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谭其骧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为纪念先师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郑川水（辽宁大学历史系）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是热爱祖国的历史地理学家、教育家，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他自1932年登上辅仁大学传授“中国沿革地理”讲坛，直至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兼任国家重要文化工程《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一直到1992年8月28日辞世。在漫长的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谭先生一直执著于现代中国历史学科建设，给新中国学术界留下宏富的学术遗产。目前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正处于极其有利的发展机遇，回顾谭先生的学术业绩，继续发扬光大，对于推进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面向祖国需要，探索新学科建设路子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也为谭先生创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1949年谭其骧先生在杭州欣喜地迎来了浙江大学的解放。作为一个术有专攻的爱国学者，他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利用浙江大学史地系的停办，几乎用所有时间参加了当时开展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尤其难能可贵的，他还获得机会参加半年多的江南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参加“谁说江南无封建”的大讨论，使他大开了眼界，从而也使他的学术责任心和治学方法发生了剧变。从我们认真阅读谭先生《长水集》的诸多篇幅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实践使谭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也可以说是谭先生开始着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创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起点。

1950年谭先生应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聘任为历史学教授，自1955年初又承担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史舆地图》”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任务。复旦师生经常可以看到他往还于京沪之间，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系讲坛。记得当年复旦出版印刷科刻印供学生复习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讲义，往往在大纲与页下加注“谭其骧先生讲、吴应寿整理”字样。虽然重编改绘“杨图”任务繁重，但复旦开设的“中国历史地理”却是他亲临课堂的必讲课程。谭先生向我们讲授时，广征博引，“解惑释疑”，引人入胜。当时我们班的特点是调干生比较多，他们有来自朝鲜前线复员后来上学的，还有的来自海军，也有来自农村合作社或基层机关的。谭其骧先生循循善诱开导同学们说，马克思有一句关于科学研究艰巨性的至理名言，你们务必牢记在心。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创立与完善并没有简单的省力捷径可以走，都要经过几代人的坚韧开拓，就如同接力赛跑似的，而最关键的却在于要有一个坚定明确的学科建设的决心和方向。

在主持“改编重绘杨图”国家文化工程与繁忙的教学任务实践中，谭先生构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思路日趋成熟，对于当年国际地理学界出现的协调“人地关系”为中心的“理论革命”也格外关注，还常常把当地新信息引入课堂作为评估我国传统历史地理的“参数”。当时我们班不少工农调干同学都非常钦仰谭先生的学问。有次田汝康教授带领我们去参观上海图书馆、亚洲文会徐家汇藏书楼和以顾颉刚先生藏书为主新建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确实使我们每个同学大开眼界。特别是我们看到30年代谭其骧和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以及谭先生撰著的《新莽职方考》等篇和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全祖望等各家一样，都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之中。不少同学都感到十分自豪，而且都认为谭先生的学术著作已达到很高水平，与乾嘉学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谭先生非但不这样看，反而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说：“过去我编辑《禹贡》刊物，也撰写一些论文”⁽¹⁾，但同学们须知，“多数文章只谈各个时代的具体不同情况，不谈何以会变”⁽²⁾，“少数文章仅仅是语焉不详地带到几句”⁽³⁾。当时在邻座听讲的彭友良同学不禁说：“谭先生真有些过分谦虚”，现在看来从当时他每次上北京开“杨图会”回来后，经常讲到国际上已经有新兴的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民族地理学等新信息看，他对往年自己专论著作的评论绝非“违心之语”。这是一个胸怀祖国的学术大师对自己学术著作高标准、严要求的心声。谭先生在实践中对构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思路愈来愈清晰，逐渐形成了一套打造学术团体搞好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创新性想法。

在“改编重绘杨图”的工作过程中，谭其骧先生逐步认识到“杨图”以至顾颉刚、章巽先生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失误。这些图幅完全违背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变化的客观历史实际过程。我国“二十五史”相关篇章详细地记录了各兄弟民族先民分布地区，可是这些图幅中却“视而不见，弃而不画”。而究其实际，这些边疆地区的古代氏族部落、部族都是今天我国56个兄弟民族的先祖。针对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谭先生把杨守敬以来我国历史地理主要研究中原区域扩展到边疆地区，撰写《金代路制考》、《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等专著，从而为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准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据。谭先生的这一创新性研究，获得了学界的共识。他指出：“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中国范围来确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⁴⁾。正是在这一创新性学术观点指导下，谭先生指出“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这个时期的中国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版图”⁽⁵⁾。在这里谭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用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中国主权所达到的范围，找出历史上的中国疆界。谭先生的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不仅尊重了载录于我国“二十五史”中，中国历史是汉民族和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史实，而且有利于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有利于破除一切扩张主义者妄图霸占中国边疆领土、挑起边疆民族分裂的阴谋。

