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历史地理实干家

历史地理实干家谭其骧先生

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谭其骧先生1911年2月出生于浙江嘉兴，在年龄上小于他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导师顾颉刚先生十八岁，差不多正是一代人的年龄间隔。这十八年的社会状况，在时代背景上容有许多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谭其骧先生的求学和治学经历，受到了更多的近代教育体制和思想的影响与塑造⁽¹⁾。

一、燕大研究院毕业后谭其骧的“志愿”和“计画”？

1930年，谭其骧大学毕业后进入北平的燕京大学研究院⁽²⁾，具体是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开始专门学习中国历史，导师是顾颉刚先生⁽³⁾。基本情况是谭其骧选修顾先生开设的课程，时常到顾先生住所来请教。1931年10月上旬，师生之间有在《尧典》讲义上对汉武帝十三州的热烈讨论，相互间收益很大，顾先生将讨论信函拿到课堂上讲授，极大地鼓励了谭其骧在沿革地理方面的进取心。更难得的是，顾先生在10月9日的日记里特别写道：“其骧熟于史实，予自顾不如。此次争论，汉武十三部问题，予当屈服矣。”⁽⁴⁾

到1932年1月4号（星期一）这一天，顾颉刚先生审查了研究生谭其骧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内地移民史》。两周后的1月18号（星期一，时为阴历十二月十一），为谭其骧毕业论文组成的考试委员会有洪煨莲（洪业）、杨开道（字导之）、李子通、邓文如（邓之诚）和顾颉刚（字铭坚）五人⁽⁵⁾。顾先生写的日记一般为简要记事，这一天的日记里并没有记入具体的考试情况。

有关毕业之后的去处，据谭其骧后来叙述，1932年“寒假期间我的伯父把我推荐进北平图书馆当上了馆员”，又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春季开学时又担任了辅仁大学历史系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教师。刚从研究院出来，谭其骧就有工作可做，工作本身对于走进社会、自食其力、自谋生路的毕业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那么早的研究生佼佼者谭其骧的这个开局是比较理想的。谭其骧自己对这一段经历还有缅怀，他说：“从1932年春到1934年底这三年，除教课外还得为北平图书馆做编目工作，1934年春以后又要为《禹贡》半月刊做编辑工作。并且教书往往不止一个学校，同时教上二三个学校；教的也不止一门沿革地理，还开过两门断代史。”⁽⁶⁾仅阅读这样的叙述材料，感到谭其骧毕业后的工作虽然忙一些，生活状态却是平静的，不少大学高材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形大抵相似，下来就是不断努力，成家立业，在和谐的家庭气氛中，实现自身对事业和理想的追求。

顾颉刚先生记日记的习惯一如既往，1932年3月14号（星期一）这一天，顾先生同平常一样，又做了许多事情，记完当天日记后，他做了这样的补笔⁽⁷⁾：

写其骧信，略云：“一个人有了志愿，固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决不能使事实与志愿符合），但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因为事实有一分的接近志愿时，就有两分的高兴）”。又云：“能有计画，则一个人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变志，也不会因外界的摧残而灰心了。”因劝其以数年之力作西北移民之具体计画。

我们看清楚了，这封信所述及的谭其骧之“志愿”和“计画”，在时间上距离他本人在燕大的毕业考试才两个月不到，这是顾先生的回复时间，若论起谭其骧写信给老师的时间，那还要早一些。这一次的书信内容，目前所见及的只有顾先生这一天的日记，透露出了谭其骧有着一个“志愿”和“计画”，他向自己的老师提出了，但老师的劝告是尽量“以数年之力作西北移民之具体计画”。1931年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和压力，顾先生劝谭其骧在撰写内地移民史毕业论文后，“以数年之力作西北移民之具体计画”，可能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在起作用。谭其骧此时提出的“志愿”和“计画”究竟是什么内容，是否就不能完全包含顾先生提出的劝告内容于其中，由于目前尚不能见及1949年以前的谭其骧日记⁽⁸⁾，在此的确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如果尝试对此做一点推测，谭其骧当时提出的“志愿”和“计画”很可能是相当学术的内容，甚至是比较宏大的面向，因为这较为符合当时谭其骧喜欢思考的学习特点⁽⁹⁾。

