情绪的表现，这就看领导者的掌控了。谭先生在五河对一个自然村的土改掌控得比较好，制止了许多土改过程中非理性的行为，以及一些地方干部的私心杂念，最终赢得了当地村民一致的拥护，所以他们一再挽留谭先生留在那里，那时谭先生也动了感情。理性与感性这二者是可以一致的，然而不是所有群众运动都是那样可以处于掌控之下，取得理想效果，往往会出现许多非理性的情绪冲动的状态，一旦失控了，那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而这种失控的状态，一旦身临其境，即使你头脑很清醒，也难以力挽狂澜，最多只能避开一阵子，慢慢来扭转其倾向。在这个大环境下，尽量做一些有益的事。

“大跃进”、“文革”便是一种运动失控的状态，要扭转乾坤，得花费代价。我们所处的地位，也只能尽力而为，自己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清醒，往往处于似醒非醒的状态。而且许多事情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譬如“文革”初期，1966年8月，发生在上海的斗鬼风，先不说这次事件的起因，只说谭先生挨斗，那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8月8日上午，谭先生去学生宿舍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高喊“这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谭其骧”，一批学生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有人喝令他跪下，以下便是对谭先生残暴对待、折磨侮辱的一幕了。折磨到十点，这群学生才把他放走了。那时我不在学校，更不在场，即使在场，我也阻拦不了，最多事后做一些弥补。当天下午历史系的总支书记余子道同志也只能事后去谭先生家安慰谭先生，事前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时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个人的力量很难阻拦。那时我自己老家也被抄了好几次，父亲母亲因为是资本家，每天被迫去打扫弄堂。我知道以后，只能把父亲母亲转移到亲戚家，避开风口浪尖，让我儿子去代替他们劳动。那时搞这些非理性行为的都是中学的红卫兵，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认为自己搞的是革命行动。这当中当然可能有个别坏人出于私心，在背后唆使他们做这些事，但在当时形势下，没有组织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在事后也不能太多地责怪那些青年人，他们毕竟缺少人生的经历。

1967年“文革”运动高涨的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工作被迫中断，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也无法干预学校的工作，那时张春桥要我负责全市文教组的工作，我不敢接受，为什么？我怎么指挥得了那些红卫兵？一旦卷入他们的派别之争，最后还不是挨斗嘛！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学校的秩序稍稍恢复到可以控制的状态，我才能回学校做一点工作。

我讲这一番话，是说明回过头来追溯我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它离不开建国以来那三十年的大环境，那是一个革命运动激情澎湃的时代，群众运动不断的时代。那个时期，从总的方面讲，确有不少成就，但在那个大环境下，它既充满着热情，又往往有许多非理性化的过激的事情夹杂其间，它或多或少伤害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相互关系，包括师生之间的感情。总之，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这个历史时期，在当时的大环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谭其骧先生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只要有机会，他还是继续努力地工作，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只有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谭先生在这个阶段所作出的贡献，才能明白它的来之不易。也许我不该在大家高兴的场合，一起来庆贺谭先生百年诞辰讨论他学术成就的场合，说这些非常扫兴的事，我想还是说一下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这就算我的开场白吧。

下面言归正传，想先说一下谭先生所以能取得成就，他如何为学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信念，正是这些信念支持着他一生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终生坚持的那些信念。

