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初探

谭其骧先生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浅论

孙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谭其骧先生⁽¹⁾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早年与顾颉刚先生等主编《禹贡》杂志，初步奠定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基础；20世纪50年代起，倾注数十载心血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又成《长水集》（上、下、续编），对于国内外学界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即以历史时期中国边疆的历史地理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谭先生同样作出巨大的贡献，他的论著和理论、学风都对于今天乃至后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现在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青年学者，笔者不仅在研究中从谭先生的成果、学风中受益良多，而且深感目前学术界对谭先生在边疆史地研究及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学术思想及影响的挖掘和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²⁾笔者学识有限，本文仅仅谈几点粗浅认识，恳请专家指正，并求引玉之效。

一、谭先生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著述

谭先生的著述涉及历史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如果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视角来看，相关的成果有三种类型：一是关于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人口迁移、民族分布、方志等领域的论著部分地涉及边疆史地问题；二是对东北疆理、塞北建置、金门、马祖至南海史地进行的专门论述；三是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历代全国疆域图和部分边疆地区地图。⁽³⁾总体上看，这些成果超越了乾嘉时代的考据之学，开拓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视野。

在第一类成果，先生关于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人口迁移、民族分布、方志等领域的论著很多，其中部分地涉及边疆史地问题又包含以下几方面：

1.论述中国总体的疆域、政区沿革问题时部分内容涉及历史上中国边疆地区及其行政建置。这方面的成果在1949年以前主要反映在秦汉和辽代疆域、政区方面，如《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论述秦代郡县时涉及桂林、象郡等边疆地区的政区；谭先生与顾颉刚先生讨论两汉州制时书信，《西汉地理杂考》、《新莽职方考》都在论述两汉和新莽时期的政区变迁时涉及边疆地区的州郡和属国；《〈辽史·地理志〉补正》涉及边疆地区的某些州、县。1949年后的成果，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金代路制考》（完成于1964年，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中国历代政区概述》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后两篇有机地把史实与理论结合起来，较为宏观地概述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变迁、行政区划的变动，其中涉及了边疆地区。

2.评述学界同仁成果时涉及边疆地区，如《评〈中国疆域沿革略〉》一文，本是针对童书业先生著《中国疆域沿革略》的书评，谭先生在肯定该书优点的同时，又按朝代顺序指出了该书中的不足，大多内容涉及秦汉至明清时期边疆所含区域的变迁、政区的沿革，如汉代的东北、海南的行政建置，清代台湾、新疆、东北地区的建省等等。

3.研究民族史时论及边疆民族，如《羯考》、《记五胡元魏时之丁零》比较清晰地论述了羯、丁零的源流和变迁；《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满蒙民族史之一页》，都通过扎实的考证工作，比较清晰地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北部和东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播州杨保考》以整个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情况为背景，对贵州遵义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进行了研究。

第二类成果涉及东北疆理、塞北建置、海疆（金门、马祖、南海史地）等方面。东北方面是《〈清史稿·地理志〉校正（奉天）》（《禹贡》1卷9期，1934年），《清代东三省疆域志》（《史学年报》3卷1期，1940年）；塞北建置方面主要是《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札记》（《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辽后期迁都中京纪实》（《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期），《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海疆方面，主要有《历史上的金门与马祖》（《文汇报》1958年9月27日），《七洲洋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这些论文都在这些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成为后来研究者必读的学术文献。

至于第三类，即《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历代全国疆域图和部分边疆地区地图，其价值重大、影响深远，有关论著已有评论，这里不再赘述。

二、谭先生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理论

谭先生有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理论，笔者认为，主要体现两个方面：首先，他在中国疆域理论方面的见解独到，尤其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持论谨严，今天已经为史学界大多数所认同，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一道，明确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疆界”，奠定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理论的基石。

中国边疆史地在空间上、地理上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地区，现在论及某些边疆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有关的说法总是讲“某地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如何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果不能确定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就成了找不到舞台的戏剧。这正如谭先生所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对于中国疆域的概念，清代道光、咸丰以来的史地学者就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我国疆域的变迁，据马大正、华林甫等学者统计，1919年以前祁韵士、徐松、丁谦等10多位学者都有过论述，1920—1949年间又有多部著作问世（主要有葛绥成的《中国边疆沿革考》、《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顾颉刚、史念海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蒋君章《中国边疆史》，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等），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仍然非常模糊，学术界也展开了学术讨论。谭先生在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考，最后形成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他在文中提出，“王朝跟中国不能等同起来，应该分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我们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⁴⁾这一观点提出后，尽管直至今天仍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一问题争论仍在继续，但是正如马大正、刘逖教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所说，“这一认识实际上已为史学界大多数所接受”。⁽⁵⁾这就为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确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大致的“边界”，其意义极其重大。