到了接近1932年年底的时候（12月14日），顾先生还给谭其骧写过一封信，对这位他十分喜爱和寄予厚望的学生做了许多劝告，这封信不仅在当天的日记里有撮要记录⁽¹⁰⁾，而且信函原件在谭其骧那里保存下来，后经葛剑雄提供，已收入到《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二之中，我们今日方得以浏览全文。全文内容如下：

其骧兄：

大作《中国移民史要》兹送上，请检收。此书最好扩大至十五万字以上，因商务馆《大学丛书》条例如是也。此为史学要题，而研究之者绝少，兄不可不奋起成此事业！以兄之才，冠绝同辈，千万不可染江浙人之名士气，以生活舒适为目标。且时至今日，我们除了对于所业鞠躬尽瘁之外更有何道可走。故愿兄更以坚忍习苦自励，勿随环境流转，勿与人计较短长，勿因一时之挫折而灰心，则千秋之业固当仁不让矣。辱承相知，敢以肺腑之言奉达，幸恕之。《成都氏族谱》一册，新购得，敬以奉赠，未知有用否？

敬颂进步

顾颉刚启。十二月十四日

从1932年的3月到12月份，顾颉刚先生一直都在劝说谭其骧继续研究移民史，还希望从内地做到边疆地区，甚至寻找和提供出版机会，以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为由头，来做谭其骧的工作，可见他是非常重视这个题目和充分信任作者谭其骧的个人才能的。实际情况已经有所不同的是，谭其骧从大学做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到研究院做毕业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其间专业上的思想认识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已经从“全国”走向了“省区”，在做更加具体翔实而有说服力的研究工作。文字本出自作者的机杼（内心世界），作为指导教师的顾颉刚先生对此本应该是最清楚的，而12月14日的信函内容则表明，顾先生没有体察到谭其骧本人已不满意做太大的题目，写太简单粗糙的文字了，他已转向为做专深研究那样的学术追求了。如果承认这一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且是发生在顾、谭师生合办《禹贡》半月刊之前，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后来的《禹贡》半月刊合作之举呢？对此，顾颉刚先生已经有一些信函表达了自己的意思⁽¹¹⁾，若归纳起来，本文认为原因在于顾颉刚太爱惜人才，非常希望通过办刊物来成就学生，再就是他处在导师的位置上，很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方式来改变和影响谭其骧，为以后可以在一起做更多的学术工作奠定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顾颉刚先生，正是意气风发，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阶段。在谭其骧向他表达自己的“志愿”和“计画”之时，作为“古史辨派”的领袖，他正在做的事情是太多了，正如他本人在1933年3月19日（星期日）日记里所记下的自己“应做的工作”有：（1）《崔东壁遗书》；（2）孟姜女故事；（3）吴歌；（4）《古史辨》；（5）中国通史；（6）《辨伪丛刊》；（7）谶纬集；（8）《尚书》学；（9）《史记》；（10）《燕京学报》；（11）地理沿革史；（12）学生工作的指导。这么多事情要一个人来做，连顾先生也不由得调侃起自己来了，“再加以应酬，我不该忙得两脚向天吗？”⁽¹²⁾在此，需要注意的地方只有一点，即他所列前11条自己关心和著述的内容中，“地理沿革史”放在了最后一位⁽¹³⁾，即在它之前还有10项要顾先生分出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了当时年龄为22岁的谭其骧，他具有科班的研究生身份，怀有的最大的治学兴趣是当时称为沿革地理所能包含的内容。他初出校门，在辅仁大学历史系等处讲授沿革地理，他是“在中学时代就对地理发生兴趣，特别喜欢看地图”的人，燕大研究院课堂上他对导师的讲义内容（汉武帝十三刺史部制度）提出异议，竟得到导师特别的鼓励和赞赏，“这就更加提高了我（谭其骧）研究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那么，他会不会就是为了沿革地理的内容列出了自己的一些“志愿”和“计画”，仍然期望这位导师为自己的“志愿”和“计画”提供或创造出一些具体的条件来呢？

至此，对于从燕大研究院毕业后谭其骧的“志愿”和“计画”究竟是什么的提问，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经过上面的叙述和了解，我们又可以把推测的范围，缩小到谭其骧此时最为关切的沿革地理方面，具体做又总是关乎不同的著述内容。而顾先生关心和正在做的事情太多，抽身不得，所以劝学生先做几年移民史研究，属于那“志愿”和“计画”方面的内容，就只能是等待合适的机会，等待顾先生所说的那种“事实与志愿符合”的机会，来实现谭其骧的理想了。

