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百年纪念文集

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

我在前些年虽然搜罗过一阵旧书，于无聊时用以自娱，但却从来没有在旧书肆上买过与古刻旧椠相并称的名人信札。主要原因是信札的价格一向过于昂贵，而在我看来，名人写信，往往也只是办一些不伶不俐的庸闲事，说一些不尴不尬的应酬话，既然大多无关宏旨，便没有必要另眼相看。这就像我买旧书时只是关注书籍本身的内容和质量，并不在意其是否曾经被某某大名人钤印题名而留下此公“到此一游”的痕迹一样。再说，在所谓“名人”当中，能够引起我关注的只是学术界这个狭小圈子里的人物，而在这些人当中，不仅名不副实者大有人在，甚至还颇有一些“社会贤达”的真实名望，本是出自“声名狼藉”之“污名”，因而，也就更没有必要在这类人物身上耗费钱财和精力了。

不过，不买名人信札，并不等于手头就完全没有收留。混迹于学术界里谋衣食，一转眼已经几十年了，偶然也收到过几位真正做学问的学界名宿所赐下的翰墨。除了直接受业的导师史念海先生和黄永年先生的书翰以外，在这当中，对于我来说，最有学术意义的是谭其骧和严耕望两位先生分别写给我的两封信，属于寒斋的珍藏。严耕望先生的信，以后找机会再谈，在这里先说说谭其骧先生这封信。

其实我和谭其骧先生只是非常偶然地通过几次信，并没有密切的书信联系；当面请益，则几乎没有机会，更主要的是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能够在他面前提出的问题。给谭其骧先生写的第一封信，是在1981年春天大学本科第四学年刚刚开学不久的时候。考大学时，我本来报考文科，可是却阴差阳错地被招收到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理科。不甘心弃绝中国古代文史，先是在第一学年里，到图书馆里胡乱读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书；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转而有计划地利用课外时间，自学历史地理学以及相关的课程。这时即将面临毕业，要准备考研究生。由于系里和本校历史系都没有知晓历史地理学的老师，所有专业知识以及历史学、考古学和古代汉语方面的基础知识，几乎都完全靠自己暗中摸索，不知道所学所知是否对路，只好壮起胆子，分别给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石泉等几位招收历史地理学研究生的著名学者写信（当时只准许很少一部分著名学者招收研究生，不像现在随便哪位教授都可以指导硕士、博士），询问各位先生对考生的具体要求和怎样应对研究生考试。当时少不更事，不知道这些大学者工作繁忙，不宜为这样的琐事随意打扰。

信发出去后，很快就收到了谭其骧先生的答复，简单指点了考试的内容，并表示欢迎报考。虽然这封信好像是委托他人代书，但签名和所署日期确切无疑是先生的手迹，说明信中内容，系蒙先生过目认可。十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国际历史地理学讨论会上，蒙谭其骧先生特地召唤，到他老人家席前聆受教诲，先生还清楚地记得这次写信指点我读书的事情。

后来我决定报考陕西师范大学，跟随史念海先生学习，没有投名于复旦大学，主要是考虑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侧重历史文献考据，而我没有上过历史系的课，这方面的基础太差，恐怕做不了考据性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偏重大区域历史经济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变迁的宏观性研究取向，对像我这样出身于地理系的学生，也许会更为适合一些。另外，当时复旦大学招生的外语考试，只考英语，而我只是考上大学以后才粗略学习过一点点日语，在客观条件上也存在很大障碍。

孰知做哪一路学问这件事，若不具体尝试一下，一个门外汉并不容易把握。读过一段研究生课程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更偏好也更适合运用文献考据方法来研究问题。好在业师史念海先生胸襟豁达，指导学生，善于因材施教，非但不强求学生治学都走同一条路径，还对我的研究取向，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和指导；做博士论文，选择的题目是考证隋唐长安、洛阳两京的地理建置，也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

史念海先生和谭其骧先生论历史地理学研究，都主张研究结果要有实际的用处，但两位先生强调的重点，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略微有些差别。史念海先生认为应该尽量让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现实生产生活，所以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研究历史时期北方中原地区栽桑养蚕的兴盛状况，研究古代战争利用地理形势的成败得失经验，强调借鉴地理学的理论和野外考察等研究方法；谭其骧先生则认为有用于世的前提是首先要求得地理事物的真象，而要想求得真象，首先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文献考辨分析工作。这两种看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冲突，两位老先生只是各自强调了一个侧面，或者说是着重申说了研究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特点，即史念海先生强调的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出口；而谭其骧先生强调的则是学科的基础，是入口，是人所必经的门径。