二、谭先生的求真精神

谭其骧先生是我的老师，从1950年那一年进复旦起，我与他师生相处前后也有二十多年。1976年以后，与他相离了十二年，那是因为我被隔离服刑。即使如此，他还关心我，通过师母李永藩与我夫人张惠娟联系，表示关切。我出狱以后，还去他家探访过他几次。在过去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求真以求是的精神。用谭其骧先生自己的话，那就是“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真理是我们大家一心追求和奉行的目标，那么真在前，理在后，真是真实，研究历史的前提便是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理是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找出事物内在的规律。从是与非讲，还包括对事的价值取向。说到底还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立场问题，也就是如何能为广大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判断事物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最基本的立足点。在真与理之间，真是前提，如果连真也不敢讲，那还有什么理好讲呢？要讲也是歪理，对于我们搞历史研究的朋友来说，求真是手段，达理才是根本目的。再以真善美这三者的关系讲，也是相对应的。真，有时不一定是美的，也许是丑的，不一定是善的，也许是恶的，真只有与善和美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而善和美，便是对事物的价值取向，各人可以有不同的取舍，总还不能对不起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和绝大多数人民吧！我想这就是谭先生一生为学行事所遵循的基本道理，这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我是1950年进复旦，1952年以后，一直忙着做党务工作，先后在物理、数学、新闻系做党的工作，1956年才回历史系参加教学工作，那时我担任总支的统战委员，分管学术工作，从那时起联系谭先生绘制杨守敬历史地图的事，谭先生告诉我，这是毛主席在1954年交给吴晗的两项任务，标点《资治通鉴》与绘制一套历史地图。读历史书，没有图可不行啊！时间和空间是历史发展必不可缺的因素，弄不清事件的地理方位和那时的地理环境，怎么说得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呢？这里就有求是与求真的内在联系了。因为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在我心目中，能帮助谭先生完成这一项任务，当然是非常光荣的事，也希望谭先生能尽快尽早地完成这一项任务，让毛主席读史的时候有一份比较详细的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便于他研究和思考历史问题。这一点，我想它与所有参与过杨图工作的同志是共同而又相通的，它也曾经是参加杨图绘制工作的同志共同的目的。又如“文革”期间，由于群众运动的冲击，绘图的工作一度停顿下来了，“九大”以后，学校有了军宣队，我可以回学校走走，看到绘图的工作停顿下来，我就想着怎么尽早让他能恢复工作。我想了一个办法，让《文汇报》派记者采访谭先生，让他介绍杨图工作的来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然后由《文汇情况》报上去，引起张春桥的注意，后来张春桥看了情况，找我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让我去复旦设法尽快恢复这项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历史地理研究室恢复工作，这是“文革”期间，文科最早恢复科研的一个项目，如果这不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没有这根令箭，那就很难那么早就恢复工作的，很难要被人称作“反动学术权威”的谭先生来继续主编地图的工作。

但是在如何完成这一个历史任务的态度上，谭其骧先生与其他人也有差异。如我这样，包括吴晗，都有一个急于求成的想法，希望尽早尽快地完成这一任务，实现毛主席的愿望。而谭先生强调的则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建立在求真以求是的基础上，比如杨图绘制中关于国家疆域的范围，用什么作底图的问题上，是用《大清一统舆图》还是用今天共和国的地图作底图，吴晗与谭先生都发生过争执，吴晗是求快，谭先生是求真求好。尽管吴晗是领导，任务都是毛主席通过吴晗下达来的，而每次争执，最终都是吴晗听从于谭先生。为什么？因为谭先生的意见正确，而且绘图的事，毕竟只能依靠谭先生来完成，别无他人。我相信，吴晗也懂得唯有如此，历史地图才能传世。同样也唯有如此，才能在1988年最终完成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这样做可以告慰毛主席的在天之灵。

吴晗那时所以有那样的想法，也很自然，不仅他有，我也有过，“文革”期间，杨图恢复工作后，是我在那里照管着杨图的工作，平衡杨图工作的内外关系，然而我也有求快的想法，希望尽早尽快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毛主席病重了，如果能早一天让他亲眼看到一册历史地图集，也能多少得到一点慰藉吧。记得1974年清图的工作扫尾时，为了尽快完成清图工作，对相关部门提出修改的合理意见，谭先生问我如何处理时，为了争取早日完成，我说了以不改为原则。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希望快一点完成清图的工作，不要因少数地名的修改耽搁图的进度。是我提出清图印好后，先送毛主席阅，因为这是他老人家最早提出的这个任务，这件事报告到张那儿，张阻拦了，说是待八册完成以后一起报送毛主席那儿。其实张也有苦衷，不便明说，他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已病重，因为他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医疗小组的负责人，有一段时间他在中南海为毛主席的医疗值班，他知道毛主席两手已拿不起厚厚重重的清图了，视力也不允许他看清地图上的点和线及各种文字标记了。从内心讲，其实他何尝不想让中国历史地图尽早地呈送给毛主席看呢？问题是已经太晚了。从谭其骧本人内心世界何尝不是想尽早把《中国历史地图集》送给毛主席看呢？在他弥留之际，口中嚅嚅不息的还是毛主席，这一份心意大家都是相通的。尽管如此，求真求是还是压倒一切的，不仅是对毛主席负责，也是为了对祖国的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的认同，这才是高于一切的，做人为学就应该有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

1989年3月，在社会科学院召开庆祝《中国历史地图集》全部八册出版的庆祝大会，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讲了一番很中肯的话，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了他的讲话，他说：

“科学和科学家完全有理由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科学事业是在困难与寂寞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对待科学和科学家，一要倡导、支持，二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是不正确的，当他对于周围事物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时，会认为某些合标准，某些不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要求采取宽容态度。

领导者要真正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必须脱离自己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脱离自己的习惯和利害。为了让这种宽容真正实现，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是错误的，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领导者不应让自己长期形成的习惯和利害影响自己对科学问题的判断，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才能发展。”

