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庆祝父亲百岁诞辰

爹爹百岁诞辰纪念

谭德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今天是家父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在此，我谨代表父亲的儿女们、侄子、侄女、外甥及孙辈们，向各位领导，各位到会的家父生前好友、同行们，所有到会的客人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深深的谢意！同时也万分感谢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复旦大学史地所及有关单位，组织了这次内容丰富而深刻的让人深受教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它既为与会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也为我们谭家子孙们了解和纪念父辈、祖辈，接受教育、家人团聚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好机会。对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最诚挚的感谢！

家父生于1911年，1930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终生以求的学术研究活动。1934年起协助其导师顾颉刚先生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研究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主编《禹贡》半月刊，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以后的62年有效生命中，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地为这门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等鸿篇巨制的编纂与出版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由于他的重大学术成就和科研成果，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92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领袖人物之一。这些都是祖国人民和国际有关组织对父亲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的充分肯定和认可，这是国家的荣耀，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荣耀。

转瞬间，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近20年了，在这20年里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命运多舛的祖国，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生。回想当年，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为国家的动荡政局无比担忧，又极为困惑不解，如果他能看到今天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局面、祖国的发展和逐渐强盛，看到中国已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敢于负责任的大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话，他将会感到多么的欣慰。因为他一生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他对他终生以之的事业一样，耿耿于心、坚持不渝，所以他是在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中，在极其艰苦的社会动荡和拮据的经济条件下一路走来，可他从不气馁，并以坚韧的毅力和乐观豁达、宽厚仁爱之胸怀，最大限度地将他的智慧、才干和精力投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中，以此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并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

我们有幸是父亲的儿女，能够在他的关怀、教育、影响和熏陶下成长。从小我们就耳闻目睹了父亲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但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治学态度，他在扶掖后人，求是求真等学术领域的种种表现，在座的他的同行们比我们了解得更多、更深、更远，更能准确地诠释和认识他的成就和贡献。正如若干前辈评价父亲“一生皆正气，字字尽珠玑”，“以兄之才、之学、之勤奋、之成就实属百年难遇”，“禹贡舆图兴绝学，文章道德冠儒林”等等；而一些青年学者认为：“他有一种内在的大气，这是几十年来道德、信念、学识所形成的”，“将学术视为生命，按他的信念走下去，不受任何诱惑”。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吴邦国同志，在1991年家父病危时给华东医院的批示是：“对有特殊贡献的谭教授，应予特殊照顾，特事特办，以充分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的同志可能担心攀比问题，但在学术上和贡献上又有哪位可与之攀比呢？”这些我们定当铭记在心，他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楷模，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将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在做人方面我们是耳濡目染、深受其益的，我们深知父亲是光明磊落的人，即使是在“文革”那样的年代里、政治高压之下、人人自危的时刻，他仍敢于维护、坚持学术上的真理，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仍坚守他的气节和人品。说到这，我就常想起“文革”时印象深刻的一些场景，来自北京外交部的一个电话，父亲就得匆匆飞往北京；北京一个通知，两个人就从北京来到家中，是在大热天，当时家中既无风扇，更谈不上空调，怕热的父亲，身上仅穿一条大裤衩，光着上身，左手拿着一把大蒲扇，扑哧扑哧地扇着，右手却在那两人的坐等中疾书中央所需的紧急任务；又有，夜深人静之时，家门外造反派一声吼叫，父亲就得乖乖地跟了去，然后遭到彻夜的跪罚……但不管何种形式，何种任务，他都能泰然处之，平静应对。当问起他时他顶多叹叹气、摇摇头。面对父亲坦然、无奈的表情，我就想，只有磊落坦荡之人，有坚定信念的人，才能面对这种种风雨莫测的局势和磨难。

同时，他又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据说“文革”前后他有两次升官的机会。当时如为了家中拥挤的居住条件，为了能有车看病的方便，升官会给他解决诸多困难，但他却断然拒绝了。事后，当我问起他时他很坦然地说：“我不是当官的料，还是让我专心做学问吧！”言简意赅的两句话，就可以理解，他在“文革”初期叶群夸他，“文革”后期“四人帮”的人捧他，他为什么都不为所动。再有抗战时期在遵义，家中很穷，靠舅舅接济度日。当国民党以优厚条件要他给军官上课时，提出的条件是要加入国民党，要穿上国民党军官制服时他断然拒绝，最后妥协的条件是，一贯穿长衫大褂的他同意穿西服去上课。这些不都说明他不会为任何诱惑放弃他做人的原则，放弃他的事业、他的追求，对唾手可得的名利完全可以不屑一顾并敬而远之。(www.xing528.com)