第二，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文献使用等方面的理论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有指导意义。在这方面，他发表在《史学月刊》1982年第11期的《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说是代表作之一，文中全面论述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搜集和鉴别等问题。此外，他关于方志的认识也是典型例证，边疆地区的历代方志尽管在数量上明显地少于内地，但对于边疆史地研究依然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如何运用这些方志才能真正发挥方志在研究中的作用，又尽可能不因为方志本身的缺憾影响学术成果的科学性？他在1981年发表的《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就此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旧方志仍然有其价值，但许多方志记载的内容也会不可靠，主要有抄录不审慎、良材错用，疏于考证、误信传闻，不谙典章、漫下结论，夸耀乡里、乱拉名人等弊病。因此，他强调对于“经过方志作者之手的记叙，那我们就必须对每一条都进行审慎的考核，决不能轻易置信”。⁽⁶⁾

上述认识非常中肯，对于边疆地区的方志同样适用，比如内蒙古地区不少地方有“昭君墓”的传说，青藏高原上也有文成公主进藏经过留下某某遗迹的故事，云南、四川等地也有诸葛亮南征经过的典故，这些在各地的地方志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果从民俗学、其他史事的反映等角度看，这些记述有自身的价值，但从一定照搬旧志中的记载，就会出现和内地史地研究一样的讹误。此外，旧志中还会因为汉族文人不懂民族语言，把一个地方、人物的不同译名当成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地方、人来抄的，如果轻信这些记述，就会延续错误，以讹传讹。比如：

清代史志中对冈底斯山极为重视，所述颇多，且称此山为佛经所言阿耨达山，为四大水源出之地，这与康熙帝的谕旨有很大关系。如《卫藏通志》卷三《山川》中引述了康熙帝在康熙六十年二月关于西藏山川的上谕，其中主要涉及雅鲁藏布江、冈底斯山，而冈底斯山“即大雪山地，阿哩地方之东北，周一百四十余里，峰峦陡绝，积雪如悬崖，山顶百泉聚流，至麓即伏，实诸山之祖脉，梵书所谓阿耨达山也”⁽⁷⁾。《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四七《西藏》也引述了“康熙四十九年谕大学士九卿等”的上谕。这份圣谕与康熙五十六年（1717）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有关，他们测量了青藏高原地形，以冈底斯山“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由此而起”。五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九卿等，称佛经中“阿耨达山”即冈底斯山。

事实上，这些源自《卫藏通志》卷三《山川》、《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四七的记载有值得推敲之处：

1.经与《清圣祖实录》核对，这两处所称康熙六十年、四十九年的上谕的内容都与《清圣祖实录》卷二九〇中的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条内容相同，这两个年份又未见同样内容的上谕，因此这两处所标称的上谕发布年份都有错误，都应更正为“康熙五十九年”。

2.冈底斯山为内陆山系与印度洋水系的分水岭，对于西藏乃至中国西部、亚洲中部的自然地理固然有重大影响，但是否就是佛经所言阿耨达山仍待探讨，称其为“诸山之祖脉”更有可商榷之地，但是在清代中期以后此说颇盛，又有其原因，即当时对佛经的解释的关注和对清朝威德、君主“圣言”的推崇，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四七《西藏》所称自从佛经提及“阿耨达山”，我国古代地理经典中的郦道元《水经注》、萧德言《括地志》都把昆仑山视为阿耨达山，但因“地远莫考，转相附会，荒怪不经”，而“圣祖威德广被，海内外莫不臣服，西南徼外穷荒不毛之土尽隶版图”，而康熙帝在四十九年的圣谕一出，更是“圣言煌煌，始知宇内众山水皆导源于冈底斯山，自是而载籍所传或有或无，皆可按图以辨”。

