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第一节：人生、宇宙的论述及认识论

第一节　总　论

在简要地介绍了佛教的人生论和宇宙论以后，最后两章论述的是佛教的认识论。由于佛教的认识论是与佛教的人生论、宇宙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需要我们从佛教典籍的浑为一体的论说中，把有关认识论的内容剥离出来，加以组织和说明。

佛教是宗教，它的学说的根本宗旨与特质在于，通过修身和修心，以求得人生的解脱。追求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对未来解脱境界的体证，就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及其广大信徒的传统思想和实践。要超越自我和现实社会，达到理想的解脱境界，就要解决如何认识人生（包括认识自心），如何认识周围客观世界，以及如何才能把握和达到解脱境界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也就是佛教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一是如何认识现实人生和世界的问题，一是如何证悟解脱境界的问题。这样，随着佛教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与深化，也就产生了两种认识：一种是世间认识，一种是出世间认识。

从另一角度看，上述三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这样两大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客观存在的问题，一是如何成就主观境界的问题。沿着这样两条相反相关的认识途径前进，又形成了这样两种认识：一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一是对主观世界的认识。这两种认识和上述两种认识是相通的：世间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相通，出世间认识和对主观世界的认识相通。贯穿这些认识问题和认识内容的中心是追求真实，把握绝对，成就圆满价值的主体世界。

印度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认为，解脱境界与经验世界虽然性质根本不同，但又是相互联系的，甚至认为恒常的绝对的真实就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之中。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应当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思索，而归趣于对解脱境界的证悟。获得和冥契解脱境界，不是通过一般的感性和理性思维，而是直接体验，内心证悟，是直观、直觉。佛教主张破除一切事物的自性、实性，以为人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以及推度想象，只能执著自性、实性，是与体悟真理乖离的。也就是说，佛教对真实的认识、对绝对的把握，所用的工具、方法不是概念、判断、推理，而是一种叫做“般若”的特殊智慧。但是佛教又认为，般若也不是脱离一般的思维活动，而是与一般思维活动相联系的，并且是一般思维活动的提高、升华。般若和一般思维既有本质区别，又是互相联系的。

佛教几乎一开始就有两种观察现象的认识方法、思维方法——“分别说”和“非分别说”（无分别说）。分别，即区别。分别说是分别地对待各种具体的现象，是有分析地展开和把握各种事物的差别相，而执取这些差别，以之为有自性。非分别说是离开不应分别的分别，不是无所用心，也不是一无所知，而是用一种说法不加分析不作区别地贯彻于一切方面，通过直观、直觉而超越各种差别相，达到无差别的境界。这种境界，是超绝现象界的，是没有分别的，因而也是不可言说的（“言语道断”），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把握方法，不能用概念、分析、判断、推理（“心行路绝”），只能透过主体的直觉、实感而呈现、展示出来。佛教强调有了语言、概念、分析、判断、推理，就有分别，就是执著，就不利于宗教道德修养，应当离开各种分别，消除各种执著，进而消灭众生的种种痛苦。佛教也采用分别说，认为人们的感性、理性思维与神秘直觉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实际上是将理性与非理性一炉而冶的。佛教认为通过世间的认识——分别识，进而观破分别识的缺陷，舍断分别识，证入出世间的认识——无分别智，真理也就直接呈现于面前：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智慧和真如（真实、绝对）完全一致，无所分别。但是，佛教着重阐发的是神秘直觉、内心体验，强调主体在至善至美的直觉情境中体悟真实，追求一种寂静的精神状态，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获得解脱的乐境。应当肯定，直觉是佛教认识的基本形态和方法，是佛教认识论的基本特征。这是一种有别于一般感性、理性认识的特殊认识论，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思维的特殊思维方式。(www.xing528.com)