确定历史上中国版图的理论根据，不仅克服了“杨图”把中国边疆各民族排除于中国古代疆域之外的失误，而且使谭其骧先生较完善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皇皇八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套图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两项文化基本建设工程之一。它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了解古代中国的必用工具书，而且对于处理当代国家间边疆事务、构建国际间和谐睦邻关系也日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紧密联系实践，夯实历史地理学基础工程

在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与历史地理紧密相关的编修新地方志工作在各地蓬勃兴起。1981年7月谭其骧先生在新成立的中国史志协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应该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好方志的重要性、迫切性。谭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新编地方志决不只是一时为满足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是打造与夯实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资料信息库的基础工程。谭先生执笔、编纂、署名“徐水袁同礼”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文献目录》初编四册，自1934年印成后早为方志学界重视与利用。但是据不完全统计的我国高达8 500种10万卷以上地方志所反映记录的地理信息却良莠不齐，真伪羼杂，亟须结合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加以解决。

构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既需要引进国际地理学的新学说和方法，也需要脚踏实地立足中国，搞好资料基础工程建设。因此谭其骧先生除了废寝忘食地继续《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后续工作外，又亲临参加编纂地方志的指导工作。在这个重大学术活动中，由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长水集续编》收入的八篇指导方志编纂工作的文章，处处闪烁着谭先生筛选历史地理信息的学术主张与智慧。谭先生撰写的《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地方志与总志》、《评新编〈金山县志〉》、《松江县志序》等各篇，既是对新志编纂的指导性文献，更是先生晚年统率年轻一代历史地理工作者夯实构建现代化中国历史地理学信息库的指导书。

谭先生认为，为了创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基础工程的地理信息库的建立是一个关键。实践表明，包括经过汇编了的《四库全书》中有关历史地理的书籍多达517部8 446卷，加上此次各地编纂新志查找的明清档案与各地搜集到十万卷以上的方志刻本、抄本等，其中能提供的历史自然地理信息和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确为国际历史地理学界所罕见。谭先生在各种场合要求年轻的一代要充分珍视利用这批珍贵的财富。他认为我们在开发利用这批资料时，要以科学态度对待，“旧方志的材料必须仔细审核，不可轻信”⁽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世的文献资料中存在着大量不科学、不准确、不真实的内容”⁽⁷⁾，因此我们在处理和筛选方志中的历史地理信息时“有责任把旧方志里的错误叙述改正过来”⁽⁸⁾。

谭先生的精辟见解和及时指导，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纂修工作对旧方志中保存的历史地理信息的搜集、整理和鉴别水平。复旦母校毕业生王天成被辽宁省委、省政府召入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协助省政府组建起一支一千二百余人的修志队伍，着手开展对全省45个县（市）的编纂工作。但工作启动却困难不少。辽宁是清朝的发源地，至今还仍是全国满族分布最多的地区，仍遗存有大量的满文和汉文的古籍文献资料。乾隆皇帝曾开展对盛京地理搞初次调查，组织编辑出刊《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民国以后，日本组织学者搞二次调查，有《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问世。满族勃兴与辽宁各地的满语地名以及跨国界的民族分布区域诸多难题，更是方志编纂工作中难以回避的困惑处。经过王天成同学多次与谭先生沟通，我们本想赴上海寓所求教、破解难题。可是令辽宁方志学界和民族历史地理工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谭先生却排除病魔困扰，决定前来沈阳协助完善解决祖国老工业基地辽宁编纂新方志难题。不多久，谭先生就在博士生葛剑雄同学陪同下到达沈阳，并很快就与王天成等省志办纂修人员畅谈修志注意诸问题。他同时还参加孙进己先生的“东北民族源流与分布学术讨论会”，做《辽宁民族史上的几个问题》学术报告。不少辽宁方志学者和纂修人员也得以与参加学术讨论会学者共同聆听了报告。辽宁新编方志难解而又“无处下手”的关键问题，经谭先生的点拨和“面授机宜”，遂将难题解决到相当明晰的程度，充分展现了谭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解读民族历史地理文献的睿智与过人才思。谭先生的这篇《辽宁民族史上的几个问题》，在《长水集》上、下卷以及《长水集续编》都还没有被收入。目前北方各省广为流传的两个版本为，一是王天成记录整理版，刊行于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的《辽宁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另一个版本是由孙进己、艾生武先生根据录音整理版，发刊在《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这两个版本大同小异，无论对方志编写、民族史研究，还是对创建现代历史地理学、鉴别筛选准确东北历史地理信息都具有重大意义。