对研究者个人来说，往往难得兼擅其美，究竟应该偏倾于哪一种取向，除了自身的素质，还要看你是处于成长中的哪一个阶段。不过，一般来说，初学者恐怕不可能跨越文献考辨的训练而径直进入史念海先生所期望的研究境界。事实上，史念海先生的文献考辨能力，本来也是第一流的，精彩的考证，随文处处可见，特别是晚年旅美访问期间撰写的《新秦中考》一文，更是不让于乾嘉诸老的考据研究典范。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主要选择文献考据方法做研究，在性情嗜好以外的因素，乃是因为我在读研究生学位课程之前，文献史料的基础纯粹是一片空白；复又天性鲁钝，从而需要长时间补课，当年用琐碎的饾饤考据来做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练手打基础的考虑。1988年初博士答辩之前，曾将论文呈送谭其骧先生审阅。因为研究做得细碎不堪，直到今天，我依然羞于与人道及，当时更以为一定会遭受先生的斥责。没有想到，谭其骧先生的评语，开头即肯定说像这样实实在在的研究“有用”。得到前辈师长的鼓励，自然感到高兴，但更深切地理解先生所说“有用”二字的含义，却是在有幸得到先生写信赐教、具体谈及学术研究“有用”与否这一问题以后。

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没有多久，大致是在1990年夏天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为《徐霞客史事二题》，内容是考证明人徐弘祖的一些问题。我在这篇文中着重指出，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徐弘祖始发现长江正源为金沙江的说法，并不正确，早在徐氏撰著《溯江纪源》以述说其江源观念六十多年之前，著名学者章潢，就在所著《图书编》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研究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丁文江总结说徐弘祖在地理学上做出有包括找到长江正源在内的五项重大发现之后，学术界多附庸其说，称誉徐氏所撰《徐霞客游记》，乃是代表了明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还有人赞颂说，徐弘祖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不过，如同历代王朝追赠给孔子的封号必定要递升至“大成至圣文宣王”、追赠给关公的封号必定要递升至“关圣大帝”方始得以停歇一样，所有的造神运动，一经发动，如若尚未登峰造极，往往都很难中途罢手。于是，在近年更出现有堪称惊天动地的奇谈怪论，说什么徐氏早在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和李特尔在欧洲创立近代地理学之前，就“真正开创”了近代地理之学，果真给他加戴上了帝王的冠冕。另外，在社会教化方面，当今还有许多人，甚至将徐弘祖东游西荡游山玩水的自我愉悦行为，上升成为所谓“爱国主义”精神的杰出表现；《徐霞客游记》这部记录旅途见闻的日记，则随之被视作“爱国主义”的绝佳教材。

针对丁文江这一派人的观点，谭其骧先生在1941年发表《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逐一批驳丁氏的看法。关于江源问题，先生论证指出：“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然而前人终无以金沙为江源者，以岷山导江为圣经（德勇案“圣经”指《尚书·禹贡》）之文，不敢轻言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诚有足多，若云发现，则不知其可。”

我即是因为在阅读这篇文章后，深深为谭其骧先生不同于流俗的高超见解所折服，这才在读书过程中留意相关史事，结果在查阅章潢《图书编》一书时，发现章潢不仅早于徐氏指出应以金沙江为长江正源，而且还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判别河源的基本原则，即一级原则是以水道长远者为源；而在有两条以上源头远近大体相近的情况下，则要依照二级原则，以流量大者为源。这样的原则，完全符合西方现代河源理论。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章潢不仅聚众授徒讲学多年，有条件在社会上广泛传布自己的见解，而且他阐释这一学说的《图书编》一书，完稿于明万历五年（1577），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即有刻本，而且至少在天启三年（1623）时，又用原版重印过一次，流传范围很广；而徐弘祖《溯江纪源》一文乃是撰著于崇祯十三年（1640），载录此文的《徐霞客游记》一书，更迟至清代乾隆年间，方才刊布于世。显而易见，迄至清乾隆年间为止，徐弘祖所说对人们认识江源所能发挥的影响，是要远远逊于章氏。

若是在谭其骧先生《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论述的基础上，再缀加我的研究，徐弘祖在地理学上的所谓“贡献”，似乎就只剩存下来记录滇黔湘桂诸省石灰岩地貌形态等地理现象了。一如众所周知，像这样一类的记录，唐人柳宗元早已开其端绪；略晚于柳氏之“永州八记”，复有韦宗卿，在唐敬宗宝历元年，撰著《隐山六洞记》，镌刻于桂林城外，记述附近溶洞（见清官修《全唐文》卷六九五、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一九），其文字描摹之细腻详明，不在八百年后的徐弘祖之下。其后，若宋人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周去非之《岭外代答》，更对岭南石灰岩地貌做有较大篇幅的集中记述，故徐弘祖其人于此并无开辟之功。