到现在看来，胡乔木同志这一番话还是对的，科学的成功，只有通过求真以求是，至少不能把眼前的利害得失放在第一位，我是做党务工作出身，以后再做教学和历史研究的工作。从事过党务工作，或者叫做领导工作者，往往从即时的利害得失考虑得多，缺少求真求是的精神。这一点与搞科研工作的同志往往因视角的差异，产生不同的观念，实际上求真以求是才是根本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作为领导者权衡的往往是眼前的利害得失，要宽容就是要尊重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上是如此，在人文科学上也应是如此。历史地理便是一门边缘交叉科学，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地貌的变革是自然科学，疆域与政区的沿革是人文科学，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同样只能在求真的基础上求是。在杨图的领导工作上，吴晗是项目课题的领导者，谭其骧是课题的实际操作者，最终领导还只能尊重客观的规律。如果吴晗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那我们今天也许看不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了。在我分管历史地图工作的这一个阶段，我这个思想还是明确的，有分歧时，最终是谭先生说了算，因为他是主编，我相信他的判断比我正确。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我的师长，不管形势如何变化，这一点态度我没有变过。如何对待科学家，如何看待科学研究，我们是搞历史研究的，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当代的历史，这更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不能只看鼻子底下这点利害关系，许多问题要看得长远一些，求真与求是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缺少这样的精神，那么我们的研究，便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很难成为传世的作品，那样做的话，从长远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非常不利的。

三、要一点爱国主义的情怀

科学是没有国界可言的，作为科学家，总还要有一点爱国主义的情怀，要有一点对自己民族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的认同，否则的话，怎么对得起生我养育我的这一片土地，怎么对得起民族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哺育呢？我们知道清末沿革地理的起步，是从边疆地理开始的，那时为什么要关注边疆地理呢？那是因为列强对我国边界的瓜分和掠夺，历次划分边疆的谈判，列强都欺侮我们对疆界的无知。这一点谭其骧先生在1934年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宗旨上，便有所反映。谭先生起草的发刊词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谭先生开始研究沿革地理时，就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一个科学家可不能没有这种情怀。在那个时候，谭先生便立下了宏大的志向，在那篇发刊词中，提出了要有一本供史学工作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要有一本可用的《历代地理沿革图》，要有一部《历史地名大辞典》，要对廿四史中的地理志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番详密的考订和整理。那时他还只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搞科学，在青年时期便应该立下宏大的志愿。毛主席提出要有一本详细的《中国历史地图》供他读史时查阅，正为他实现自己的宏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科学史上重大的成功，都需要有这两方面的条件，这二者缺一不可，从这一点讲，谭先生是幸运者。我1950年进复旦时，历史系在史学方面知名的有成就的老师不少，真可以说是名师荟萃，如周予同、周谷城、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潘硌基、朱滶、毛起、叶粟如等，1951年、1952年，还有蔡尚思、马长寿、田汝康、胡曲园、王造时、陈仁炳等。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为人还是学术成果，都是谭先生独居魁首，至少他主编的那部八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传之千古。当然这也是与他一起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三十多年含辛茹苦勤奋努力的结果。所以胡乔木讲的“科学事业是在困难与寂寞中成长起来的”这句话还是对的，作科学事业，要有宏大的志愿，要持之以恒，要耐得起寂寞，才能传之长远。不能有任何浮躁的情绪，投机的心理，即使骗取了一时的荣誉，那也只是一闪的流星，不可能给后人留下任何值得记忆的思想和内容。(www.xing528.com)

在爱国主义的情怀上，更要一以贯之，有始有终。就以绘图这件事讲，1955年在规划这项任务时，是重绘清末民初杨守敬在其门人协助下编绘的《历代舆地图》，谭先生接受的课题项目的名称叫做“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这个机构简称“杨图委员会”。“杨图”只画中原王朝设置的政区疆域，甚至连中原王朝的疆域都没有画全，所以不包括在今天中国境内的全部领土，也不包括在今天中国境内的一些边疆政权。“杨图”上起春秋，下迄明代，不包括夏、商、西周，也不包括清代。“杨图”所用的底图是《大清一统舆图》，它与今图的差异很大，不利于古今地名的对比，故也无法把它的内容移植到今图上去。所以谭先生主张打破“杨图”的局限，以1840年前清代的疆域为疆界，以今图为底图，重绘历朝历代的历史地图，也就是打破他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上所说的东邻为觊觎我们边疆领土而提出的以清代十八行省作本部这个概念，也就是为列强蚕食我边疆领土提供根据的说法。其实何尝东邻是如此说，西邻也是如此说的，当年为苏联服务的齐赫斯基也是如此说的，所以在1964年市委才把我们调到华东局内刊去写文章。分裂我们的国家，觊觎我们的边疆，这样的威胁至今还没有消散。分而治之，也许始终是列强反华的一个基本手段，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解体，难道不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根本问题上，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怎能没有一点爱国主义的情怀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始终对谭先生抱着景仰的心情。