三、谭先生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组织者、推动者之一

一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领袖人物和充满活力的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在20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谭先生就是主要组织者、推动者之一，他曾经创建、组织过国内实力最雄厚的研究团队，也创办过著名的刊物。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最早的资料积累、理论源头虽然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的典籍，但边疆史地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是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祁韵士、张穆、徐松、姚莹等的著述使边疆史地成为当时的“显学”。到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出现第二次高潮，谭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杂志，初步奠定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基础，也成为推动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和学术阵地，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考据为主向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新兴交叉学科迈进。20世纪50年代起，谭先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在绘制历代疆域总图和边疆各地区地图过程中，中国科学院（1978年前设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的王忠、邓锐龄、方国瑜等知名专家承担了边疆地区历史地图的考证、绘制等工作，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到1988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八本全部出齐，同时也培养一支边疆史地研究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后边疆史地研究的再次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发表文章，对东北疆理、塞北建置、金门、马祖至南海史地进行专门论述，并与学术界同行就海南岛建置、七洲洋问题进行讨论，直接推动国内外学界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四、求真、求是学风是边疆史地研究的宝贵精神财富(www.xing528.com)

谭先生主张求真、求是，治学严谨，反对片面地、无原则地迎合所谓的“现实需要”，长期坚持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服务国家、造福社会，既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为今天乃至后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谭先生自己就说过：“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由于中国边疆的特殊地位，这种精神尤其重要。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可避免地就要就中国与邻国关系紧密相连，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历史问题不可避免地与现实问题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中外关心的政治问题，能否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过程中明确政治与学术、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使学术问题回归于学术，历史问题的研究尽可能少地受到现实中的国家关系等非学术问题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是困扰中国学术界的问题，也是今天仍然困扰中国和不少邻国学术界的问题。学者如何从自身做起，尽可能地把政治与学术分开、历史与现实分离，以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客观的学术成果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笔者认为，谭先生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坚持求真求是，与师长、学界朋友通过讨论探求学术真知，早期就和顾先生讨论过两汉州制，后来又同学界同仁探讨海南岛行政建置、七洲洋等问题；而在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就时时刻刻面对这一问题，他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也最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在主持这一工作中，他既要与参与这一工作的部分专家就学术问题不同认识进行讨论，又要为学术性的结论能尽可能少地受所谓的“政治需要”的干扰同相关方面争论。后者尤其艰难，特别是涉及中国与越南、苏联、朝鲜等邻国的陆地边界等问题时，涉及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地图时，这一问题就更难解决。尽管如此，谭先生为此要忍辱负重地与专家、主管部门之间往复协调，最终坚持了求真求是的精神。⁽⁸⁾

谭先生当时的努力对于今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为今天和以后的学者们留下了光辉的榜样，为包括边疆史地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留下值得世代发扬的精神，另一方面他这种求真求是精神之下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将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让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更加坚定只有坚持求真求是，才能真正为中国的国家统一、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服务，才能促进中国与邻国世代友好，使中国与周边邻国共同发展。其中，西藏地区历史地图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葛剑雄教授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第151—153页对此有详细的记述，即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1981年他坚持在唐代地图中画一幅元和十五年（820）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地图，有同事担忧这幅地图可能被支持“藏独”和其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家有过争论，最后请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最终胡批示“我认为谭其骧老教授的意见是客观的和公正的”，同意了他的意见。今天看来，这些地图不仅没有成为“藏独”势力分裂中国的有力证据，恰恰相反，中外学术界可以把这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图与唐、宋、元、明、清历代的西藏地区行政建置图对比，让更多的人明白所谓的“大藏区”事实上没有任何历史依据。葛老师近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演讲，有人还提起西藏的历史版图问题，就拿出了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向大家展示讲解了唐代吐蕃极盛时疆域地图与沿革等，这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由来已久，效果很好。葛老师说，“先生当年实事求是，坚持画出藏族历史疆域地图，为今天谈及各种历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史证。”⁽⁹⁾今后，“大藏区”的问题仍会被一些中外人士关注，我们回答的重要依据之一仍然是反映了谭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心血和智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从而更显示出当年他坚持求真求是精神的难能可贵和深远影响。