明崇祯书坊据何镗《古今游名山记》增补编刻《名山胜概记》

在徐弘祖所生活的明代，自从嘉靖末年何镗编印《古今游名山记》以后，迄至明末，社会上相继刊布流行有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等一大批名山游记汇编，其中都不乏时人同类著述。此等专书以外，即如并世学人综合性著述当中，亦时或留有同样性质描摹山水的文字。譬如嘉靖时人郎瑛的《七修类稿》卷一《天地类》下有“生平奇见”条目，记述云南临安府石灰岩溶洞“颜洞”，后来徐弘祖也曾到此一游，在所撰游记中列有专节曰《游颜洞记》。惟徐氏此番游历颜洞，殊为草草，自言“生平游屐，斯为最厄”，因此他对这一溶洞总体状况的记述，尚不及郎书明晰。(www.xing528.com)

实际上徐弘祖之耽溺于寻山问水，亦不过如郎氏“生平奇见”这一篇目名称所示，只是猎取风光之奇而已，故清人王士祯系以“好事者”目之（见《香祖笔记》卷一〇），与所谓科学考察本是风马牛两不相及的事情。其实，即使是单纯从文学角度评价，也并不是谁都对《徐霞客游记》叫好。如李慈铭在同治年间曾写有读书笔记，批评此书“笔舌冗漫，叙次疏拙，致令异境失奇，丽区掩采，记路程者无从知径，讨名胜者为之不怡”（《越缦堂读书记》之《史部·地理类》“徐霞客游记”条）；清末时更有人以为其书“文句芜陋，观之生厌”（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戊申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当年我撰写这篇论证江源发现者的文章，正是秉持谭其骧先生在《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发现》这篇文章中所倡导的学术宗旨，即：“吾侪今日纪念霞客，首须真正了解霞客。”可是，由于所说为先生旧文所未尝道及，在送呈业师史念海先生审阅时，先师为求稳妥，嘱咐我暂时先不要公开发表。我觉得自己的看法同谭其骧先生的学术观点，正是前后承续的源流关系，实质上并不存在差异。于是，便将文稿寄呈先生，请求教诲，结果很快就收到了下面这一封回信：

德勇同志：

惠书于昨日收悉。书中议论及大作《徐霞客史事二题》所见，愚皆赞同。治学贵在实事求是，一以探求事物真实情况为依归，能对事物真象有所见，当然就有用；若立意追求对当前四化建设起作用，则难免牵强附会，因而失真走样，或夸大，反有损科学性。在历史地理、地理学史领域内，此种现象，亦数见不鲜。就地理学史而言，对徐霞客、郦道元之评价，均有过誉之病。85年愚被邀参加桂林徐霞客考察广西350年纪念会，在会上不便立异，只得（以）介绍王士性一文充数，内容即褒王有过于赞徐。86年为《中国古代地图集》撰序，对郦注一书之评价，即不类时下流行说法，认为郦之成就主要在于广搜故书杂记排比成书，而实地考察不多。二文一见广西出版徐霞客纪念论集，一见《文物》及新近出版《中国古代地图集》，不知曾邀览及否？所苦者近年震颤日甚，不能多所述作。今读来书，甚喜，高见实获我心。足下年富力强，渴望能一方面力矫时弊，一方面多写出一些能开拓推进历史地理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文章来，幸甚幸甚。

史先生说你的文章观点和我的不同，“不便登”，此话殊不知从何说起。若果然不同，正可百家争鸣，无所谓“不便”，何况诚如来信所说，并无不同之处。我一直主张象郡不在今越南，《历史地理》第三辑发表了覃某力主在越南的《秦代象郡考》。我认为汉元帝弃珠崖后，汉吴两晋宋齐海南岛即不在大陆王朝版图内，两汉志、晋志、宋齐志之朱卢县不得在海南岛上，黄盛璋认为西汉末年以后之海南岛在合浦郡境内，朱卢县在岛上，以一县统全岛而隔海隶于合浦，此文也在《历史地理》第八辑上发现（表）了。即此可见，即使你的文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也会欢迎你在任何刊物上发表的，史先生认为不便发表与我意见不同的文章，厚意可感，可是他误会了我了。

是不是史先生认为此文不便登在为我祝寿的《历史地理论丛》第三辑上？那末第四辑或明年度要不要登？你们那里要登当然好，若不预备登，我倒欢迎你投登《历史地理》。据我所知，第十辑稿尚未齐备。如荷同意，请来信示及。