四、拉郎配，实在难呀！

为了尽快完成重编改绘“杨图”如此繁重的任务，在完成重大科研项目时，自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既需要外部的协作，协调方方面面的协作关系，内部也需要一支相当数量的队伍，然而如何组成一支这样的队伍，那就大有讲究了。谭先生在世时，围绕改编重绘“杨图”的工作，是有一个庞大的团队，设置了一个历史地理研究室，还办了一个历史地理专业，这个工作团队是逐渐形成的。最早参加历史地图绘制工作的邹逸麟与王文楚，是谭先生在北京中科院物色的。王文楚是复旦历史系1956年的毕业生，分配去了北京中科院历史所工作，邹逸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是分配去历史所工作的。他们家都在上海，是尹达提出让他们俩回上海协助谭先生工作。还有就是吴应寿，原来是谭先生的研究生，谭先生还请了章巽先生参加绘图的工作，章先生过去曾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参加过绘制历史地图的工作。最早这五个人的团队是谭先生自己选择和认定的共同合作的伙伴，他们尊重谭先生，谭先生也能与他们合作，这是自愿结合的团队。

1958年“大跃进”时，复旦党委为了加快绘图的工作，培养青年队伍，所以决定从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中选出周维衍、魏嵩山、赵少荃、林汀水、项国茂、王天良、祝培坤、嵇超、朱芳、林宝璋、刘明星十个人参加编图工作，具体人选是年级支部挑选的，那就是拉郎配了，是组织上的安排，并没有好好征求他们本人的意愿，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之前，对改编重绘“杨图”的工作一无所知。我问过当时的学生支部书记，你们选人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说人老实，坐得住，并没有考虑他们原来的业务和思想基础，就这样匆忙上阵参加工作了。开头我还帮他们做过一点如何识图点图的辅导，谭先生给他们讲过一些基础知识，他还和章巽先生一起为他们作点图时必需的示范性考释文字，印发给他们作为参考，认真地希望他们成为绘图的新生力量。因为古今地名的对接，毕竟还是比较机械的工作，郡界的区划就比较复杂了，王朝疆域的区划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辅导他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然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及“大跃进”的浮躁心理，对年轻人的影响，变成让他们到研究室来占领资产阶级的学术阵地，在敢说敢想的号召下，大轰大嗡地提出高指标，这样势必伤害正常的师生关系，影响绘图的质量，增加审图的工作量，这样便很难在师生之间建立亲密融洽的情感关系。章巽先生曾对谭先生说，也应该管管这几位学生，不能让他们飞扬跋扈。谭先生说：“他们是来改造我的，我哪里管得了他们。”在那样的场景，又是“拉郎配”式的，参加到这个工作团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与谭其骧先生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加上“文革”初期斗鬼风的冲击，更是在师生关系上雪上加霜了。从这些青年讲，他们是组织上委派来的，虽然有使命感，但对绘图这样长期枯燥的工作，如何真正培养起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这与谭先生自己挑选的学生如邹逸麟、王文楚、吴应寿在师生的相互关系上不一样。