他又是一个一生都刻苦勤奋的人，从我们记事起爸爸就夜夜都工作到凌晨。到了中年我寒暑假回家，有时睡在客厅沙发上，半夜醒来看见爸爸又在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前行，我问：“爹爹，你还不睡呀！”他却关切地反问我：“把你吵醒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却是当时经常出现的情景，做子女的怎能不为之动容！他自己刻苦勤奋，不分昼夜，却还关心身边人的一切。记忆深刻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半期，那是我们家团聚最多，也是享受亲情最多的日子，虽然那时父母都已中风半瘫了，但父亲仍拖着半残的身躯与我们谈笑风生，他的存在，家中的亲情就是浓浓的、欢乐就是多多的，他和孙辈们谈古论今、和舅舅回忆在京的往事、和我们一起看春晚、带着子孙辈玩牌九、看我们大家一起跳交谊舞，祖孙三代欢聚一堂，尽享天伦之乐。这时爸爸站在客厅门口看着大家，轻松喜悦的表情挂在脸上，我想这时他的内心肯定是幸福美满的。但在大家安静下来以后他又投入到他的书斋中。年三十这样，节假日这样，在医院里病床上不管时间、地点、场合，只要是能抓住的时间他都在思考问题，研究学问，安排学生的研究计划或给学生上课，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时时都在穿越千年的时光，在触摸祖国的山川河流。他以此为己任、终身以此为乐。

他又是一个有情有义、宽容大度、乐观开朗、忠厚豁达、充满仁爱之心的人。父亲虽专注于学问，但他也重视亲情、友情、爱情，他不仅对亲朋好友、对久未谋面的朋友、学生、同学、家中的保姆，我们兄妹的同学、朋友，他都是真诚地关心和帮助，该敬的敬、该帮的帮，毫不含糊。记得“文革”期间，他的一位几十年没有消息的当了和尚的大学同学前来拜访求助，虽事隔几十年，父亲当时自己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尚处于窘迫之中，仍给予该同学应有的精神安慰和多次的物质援助。“文革”结束后不久，父亲听说三伯父在宜兴病重时，他焦急万分，自己又行动不便，更是着急，最后决定由哥哥陪同亲往宜兴医院探望，这才了却了他对兄长的强烈思念。不幸接踵而来，沈阳又传来噩讯，我们的五叔因病去世了，他难掩心中之痛，眼泪夺眶而出，想到自己不便远行，即请在京的六叔代表他们兄弟和南方的亲人前往沈阳参加吊唁。事后父亲还告诉我，对这一事实他始终难以接受，久久不能释怀。他说：“你叔叔比我还小呀，怎会走到了我前头去了呢。”这种情绪他一直延续了几个月。这些都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亲情在他心中的分量。1980年我从四川调入杭州又回归大学任教后，几乎每次快到寒暑假时，父亲就来信催促我回家帮他处理一些家务事，多数都是代他去看望他的远房长辈、同辈，身体欠佳的亲朋好友，或陪他去办一些事和参加一些活动。这说明他虽行动不便、不能亲力亲为，心中却牵挂着很多人很多事。又如上个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我的外婆、舅舅在南京生活较困难，我母亲年年都会去南京帮他们做些安排并月月汇款资助，父亲从不阻挠，我也曾两次去探望，并寄些全国粮票或汇去些许金钱，父亲总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鼓励和支持。反之，到“文革”期间，父亲自己遇到困难时，他却不愿向人求援。记得“文革”开始后不久，1966年我去了四川工作，父亲先后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帽子，工资骤减，银行存款冻结；母亲因1957年整风反右中，为学生伸张正义，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收入全无；妹妹还在学徒阶段；外婆仅有的一点定息停止发放。面临着现实的经济困难，他自己断然戒了烟，仍然不向子女伸手。后来又有人民出版社向他催要“文革”前约稿的预付款，当时父母确实无力支付，他仍不想向孩子索取。我在辗转中得知后速电汇了去，我仁慈宽厚的父母，他们却于心不忍，收到后又退了一半回来，此时我真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父母的养育之恩大于天，他们从来不会向子女索取回报，却处处为子女着想。这只是个别例子，可一想起来，深感子女是永远欠父母的，当他们走后，老想着他们的点点滴滴，但生命已逝，无法回报。现在只有好好学习他们，作好自己的为父、为母之道吧！