二、《禹贡》半月刊之“发刊词”为谁的手笔？

时间进入到了1933年，顾颉刚、谭其骧师生之间的来往明显增多了，其中的转机在什么地方呢？应该说，还是因为沿革地理在顾先生的繁忙工作中被提到前台来了。这一年的10月20号（星期五），顾先生记曰：“谭其骧来，留饭及宿，讨论地理编辑事”，并嘱咐他在寒假中来校所绘地图，标点《方舆纪要》之历代州郡形势，合作古代地理书目，顾先生负责《禹贡》，谭其骧负责《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三书⁽¹⁴⁾。这些事项在顾先生日记里面是作为确定的事项记录的，毫无疑问都是谭其骧同意和愿意做的。

时间又很快进入到1934年，出版《禹贡》半月刊的事项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顾先生撰写的1934年日记里，有一小段整理者的概括文字，为“二月。与谭其骧定出版《禹贡》半月刊计画，以成府蒋家胡同三号为禹贡学会会址。”⁽¹⁵⁾翻到当年的2月4号（星期天）日记，这一天的具体情况是⁽¹⁶⁾：

谭季龙来，同游校印所。嗣禹约往海淀斌泰酒店吃饭。归……季龙来，留宿。

今晚同席：谭季龙　周一良　予（以上客）　邓嗣禹（泰初）（主）。席中定出版《禹贡》半月刊出版计画。

斌泰为海淀老酒店，卖黄酒，有百余年之历史。

在随后的2月中下旬里，顾先生记录了《禹贡》半月刊编印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细节⁽¹⁷⁾：

二月十五号星期四

编《禹贡》半月刊第一期。……

此为编辑《禹贡》半月刊之始，想不到竟有些成就，延续至三年半，是则众人依附之效也。一九七五年五月记。

二月廿二号星期四

……改其骧《发刊词》毕。到校印所。……

二月廿五号星期日

……校《禹贡》半月刊第一期毕，写《编后》一千五百言。

二月廿六号星期一

……到校印所两次，送稿。草禹贡学会章程，订阅单，封套，入会书等。

二月廿八号星期三

草《禹贡》半月刊广告章程。……

《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出版。

在1975年5月的补笔中，顾先生写道“此为《禹贡》半月刊之始，想不到竟有些成就”，这该如何加以理解呢？当然是指在当时条件下能办刊三年半的时间，是很出于意料之外的。这是1934年2月办刊时的想法呢，抑或是1975年补笔时添加的意思？笔者认可这是1934年2月办刊时的想法，到了1975年做补笔时顾先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许多事情是在做的过程中逐渐成形，或成了气候，顾先生所说符合做事情的一般情形或规律）。

我们更为关心的是1934年3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编辑者为顾颉刚、谭其骧）上登载的《发刊词》究竟为谁的手笔？首先是这篇三千余字的“发刊词”极为重要，它是《禹贡》半月刊创办的基本理由所在，是禹贡学会工作纲领和计划的一次集中发布——今天看来则属于我国历史地理学术史中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这样重要的文字，在葛剑雄撰写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中，无法做出一点删减，而全部录入书中⁽¹⁸⁾。简述之，《发刊词》所列的具体工作计划，一是整理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二是采用新式绘图方法绘成若干种地理沿革图，三是在考证基础上编成一部精确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四是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五是辑录与地理有关的史料作各种专题研究，六是提出若干自然地理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工作计划自公布之日起，其中的各项内容等于是公之于众了。

葛剑雄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中写道：“《禹贡》第1期所刊《发刊词》由谭其骧撰写，顾颉刚作过修改”⁽¹⁹⁾，这是目前最有依据和最流行的表达⁽²⁰⁾。2000年12月，笔者曾发表文章说《发刊词》“由谭先生撰写，顾先生修改，视其文风，则像是顾先生手笔。”⁽²¹⁾现在看来，还需要根据新的研究取向及对文本的理解，对《发刊词》的文字主人再做一番判断。

《发刊词》全文一共13个自然段，系由基本宗旨（第1—5段）、工作计划（第6—12段）、所持立场（第13段）三个部分组成。实际上的写法，却是极其富有激情的阐发，业已意识到的充溢的社会和教育责任的宣示，这些正是顾先生的写作特点。其第一段文字，是最容易实际上也是常为学者引用的话，其表达为：

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全都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