佛教认识论属于佛教哲学的一部分，是与有关人生、宇宙的哲学理论同步发展的。印度佛教哲学的发展，大约是500年一大变。自佛教创立约经500年，出现大乘中观学派，随后又约经500年，产生瑜伽行派，所以大体上经历了小乘、大乘中观学派和大乘瑜伽行派三大发展阶段，印度佛教认识论也大约同样经历三大发展阶段。^[1]小乘佛教的主要理论是四谛学说，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着重于对人及其生死的分析，对因果律的揭示，从而形成对人的认识的系统学说；相应地，在修行实践上提倡“禅观”，以求得人生超越生死的解脱。大乘佛教的兴奋点转向对成佛的修行和境界以及主客观世界的构成和实相的探讨。大乘中观学派着重宣扬一切皆空的哲学思想，相应地，在认识论上也侧重阐述中观二谛学说，认为世俗认识虽然是存在的，但毕竟是虚幻的，真正的真理是佛教所讲的学说，而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是亲自体验。此派竭力提倡神秘直觉，宣扬相对论、怀疑论。随着神秘直觉思潮的充分发展、极度膨胀，就必然要强调意识，提倡内省——内心的省察。继中观学派之后的大乘瑜伽行派，宣扬观念论，分析观念的类型与不同的真实程度，以论证观念是万物的本原。此派认为，世界是无限可能的观念，外在世界是受主观心识所决定的，是依主观而存在的。世界上既无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人类也没有对客观事物的真正可靠的认识能力，只有主体内省的认识，即自己认识自己。所以，此派特别重视观心、治心，即对主体意识的返照、整治，并实际上把内省视为认识的有效源泉。随着内省的理论和实践的展开，后期瑜伽行派又转而寻求认识、真理的合理的逻辑论据，发展了因明学说及与其相关的量论——知识论，阐发了认识和真理的来源、构成、性质和标准等问题，强调只有认识是唯一存在的真实，认为只有可感觉的、直观到的认识是唯一确实的真理，从而在宗教范围内对逻辑学和认识论作出了贡献。

印度佛教认识论传入中国，面对的是重视现实、实践、实用，注意个别、特殊的事物，偏重感觉、知觉的传统认识论和思维方式的格局，在这种格局的影响下，隋唐以来中国佛教宗派普遍地发扬了教理与实行并重的精神，以及融会贯通的气质，较少运用否定性的思维和言辞，较多主张直接的感悟，使认识和思维更向直观性和情绪性的方面发展，以求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境界，这在不少禅宗大师身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

佛教认识论在长期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内容。小乘佛教阐发了“禅观”，作为观照人生真实的根本途径，并且对“依根缘境生识”的认识起源、程序说作了系统的阐述。大乘中观学派提出了“真俗二谛”说，并着重阐发“般若直观”的理论，宣扬中观的思维模式和否定性的思维方法，进一步排斥了语言、概念、逻辑思维在宗教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乘瑜伽行派提出有关认识作用的“四分”说和判断认识是非真假的“三性”说，后期瑜伽行派在新因明和量论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建树。

印度佛教中观学派的般若学说传入中国以后，东晋时僧肇作《般若无知论》，阐发般若直观的无知无不知的特性，道生则在般若学的基础上提出顿悟说，认为“理”不可分，主张一次性地证悟真理，获得对真实、绝对的完全悟解。隋代三论宗创始人吉藏也继承大乘中观学说，并从认识论上发挥了“四重二谛”和“般若无得”的学说。天台宗人在提倡止观双修的基础上，重视返观心源的观心实践，并提出从主体意识方面调和空、假、中三谛差异的主张，同时又展开“真心观”与“妄心观”之争。华严宗人通过阐发“六相圆融”和“十玄无碍”，以论证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无矛盾的思想，宣扬一切圆融的认识论。至于禅宗则是着重继承中国僧人道生的思想理路，结合中国道家和儒家的思想风范，进一步发挥顿悟学说。禅宗的各个流派还就证悟佛道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怪异奇特的方式、方法，对直觉思维的学说作出了充分的发挥和特殊的贡献。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认识论设为两章，分别介绍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认识论，其中华严宗的认识论，即圆融无碍、重重无尽的华严法界观，是直观形式与分析思辨形式的巧妙结合，体现了华严宗人的高度抽象能力。因其内容已在第八章第三节法界缘起论中作过相应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