“文革”期间，从1969年开始恢复历史地图的工作，领导班子是军宣队的王耀忠和青年人程显道、周维衍，谭先生是一批二用，在那种氛围下，谭先生的心情不会愉快，青年人也不会虚心以师长来对待谭先生。尽管我坚持让谭先生对图幅最后把关，实际上还是坚持当初吴晗确定下来的主编负责制。谭先生在研究室大批判的环境下不能畅所欲言，我还是让《文汇报》记者采访他恢复工作以后所碰到的问题及他的心情，让他在另一种环境下畅所欲言，又不伤害青年人的革命积极性，然后才能协调好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肯定这些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绘图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但是从感情上讲，他们与谭先生之间很难建立起融洽的师生关系。从青年的视角讲，由于他们是奉命而来的，抱着任务的观点，没有或者缺少对这个专业工作的热爱和兴趣，那就很难自觉地去开拓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尽管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绘图的工作，但后来许多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这个岗位。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过程，怪不得那些青年人，许多想法和做法是那个社会思潮下的产物。我只能尽量协调他们在工作上的相互关系，使绘图工作尽可能比较正常地继续进行下去，无法弥补他们师生之间正常的感情关系。“文革”结束以后，谭先生后来招的研究生，如葛剑雄与周振鹤情况就不同了。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需要有一个团队一起来完成，在这个团队内当然要有几个专家和学者来领衔，也要有一支青年队伍来做许多具体工作，他们之间自然形成一种师生关系，尊师爱生是建立亲密师生关系的基础，他们之间既需要志同道合，更需要情投意合，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把师生关系变成阶级关系，把不同意见的交换变成一面倒的大批判，在科学上要谋求进展，那就很困难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有切身体会，在50年代末，我写过一篇批判梁启超唯心史观的文章，那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公式，去套梁启超的文章，此文发表在《复旦学报》上，我老师陈守实先生看到以后，给我打招呼，不能那样批评古人。梁启超是陈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老师，陈先生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始终抱着敬畏的态度，谭先生对邓之诚、顾颉刚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不是说对老师或者作古的老人不能批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批评应该抱着直率、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事不是对人，这是老师们自己的表率使我懂得如何尊敬师长。我曾经是历史系的总支委员，分管统战工作和学术工作，那些老师都是学术的带头人，所以尊师这条线我是守住的。“文革”初期，我挨批判时，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走的是白专道路，统战工作奉行的是投降主义，根据是当时我没有回系里贴周予同和周谷城的大字报。实际上尊师是我在历史系为人的一条底线，不要说大字报，即使在会议上，我从未对自己老师说过一句大声呵责的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然而在求真求是这一点上，也应该是吾不让吾师。谭其骧先生青年时，作为顾颉刚的研究生，关于汉代十三州部的问题，他写信对顾先生的论点提出不同的意见，顾颉刚先生收到谭先生来信后，当天便写了五千字的复信，肯定了谭先生的一部分意见，也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这是对事，不是对人，是为了求真求是，也是为了尊师。顾颉刚先生同意谭先生在信中的三条意见，不同意的也有三条意见，这样的切磋琢磨，不仅没有伤害师生之间的情感，反而使师生之间的感情更加亲密了。1975年初在北京召开四届人大时，我与谭其骧先生一起去出席大会，我们俩人住在同一房间，那时顾颉刚先生来看谭其骧，谭先生也把我介绍给顾先生，让我在一旁倾听他们深情地叙述往事，并不因为我在而有任何顾忌。所以在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上，中国文化有它优秀的传统，我们只能发扬这个优良的传统，师生之间应该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达到情投意合的境界，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我国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五、他曾为金山石化选址出过力

我们都知道上海在金山有一个石化厂，它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972年国际形势缓和以后，我们开始从国外引进一些重点建设项目，那时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引进十三套石化装置，生产化纤，解决全国人民穿衣的问题，其中有一套装置落在上海。7月间，在我参加每周市委常委们学习会议时，主持上海日常工作的负责人给我说这件事，说想把它落户在金山卫，不知那里海滩成陆的历史状况，会不会被潮水冲塌，能否找人论证一下这个问题。为此我把这名负责人这个意见与市计委商量，请谭其骧先生一起去考察一下金山卫那儿海陆变迁的历史状况，石化放在金山那儿会不会遇到海水冲刷和地层塌陷的问题。在7月30日那天约了市里的同志一起去金山卫海边考察。在谭其骧先生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天的行程，其《日记》云：

“七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九点许党委来电话，嘱至党委会，朱永嘉有事找。准时到，候至十一点渠始来，谈金山卫附近海岸涨坍，约下午一点半动身。未能午睡，到时至校门集合，同行者朱外，程玉清、张修桂。二点到市委某负责工业同志偕行，取道闵行、柘林，沿海到金山嘴下车。稍事观望，因此处海潮直逼海塘也。续进至青龙巷、西盐场，下车南行，径盐场至海边，约二公里许，海拔3.2（米）处折回大堤，登车至金山卫城内西门金卫公社，晤负责同志，谈围堤工程设计。五点三刻动身回沪，八点到家。”