谭其骧最早的论文写作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头几年，首先是求学期间撰写的《中国移民史要》、《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然后是《新莽职方考》等篇，这一阶段谭其骧追求的是据实考证的严谨文章，还不是上段引文那样畅快淋漓表达的著述风格。然而，属于《发刊词》中间部分起骨架作用的六项工作计划，最有可能是谭其骧的手笔（当然也获得了顾先生的赞同）。这六项工作计划的写法，也有前后之不同，前面的三项为正面阐述，后面三项则采用渐次推出的方式在叙述中完成。前三项很可能也是经过了顾先生的文字润色，其表达也是宣畅淋漓，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一、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可以供给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

二、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可用的地理沿革图。

三、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可以够用的历史地名大辞典。

这完全是一种以深深的自责方式来提出最期待的研究著述任务。后面三项限于内容之不同，其写法就各式各样。第四项是先说清人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的成绩及不足，然后再托出意欲全面整理每一代地理志的愿望。第五项也是先说事由，再托出打算辑录地理书籍中的人口和经济史料，来做各种专题的研究的想法。第六项的表达最不完善，也最有眼光，即意识到沿革地理已有的局限，在诸如自然地理、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上，需要依靠科学家们和相关领域专家来做解答。

鉴于顾颉刚先生的气魄和做事风格，尤其是所处的学术地位，人们容易将《发刊词》内容看成是顾颉刚的全部发明，如果是这样的话，1934年2月22日顾颉刚所写“改其骧《发刊词》毕”的日记内容就难以理解了。因之，既然《发刊词》原稿为谭其骧所撰，顾先生的工作内容仅仅是“改”⁽²²⁾，我们就需尊重谭其骧撰写《发刊词》这一基本事实，加上对顾、谭师生工作风格和其时行文特点的把握，本文认为，谭其骧撰写、顾颉刚作过修改的半月刊《发刊词》，其主体部分（尤其是中间的六项工作计划）当为谭其骧所写，其首尾部分为顾先生改过的可能性最大。

三、1949年以后谭其骧先生的身体力行

1949年10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按实足年龄，谭其骧接近38岁半；1954年冬，谭其骧被推荐和聘为改编杨图委员会的编绘历史地图的主编时，正值43岁的绝佳年龄。先是借调北京工作一年（当为1955—1956年间），然后是有关续借或调动的商谈事宜，对此，谭其骧先生看得很清楚，他的具体叙述如下⁽²³⁾：

吴晗同志和杨图委员会诸公原来把改编“杨图”的工作看得过于简单了一些，所以预计只要借调我一年，顶多二年，就可以完工放我回复旦。工作一经开展就晓得不是那么一回事。首先是怎样搞法老定不下来。计划几经修改，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复旦催我回校……

不意此事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1956年的日记里也有反映，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²⁴⁾

七月廿一日　星期六　晨晴

晨9点至院。10点至历史所，和谭其骧、钱宝琮、席泽宗等谈。谭其骧系历史所向复旦［大学］借用一年编图，现时期已到，而图未完，地理所又要他专做历史地理研究，所以相持不下，拟与裴秘书长商请调用。……

进入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心系北京（认为研究历史的条件胜过他处）却应了复旦大学之聘做了教授的谭其骧先生，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格外重视，成为一名常居北京的外地教授。诸多事迹表明，谭其骧的治学条件和待遇比之民国时期是明显改观了。在他刚刚承担改编杨图委员会给予的重任的同时，在北京还校订了顾颉刚、章巽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²⁵⁾，在历史地图编绘上又取得一些实际经验。

1957年1月13日⁽²⁶⁾，谭其骧先生回到了上海，从而把编绘历史地图的工作带回到了复旦大学的教学楼上。其后科研机构方面最重要的举措是，在谭其骧先生带领下，1962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文革”结束后，借助改革开放对各行各业工作带来的推动力，1982年这个研究室又升格为历史地理研究所，成为校内的一个独立科研机构。但是，谁人也不能忘记，在“文革”的艰难时期，谭先生是如何以常人所难以具有的坚强意志和惊人毅力，坚持着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在谭先生所记的“文革日记”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情形，下面撷取的时间片段为1969年12月份的头几天⁽²⁷⁾：

