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大古都研究的贡献及影响

试论谭其骧先生对于大古都研究的贡献及影响

毛　曦（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为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学术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学术观点为众多学者们所广泛认同或充分关注，他的学术贡献与治学特点作为一份丰厚的学术遗产，日益受到后人的总结、继承和弘扬。谭先生在多个学科的众多领域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中国古都的研究由来已久，无论是中国古都的具体研究，还是中国大古都理论问题的研究，都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谭先生对于中国古都研究的贡献，学界在总结其学术贡献时多有论及，高文德、陈好宪先生的《谭其骧与古都研究》（《中州今古》1995年第3期）一文则专文较为系统论述了谭先生在中国古都研究方面的贡献。然而，谭先生的古都研究特别是有关中国大古都问题的诸多新论，仍值得我们继续进行学习、总结和发掘。谭先生关于中国大古都问题的思想主张主要见之于氏著《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上）》（《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期）、《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中）》（《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中国七大古都〉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又见陈桥驿先生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¹⁾及邹逸麟先生《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与葛剑雄先生《从〈长水集续编〉看谭其骧先生晚年的杰出贡献——纪念谭其骧先生85周年诞辰》（《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²⁾等论文。这里试对谭其骧先生有关中国大古都研究的贡献及影响加以梳理和总结，并以此缅怀先生学术贡献，纪念先生百年诞辰。

一

中国历史悠久，都城繁多，在众多的古都中，一些因建都历时长久、都城规模宏大、历史影响久远等因素而地位非常重要的古都，往往被称之为“大古都”。1976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王恢先生著《中国历史地理》上册，该书首编《五大古都》论述了中国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北平（北京）和南京在建都朝代、都城历时、历史沿革及地理形势等方面的状况及特点。受此影响，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陈桥驿先生主编《中国六大古都》一书，该书认为：“在历史时期的所有王朝首都之中，特别著名的是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六处，这就是我国的六大古都。”⁽³⁾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大古都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对于此前中国大古都研究讨论的早期学术源流情况，我们并不了解且学者们鲜有提及。谭其骧先生在适时提出并申明其中国七大古都说的同时，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大古都研究的早期历史做出说明。对于早期的中国大古都之说提出的时间问题的说明应该是谭其骧先生有关中国大古都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谭其骧先生1989年在为陈桥驿先生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一书撰写的序文中提到：“到了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20年代，学术界才有些论著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又将杭州加入列为‘六大古都’。此后，六大古都即成为普通流行的、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提法，一直沿袭到80年代。”⁽⁴⁾谭先生的这一论述很快为学者们所接受并被广泛征引。如1999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桥驿先生主编《中国都城辞典》中“大古都”、“五大古都”、“六大古都”三个条目的内容皆依据谭先生的这一表述撰写而成。又如朱士光先生《论我国当前古都研究与建设工作的新进展与新问题》（《中国古都研究》第1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冯贤亮先生《“七大古都”说论辩始末》（《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和华林甫先生《20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等论文皆征引认同谭先生的这一论点。可以说，谭先生的这一论述已成为学界表述中国大古都研究的学术史时通常采用的不二观点。

至于谭其骧先生这一表述的依据问题，或者说谭先生的这一论点，尚需要我们列举有关材料予以补充说明。据笔者的有限查证，有相关材料可以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古都”认定情况有所反映。

1930年出版的张其昀先生著《中国地理大纲》一书第六章《中国之都市与交通》中分别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之六大都会”与“经济上之六大都会”，“历史上之六大都会”即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平六座古都，该书还就历史上六大都会城市的建都朝代、建都历史、地理形势及经济状况等专门予以论及。而“经济上之六大都会”包括了上海、武汉、天津、大连、广州和香港六个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⁵⁾这里的“历史上之六大都会”与后来的“中国六大古都”所指在内容上完全一致，仅是六个古都的排序有所不同，“历史上之六大都会”之说似可视为“六大古都”之说的学术源头和早期表述。

中国五大名都之比较
（建都的次数）

中国五大名都之比较
（建都的年代）

１９３１年出版的刘麟生先生编《中国沿革地理浅说》一书明确提出了“中国五大名都”之说。该书在第三章《历代建都考》中云：“一国文明的集中地，便是都城。所谓文明，连经济的组织，艺术的研究，风俗的变化等等，都包括在内而言。那么有几个都城，其势力特别伟大呢？”接着作者通过建都的次数和建都的年代两个方面进行比较附图加以说明（见下图），认为从建都次数（从多到少排列）来看，中国五大名都排序为南京、长安、洛阳、北平、开封，从建都年代历时（从长到短排列）来看，五大名都排序为长安、洛阳、北平、南京、开封；“可以说：南京是一个建都最多的地方，长安是一个建都最久的地方，或者可以无误了。”此外，还进一步分别论述了长安、洛阳、南京、北平、开封五大名都的地理形势。⁽⁶⁾很显然，这里的“中国五大名都”之说是其后“中国五大古都”之说的早期表述。作者从建都次数、建都历时乃至地理形势多个方面进行比较排序，遴选出中国的五大名都。当然，对于西安（长安）、北京（北平）、洛阳、南京、开封五处古都建都次数、历年的分析统计会因人而异⁽⁷⁾，作者的有些结论我们未必赞同，但所持有的“中国五大名都”之说的影响应该是较为久远的。