此后谭其骧查阅了相关文献，认为这个地域处于长江口与钱塘江口交汇之处，与海宁地区不同，不至于受潮水冲刷，不会有塌陷的直接威胁，为金山的石化厂选址提供了参考的意见，我把他简单的书面意见向马天水汇报了。后来我自己还与纪树立一起到那儿盐场去看了一次，金山石化的选址就在那处盐场上。谭先生回校以后，就进一步研究上海海陆变迁。他在日记上记载，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文汇报理论部编辑嘱将《上海成陆变迁》一文修改，明早即见报，“但原文已被改得不成样子，只能勉强改其太不通者，至九点五十分毕，由报社派人来取去。八月二十九日，上午，编辑携来报纸十余份，文章并未照余昨晚所改登出，第一段不通之至，竟仍照渠等所改登出，可恼可叹。”“八月三十日，室内系内对《文汇报》议论纷纷。”十月十四日，“略翻金山文献。”接着他又写《上海海陆变迁》一文，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上有“开始修改《再说上海海陆变迁》一文”。十二月三日的日记有“晚搞金山塘工”的记载，因为从海塘修筑的沿革，可以窥见那里海陆变迁的状况。到1982年他写《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后记一文，又重提1972年那时写的文章，后来又刊登在《考古》1973年的第一期上。他补充了1972年以来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认为1972年时他提出历史时期海岸线推展速度快慢的原因比较简单地归之于长江所挟带江口泥沙量的多少和长江主泓道的南北摆动，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是气候变化也会影响到海面的升降，海面的升使海岸停止前进或后退，海面的降使大面积海岸滩涂出水成陆，岸线迅速向外推进。这样对问题的认识就比较全面了。现在我们碰到问题，便是如果全球天气进一步变暖，那么海平面就会上升，也会威胁到岸线的安全。从这一点上讲，谭先生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研究始终关注到国家建设。这仅仅是其中一个案例，他关于黄河水利的研究，证明黄河的安流，不仅是水利工程的作用，水土保持在其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南北朝时期黄河的安流，便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植被的恢复有关。这就为我们在黄河中游地区要农村农牧副渔综合发展，一部分地区要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恢复草场提供了历史根据。历史研究的工作，要为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是钻在象牙塔里写纯粹的考证文章，历史研究要立足于未来和现实的需要，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不是单凭兴趣而搞学术。

六、做学问，得有一点敢于向权威挑战和反潮流的精神

记得1959年3月3日，我曾与谭其骧先生一起去北京参加《中国通史》提纲的讨论会，前后有十一二天。见到全国史学界的学术权威，老一辈的如陈垣、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听了他们的讲话，参加了他们在一起谈论风生，谭先生在那里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我只是小字辈，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了。当时在讨论郭老主编的《中国通史》大纲时，中央比较明确地提出在学术问题上，应发扬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精神，也有意在报刊上开展一些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毛泽东在1954年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要给曹操翻案的问题，那时他写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便是肯定曹操的，此词的下阕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7月23日毛泽东给女儿李敏、李讷的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对曹操是充分肯定的。他在北戴河游泳时，曾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背诵曹操《观沧海》一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59年，郭沫若和翦伯赞提出为曹操翻案。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的文章。在文章开头便引了鲁迅称赞曹操的话，讲到从《三国演义》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文章还引了郭沫若的讲话，“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虽然没有直接引用毛主席的话，至少说明他给曹操恢复名誉是有来头的。他还讲了历来三国戏是根据《三国演义》演绎而来的，现在新编的《赤壁之战》与过去不同，让曹操的白脸上涂了一点红色，提出了如何评价曹操的问题，似乎有替曹操翻案的意思。郭沫若在3月14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的长文，这样揭开了替曹操翻案的序幕。谭其骧先生在3月26日给历史系师生作了一个如何评价曹操问题的学术报告，这篇讲话在3月28日见报了，在文章开头便明确提出对曹操的评价并不存在翻案不翻案的问题，怎么能把演义小说与戏剧中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相提并论呢？从历代的历史著作看，固然有从反面来批评曹操的，然而更多是从正面来肯定曹操的，故从史学的视角讲本来就不存在翻案不翻案的问题。谭先生具体分析了曹操一生，有功也有过，总不能把功也说成过吧。谭先生在历史事实上提出了与郭老的商榷意见，历史的评价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事实确凿了才能论说是非，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能评定他的善恶。在是非与善恶上，由于立场的差异，可能各说各的，但求真这一点则含糊不得。我想谭先生在求真的基础上与郭老讨论曹操是不是翻案的问题，就能使自己在争鸣中立于不败之地。

谭先生那时与郭沫若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的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发表了郭沫若《论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3月20日继续发表了《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老肯定《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的作品，在这个基础上说明文姬归汉的历程。谭先生在1959年第七期的《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用大量的史实证明《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的作品，是后人的伪作，只有《后汉书·董祀传》里的《悲愤》二章才是蔡文姬自己的作品，其中描述蔡文姬从被掳到赎归这一段悲惨凄凉的经历才是真实的，分歧是在《胡笳十八拍》既是后人的伪作，其描述的蔡文姬生平经历，如今便不能再用来叙述蔡文姬从被掳到赎归的这一段生平，郭老写的那个《蔡文姬》的剧本，在史实上就显得根据不足了。故谭先生于1959年7月27日，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读郭著〈蔡文姬〉后》，由于求真是前提，谭先生的论证是透过史著所看到的历史事实，这很难有争辩的余地，所以郭老与翦老作为史学界的权威，很难作出什么正面的回复，只能听任后人去评说了。毕竟郭老与翦老是当时史学界的权威，要起来与他们争论是要有勇气的，这个争论，对当时学术界开展百家争鸣，在学术思想上发扬民主与自由的风气是有益的。