我在6月16日第二次中风，至今虽比发病时有所康复，仍未能恢复到6·16以前情况。主要是步履十分艰难，今后恐难再到外地出差了。专此不一，即颂　文祺

谭其骧　10.6

谭其骧先生致作者信函首页

文中“书中议论”云云，是指我汇报给先生的读书体会，记得主要是讲时下过分赞誉徐弘祖之著述，多论述浮泛不足以言学问。

经谭其骧先生直接安排，我这篇文章，原本已经确定刊登在先生主编的《历史地理》第十辑上，只是后来因为第二年（1991年）秋天在桂林有一个“徐霞客逝世三百五十周年国际纪念活动”，其核心内容，是一场学术会议，我想利用与会机会游览桂林山水，需将此文用作入场门票，因此，只能按照主办方要求，听其编入会议论文集《千古奇人徐霞客》（科学出版社，1991年）。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在2001年又组织了一次“徐霞客逝世三百六十周年国际纪念活动”，并自行编印有会议论文集《徐霞客逝世三百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其中收录有一蔡氏妄人撰写的文章，题作《“金沙江为长江源并非徐霞客首先提出”质疑》。此公在根本没有读到章潢的《图书编》、甚至不去查阅谭其骧先生《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的情况下，即信口雌黄，不仅使用了无计其数的感叹号来蛮横斥责我的观点，而且还无端攻击我歪曲了谭其骧先生的见解。学术见解的是非，虽然跟这种人永远也说不清楚，不过幸好有这封信在，我是否正确理解并引述了先生的观点，却是一目了然，无需再多费什么口舌。

在我这篇文章写成之前，谭其骧先生刚刚主编出版了两卷《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这部书是由先生组织全国各地相关学者，按照人物的年代顺序，评介历代著名地理学家，其中第二卷为宋至明代的内容。由于先生很重视我对章潢地理学贡献的认识，特地嘱咐我为章潢撰写评传，作为“补遗”，编入尚未出版的收录清代及近现代内容的第三卷篇末。

谭其骧先生在写给我的这封信中，开篇即清楚阐述了他对学术研究“有用”与否的判别标准，即：“治学贵在实事求是，一以探求事物真实情况为依归，能对事物真象有所见，当然就有用；若立意追求对当前四化建设起作用，则难免牵强附会，因而失真走样，或夸大，反有损科学性。”我理解，先生教诲我的这些话，正是他恪守一生的学术宗旨和最基本的学术行为准则；这应该是他从清代乾嘉朴学家那里继承下来的治学法宝。阅读谭其骧先生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够感受到，其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这一学术神髓。如这封信里所讲，先生晚年为病痛所困，“不能多所述作”，但仍尽其所能，撰著一些短篇札记，所述亦能一如以往，俱属对具体问题的深入考辨，绝非徒发泛泛空言，这在具有同等地位的老学者当中，是很少见的。读到这封信，我才清楚知晓，当年先生评价我的论文“有用”，实际上正是对求真求实这一基本治学路径的肯定。

谭其骧先生治学，喜欢与别人针锋相对地讨论问题。这既有性情的原因，也有学术路径的引导作用。在我特别景仰的前辈学者当中，如邓广铭、黄永年诸位先生，都是擅长考据并乐于与他人往复辩论。现在有很多人不愿意甚至反感相互讨论辩诘，一则言不厚道，再则云学术研究要以自成体系为上乘，因而，尽管自说自话，根本不必在意别人在说些什么。我因为是学理科出身，完全没有人文素养，因此也根本弄不明白，面对变化无穷的历史现象，自我构筑一种康德、黑格尔式的体系，究竟能说明几多问题。按照自然科学训练养成的思维习惯，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又没有理由回避，所以，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之间，就要不断相互辩难，逐渐深化认识，以最终求得历史真象。

愿意与其他学者讨论问题，就要有雅量倾听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谭其骧先生在写给我的这封信中，列举了他对待象郡和海南岛问题讨论的态度，说明即使我的观点与他真的有所不同，仍然愿意帮助刊登我的文章。许多年来，这些话一直鼓励着我，积极思考，尝试在前辈学者所做研究的基础上，能够更进一层，提出新的看法，这当中也包括先生有关秦郡和汉代州制的研究结论；对先生在这封信中谈到的象郡问题，现在也又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想法，稍得闲暇，也会写成文章。遗憾的是已经不能再向先生汇报，聆受点拨教诲。

虽然由于先天资质所限，我没有能够像谭其骧先生所鼓励的那样去“力矫时弊”，写出一些“开拓推进历史地理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文章”来，但多年以来，面对迷离变幻以至令人难以言状的学术环境，每当想到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树立的楷模和对我所做具体指教的时候，都会激励我尽可能多做出几分坚持，努力坚持所做研究要“一以探求事物真实情况为依归”。

2008年5月28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