谭先生不仅自己在研究中坚持真理、求真求是，而且希望在学术界也能倡导这种精神，从而深化和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这在他的未刊稿《科学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¹⁰⁾就有充分的反映。这篇文稿定稿的最后日期为1991年2月27日（恰在先生81岁生日后两天，一年半后的1992年8月28日先生仙逝）。这篇文稿用“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编辑部”稿纸抄写，共3页零8行，每页稿纸20行，每行25字，全文共1 700字。2000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的马大正研究员郑重地把这份手稿交给笔者，笔者已经把文稿原件寄给业师葛剑雄教授，并把复印件留在身边时刻警示自己。2011年5月28日，我专门请教了邹逸麟先生，他说：看字迹就知道这份复印件的原件是谭先生自己亲笔所写的手稿，而其中的内容是谭先生在世时向史地所的学者讲过的。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反映了谭先生对改革开放以前边疆史地研究的反思，并呼吁以后要吸取教训、开展科学的研究和讨论，坚持求真、求实的精神，立足于可靠资料，并通过充分地开展百家争鸣，“得出一个个过硬的站得住脚的结论”，才能真正地“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事业”；相反，如果不是科学地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对所谓的“国家利益”有利还是不利，那就不可能搞清楚事实真相，也不可能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事业。

鉴于这份文稿反映了谭先生的思想，非常宝贵，现公布全文，供学界同仁共同学习：⁽¹¹⁾

必须科学地对待边疆史地研究中所有问题，严肃认真地根据可靠资料，经过细致全面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于或基本符合于历史真实情况的结论。得出的结论可能正是当前政治上所需要予以宣传的，即就该不仅在学术刊物上详细地作出学术论证，还可以以其要点在报纸和通俗刊物上广事宣传。但也有可能结论不利于当前政治需要，则可以只发表在内部刊物上。不过此项研究成果只要它有确凿资料依据，论证合乎逻辑，便不应不给发表，遂于扼杀。因为尽管眼前觉得这个结论“不利”，通过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后引起有关学者的讨论进一步深入钻研，就有可能得出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结论。而历史真实的揭露，必然会有利于处理边疆边界政策的制定，所以对无产阶级政治而言，只会有利，不会“不利”。

建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提倡边疆边界研究要“既有史料依据，又有利于对外斗争”。在当时的政治倾向与压力之下，结果多数人都把这两句话理解为上面一句是虚的，是陪衬，下面一句才是实的，要全力以赴。往往只引用有利的史料，隐瞒不利的史料；对不甚明确的史料尽量作有利于我的解释，不管它多么勉强，不提也可以作不利于我的解释，尽管那样讲也更讲得通些。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有利的目的，不惜对史料采取做手脚的拙劣手法。例如，一部方志里有这样两句话：这个州“东有甲地乙地，西有丙地丁地”。汉语中“东有”、“西有”本可以或指在此州范围之内，或指在此州境域之外。原文丙地丁地明显在境外，是藩国，则上文的甲地乙地自应亦在境外。某年有一展览会为了要宣扬在修撰这部方志时甲地乙地属于这个州，在展出这一页方志的复印件时将下一句用另纸贴盖掉，只露出上面一句，将“东有”的“有”字硬解释作在这个州的境域之内。竟不顾如有人看到下一句，该怎么办？

有些史料本来与国家的疆界无涉，竟被有些热心为政治服务的人引用为某历史时期某地区主权属我的“确证”。如看到古代航海记录中提到了航程所经左右有某洲某沙，便认为这份记录的时代这些洲沙已是中国的领土。其实这份记录只能说明其时曾经途经这一海域的航海者已知有某洲某沙，根本与这些洲沙隶属于哪一国是毫无关系的，讲地理学史时可用于说明其时的地理知识，讲历史政治地理时便派不了用场。又如，某地发现过中国的古钱币各种瓷器，也常有人乐于以此作为该地古代属我的证据。其实钱币和瓷器是可以无远勿届地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我们难道能以非洲东海岸拉美西海岸发现过中国钱币和瓷器，就说中国的疆域曾到达非洲拉美？中国的西安出土过波斯银币，就说西安一带曾是古波斯的领土？诸如此类的“史料依据”和论证方法，过去有一段时期竟被有些人习以为常地运用，文章尽管载诸报刊，识者莫不嗤之以鼻。这难道能说是为边疆史地研究做出了贡献？尽管动机是好的，想为政治服务，但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徒贻人以笑柄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此风有所收敛，但并未根绝。