关于曹操的讨论中，还留下一个问题，那就是曹操东临碣石，那个碣石山是否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呢？碣石山的地址究竟在哪里？70年代初，我一直要谭先生给《学习与批判》写一点文章，他一直拖着，到1975年他给了我一篇《碣石考》，写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1974年第二期《地理知识》上刊登了《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论证了古代的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实际上谭先生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山，究竟是不是在北戴河一带。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秦皇、汉武、魏武所登临的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昌黎县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论述了这个地区两千多年来地貌的变化，订正了自郦道元《水经注》以来许多以讹传讹的说法。他送给我这篇文章，我看了知道他的用意，看我有没有胆量发这一篇考证文章。我想了一下，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是从文学的视角去意会曹操《观沧海》那首诗的意境，当然不会去具体考证碣石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只能根据成说，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碣石山地点的论证上有误，也无损于他。所以我决定照发无误，但不张扬，太张扬了怕引起其他的猜测，那就不好办了。他从曹操翻案问题的百家争鸣到《碣石考》，一以贯之的就是在求真中求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同时又能妥善地保全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真不容易。我佩服谭先生的胆略和智慧。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学者，还应该有一点反潮流的精神，当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如海水那样滚滚而来，能不能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保持我独醒呢？不仅自己不随波逐流，而且敢于给醉醺醺的群体泼一点凉水呢？真要做到这一点也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1989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一次“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主持的开幕式，整个会议是以崇尚儒学为主题的，在12月21日这个讨论会的闭幕式上，由于会议组织者再三表示欢迎他发表意见，他还是抱着“要说真话，不说假话”的态度作了即兴发言，与当时的时尚唱了一个反调。他说：“历史上儒家思想盛行的时代很多，政府提倡，士大夫也都读儒家的书，但儒家思想对当时社会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看不出。要把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功利主义？把历史上任何思想拿到现代功利主义地对待，都不会有什么正确的结论。”他这么一讲就给这次会议的主题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这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便不能成立了。谭先生还以史为证，他说：“二千多年来，历史上崇儒的时代很多，但崇儒起过什么作用呢？我看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西汉政权不能因为尊儒家而得以巩固下去，反而让一个经学大师王莽篡夺了权位。东汉号称是儒学炽盛的时代，但中叶以后政权都在宦官、外戚手中，国事日非，终至于引起黄巾起义，然后军阀割据以至于灭亡。宋朝儒学也很兴盛，但它对宋代也没帮什么忙，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统治阶级陷于党争，终至于亡于金，亡于元。明代阳明之学盛极一时，但有人形容当时的官都是贪污的，所有的手都不干净，这是大讲儒学的结果。”谭先生讲的这些话都是事实。他还强调地指出：“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条长期的、不断兼收并蓄的文化的传统。我充分肯定这种传统，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曾长期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不排斥其他优秀文化，我们今后应继续遵循这条道路，推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健全发展。”谭先生这个话也是对的，他反对对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说：“我们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如《河殇》，十分荒唐，它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结于黄河、长城。‘全盘西化’是根本行不通的，但现在又有人说《河殇》否定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肯定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这同样是行不通的。”谭先生这些观点，以《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有关吗？》为题，发表在《复旦学报》1990年第三期上。现在看来，谭先生的这些论断还是对的，全盘西化的思潮，以儒学取代国学的思潮仍然在泛滥，重温一下谭先生这一些论断，我想还是有益的。当然究竟怎么包容，怎样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怎么综合我们思想史上的财富，怎样吸纳西方的优秀文化，怎样以我为主地体现我们民族的宽广胸怀，谭先生也只是命题，还没有开局，这就需要我们后人沿着他指明的方向继续去努力了。答案只能是齐心合力和群策群力地去慢慢前进。还是毛主席说过的那么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七、为事和做学问都要有一点勤奋的精神

谭先生在事业和学问上之所以能有那么丰硕的成就，与他在工作上始终保持勤奋的精神有关，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辞劳苦，往往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利害，如果没有这样勤奋刻苦的精神，在学问和事业上要取得骄人的成就那是很难的。这样的精神不是一时，而是终生如此，那就更不容易了。