从这两则材料来看，至20世纪30年代，学界已提出了“中国五大名都”和“历史上之六大都会”等学术观点，虽然尚未明确形成“大古都”的用语，但实际已开了中国大古都认识之先河，已具有中国五大古都和中国六大古都等学说的雏形。这一时期的中国五大古都和六大古都之说所包含的古都内容与其后及至今天的同一学说完全相同，仅仅在古都的排序上往往因人而异。当然，这里笔者的列举还十分有限。至于20世纪20年代以及整个民国时期大古都研究更为详细的情况，尚需我们做进一步的查证和探究。谭其骧先生对于中国大古都之说开始时间的说明，明确了各种中国大古都之说的学术源流，引发了我们对于中国大古都研究学术史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从目前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大古都研究状况或者说中国大古都研究早期学术史问题仍然是中国古都研究中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尚需开展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

中国七大古都说的创设是谭其骧先生中国大古都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谭先生七大古都学说及大古都标准问题的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据葛剑雄先生回忆：“谭先生提出七大古都说有一个长期研究探索的过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60年代，在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学生讲课时，他就提出了‘七大政治中心’，用于区别于当时流行的‘六大古都’的提法。以后他逐渐形成‘七大古都’的想法，在70年代末的学术报告中已多次提及，并撰写成《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上、中）二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1981年第1、2期上。”谭先生后来也提到：“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开始时我认为只有五大古都是合理的，从各方面看都胜过其他古都，所以不赞成提六大首都。但既然六大古都说已经流行，而且杭州在中国的古都中也的确具有重要地位，讲课时就不能回避。我就将杭州与其他古都相比，觉得安阳的重要性实在不在杭州之下，所以我将安阳与杭州加上五大古都，称之为七大政治中心。又经过多年的考虑，我才改称为七大古都。”⁽⁸⁾

1982年谭先生发表专文《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⁹⁾，认为“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经做过一统政权或较大的地区政权的首都的城市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长安、洛阳、邺、开封、南京、杭州和北京七大首都。”“这七个首都又可以分为三类：连续几个王朝长期作为统一政权首都的有长安、洛阳和北京；作为统一政权首都时间较短的有开封和南京；而邺和杭州则仅作过较大的地区政权的首都。”谭先生这里提出的“七大首都”是其后“七大古都”提法的早期表述。后来，谭先生还对自己的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商代的殷和六朝的邺，就像西周丰镐、秦咸阳、汉唐长安一样，应视为同一个古都，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杭州，所以论述中国古都，应七大古都并举，不应只提六大古都。”“一个古都应否列入‘大古都’之一，主要得看以此城为都的政权地有多大，历史有多久。以此为标准，衡量历代古都，则无疑此七大古都所统治的地域最广，历年最悠久。这七大古都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又有差别，西安、北京、洛阳应列第一等，南京、开封属于第二等，安阳、杭州属于第三等。”“既然提了杭州作为大古都之一，那就不该不提安阳。安阳之所以从30年代以来长期没人提起，一则当由于偶然的疏忽，再则由于殷、邺久已为废墟，近今的安阳又不是一个著名的大城市，一般人往往着眼于从今天的大城市谈古都，就难怪数不上安阳了。而我们现在要改提包括安阳在内的‘七大古都’，这是因为谈古都首先应着重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不应以古都的后身今天的城市的大小为取舍标准。”⁽¹⁰⁾1988年8月，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在安阳市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将通行的中国六大古都的提法改为中国七大古都，安阳列入中国大古都当中。此后，《中国七大古都》电视系列片拍摄完成并于1990年开始在国内外播放。1991年陈桥驿先生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大型画册《中国七大古都（中文版和英文版）》同年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¹¹⁾