正是在谭其骧先生的这次东北学术活动中，辽宁大学开始筹办创设东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取得部分成果。其中如宁梦辰教授《东北地方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冯季昌教授《东北历史地理研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10月版）、顾奎相教授《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阎光亮教授《清代内蒙古东三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在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资助下，最近又出版了一本由冯季昌和我合作完成的初稿《东北历史民族地理》，此书尚待修订完善，现暂供辽宁大学及东北民族大学等院校教参之用。与此同时，由辽宁大学承担编纂的《清史稿辞典》也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七百五十六万多字，地名条目也由“东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撰写，此中也凝聚了谭其骧先生早年开拓地名研究的智慧。《清史稿辞典》收录清代地名17 376条，都是撰稿人员与不少方志、地名工作者辛勤劳作的结晶。我们遵照谭其骧先生关于把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诸多歧义进行辨析与考证，然后才写入释文。在辽宁省地名委员会大力支持下，辽宁大学先后启动了自长白山天池以至山海关的古城址与清代地名的调研工作。由于有这些资料的铺垫，极大地丰富了地名释文的内容与科学性。比如书中收录的地名中的山名“摩天岭”三条，其中分布于广西蒙山与山西左权东界者经师道刚教授勘定外，位处今辽宁本溪南境的千山山脉之一的“摩天岭”条释文，则因利用调研考证成果而充实得多。清代盛京境内的摩天岭条释文，经山东大学专家审定后虽浓缩为70字，但这条释文蕴含的内容有三：（1）通释：“摩天岭又名‘大高岭’，位处辽宁南境，为千山山脉主峰之一”。（2）特点：临境西北有狗儿岭，上有汤泉；清人俗呼狗儿汤，“浴此能除疾”。（3）当地摩天岭仍具有旅游、疗养健身，进行经济开发潜力价值。这里尤其申示，摩天岭“为辽宁名山之一”，“临境三汊河发源于此”，经过治理，可以开发为“东北亚旅游温泉理疗胜地”。我们运用谭先生对于地名释文写法的精神进行地名条的研究与撰写，获得了有关国土资源管理开发及旅游部门的欢迎，同时也为辽宁大学东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创设东北历史地理信息库打下基础。

三、倡导教学法改革，推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科团队建设

谭其骧先生早自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改造为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⁹⁾的宏大学术计划。然而在日本轰炸机和蒋介石的枪炮声中，即使辛勤耕耘却也只能达到“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成就”⁽¹⁰⁾的结果。解放后，陈望道校长聘请谭先生为历史系教授，直到晚年担任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导师，有个鲜明特点，是我国当代教学与科研两不误的著名教育家。他热爱教学，把教学作为创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团队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谭先生认为，要创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因此他在教学中总是有意识地采用“解惑释疑”的教学法，无法在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学中都力主要搞教学法改革，以利于培养出学生具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www.xing528.com)

我在母校求学期间，令我难忘的是谭先生每堂历史地理课的教学设计都很精明。他的每一堂课都有明确的主题，向同学讲清每课主要问题的基本线索、交代重点问题的思考方向，应当沿什么方向，用哪些基本概念去理解和抓住问题的要害。他在亲自向我们班讲授“汉朝地理”时，把《汉书·地理志》原文交复旦出版印刷科刻印，作为我们的“课堂练习资料”发给同学阅读。他在课堂上不像别的老师念讲稿讲课，而是把《汉书·地理志》中的难点进行解读式的讲解，然后又重点围绕《汉志》自问世以来，中国学术史上有多少学者对志文的不同解读和争论。他还特别介绍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全祖望，一直到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对这篇志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纷争，然后又讲到这些学者争论的结果又写出了哪些文章，到底又解决了什么问题等。讲授中谭先生倡导同学们要有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不能读死书。他谆谆教导同学们说，读书是为了“明理”，我们在阅读地理志文中，要认真思考、对比、鉴别，才能从中提取准确有用的历史地理信息，才能不至于误入歧途。

