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史学水平？-《何为历史学》中的关键技巧

第四节　如何提高史学水平

光绪帝像。试图依靠无实权的光绪帝而发起的戊戌变法，最终在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

我们提高史学水平的关键问题有两点，一是开阔历史工作者的视野，二是培养优秀的后备史学人才。

治史和修史是我国的优良史学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工作者在这方面又做出不少新的成绩。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不断地提高史学水平，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和史书编著工作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要求，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和特征。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历史工作者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就我国史学界目前的状况而言，开阔历史工作者的视野，是最要紧的一个问题。

例如说，我们观察中国封建社会，首先要了解它从秦汉到明清的全部过程；同时也要看在这个过程中魏晋隋唐不同于秦汉、明清又不同于五代宋元，因而显示出其成长、发展、继续发展和衰老的不同特点；另外还要看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各个发展阶段的互相更替。这样观察历史，就可能比较全面和正确。

又比如说，在过去的思想史的研究中，往往离开社会思潮去孤立研究个别思想家，而在研究思想家个人中往往只研究其代表作。结果，清代中叶思想史研究中，就只剩下一个戴震和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戊戌变法思想史研究中，便只剩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袖人物。实际上，离开了对清代中叶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领域中的一大批人才，比如曹雪芹、吴敬梓、汪中、章学诚、赵翼等，戴震研究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依据和历史环境。而对梁启超的研究如果离开对《新民丛报》等维新刊物的考察，便也只能是雾里看花，纸上谈兵。

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法则来看，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在人类的认识史上，譬如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那里，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则是纵观了从慎到、韩非子、柳宗元直至顾炎武等人说“势”说“理”的结果。根据同样的道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对地理环境的看法、对社会经济条件作用的看法，是不是也带有类似的性质呢？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又如，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意义甚为重大。在历史研究中，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人们的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如果这种抽象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换言之，如果历史工作者缺乏理论上的洞察力，不善于从理论上提出问题，那就难以使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变得正确。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其代表作《神曲》广泛地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矛盾，谴责了教皇和僧侣的专横。

历史工作者若想开阔视野，就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理论问题。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他还引用了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中的这样一句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这方面，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于理论上的建树十分突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在史学上有突出建树的史家，都在理论方面有比较深的造诣。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五四”前后出现的近代史学流派，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不同程度地在史学上做出了成绩。但必须看到，他们的成绩毕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工作者，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切切实实在理论上下一番工夫，不断提高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兴趣、见解和勇气。

历史工作者的开阔视野，不仅表现在理论方面的造诣，还应该表现在学识方面的广博上。我国古代历史学家不少是具有广博的学识的。他们不仅熟悉历史文献、国家档案、官府文书，而且通晓天文、地理、草木虫鱼，了解社会风俗、工商百业。后来，由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而历史文献的数量、种类也日渐增多，作为历史学家单个人来说，似已不可能通晓许多领域，但是，历史学家应有比较广博的学识，仍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我国历史学家的这个博学的传统，从《史记》8书、《汉书》10志开始，后来刘知几强调“史有三长”，直到章学诚主张“博学强识”，都是一脉相承的。博学之所以重要，为历来优秀史学家重视和强调，是因为史学的范围很恢廓，历史问题相互间的关系很复杂，如果史家不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就很难把治史修史的工作做好。这就是说，只有具备了广博的学识的历史学家，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诸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及其内在的联系，从而融会贯通，铸于一炉之中，而不断撰成鸿篇巨制。

历史工作者的开阔视野，不仅应当在研究领域上、在理论上和学识上有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具体工作上也应当有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对史学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只有这样，史学水平的提高也才有明确的方向。史学的普及工作，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大的方面看，历史理论、历史知识、史学遗产等，都有许多普及的工作要做。从内容上看，不论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还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等，都有个普及的问题。从体裁上看，可以写成通俗讲话，也可以写成简而明的专著；可以写成比较系统的多卷本作品，也可以写成许多专题而后汇集成丛书，当然，数量更大的还是发表在报刊上的通俗性历史文章。从读者来看，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也不论是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是它的对象。因此，史学的普及工作，实在是有关整个民族的历史教育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通俗的历史书刊出版得多了，有些地方还出版了历史小报或文史小报。这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学习历史的要求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对史学普及工作也更加重视了。

史学的提高工作，是我国历史学界目前的中心任务之一。但是对于史学遗产的清理和继承问题，至今尚未引起我国历史学界应有的重视，致使许多历史工作者不能自觉地从我国优良史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史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受到了局限。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史学遗产，使之更好地为我们新时期的历史学建设作贡献。(www.xing528.com)

提高史学水平的另一大关键问题是培养史学人才。史学人才的不易培养，前人已有痛感。唐人郑惟忠曾经提出疑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几则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后来章学诚也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他们都认为历来史才不多，主要由于史学工作在要求上有它的特点。史学人才需兼顾才、学、识等几方面的修养，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学上的创新精神，是历史工作者的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的素养，而这个素养所达到的程度，乃是衡量史学队伍强与不强的基本标准。

汉白玉浮雕·虎门销烟。虎门销烟表现了中国人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民族气节。

我国古代优秀史家，一般都具有多方面的素养。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后赞、范晔的《后汉书·班彪传》后论等，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素养所达到的高度。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的“文赡而事详”，其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楩柟而不厌”；范晔的《后汉书》“体大而思精”。因此，他们被称为“良史之才”，如果没有多方面的素养，他们是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后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里，对史家的各方面素养做了总括性的论述。刘知几在他的基础上，又概括提出才、学、识为“史家三长”。刘知几认为：“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椆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他的这个看法，颇受时人推重。而在这三者中，刘知几最重视史识，他认为史才、史学都要以史识为基础。

刘知几以史才、史学、史识为史家三长的看法，在我国的历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清人章学诚则进一步发展了刘知几的观点，并明确提出“史德”的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这里说的“著书者之心术”，指的是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忠实心。他认为有的史家“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故“心术不可不慎”。可以看出，章学诚关于“史德”的看法，是对中国历史学的直笔传统的发展，同时也赋予刘知几所论“史识”以更丰富的含义。后来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把刘知几所论史才、史学、史识及章学诚所论的史德合称“史家的四长”，并以专章论述。对此，梁启超认为：“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

恩格斯（1820—189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

历史工作者的素养，还表现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史学上的创新精神。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科学一定要繁荣和前进，如果它没有活力，那就要死气沉沉。”历史学的繁荣和前进，当然离不开社会条件，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和历史工作者的创新精神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工作者在史学上的创新精神，是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历史工作者不应当抱残守缺或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要具有在历史学上的创新精神，敢于不断地从理论上和学术上提出新的创见。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史学的创新工作，应以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遗产为前提。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当然，每一时代的史学也是如此。如果历史工作者忽视了史学遗产，无视那些优秀的史学传统，那么实际上就是拒绝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任何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工作者，都不应忽视对史学遗产的研究。为了推进史学上的创新工作，历史工作者必须下很大的工夫研究史学遗产。在对待史学遗产问题上，我们应当反对国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反对迷信古人和抛弃古人的做法。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是为了开创历史研究的新的格局，而这种新的格局，又是史学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是继承和开创的辩证关系。历史工作者如果把握了这种辩证关系，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出在史学上的创新精神。

如果我国历史工作者在德、才、学、识和创新精神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素养，就一定能够建设一支坚强的、高水平的史学队伍。我们一旦有了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大军，那么历史学的繁荣自然是指日可待了。

【注释】

[1]侯外庐（1903—1987），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1936年翻译出版中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与他人合著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是迄今中国最详备的一部思想史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