中国“七大古都”提出后，历史地理学界曾就中国“六大古都”是否应为“七大古都”所取代展开热烈的学术讨论，讨论主要围绕大古都的标准及安阳可否列入大古都两个方面进行。关于这场学术讨论，学者们已作过一定的总结。⁽¹²⁾马正林先生1993年发表了《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¹³⁾一文，提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五大条件，并据此认为中国只有六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七大古都”说不能成立。后来，马先生又于1996年发表《殷·邺·安阳》⁽¹⁴⁾一文，认为殷、邺和安阳“三者虽然相距甚近，但不是一个城邑，而是三个互不关联的城邑”，“并不是在一个城址上前后相继或相互更迭而延续发展的”，安阳与任何古都城址均未“重合”，更谈不上中国的“大”古都。邹逸麟先生1994年发表论文《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¹⁵⁾，提出即使从马正林先生主张的大古都的条件来看，安阳也符合大古都的条件，坚持“七大古都”之说。此后，邹先生又发表了《试论邺都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¹⁶⁾和《再谈安阳能否称得上大古都》⁽¹⁷⁾，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徐建春先生1994年发表论文《也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¹⁸⁾，认为马正林先生所确定的中国大古都之五大条件存在许多缺陷，“古都既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综合体，又是一个具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因此确定古都（当然包括大古都）的标准也应是综合性的。”葛剑雄先生1995年发表了《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¹⁹⁾一文，指出古都量化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量化分析的9项主要指标，并得出结论：“安阳的综合指数高于杭州，列于‘七大古都’是当之无愧的。”陈桥驿先生长期坚持自己关于古都和大古都标准问题的认识，并表示了对于“七大古都”说的认同。⁽²⁰⁾经过这场学术讨论，多数学者赞同中国“七大古都”说，同意将安阳纳入中国大古都之列。

谭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和思考而创设的中国七大古都学说，1988年通过了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的认同。之后，随着《中国七大古都》电视专题片的播放以及同名专著和画册的出版发行，中国七大古都说的社会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扩大。1993年以后围绕中国“大古都”标准和安阳能否列入大古都问题的学术讨论，使得对于中国大古都标准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进一步坚定了对于“七大古都”之说的认同。通过辩论，七大古都说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²¹⁾中国“七大古都”说的深远影响远及学术研究外的社会文化生活，如1998年曾文学编著《中华七大古都》由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吴晓亮《中国七大古都名胜与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李遇春、陈良伟《七大古都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公开出版。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谭先生的中国“七大古都”之说依然是占据主流的中国大古都学说。

三

中国古都等差的提出及划分，应该是谭先生大古都研究的又一开创性贡献。正如学者所指出：“为中国古都分等立级，这是谭老对中国古都研究的一个独特贡献。”⁽²²⁾谭先生的这一学术创新，对于中国大古都研究的不断推进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关于都城具有丰富的文献记载，但对于诸多古都的宏观比较分析却相对较少。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属于系统讨论中国历代建都的专书，但“仅局限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一系列正统王朝的都城，而于先秦列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中原分裂时代大小政权，自匈奴鲜卑以来至后金、准噶尔等各边区民族政权的都城，多付阙如；所以既没有包括清以前国史上全部古都，也未能提到这些古都的等差，哪几个称得上大古都。”⁽²³⁾谭先生有鉴于此，提出“古都的等差”问题，对中国众多古都进行等级的划分，区分不同古都的等级差别，并认为这一工作与大古都的认定密切关联，谭先生的中国七大古都说就包含了他所认定的前三个等级的古都。

谭先生在论说中国七大古都学说时强调指出七座古都在等级上的差别：“七大古都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又有差别，西安、北京、洛阳应列第一等，南京、开封属于第二等，安阳、杭州属于第三等。”⁽²⁴⁾中国五大古都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包括了第一、二等级的古都，六大古都说将杭州位列其中，既然安阳与杭州同属于第三等级的古都且位居杭州之前，那么安阳亦应位列中国大古都之林，也因此七大古都说取代六大古都说顺理成章。由此看来，对于古都等级的分辨是确定大古都的一项前提和基础工作，古都等差思想的形成应是谭其骧先生中国七大古都学说创设的一个理论前提。

谭先生的古都等差思想应该是对中国大古都标准问题的细化和深化。中国大古都的认定，关键在于对“大古都”标准的认识和把握。不同学者往往对大古都标准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现有的各种中国大古都之说通常是建立在不同的大古都标准之上；此外，还应看到，各种大古都之说所包含的不同古都有的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同一等级，其间存在一定的等差，不同的大古都学说常常包括不同的古都等级。因而在中国大古都的研究和认定中，不仅要重视大古都的标准问题，逐渐在大古都标准上形成共识，还应重视中国古都的等差，将大古都标准问题和古都的等级问题综合起来予以考虑，确立大古都认定的更为科学的思路和依据。