应当说谭其骧先生的长期教学实践，已经使他的每堂课成了复旦大学的名牌课。然而我们班却仍有些调干生觉得学习中有力不从心之感。时任复旦教务长的周予同教授兼任讲授我们班的“中国历史文选”课。周先生把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作为“课堂练习资料”，要求同学把该文译为现代汉语。我的这篇课堂实习作业，经苏乾英先生修改交复旦出版印刷科刻印发给同学参考。由于这个缘由，一天听说谭先生已经开完系务会议，课代表就来找我和他一起去找谭先生研究学习难题。谭先生立即放下他正在阅读的古籍，倾听我们解决学习难题的想法。当时谭先生已经把《晋书·地理志》原文刻印好，作为发给我班“课堂练习资料”之用。我们向谭先生建议，能不能把这类既无断句标点，又无注释的地理志文本，乃至于谭先生在《禹贡》等书刊的古文体考证著作，组织些同学用“现代白话文”翻译刻印出来。我们认为，谭先生是系主任，只要他批准还是可以办到的。我们当年这个幼稚的想法，理所当然地遭到谭先生的拒绝。谭先生明确指出，学会看不断句、没标点的古代文献是文科学生的基本功。正史地理志本文，乃至于他早年用古文体写的历史地理考证论文，不应该也没有必要费时间去再译成白话。今后，即使正史地理志至多也只需要略加断句标点就可以，也完全不必用现代白话文加以翻译。他要求我们向同学把道理讲清楚，国家让你们来读历史系就要学好这个看懂、弄通古文献的本领。

谭其骧先生结合同学的实际认知能力，在讲授古代历史地理文献时特别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讲授中要求同学要有主动思考的兴趣和习惯，一方面要注意相关历史地理信息联系的多方面性。要逐步掌握捕捉文献中地理信息，从中培养和锻炼自己思考分析能力。他结合早年与顾颉刚先生“尚书研究”课程中解读《尚书·禹贡》的教法，让我们结合历史地理课学会筛选准确地理信息，并从中锻炼和提高思维能力，使每个同学受益匪浅。作为执教六十年的历史地理学教授，谭先生留给后人的教学思想和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对于今天高等学校如何培养学生，如何开发大学生都具有的创造的禀赋或潜力，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普遍意义。曾任辽宁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陈光崇教授回忆说，谭其骧先生反对读死书，倡导“解惑释疑”的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提出新学识、发明新事物的能力。1940年谭其骧先生给我们班讲授中国历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课和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当年被竺可桢校长认定为最具影响、最有学术水平的两门名牌课。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招收宋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杨若薇同志从师陈光崇教授攻读宋辽史。陈先生采用谭其骧先生《辽史》订补三种、《辽史札记》等专著，参照谭先生一贯倡导的“解惑释疑”教学法进行指导，果然成效显著。杨若薇同学又考取了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继续在邓广铭教授指导性攻读宋辽史专业博士学位。她的辽史博士论文被收入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学界称颂她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一名女博士。

古往今来，任何学科的发展历史，都是一部发现创新史、发明创造史。在谭其骧先生执著努力耕耘下，新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建设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当我们重温谭其骧先生对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开拓业绩时益感到责任的重大。谭先生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禹贡学会同仁提出要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改造为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¹¹⁾的学科建设目标，如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给历史地理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要学深学透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思想，认真面对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开拓历史地理研究新领域，深入开展创新性研究，完成谭先生搞好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光荣任务。

【注释】

(1)　谭其骧先生讲课时这么讲；1987年7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长水集》（上）第9页谭先生又再次申明了这些观点。

(2)　谭其骧先生讲课时这么讲；1987年7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长水集》（上）第9页谭先生又再次申明了这些观点。

(3)谭其骧先生讲课时这么讲；1987年7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长水集》（上）第9页谭先生又再次申明了这些观点。

(4)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见《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 9 9 4年版。

(5)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见《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长水集续编》，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7)《长水集续编》，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8)《长水集续编》，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9)　《长水集》上，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

(10)　《长水集》上，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

(11)《长水集》上，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