谭其骧先生一生，几乎都是交给了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工作了，前后有三十多年时间。1969年5月6日下午，文汇报的两名女记者，我记得是荣申华与何倩来访问谭其骧先生，她们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了谭其骧先生的状态。谭先生说，“我今年五十九岁，还能做些工作，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搞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一个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十几年呵！这些年我也够辛苦的了，可以说是复旦所有教授中最辛苦的一个，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天三班（早、中、晚）时间都泡在这上面，我希望将来还能继续让我画，能够搞出一个结果来。”他还说：“如果我参加画历史地图，多少可以起点作用。”从1969年5月末起，很快就恢复了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名义上在历史地理研究室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实际上还是谭其骧先生在把关，在总其成。当然，许多工作是研究室的青年同志一起做的。从那以后谭先生还是一天三班，早中晚，连续作战，确确实实他是复旦大学所有教授中最辛苦的一个。从1969年6月到1976年的10月，实际上是我在分管历史地理研究室的业务工作，运动和学习还是工、军宣队及后来的党委在管。由于北京社科院还没有恢复正常的业务工作，许多协作单位如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地图出版社、国家测绘总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都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为了推动各协作单位也能及时恢复工作，所以不能不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来召集协作会议，推动绘图工作恢复正常的秩序。如果单凭复旦大学的名义，那是谁也不会买账的。北京社科院还处在运动之中，吴晗去世了，尹达还没有解放，北京没有适当的人选来牵头了。在这个背景下，只能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来重新启动这项任务，以后得到周总理和外交部的支持，绘图的协作才能正常推行。在指导思想上，我是求快，希望早一点完成这项任务，过于繁琐的地方，我想尽量简化一些，因此也为图的质量留下一些隐患，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五六年，是绘图工作进展比较快的时期，大部分图幅是这几年定下的基础。仅仅绘图的工作，谭先生的工作量也许要超过过去十多年吧，这五六年他几乎是加倍地在早、中、晚三班倒连轴转，要知道那时谭先生已过了甲子，不是当年年轻力壮的时候了。事实上谭先生那个时期的工作，不仅仅是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他还担负着许多其他的重要任务。

1971年毛主席批示同意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上海要负担相应的任务，5月18日，我去找了谭其骧先生，给他看了中央的文件，上海要分担相应的任务，复旦义不容辞要挑重担，要他有这个思想准备。后来确定复旦参加《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的标点工作，于是分三组，每组七个人，《旧唐书》由谭先生通看，《新唐书》由邹逸麟通看，《宋史》由杨宽通看，而《宋史》实际上是上海师院张家驹先生负责的。从谭其骧日记中，可以知道谭先生花不少时间在标点和审看他人标点的《旧唐书》，这个担子也不轻啊！从1972年底，到1975年，毛主席阅读古文，由于白内障的关系，把他要求阅读的相关传记和诗词歌赋等文章标点注释印成大字本上送给毛主席阅读，其中史传的部分占了大头，而这个任务又压在谭先生身上，要他最后把关。由于上面要求限时限刻上送，有时其他人注释的初稿还没有出来，谭先生便自己开始注释和标点了。那时为毛主席注释古文成了谭先生主要的工作了。如1972年12月31日，姚文元那儿下达了注释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明史·朱升传》。我在1月2日便去复旦下达任务，谭先生分到的是《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3日起，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完成了《吕蒙传》，8日夜间他家中煤气泄漏，9日起床谭先生感到头痛、作呕，四肢无力，但休息到九点，又去学校看其他人的注释了。13日晚上，谭先生看邹逸麟、王文楚注释的《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14日是星期天，他修改到深夜一点，15日晚上又修改到深夜一点，到16日下午三点改毕，当晚又开始改《晋书·桓尹传》，校样排出来以后，还得看校样。《晋书》的《谢安传》、《谢玄传》、《刘牢之传》，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三国志·魏书》的《张郃传》和《张辽传》都是谭其骧先生校订的。这些古文往往还要谭先生去中华印刷厂审阅最终的校样。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那些日子他几乎都是工作到凌晨一点。3月25日下午他去医务室量血压是100／160，医生开了证明让他半休一周，但是他放在口袋里并没有声张，继续工作。这一段时间谭先生围绕毛主席读古文的标点注释工作，几乎是不分昼夜拼命地干了。他那时近乎疯狂的献身精神，使我感到惭愧的是没有更好地关注他的身体健康和他的家人。在这里我要叙述的是他那种勤奋精神，至于他这许多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我无法在这里细说了。

谭先生是1992年8月28日去世的，终年八十二岁，他是恪尽职守，一直努力工作到丧失工作能力的最后时刻。所以我用诸葛亮那句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概括他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奉献出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