想使我们的边疆史地研究走健康发展的道路，得出一个个过硬的站得住脚的结论，即必须科学地对待它，只问真不真，不问利不利。首先必须放弃为政治服务的主观愿望，搞研究就是为了求真，不是做政治工作，在研究工作中头脑一离开求真而去考虑利不利，那就不可能搞清楚事实真相，不可能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事业。反之，不问利不利，只问真不真，一意求真，真相一明，自然可以应顺历史的发展与趋向，做出有利于当前和今后局势的对策。

既然边疆史地研究是一门科学，研究的目的在求真，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充分开展百家争鸣，不能因为某一方面某一问题有某一党政领导部门或领导同志作过指示，发表过谈话，就不允许发表不同看法。应付现实边疆问题应采用何种方针政策当然应由党和政府做出决定，任何人不得违反，但边疆史地问题作为学术问题，领导不应定框框，定调子，更不应干涉学者们自由发表所见。学者们更不应不踏踏实实去研究史实真相，而以今天领导的看法作为自己文章的指导思想。任何边疆史地都应该允许多种不同看法各自阐述其论证，可以相互驳难，但必须都是学术性的讨论，不容许扣政治帽子。

【注释】

(1)以下为行文简明，除谭其骧先生外，各位前辈、专家不再加尊称。

(2)就笔者有限的见闻，国内有关谭先生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思想等研究的论著，目前主要有三种：一是业师葛剑雄教授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2000年2月第1版，较为全面地介绍谭先生的生平、学术状况，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谭先生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著述、思想；二是马大正、刘逖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修订版，对于谭先生参与的禹贡学会和他在中国疆域方面的认识作了介绍，并给予充分肯定；三是华林甫教授著《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书中在论述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的学术成果时介绍了谭先生的论著及影响。专门的论文目前仍不多见，相关论文主要有邹逸麟教授的《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学习季龙师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历史地理》第九辑（《庆贺谭其骧先生八十寿辰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史念海教授的《超迈乾嘉诸家的谭季龙先生》，曾昭璇教授的《谭其骧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陈桥驿教授的《回忆谭季龙老师》，邹逸麟教授的《追念恩师谭季龙教授》，均载于《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巴兆祥、沈红亮教授的《谭其骧与方志学》，《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安介生教授的《探赜索（转下一页）（接上一页）隐　融会贯通———谭其骧民族史学论著解析》，《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齐鲁书社版。此外，朱永嘉、史为乐、邢玉林、陈清泉、王文楚、景爱、汝令等先生也有相关的论文，这些论文或者概述谭先生总体的学术成就、思想等，或专题探讨谭先生在方志学、民族史学、中国历史地图绘制等领域的贡献等，又见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长水永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９２—２５９页。近年也有一些报道，特别是今年围绕纪念谭先生百年诞辰进行报道，禹贡网“纪念谭先生百年诞辰”网页中能查到。

(3)　前两类成果大多收入了谭其骧先生著《长水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未收入的著述可以参考《谭其骧先生著作目录》，《历史地理》第九辑（《庆贺谭其骧先生八十寿辰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6页。社1981年版），《中国历代政区概述》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后两篇有机地把史实与理论结合起来，较为宏观地概述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变迁、行政区划的变动，其中涉及了边疆地区。

(4)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14—219页。

(5)马大正、刘逖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修订版，第178—185页。

(6)详见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56—268页；巴兆祥、沈红亮：《谭其骧与方志学》，《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248—253页。

(7)《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203页。

(8)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第75—176页。葛剑雄：《从谭其骧先生问学记》，原载《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又见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长水永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011年5月，第112—119页。

(9)彭德倩、梁建刚：《师者谭其骧》，解放日报网站，2011年2月25日。

(10)笔者按：谭先生这篇文章是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约请撰写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设有“加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笔谈”、“学者论坛”两个专栏，“笔谈”专栏刊登了纪大椿、周伟洲、戴可来等9位学者的笔谈；“学者论坛”有七篇文章，谭先生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是其中之一。1991、1992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其他5期也有类似的笔谈专栏，谭先生的《科学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都不在其中，直至2000年笔者见到这份文稿时仍未刊发，原因不明。

(11)本文稿整理时得到张伟然教授、胡阿祥教授指导，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