12月1日　上午工作。下午开会，传达协作会议决议及情况。四时后及晚630后收听国际列车列车员反修斗争报告，至930。

12月2日　上午工作。下午讨论唐图编例。晚7：00—9：30工作，结束明西北幅说明书提意见、明西北幅处理方案。

12月3日　看唐图旧稿，摸安南情况，改明图小清河。晚学习，批公私融合论，嵇、赵等斗私批修。

12月4日　劳动，挖防空洞，裱糊地图。下午四点讨论清东北幅编例。晚700—900校清图山东抄清稿一过，发现错误十余处。

12月5日　办学习班，讨论今后工作。晚7：00—10：00校明山东幅。

12月6日　天天读后讨论唐图编例，至十时许工作。明山东幅校水道结束。晚未去。

12月7日　星期日。下午4:00—5:45到室补绘清图粤、越边界，五角场购烟。……

当时历史地理研究室在复旦大学大草坪西面的一座二层楼上，谭先生习惯于到室上班。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工作”一词，大多是指在单位里上班。具体工作情况因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故而从中分出了开会、学习等事项，这些内容一读即明。属于历史地图编绘的内容，皆为谭先生心中的最爱，所以在日记中都记录得很具体，可以知道每天做了什么，也可以看出编绘工作的方式及其进度。尽管上引日记字里行间已浸透出那一时代明显的“政治化”特点，我们不得不说这还是属于“文革”期间稍有缓和的时期，谭先生还可以做一些编绘地图的事情，如果把时间提前到“文革”初期大字报覆盖教学楼、教授们人人自危的时期，那就根本谈不上做比较像样的业务工作了。譬如1966年8月3日的谭先生日记，记到“早八时开会学习，余发言后，□□□斥余‘勤勤恳恳’之说。下午又去看大字报。”⁽²⁸⁾本来属于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做法，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特殊氛围中，也都变成被人加以训斥的什么罪行，如果对此没有较强的抗打击能力，势必就会影响到当事人对人生理想、价值和信念的追求。

到1974年，谭其骧主编的全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终告完成，次年即以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出版了内部发行本，以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恢复了地图集主办单位的地位，便于1981年组织人员修改增补定稿，1982年由地图出版社向海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直到此时，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的夙愿方获得最后的实现⁽²⁹⁾。然而，1982年时的谭先生已是71岁的老人了，放眼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1949年以后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中国历史地图集》至少会提前五年完成⁽³⁰⁾。

那么，1934年《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刊词》里所披露的六项工作计划，对于不断发展的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来说，是否可以给出某种衡量呢？到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华林甫（署名林頫）撰写问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著作，其中设计的“学人、学派与学术队伍”节目和撰稿文字，同这一点很有关系，他说⁽³¹⁾：

在《禹贡》发刊词中，顾颉刚、谭其骧提出了宏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计划（见第二章第五节）。他们提出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第一项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十多种历史地理学通论性著作，第二项已编绘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第五项的专题研究正在展开（永无止境），第三项的地名辞典工作21世纪初刚刚完工，而第四项的整理历代正史地理志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以全国历史地理专业队伍之雄厚力量、至2004年春已历经整整70年的漫长时间，而犹未完成当年《禹贡》半月刊发刊词提出之任务，可见当时勃勃之雄心。

《禹贡》半月刊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写给参加禹贡学会工作的人们的，以本文的撰写意图，以之来衡量《禹贡》半月刊创刊人的工作情况，是其中最主要的考察路线，这里我们只是想以之来对照一下谭其骧先生的工作情况。

——对应《发刊词》里“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可以供给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之任务，众所周知，由于一些具体原因，1935年谭其骧先生南下广州后，顾颉刚和史念海先生完成了一部《中国疆域沿革史》的著述工作⁽³²⁾。谭先生于疆域政区方面意在专题研究上，所著论文收载于三册《长水集》之中⁽³³⁾，借1991年《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的机会，谭先生采取了“对每幅图附以一篇大致不超过三千字的图说”的办法⁽³⁴⁾，形成了图集中的36篇、近10万字的图说文字，其价值非同一般。周振鹤教授师承谭其骧先生，新主编12卷本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³⁵⁾，成为目前为止最为科学详赡的一套行政区划通史著作。

——对应《发刊词》里“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可用的地理沿革图”之任务，谭其骧及其合作者完成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上起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经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时期，下迄清时期，成为迄今国内外最全面细致而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著作。此外，谭先生对于古地图研究、历史地图编绘的重视和精深造诣⁽³⁶⁾，也深得学术界的赞许和崇敬。(www.xing528.com)

