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宗教读本：甘肃汉传佛教传播与发展

第六节　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是相对于藏传佛教而言的，它不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仅仅是为了与藏传佛教有所区别而使用的一种称谓，学术界和人们平时所称的佛教，如无特定的说明，是一个广义概念，指的是起源于古印度，后流传到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以信仰释迦牟尼（佛）为特征的世界性宗教。汉族人平时所说的佛教主要是指在汉族地区流传的中国化了的佛教，也就是俗称的汉传佛教，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时期及其基本教义仪规等在前面已做过详细阐述，这里不再复赘。本节主要阐述汉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与发展。

一、佛教在甘肃的传播发展

甘肃是佛教在我国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魏书·释老志》《西夏天祜民安碑文》（现存于甘肃武威）等史料明确记载着佛教在武威（当时的姑藏）、天水（当时的临渭）等地在公元前4世纪就有遗迹。这比一般认为佛教传入内地的时间早300多年。据武威所存《罗什寺碑》记载：“凉地建塔始自于秦。”这些都表明秦汉之际佛教已在甘肃河西地区有所传播。

汉武帝开辟了西域交通之后，佛教由西域大量传入我国内地，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原居在甘肃张掖、敦煌祁连山一带，后迁徙西域的大月氏人起了重要作用。史称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佛（时称浮屠）经。有人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甘肃河西、陇西一带是当时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大月氏人到洛阳翻译佛经，西汉派张骞等出使西域取经都经过这一带，对甘肃佛教的传播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东汉后期，凉州佛风渐盛，经学大师马融（79—166）开始研究佛教，并资助译经活动，还在学馆内讲析佛经。据南宋金华人王象之编撰的《舆地胜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凰山即建有佛寺（名为大云寺），这与史书记载的洛阳白马寺几乎同时（67）建成。这说明甘肃确系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也是在甘肃空前发展的时期，甘肃境内曾出现过10余个相互割据的国家政权，尤其是前凉等明确以佛教为国教。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佛经翻译有许多都与此时的甘肃有关，凉州、敦煌曾是当时北方翻译和传播佛经的中心地区之一，不但有大批翻译佛经问世，而且一批著名高僧先后经由此地前往关内和中原一带，对佛教在我国内地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时期，先后活动于甘肃凉州、敦煌等地的著名佛经翻译家和高僧主要有竺法护、帛远、佛图澄、竺佛念、鸠摩罗什、昙无谶等。这一时期，佛教在甘肃的传播发展，还表现出大乘逐步取代小乘而成主流，中国佛教宗派开始出现的特点，竺法护、帛远、鸠摩罗什等人翻译的《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大智度论》《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阿弥陀经》等经典不仅使大乘佛学广为流传，而且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思想来源。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已逐渐形成。此时，在甘肃境内还大量营造佛教石窟、寺庙，现存著名佛教石窟如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安西万佛峡（榆林窟）等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开始营造的。

隋唐时期甘肃和全国一样，也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三论宗、华严宗继禅宗、净土宗之后开始在甘肃流传。佛教石窟艺术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如隋代经变故事画不仅开经变画之先河，而且内容形式都颇具时代特征。佛教艺术尤其是石窟艺术日臻完备，达到了高峰，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人类艺术史上的一个瑰宝，令世人瞩目。唐代名僧玄奘去西天取经来回均经过甘肃，对甘肃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也起过重要推动作用。隋唐时期，甘肃佛教的寺院经济也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僧尼利用国家赋予的免税等特权大量占有土地、粮食、金钱，从而积蓄起了雄厚的经济实力。(www.xing528.com)

从五代、宋、元、明、清到近代，甘肃佛教经历了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情况例外，不在所论之列）。五代至北宋前期，甘肃佛教仍维持着兴盛局面，石窟艺术在进一步发展完善之中。元代藏传佛教在甘肃得到大规模发展，汉族地区不少佛寺改宗藏传佛教，如张掖大佛寺、凉州海藏寺、天祝天堂寺、河州炳灵寺等，炳灵寺许多壁画作了重绘，改成了密宗的壁画。敦煌莫高窟元代开凿的石窟和绘制的壁画，也大量吸取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形式和技法，形成一种新的风格。明王朝建立后，尊崇扶持汉地佛教，但并未使其改变走向衰落的大趋势，明代甘肃的一些佛教建筑已恢复重修，如凉州大云寺等。当时明代甘肃佛教的一大特色是有多部大藏经在甘肃印制保存。如现藏武威文庙、张掖大佛寺、甘肃省图书馆的《永乐南藏》等经典都具有重要价值，其中明正统初年镇守陕甘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召集僧人用泥金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十分珍贵。由于明代同西域交通断绝，甘肃佛教与西域佛教没有联系，曾鼎盛数朝的河西佛教也逐步衰落。清代佛教在甘肃进一步衰落，许多名寺名存实亡。民国期间，甘肃的许多佛教建筑惨遭破坏，文物严重毁坏和盗失，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园箓道士在敦煌发现藏经古窟到民国十三年（1924），沙俄、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外国侵略者、文化大盗与中国腐败僧侣相勾结，大批珍贵佛教文物被破坏和盗走，散落四海，实为中国文化之一大悲剧。

二、甘肃汉传佛教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制定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甘肃汉传佛教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是一大批佛教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20世纪50年代初，全省共有佛教寺庙4 396座（包括藏传佛教的369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安西榆林窟都藏有历代保存下来的珍贵佛教文物，莫高窟更是享誉世界，这些石窟寺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部分寺庙塔窟，如张掖的大佛寺，武威的罗什塔、海藏寺，肃南的马蹄寺，兰州的五泉山寺，甘谷的大像山寺，庆阳的北石窟寺，泾川的南石窟寺等，也得到了省、地、县各级人民政府的保护，其中一部分还由政府拨款作了修葺。敦煌文物研究工作得到了加强。其次是佛教僧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50年代初，甘肃共有汉地佛寺和尚1 650人、喇嘛924人、尼姑205人、居士7 102人。佛教会道门很多，经过登记整顿，取缔了反动会道门，解散了未经批准私自成立的临洮佛教支会等非法宗教组织。对寺庙出租的土地、房产等进行了减租，僧尼积极参加生产，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建立了佛协组织。1957年9月，召开了甘肃佛教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甘肃分会。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全省佛教徒，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热爱祖国和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任第一届甘肃佛教协会会长。

“文化大革命”中，甘肃佛教也难逃浩劫，全部寺庙被关闭，部分文物遭破坏，佛教界人士受冲击，佛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978年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恢复与认真贯彻执行，甘肃佛教又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这一时期的佛教工作的新变化主要是：恢复开放佛教寺院，20世纪90年代前后已达300处左右；恢复了省佛协的活动，第六世嘉木样任会长，汉地佛教法师杨海莲为副会长之一；开展了中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如1981年省佛协会长第六世嘉木样曾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1982年日本佛教净土宗代表团曾专程来兰州五泉山嘛尼寺拜佛；从事各项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事业，努力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如1986年6月，夏河拉卜楞寺、酒泉念佛堂寺、天水瑞莲寺、永靖炳灵寺、天祝天堂寺、张掖西来寺，响应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宗教界全体委员关于举行和平祈祷的倡议，举行了隆重的和平祈祷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截至1999年底，全省佛教职业人员1 260人，开放寺院490座，建立佛教协会56个，其中省级1个，地市级4个，县级51个。据2007年底统计，全省有佛教信徒105.91万人，其中藏传佛教59.46万人，汉传佛教46.48万人；佛教教职人员1.21万人，佛教活动场所825处，其中未经批准开放的594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