“文革”期间，他已被戴上黑帮分子的帽子，每天要到学校报到，然后胸前挂上黑帮分子的大牌子，去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和劳动。此时却有个别人雪上加霜，写黑信或拿着所谓罪证到复旦来诬告父亲，为此，父亲马上会遭到新的批判和体罚，但他回到家却闭口不谈他的遭遇。“文革”后，有些人来表示道歉，父亲却毫无埋怨之语或不礼之举，反而做些安慰。事后，我问起他，他总说：“在那特定的年代，谁过得都不容易。”父亲就是以如此博大、宽广的胸怀，去体谅别人、原谅别人，让别人得以安宁。正因为他有如此宽阔、仁厚之心，有这么好的心态，所以他能无私无畏地挺过那多灾多难的年代，并以残疾之身，坚守着他事业的使命，坚强地走到了1992年。其实，从1988年前后，他就多次发生过小中风，医生要求他每年起码去住1—2次医院，做些预防性治疗，他总是不听。记得1990年夏天，他又因小中风在华东医院住院，我暑假回来后，劝过父亲，要他提前点睡，他却叹叹气、摇摇头，到1991年夏天，我回上海时，又劝他去住院，他却强调：“我的时间不多了，要做的事情还不少，还得抓紧呢！”他这明明是在和死神抢时间，多次的小中风向他提出了警告，他心里很明白，正因为活不了多久，必须在有限的生命中多干点事，这就是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思考的、行动的最重要的问题。说到这，我想起80年代中期我母亲去世后，我征询父亲的意见是否在杭州南山公墓给他们买块墓地，届时一起合葬在浙江老家，我也便于经常去探望，父亲回答得很干脆，他说：“人活着就要多干点事，死了就死了，不要那么多讲究，到时候把我和你娘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就行了。”一个活得多么坦荡、多么明白、多么无私、多么高大的父亲啊！面对他我总是无语以对，除了敬仰他、学习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既然说到我母亲我再说一句，在母亲去世后的日子里，我也曾和父亲有过交流，我问他要不要再找个老伴，他沉默了，深深地叹了口气，摇摇头，他说：“你娘一辈子对我的不满，就是我没时间陪她”，他又摇摇头接着说：“我现在又有什么时间去陪别人呢？”这里有着他对来日不多的叹息，也有对逝去妻子的歉疚。母亲走了，父亲的挽联是：永，安息吧！龙。很亲切、很有感情，这是他们从恋爱时就用的称呼，直到告别这个世界，这是他的心声、他的遗憾！他从不埋怨谁、责怪谁，他总是在考虑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足，自己该怎么做。正像现在人们常用的一句话“从我做起”。从道德操守到事业追求到做人做事，他都这样，无怨无悔地做了。他是我们子孙辈做人的榜样，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的楷模。我们可能没有父亲那样的天资和精神，但我们绝对应该，也可以学习他如何做人，可能在当今如此浮躁的社会里，我们做不到那样完美，但认真地学、诚心地学，我们就会有所进步、有所收获，并应代代相传这种精神，也愿我们在今后振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中能发出些许的光和热吧！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大家，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亲眼目睹了“谭其骧文库”已正式对外开放，父亲的文稿、书信、日记、图书都得到了详尽的整理和妥善安排。内心感到万分的欣慰，特别地感激，因为我们深知这项工作有多么繁琐、多少辛苦，工作量之大难以估计，是复旦大学史地所挑起了这副重担，经过8年的努力，辛勤的工作，“文库”终于面世，父亲的心愿终于得到了实现，他定能安眠于九泉之下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与我谈起过图书处理问题，我问他怎么办，他态度明朗，捐出去。但又怕有些障碍而顾虑，还举了历史学家谢刚主等人图书处理的例子，故未做结论。父亲走后，除了捐出了2万元作为禹贡基金有白纸黑字的交代外，对家庭内务未做任何文字和口头的交代，这也足见事业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后来又因一些原因，在父亲去世后11年中一直未得妥善处理，虽从1999年至2003年商讨多次，也未得结果。直至2003年9月在紧急情况下，我两次登门请教了杭州大学陈桥驿老先生的意见，后又听取了复旦史地所周振鹤教授的建议，在他们的指点和支持下，我们毅然决定尽快捐赠给复旦大学史地所，并于2003年9月28日与时任史地所所长的满志敏教授签订了备忘录，由此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历经8年，复旦史地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帮我们完成了父亲最后的心愿。父亲在复旦工作了40多年，他对事业的理想和追求，最终是在复旦实现的；留在复旦，能完整妥善地保管和展示，既能让同行们去使用、去学习，也可让父亲的人品、事业、成果流传后世；让后辈们了解中国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如何建立和发展的，他们将会进一步发现、探索并发扬光大；也使史地所的库存更加丰富，更能提升复旦史地所在国内外的价值和地位，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肯定是父亲所愿意见到的，他走了、我们务必去完成他的遗愿，而完成上述这一切，我们不能忘记陈桥驿、周振鹤两位教授的指点和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也不能忘记，对信件、日记、手稿等繁琐的整理编辑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张修桂教授表示由衷感谢；对8年来为建立文库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的满志敏教授、葛剑雄教授、朱毅老师、吴松弟教授和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老师们、同学们均致以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谭家来到现场的小辈们共有31人，感谢复旦史地所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来纪念父亲，向父亲学习、向大家学习。也趁此机会，身临父亲工作过、生活过的地方，也给我们带来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回忆，就如回归故里，往事如烟，心绪万千。谢谢大家了！现请谭家人全体起立，向大家致意！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再次谢谢！

201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