——对应《发刊词》里“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可以够用的历史地名大辞典”之任务，1978年之前，谭其骧先生带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对《辞海》的历史地名等内容进行了修订。197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了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郑天挺、谭其骧先生出任这一委员会的委员和主任，谭先生同时担任大辞典中的历史地理卷编纂委员会的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于199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则于2000年正式出版。⁽³⁷⁾史为乐研究员师承谭先生，另主编有《中国地名语源词典》⁽³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谭其骧先生担任顾问）⁽³⁹⁾。

——对应《发刊词》里“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是有清一代学者对于地理沿革学最大的贡献”之语，谭其骧先生历来重视对正史地理志的释读工作，如1957年撰写的《〈汉书·地理志〉选释》⁽⁴⁰⁾，早已脍炙人口，且流传颇广。谭先生晚年主编的国家重点图书“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十六册⁽⁴¹⁾，已出版张修桂、赖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2001年）、吴松弟编著《两唐书地理志汇释》（2002年）、郭黎安编著《宋史地理志汇释》（2003年）、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2006年）、胡阿祥编著《宋书州郡志汇释》（2006年）、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汇释》（2007年）诸册。这套汇释每册前面刊出的“丛刊前言”，系谭先生与张修桂先生合作⁽⁴²⁾。

——对应《发刊词》里提出的辑录与地理有关的史料作各种专题研究，谭其骧先生从移民史研究起家，30年代发表的《湖南人由来考》、《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已成为史学名篇。以后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教授师承谭先生，90年代初先有《中国人口发展史》、《简明中国移民史》的出版⁽⁴³⁾，至1997年有葛剑雄主编六卷本《中国移民史》的出版，2000—2002年有葛剑雄主编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的陆续面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爬梳研究，则有《中国历史人文地理》⁽⁴⁴⁾、《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⁴⁵⁾等著作问世。

——对应《发刊词》里“提出若干自然地理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的工作设想，跟随时代发展和历史地理学的进步，谭其骧先生开始主动探索历史自然地理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撰写了诸如《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等论文⁽⁴⁶⁾。70年代参与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同史念海、陈桥驿等诸多专家学者一道，完成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著作的撰述工作。邹逸麟、张修桂、满志敏教授师承谭先生，向学术界先后推出了《椿庐史地论稿》⁽⁴⁷⁾、《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⁴⁸⁾、《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⁴⁹⁾等历史自然地理论著。

无论怎么样去考察谭其骧先生的治学经历和人生坐标，1949年总是一个简单而重要的识别年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出版个人著作已变得颇有心动的谭先生，将《长水集》按照1949年前后很自然地分为上下两集，也预示着其中所包括的时代背景方面的诸多深意。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已经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路程，谭其骧先生已经处在当年顾颉刚先生所在的学术权威位置上了，他经常做集体性的工作，与时俱进，不断选择新的研究题目，开拓新的领域进行研究，有如上述，谭其骧先生和他的同事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其学术水准已超过了前述《禹贡》半月刊时期的预期。学无止境而人生有涯，谭先生身体力行的工作影响了他身边的诸多同事，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学生，历史地理学的学术事业有这许多同事和学生来继承并继续向前推进，谭其骧先生真是一位幸福的老师！

四、谭其骧先生一生精神所寄的历史地理学

无论我们怎样分析和判断，最了解谭其骧求学治学特点的人，还是他的导师顾颉刚先生。1952年10月7日这一天，身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顾先生致书于复旦大学谭其骧，谈论的是当时有的大学在聘请教授，也涉及顾先生自己，自然就会谈到自身的近况，顾先生强调说：“更以刚自身学业言之，一生所治乃史料学而非史学”，⁽⁵⁰⁾这是又一处顾先生对自己治学方向和特点的归纳，同时也是一种表白。

对于谭其骧治学特点的评价，在1972年11月19日这一天，顾颉刚因事致函谭其骧，其中说道：“历史地理，是你一生精神所寄，只有你才能成此综结之业，亦才能将自郦至杨历千余年之弘著作一彻底之整理，不负各代专家之苦心。”⁽⁵¹⁾这些话当然是在期望弟子帮助自己完成一件事情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其内容却是顾先生内心的认可。顾先生对谭其骧的才能一直就有很高的评价，他教过的燕大史学系学生中，他“以齐思和、翁独健、冯家昇、谭其骧四君为出类拔萃之人物”，⁽⁵²⁾甚至在资财不丰的情况下，勇于创办《禹贡》半月刊，也是因为有了学生谭其骧等人的参与。