依据谭先生的古都等差思想，笔者以为在中国大古都的研究与认定中，我们应做好两方面的基础工作。一是对于中国古都的等级划分。中国历史悠久，古都众多，据最新研究，“我国古都总数至少也在220处以上”，“广泛分布于我国除海南省、上海市、天津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之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²⁵⁾谭先生分析提出了中国一、二、三等级的古都，沿着这一思路，在大量具体古都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对众多的中国古都进行等级的划分，区分古都间的等级差别，并以此作为确立不同古都城市地位、把握不同古都城市特点的依据，亦以此作为中国大古都认定的参照。二是“大古都”古都等级范围的选定。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大古都所指古都的确定，就是“大古都”古都等级范围的选定。在中国大古都的研究与认定中，不仅要做好古都等级划分的基础工作，还应做好大古都等级范围的确定工作。也只有在对众多古都认真进行等级划分认定的基础上，选定某一等级的古都列入大古都之列，确定出中国“大古都”选定古都的等级范围，如此，某种“大古都”学说的认定标准和范围方可明晰起来。结合大古都的标准问题，做好古都的等级划分和“大古都”等级范围的选定，进而确立出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中国大古都之说。

四

单从中国大古都问题的研究来看，谭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皆属于开创性的贡献。

谭先生的中国七大古都学说最初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七大政治中心”之说，直到1982年公开发表论文表明七大古都之说，1988年为中国古都学会所认可。谭先生的七大古都之说经历了长期的思考过程，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七大古都提出之前，虽已有五大古都、六大古都等大古都之说，但并未明确提出大古都标准问题。谭先生在论述中国七大古都观点时，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大古都的标准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新的中国大古都学说。谭先生大古都标准问题的提出，引发了对于大古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谭先生创立的中国七大古都学说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虽然各种中国大古都之说不断纷纷涌现，但至今为止，七大古都之说在中国各种大古都之说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多种领域产生着深远影响。

谭先生对于中国大古都研究学术史问题的关注及最早对于早期大古都研究学术史的说明，明确了中国大古都研究的学术源流，为大古都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起了人们对于民国时期大古都研究学术史的新的探求。

谭先生提出的古都等差问题以及对于中国大古都的分类与分等，为中国大古都标准问题的不断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中国大古都的研究与认定提供了新的路径，启迪着后人对于中国大古都的继续探究。(www.xing528.com)

总之，谭先生的大古都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包括了大古都研究的学术史、大古都的标准、分类、等级及中国七大古都的观点与具体论证等。谭先生中国大古都问题的研究体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极高的理论水平，以及严谨求实、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与敏于思考、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谭先生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1年3月22日初稿

2011年5月31日二稿

2011年7月22日三稿

【注释】

(1)谭其骧著《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收录有《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据编者按，该文据《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上）》、《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中）》和《〈中国七大古都〉序》三篇论文合并改写而成。笔者按：《长水集续编》之《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文后编者按语中尚存在少量校印错误，两处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应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历史教育问题》应为《历史教学问题》，《历史地理论丛》应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另，《求索时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之《安阳和中国的七大古都》文末出处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应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

(2)邹逸麟先生和葛剑雄先生的两篇文章中收录有葛剑雄先生回忆谭其骧先生有关“大古都”与“七大古都”的谈话内容。

(3)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序言，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4)见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又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

(5)张其昀著：《中国地理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据谭其骧先生高足葛剑雄先生回忆：谭先生曾“记得以前讲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只是提‘五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20世纪）40年代后逐渐流行了‘六大古都’（加杭州）说，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谁；‘我怀疑是张晓峰（其昀），他一直在浙江大学，对杭州偏爱。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葛剑雄：《从〈长水集续编〉看谭其骧先生晚年的杰出贡献——纪念谭其骧先生85周年诞辰》，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据笔者看来：张其昀《中国地理大纲》中所提出的中国“历史上之六大都会”也许就是谭其骧先生所要找的张其昀中国“六大古都”说的证据，谭先生关于“六大古都”说的记忆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6)刘麟生编：《中国沿革地理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

(7)据史念海先生的分析统计：西安为17个政权的建都之地，历时1077年；北京为11个政权的建都之处，历时903年；洛阳为14个政权的建都之地，历时885年；南京为12个政权的建都之处，历时450年；开封为7个政权的建都之地，历时366年；安阳为6个政权的建都之处，历时351年；杭州为两个王朝的建都所在，历时210年。（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见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

(8)邹逸麟：《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笔者按：这里引文中所提到的谭其骧先生的文章标题应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上、中），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3期。

(9)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上）》，《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期；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中）》，《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

(10)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谭其骧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11)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七大古都”条目，第2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2)冯贤亮：《“七大古都”说论辩始末》，《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华林甫：《20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

(13)马正林：《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14)马正林：《殷·邺·安阳》，《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15)邹逸麟：《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16)邹逸麟：《试论邺都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17)邹逸麟：《再谈安阳能否称得上大古都》，《中国方域》1996年第5期。

(18)徐建春：《也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

(19)葛剑雄：《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20)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前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1)冯贤亮：《“七大古都”说论辩始末》，《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

(22)高文德、陈好宪：《谭其骧与古都研究》，《中州今古》1995年第3期。

(23)　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9 8 9年第2辑。

(24)　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

(25)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