1973年5月26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收到来自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的一封信函，次日，竺先生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件小事⁽⁵³⁾：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天　晴

……昨接谭其骧自复旦来函，“读大著，每读一遍，都使我觉得，这篇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实为多年之少见的作品，无疑应列于世界名著之林。”他估价如此之高，使我惊奇。因他不是泛泛之交，也不是肯随便称道人的。当然这篇文章，我自己估价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所以人家估价那么高，似乎不是偶然碰巧之事。……

信函中所说“大著”是指竺可桢先生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谭其骧先生究竟把这篇论文读了几遍，这并不清楚，能够觉察到的是谭先生非常看重这篇论文，以至于到了要把自己阅读这篇论文的感受相告于作者的程度（竺可桢先生是谭其骧40年代在浙江大学任教职时的校长）。这一事例说明，1949年以来的谭其骧先生一直在钻研历史自然地理，即便是历史气候学这样很讲求研究方法的领域，所以，当他读到《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样重要的论文时，其内心自然是难以平静的。

学术界探讨近代以来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演进到历史地理学的过程及契机已经有一些论著了，这里面如何更进一步考察历史地理学先驱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题目。结合本文的论述，前面提到的1932年初谭其骧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向导师顾先生提出的“志愿”和“计画”，究竟是什么内容？1934年2月顾、谭师生合办《禹贡》半月刊时，为什么要安排谭其骧来撰写《发刊词》？《发刊词》中最有实际意义甚至是未来中国历史地理最富有研究价值的六项工作计划，究竟为谁的手笔？是否这《发刊词》六项工作计划中就包含着若干前两年谭其骧致顾先生信函中所提出的“志愿”和“计画”内容？或者这《发刊词》六项工作计划本身就是顾、谭师生二人共同的设计？目前，这些提问因资料原因而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然而，这些“志愿”和“计画”，乃至六项工作计划，只要是出自当事人或参与者的内心世界，那么，通过对当事人或参与者此后工作经历的全面考察所做的判断，就有可能接近给予上述提问以明确回答的位置或状态。

我们对1949年后谭其骧先生身体力行数十年工作过程的考察，感受到了因对事业的不懈追求，而得以体现出来的专业成绩和个人魅力，加之谭先生老师顾颉刚先生评价材料的使用，可以证实或反推出这些工作同谭其骧早年提出的“志愿”和“计画”，以及《发刊词》中六项工作计划之间存在着相当一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谭先生早期“志愿”和“计画”的雏形可能就是《发刊词》中的六项工作计划，谭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就是对《发刊词》中六项工作计划的实践活动。

最后，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谭其骧先生诸多实干工作所带来的杰出业绩，已经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专业领域的宝贵财富，而谭先生本人也因此成为学术界尊崇的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

【注释】

(1)参阅颜芳《近代学术转型视野下的燕京大学国学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为简略文字及符合本文所述时代条件下的人物实况，多数情况下对出场人物的尊称予以省略，请读者予以谅解。

(3)对于顾颉刚先生的全面了解，可参阅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顾潮编：《顾颉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对于顾颉刚与谭其骧等学生的关系，可参阅王学典主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4)《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71页。

(5)《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598页。谭其骧在著作《自序》（落款时间为1984年1月3日）里说，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移民史要》（潘光旦先生指导），燕大研究院毕业前写成《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通过答辩后毕业，见《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6)谭其骧：《长水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更详细的材料可参阅谭其骧《值得纪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刊《文献》第14期，1982年，已收入《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3—477页。

(7)《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619页。

(8)葛剑雄编辑、文汇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谭其骧日记》，包含了1949年后三个时间段的土改日记、京华日记、文革日记。据葛剑雄撰写的“前言”介绍，“现存先师的日记，最早的是1946年9月由贵州遵义复员回杭州途中所记的，但只有事后抄录的片段”，这样看来，本文所能依据的主要资料还是《顾颉刚日记》。

(9)据《谭其骧先生简历》（刊《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谭其骧先生1926年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1927年转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外文系，旋转历史系，1930年毕业。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得到了潘光旦先生的好评，“但我自己觉得由于题目太大，写得太简单粗糙了”，进入燕大研究院后，就“觉得要研究移民史，应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逐步搞，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逐步搞”（《长水集》“自序”，第4页），这是当时谭其骧先生的学习认识。

(10)《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720页。此封信函仍以“写其骧信，劝其努力从事于移民史之研究”句起笔。

(11)《致谭其骧》信函第2—3通，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51—560页。

(12)《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25—26页。

(13)对于自身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着手钻研沿革地理，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编后”里做过陈述：“颉刚七年以来，在各大学任‘中国上古史’课，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太不够，尤其是地理方面，原为研究历史者迫急的需要，但不幸最没有办法。材料固然很多，但我们苦于不能用它！说要撷取一点常识来敷衍罢，这不但在自己的良心上过不去，而且就是这一点常识也不容易得到。我常常感觉，非有一班人对于古人传下的原料作深切的钻研，就无法抽出一点常识作治史学或地学的基础。因此我就在燕京和北大两校中改任‘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功课，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辛德勇所撰《顾颉刚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一文对此的阐述是：“众所周知，顾颉刚首先是以研究上古史并创立古史辨学派而驰名于学林的。由于在研究上古史和上古史文献特别是《尚书·禹贡》时，遇到很多古代地理问题，需要解决，同时也痛感当时历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需要，从而引发了顾颉刚研究古代地理的志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5月20日）。顾先生所撰与地理有关的论著，参见王煦华、朱一冰编《顾颉刚先生有关历史地理的论著目录》，刊《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200页。

(14)《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100页。

(15)《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142页。

(16)《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157—158页。

(17)《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161—165页。又，《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1—165页。

(18)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74页。图17（第75页）为《禹贡》半月刊创刊号封面。

(19)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20)又见程光裕：《谭其骧季龙师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1940—1949）》一文，刊《纪念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2011年5月28—29日，第11—16页。

(21)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附论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换》，《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21卷第4期，第307—315页。

(22)顾颉刚先生一向有制定研究计划的习惯［参见王学典主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9页］，但此处已明确说明了谭其骧撰写的是原稿。

(23)谭其骧《怀念吴晗同志》，原刊《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此处引自《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8—490页。

(24)黄总甄主编：《竺可桢日记》Ⅲ（1950—1956），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95页。引文中“历史所向复旦［大学］借用”一句，原书作“历史所回复旦［大学］借用”，今据文意改“回”字为“向”字。

(25)顾颉刚、章巽编，谭其骧校：《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北京：地图出版社，1956年。这部地图集为满足大学历史系教学需要而编绘，却因边疆民族方面图幅的绘制原因，仅作为参考用书在内部发行。笔者1978年春季入学，一年级学习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全班同学集体借阅多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图书，就是这一种历史地图集。

(26)谭其骧客居北京的情况，可参阅《谭其骧日记》中的“京华日记”部分，时间起自1955年2月11日，终于1957年1月13日。

(27)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199—200页。

(28)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29)从各册版权页得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至第7册，由北京的地图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公开本，而第8册到1987年才出版齐全。

(30)按谭其骧先生《自序》所述：“从1955年春起，此后约二十年中，只开过两学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的课，除参加政治活动和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止工作三年外，全部力量差不多都放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上，能够挤出来写一些东西的时间甚至比教书为主的年代更少”［《长水集》（上册），第7页］。

(31)林頫：《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4—335页。

(32)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33)谭其骧：《长水集》（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4)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35)业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周振鹤、李晓杰著《总论·先秦卷》（2009年）、李昌宪著《宋西夏卷》（2007年）、郭红、靳润成著《明代卷》（2007年）、傅林祥、郑宝恒著《中华民国卷》（2007年）等。

(36)如谭其骧先生对曹婉如等开展的《中国古代地图集》研究工作十分关心，为最终成果撰写了《序》（1986年7月3日），见《中国古代地图集》1—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95、1997年，第1—3页。

(37)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上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38)史为乐主编：《中国地名语源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39)史为乐主编，邓自欣、朱玲玲副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40)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41)“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系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统一陆续编辑出版。

(42)葛剑雄：《编后记》，见谭其骧《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3页。

(43)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44)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45)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46)上述3篇论文最早分别发表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人民日报》1965年10月8日、《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47)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48)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9)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50)《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64页。

(51)《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66页。

(52)《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718页。

(53)黄总甄主编：《竺可桢日记》Ⅴ（1966—1974），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95页。引文中“他估价如此之高”一句，原书作“他作价如此之高”，今据文意改“作”字为“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